安娜·卡列尼娜 · 三
「你知道，我在想你的事，」謝爾蓋·伊萬諾維奇說。「照那位醫生對我說的話來看，你們縣裡的情況太不像話了；他是個相當聰明的年輕人。我過去對你說過，現在還要對你說：你不去開會，根本不參與地方自治會的事務，這樣不好。如果正派人都袖手旁觀，所有的事自然都會搞得很糟。我們出錢付了工資，可是沒有學校，沒有醫生，沒有接生婆，沒有藥房，什麼也沒有。」
「要知道，我試過了，」萊溫不高興地輕聲回答，「我不行！有什麼法子！」
這個出乎意料的想法使謝爾蓋·伊萬諾維奇吃了一驚，但是他馬上想出了新的攻擊計劃。
謝爾蓋·伊萬諾維奇認為弟弟之所以會如此，不外乎兩個原因：要麼智力不夠，無法看出自己能做到的一切；要麼不願放棄自己安寧的生活，不願擺脫虛榮心。但他不知道究竟是哪一種。
論證比康斯坦丁·萊溫預期的要簡單得多。
康斯坦丁·萊溫覺得自己在道義上被逼到了絕境，便發起急來，不由自主地說出自己不關心公益事業是主要原因。
康斯坦丁·萊溫感到，他只好屈服或者承認對公益事業缺乏熱情。這使他覺得委屈和傷心。
康斯坦丁·萊溫已忘乎所以，開始摹仿審判長和老傻瓜阿廖什卡的腔調；他覺得這些話都與正事有關。
康斯坦丁·萊溫好像言語的堤壩被沖開了。滔滔不絕地說著。謝爾蓋·伊萬諾維奇微微笑了笑。
但是謝爾蓋·伊萬諾維奇聳了聳肩膀。
他沉默了一會兒，提起一根釣竿，又拋進水裡，然後微笑著對弟弟說：
他不太在意哥哥說的話。他望著河對岸的耕地，看到一個黑乎乎的東西，但是無法辨清，這是一匹馬呢，還是馬上還坐著管家。
「那就是說，我沒有承認這是好事，也沒有承認有可能辦到。」
「這還難講……再說，能讀會寫的莊稼漢、僱工你更需要，更難得。」
「這是什麼話？」
「要學校幹什麼？」
「自尊心嘛，」萊溫說，哥哥的話觸痛了他的心，「我不明白。要是在大學裡有人對我說，別人懂微積分，而我不懂，那才談得上自尊心的問題。但是現在問題是首先得肯定，幹這種事需要有相當的才幹，尤其要確信，所有這些事都很重要。」
「我認為，不可能……我們這個縣面積四千平方俄里，冰雪融化時路不好走，暴風雪不斷，農活又忙，我看不可能提供普遍的醫療救護。而且我根本就不相信醫藥。」
「我承認，」萊溫隨口答道，但馬上想到，說的不是心裡話。他覺得，如果他承認這一點，結果將被證明他說的都是毫無意義的廢話，他不知道，哥哥會怎麼向他證明，但他知道，哥哥會從邏輯上著手，於是他等待著這種論證。
「我並不認為重要，也不感興趣，你想怎麼辦呢？……」萊溫回答，他已看清，他剛才看到的是管家，大概管家讓農民離開了耕地。他們把犁翻了過來。「難道已經耕完了？」他心想。
「我告訴你！」他激昂地說。「我認為，我們一切行為的動力畢竟是個人的幸福。我是一個貴族，在地方自治機關里，我沒有看到任何可以增添我的福利的東西。道路沒有改善，也不可能改善；我的馬馱著我在坑坑窪窪的路上行走。醫生和醫療站我不需要，調解法官我也不需要，我從來不去找他，將來也不會找他。學校我不但不需要，而且，我已經對你說過，它甚至有害。對我來說，地方自治機關只是讓人承擔義務，每俄畝地要交十八戈比，還得坐車進城，和臭蟲一起過夜，聽各種胡言亂語，而沒有個人利益激勵我。」
「我只想說，那些涉及我……涉及我利益的權利，我將永遠竭盡全力去維護；在憲兵來搜查我們大學生的信件時，我就準備竭盡全力去維護這些權利，維護我的教育和自由的權利。我懂得服兵役的意義，因為它關係到我的孩子、弟兄和我本人的命運；我樂於討論那些涉及我的事；但是決定怎麼支配地方自治會的四萬盧布，或者審判老傻瓜阿廖什卡，我可不懂，我幹不了。」
「我從來沒肯定過，」康斯坦丁·萊溫心想。
「我不明白，幹嗎要扯到哲學上去，」謝爾蓋·伊萬諾維奇說。萊溫覺得哥哥的口氣好像不承認他有權談論哲學似的，這使他惱怒。
「怎麼？合理分配資金，提供醫療救護，這不可能嗎？」
「怎麼？你剛才還說過……」
「怎麼！難道我談的事不重要？」謝爾蓋·伊萬諾維奇說，他感到自尊心受到傷害，因為弟弟認為他關心的事不重要，特別使他傷心的是，弟弟看來幾乎沒有在聽他說話。
「對不起，」謝爾蓋·伊萬諾維奇微笑著打斷他的話，「個人利益並沒有激勵我們從事解放農民的工作，而我們卻為它工作過。」
「如果你承認這是有益的，」謝爾蓋·伊萬諾維奇說，「那你，作為一個正直的人，就不可能不熱愛和不同情這項事業，因此也不可能不樂意為它工作。」
「好，就算是吧，」萊溫說，儘管他根本不這麼認為，「就算是這樣，可我還是不明白，我為什麼要為這種事操心。」
「喂，你究竟想說什麼？」
「唉，對不起；這話不對……我可以向你舉出數千個例子……那麼學校呢？」
「哼，我看她的手只能一直彎曲了。」
「哦，對不起……首先，醫療站是需要的。瞧，我們為阿加菲婭·米哈伊洛夫娜請來了地方自治會的醫生。」
「你究竟為什麼幹不了？你試過，但照你的說法，沒有成功，於是你就認輸了。你怎麼這樣沒有自尊心？」
「你怎麼不行？說真的，我不明白。不關心，無能力，我認為都不是；難道僅僅是由於怠惰？」
「你在說什麼？難道可以懷疑教育的作用？如果它對你有好處，那對任何人也一樣。」
「你不作出努力，就不可能了解它。」
「但是我還沒有承認這是好事，」康斯坦丁·萊溫說，他臉紅了。
「什麼都不是。我試過了，發現我什麼都幹不了，」萊溫說。
「也許這一切都很好；但是我為什麼要操心建立我永遠不享用的醫療站，創辦我不會、農民也不願意將自己的孩子送去的那種學校？而且我無法堅信，有必要把孩子們送進學校，」他說。
「兩者都有，」他斷然說。「我看不出，有可能……」
「不，既然我們談開了，那你就從哲學的觀點上向我解釋一下，」萊溫說。
「不，你隨便去問誰，」康斯坦丁·萊溫斬釘截鐵地說，「有文化的僱工更糟糕。再說路是修不好的；而橋一造好，材料就被偷掉。」
「不！」康斯坦丁更加激昂地插言說。「解放農民是另一碼事。這裡帶有個人利益。我們都想擺脫纏住我們這些善良人們的那種羈絆。但是作為一個地方自治會的議員，就得討論需要多少淘廁所、淘污水坑的工人，討論怎麼鋪設城裡的下水道，而我又不生活在城裡；作為一個陪審員得去審訊一個偷了一塊火腿的農夫，一連六小時聽著辯護人和公訴人的各種胡言亂語，聽審判長向老傻瓜阿廖什卡發問：『被告，您是否承認偷火腿這一事實？』『啊，什麼？』」
「不過，你聽我說，」哥哥那漂亮、聰明的臉上露出鬱鬱不樂的神色，「所有的事都得有個限度。一個人有獨特的個性，忠厚老實，不矯揉造作，那很好，這我全都知道；但是，你說的話要麼毫無意思，要麼太不合情理。你愛農民，怎麼會認為替農民幹事不重要，你還肯定……」
「不過，」謝爾蓋·伊萬諾維奇皺起了眉頭，他不喜歡人家說話前後矛盾，特別是不斷地轉變論點，毫無關聯地引出種種新的論據，使人無從回答。「不過，問題不在這裡。等一下，你是否承認教育有益於人民？」
「……難道見死不救嗎？無知的農婦讓孩子活活死掉，農民愚昧無知，聽憑鄉村文書的使喚，你有辦法幫助他們，卻不去幫助，因為依你的看法，這種事並不重要。」
「也許明天你就要受審：難道你倒樂意在舊的刑事法庭受審嗎？」
「我不會受審。我從來沒殺過人，所以我不會受審。怎麼會呢！」他繼續說，突然又轉到別的話題上，「我們的地方自治機關和所有這一套，就像三一節我們插在地上的樺樹枝，希望它們長成跟歐洲當地的樺樹林一樣，可我卻不情願給它們澆水，也不相信這些樺樹枝會成林！」
謝爾蓋·伊萬諾維奇只是聳聳肩，表示詫異，他們的爭論怎麼會一下子扯到樺樹枝，雖然他立刻就明白他弟弟說這話的意思。
「對不起，你知道，這樣辯論下去是不行的，」他說。
康斯坦丁·萊溫明知道自己對公益事業不關心這一缺點，但是他還是想為自己辯護，於是繼續說下去。
「我想，」康斯坦丁說，「任何活動如果不把個人利益作為基礎，那是不可能持久的。這是普通的哲學原理，」他說，用堅定的語氣說起哲學這個詞，仿佛想表示，他跟任何人一樣，也有資格談論哲學。
謝爾蓋·伊萬諾維奇又微微一笑。「他也有一套適合自己意向的哲學呢，」他想。
「哦，你還是別談哲學吧，」他說。「自古以來哲學的主要任務就在於找出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之間的必然聯繫。但是這不去說它，我只是要指出你的比喻的錯誤。樺樹不是插上去的，而是栽種的，種植的，必須細心地照料它們。一個民族只有敏銳地認識到他們制度中重要而有價值的東西，並且加以珍視，才有前途，才有歷史意義。」
謝爾蓋·伊萬諾維奇把問題引向康斯坦丁·萊溫搞不懂的歷史哲學的範疇，並向他指出他的觀點的所有錯誤。
「至於你不喜歡公益事業，不客氣地說，那是由於我們俄羅斯人的懶惰和貴族老爺的習氣，而我相信，你這是一時糊塗，很快會明白的。」
康斯坦丁不吭聲了。他感覺到自己已被全面擊敗，但同時又覺得他的哥哥並沒有理解他的話。他只是不明白哥哥不理解的原因：是因為他沒能將自己的意思表達清楚，還是因為哥哥不願意理解他，因此沒有理解他。不過，他沒有深入思考這個問題，也不去反駁哥哥，而是思考起另外一件完全無關的私事。
謝爾蓋·伊萬諾維奇收起最後一根釣竿，解下馬，他們一起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