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斯托芬喜劇六種 · 序

阿里斯托芬《阿里斯托芬喜劇六種》

阿里斯托芬是古希臘最勇敢的和平戰士，最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他在四十年創作生活中，不斷為雅典城邦和人民的利益而奮鬥。他反對希臘民族的同室操戈，提倡泛希臘愛國主義；反對雅典對待盟邦的高壓手段，主張溫和的民主政策；反對政治煽動家愚弄人民，主張恢復雅典全盛時代的民主精神；他批判當日城市的腐敗風俗、奢侈生活，歌頌辛勤的勞動人民和簡樸的農村生活；他批判詭辯派的浮華教育，主張恢復馬拉松時代的健全訓練；他批判文壇上不重視教育意義的傾向，捍衛悲劇的崇高傳統。此外，他還批判當日社會根深蒂固的輕視婦女的思想，提出嚴重的財產不平等問題。總之，他始終沒有離開人民立場，沒有脫離現實，他通過批判的現實主義的手法，為當日的和平、民主而鬥爭。阿里斯托芬之所以永垂不朽，在於他不屈不撓的戰鬥精神。他光輝的盡了他的歷史使命，而他的戰鬥精神則永遠留給後世以鼓舞。一　詩人的生平及其時代詩人生於伯羅奔尼撒戰爭期間、雅典城邦日漸衰落的時代，他的歷史使命就在於當此戰亂和衰落時期，為人民的利益，為希臘民族的利益而反對內戰，反對不良的政治和社會現象。詩人的光輝使命是永垂不朽的，可是關於詩人的生平，我們差不多一無所知。所有關於詩人的傳說多半是猜測之辭，不甚可靠。至於比較可靠的事實就只能夠根據他的作品的內證來推斷。阿里斯托芬在《雲》的修改本里（第530-531行）說，他的第一部喜劇《宴會》演出時（公元前427年），他還是一個「處女」，不能夠撫育這個「嬰兒」，因此把她拋棄了，叫旁人去檢來撫養。中世紀的注釋家就根據這點說，那時候詩人還很年輕。據《蘇聯大百科全書》所載，詩人約生於公元前446年。據說詩人籍屬庫達忒奈翁（Cydathenaion）區（在雅典城內），族名潘狄俄尼斯（Pandionis）。相傳克勒翁曾經控告他是外邦人，不應享受雅典的公民權，這傳說並不可靠。詩人曾經在《阿卡奈人》里（第652-653行）說，斯巴達人提出了和平建議，要求雅典人割讓埃癸那，「他們並不是在乎那個海島，無非要奪去這個詩人」。但是，我們不能根據這一時的戲語來斷定他是埃癸那人，來證明上面的傳說。詩人的意思也許僅只是暗指他本人分得過一塊那島上的土地罷了。1 詩人的父親名菲利波斯（Philippos），母親名仄諾多拉（Zenodora）。他有三個兒子，他們名字叫菲利波斯（與祖父同名）、阿剌洛斯（Araros）、尼科斯剌托斯（Nicostratos）（或菲勒泰洛斯Philetairos）。據說詩人最後兩部喜劇，《科卡羅斯》（Cocalos）和《埃俄羅西孔》（Aiolosicon）（均已失傳），是替阿剌洛斯寫的，因為他想使他的兒子在喜劇上成名。他這三個兒子後來都成為中期喜劇的作家。2 詩人少年時代大概是生活在農村里，後來才移居於雅典。他的劇作都顯出他對農事的熟悉、對勞動的熱愛、對大自然的敏感、對民間語言的熟練，可見農村生活曾留給他深刻的印象，成為他創作上的人民性的根源。然而，在雅典，他無疑受過很好的教養，他對希臘文學與藝術就十分熟悉，那時正是雅典的全盛時代，即所謂「伯里克理斯時代」（公元前444—前429年）。年輕的詩人就這樣養成了對雅典民主精神的愛好，這種民主精神處處見於他的創作之中。上文所提及的詩人的第一部喜劇《宴會》（僅存殘詩）於公元前427年2月底的「勒奈亞」酒神節演出，劇中寫舊派教育和新派教育的衝突。次年（公元前426年）詩人上演他的第二部喜劇《巴比倫人》（僅存殘詩）。那次正逢「酒神大節」，有許多外邦使節到雅典來觀劇，詩人便借這機會來揭露雅典人對待盟邦的高壓手段。他在劇中譏笑雅典盟邦及其使節的輕信和天真，他們受到雅典的權勢人物和政治煽動家的欺騙。詩人針對著許多權勢人物予以抨擊，克勒翁也在內。這位當權人很生氣，他控告詩人侮辱雅典公民和議員。詩人無疑受過審判，3但是，由於雅典的民主制度容許某種程度的言論自由，事情似乎並沒有鬧得很嚴重。詩人也許受過一點輕微的懲罰，此後他依然能夠參加戲劇競賽，而且他以後對克勒翁的攻擊越來越猛烈。據說他寫過四十四部劇本，其中有四部，是否他的作品，在古代就發生了疑問。他的創作大部分已經散失，到如今只剩下十一部完整的罷了。阿里斯托芬始終是蘇格拉底和柏拉圖的朋友。柏拉圖在他的對話《會飲篇》（這篇對話里的時間是在阿里斯托芬的《雲》演出幾年之後）里，提起阿里斯托芬講過這樣一個故事：那最初的人有兩副臉，四手四足，後來被分為兩半，成為一男一女，再由愛情使男女互相追求，結合為一。這種奇異的幻想和談笑的風趣都是詩人所特有的。柏拉圖很喜歡這位喜劇詩人，他並不因為《雲》間接害死了蘇格拉底而怨恨他。詩人約死於公元前385年，柏拉圖曾經替他寫過一首墓志銘：秀麗之神想要尋找一所不朽的宮殿，4 畢竟在阿里斯托芬的靈府里找到了。今日所知的關於詩人生平事跡的資料，既貧乏，又不很可靠。好在最重要的並不是詩人的生平事跡，而是時代所給他的影響和提供他的問題。自從公元前480年雅典海軍擊敗波斯侵略以後，雅典城邦便一躍而為頭等強國，它建立海上霸權，極力發展工商業，城市便日漸繁榮。但是，一方面由於城市對農村的剝削（以高利貸及土地抵押方式出現），他方面由於海外糧食的大量輸入，阿提刻農村經濟便日漸衰落。這是城市與農村的經濟矛盾。公元前5世紀後半期，雅典的社會階級起了急劇的變化。一方面由於奴隸勞動的廣泛使用、戰時的投機事業、貨幣經濟的發展等等，城市裡出現了新興的富豪（主要是作坊東主、商人及高利貸者）；他方面，由於藝工被奴隸勞動所排斥，農民因戰爭而流落城市，城市貧民人數激增，而且日益貧困化，這就造成貧民與富豪的矛盾。就對外政策來說，自從得羅斯同盟成立以來（公元前478年），同盟的領導權就落在雅典人手上。雅典以上邦自居，不但向盟邦榨取經濟的利益，而且干涉盟邦的內政。這種經濟和政治的壓力以及雅典態度的驕橫不免引起盟邦的不滿，這種不滿逐漸醞釀成為公開的叛變，如像那克索斯（Naxos）和塔索斯（Thasos）的叛變，這兩起叛變都被雅典殘酷的鎮壓下去了。往後，雅典壓迫盟邦更甚，盟邦的地位就儼然如同附庸國。這是雅典和它的同盟國之間的矛盾。雅典海上勢力的強大，特別侵害到以斯巴達為首的伯羅奔尼撒同盟的經濟利益，它不但霸占了愛琴海和黑海上的商業，還想壟斷西西里與南義大利的交通，給伯羅奔尼撒同盟以莫大的威脅；而斯巴達則時常企圖瓦解以雅典為首的得羅斯同盟。這是雅典集團與斯巴達集團之間的矛盾。在國內政治方面，自從伯里克理斯死後，民主黨化分為兩派，其中一派以地主為主，傾向於寡頭政體，由尼喀阿斯領導；另一派以工商界富人為主，實行急進民主政策，由克勒翁領導。寡頭黨力圖推翻當權的急進民主黨，急進民主黨則竭力壓迫寡頭黨。這是國內黨派之間的矛盾。在社會情況方面，當日詭辯學說風行，否定傳統的信仰和道德，提倡個人主義和懷疑主義，以雄辯代替事實，以理論代替實踐，引起教育和文壇上的不良傾向，而往日雅典全盛時代的舊傳統卻還具有相當勢力，一般人民對於詭辯派的學說是不滿的。這是社會思想方面的矛盾。雅典男權社會的傳統是輕視婦女的，但是在戰時婦女卻是家庭手工業的主要生產者（瓶畫上描寫婦女生產的情景可以作證），詭辯派的興起和影響使得婦女覺悟起來，思想和情感得到解放，從此婦女就開始掙扎，反抗（歐里庇得斯悲劇所描寫的婦女心理可以作證）。這是男權與女權之間的矛盾。無疑的，在古代奴隸制度之下，社會的基本矛盾是奴隸主與奴隸之間的階級矛盾，在這基本矛盾之上，在歷史發展的各階段中，雅典社會內部的各種矛盾是時常浮現的。在伯羅奔尼撒戰爭期間，農民要求息戰還鄉，而當局則竭力主戰，這一矛盾表現在阿里斯托芬的《阿卡奈人》、《和平》、《呂西斯特剌忒》（Lysistrate）三劇中。《騎士》和《馬蜂》揭露政治煽動家對人民的欺騙，《雲》和《鳥》表現農民對城市生活及其文化的厭惡，至於反文壇新傾向則表現在《地母節婦女》（Thesmophoriazuzai）和《蛙》兩劇中。戰後的主要矛盾是貧民與富豪的對抗，這表現在《公民大會婦女5》和《財神》兩劇中。詩人對於這一連串的矛盾究竟採取什麼立場、觀點和態度呢？詩人始終站在人民的立場上，早年他維護自耕農的利益；晚年他維護城市貧民的利益。在戰時他主要反對內戰，反對政治煽動家；在戰後，他主要反對財產不平等，反對富人階級。他竭力維護雅典民主盛世的舊傳統（無論在文化教育方面或是文壇傾向方面），因而他反對詭辯派的浮華教育，反對悲劇的不重視道德意義。阿里斯托芬的態度是嚴肅的，雖然他是個喜劇作家，用詼諧的口吻來批判現實。二　《阿卡奈人》《阿卡奈人》於公元前425年演出。這劇的中心思想是主張和平，反對內戰。內戰是怎樣發生的呢？一方面是由於經濟的矛盾。上文已經說過雅典海上勢力的強大特別侵害到伯羅奔尼撒同盟的經濟利益。斯巴達的盟邦埃癸那同雅典爭奪海外市場，竟於公元前456年被雅典攻陷。科任托斯和墨伽拉也在同雅典爭奪南義大利和西西里的市場，彼此間的經濟矛盾十分尖銳。另一方面是由於政治的矛盾。斯巴達時常想要破壞雅典的民主制度，瓦解得羅斯同盟，伯羅奔尼撒同盟的諸盟邦庇護雅典的政治流亡人，而雅典則成為斯巴達的敵對分子的居留地，這就使得這兩個集團的關係日益惡化。上述兩種矛盾都是戰爭的主要原因。雅典曾經和斯巴達集團於公元前445年締結三十年和平協定，但是到了公元前435年以後的幾年間，科任托斯和它的殖民地起了糾紛，雅典兩次出面干涉，斯巴達集團便認為雅典破壞了和平協定，這是戰爭的主要導火線。科任托斯同雅典衝突，曾經得到墨伽拉的支持，雅典便藉口墨伽拉人墾拓了雅典的聖林，於公元前432年頒布禁令，不許墨伽拉船隻進入雅典和得羅斯同盟諸盟邦的各商港。6這是戰爭的另一導火線。戰爭於公元前431年爆發。斯巴達國王阿喀達摩斯首先率重甲兵進襲阿提刻，駐軍於阿卡奈。他竭力破壞這鄉區，以為這樣可以刺激阿卡奈人，使他們慫恿雅典人出城決戰，但是伯里克理斯堅守不出，只令海軍進襲伯羅奔尼撒沿岸，把整個半島包圍起來。同年秋，斯巴達兵退，次年再度侵襲阿提刻，蹂躪農村更為慘烈。雅典城內因為人口擁擠，街市不潔，於公元前430年發生大瘟疫，同時糧食缺乏，開始饑荒。公元前428年發生密提勒涅（Mytilene）城的叛變。這時候雅典的當權人是皮革商克勒翁。叛變平定後，克勒翁竭力主張嚴懲密提勒涅人，慫恿雅典公民大會通過決議，把密提勒涅人，不論貴族黨人或者民主黨人，一律處死。次日大會重開，另作決定，只處死首要人物一千人。雅典的嚴厲政策於此可見。詩人在《阿卡奈人》第642行里指點出那些盟邦的人民是怎樣受雅典的「民主」統治的，他的意思就是暗責這種上邦政策。以上是內戰的起因和戰爭初期的情況。《阿卡奈人》的「開場」寫一個主張與斯巴達人議和的農人狄開俄波利斯首先進場來等候公民大會開會。大會不讓主和的阿菲忒俄斯講話，竟把他趕走。狄開俄波利斯在氣憤之下，便私自派阿菲忒俄斯去同斯巴達人議和。他議下了三十年海陸和約後，便帶著他一家人舉行鄉村酒神節遊行。但是那些阿卡奈人（即劇中的歌隊），因為他們的葡萄藤被敵人毀壞了，主張向斯巴達人報復，聽說有人媾和，便出來反對，要懲罰狄開俄波利斯。狄開俄波利斯只得冒著生命危險去說服他們。於是他在講話之前先向歐里庇得斯借來了一套破衣服穿在身上，以便取得那些阿卡奈人的同情。狄開俄波利斯在「對駁」場裡對阿卡奈人說，他也恨斯巴達人，因為他自己的葡萄藤也被敵人割掉了，可是講到戰爭的責任，卻不能只怪斯巴達人，雅典當局也難辭其咎。因為，當初原是伯里克理斯為了他的情婦所養著的妓女被墨伽拉人搶走，一怒而封鎖墨伽拉的市場，墨伽拉人不得已央求斯巴達人出來轉圜設法，請雅典人撤消禁令。斯巴達人斡旋毫無結果，於是戰爭就爆發了。狄開俄波利斯這話只說服了半隊歌隊。另一半隊便請出當時主戰派將領拉馬科斯來支持他們。狄開俄波利斯向他們指出拉馬科斯是一個只拿官俸而不肯賣命的人，戰爭只是對於那些主戰派的軍官才有好處，因此他們也就明白過來，不再反對和議。此後是「插曲」。歌隊長這時候直接向觀眾說起詩人對城邦的貢獻和他所起的教育作用。他說他曾經向雅典人指點出雅典對待盟邦的高壓手段；他奉勸他們不要聽信外邦人的阿諛，不要上他們的當。此後，狄開俄波利斯因為已經獨自與斯巴達人訂立了和約，便開放和平市場，於是有一個墨伽拉人為飢餓所迫，把他的兩個小女兒當豬來賣給狄開俄波利斯。此後進場的是一個玻俄提亞人，他很富有，也帶著許多鳥獸來賣給他。後來狄開俄波利斯準備赴「大酒鍾節」宴會，拉馬科斯卻準備去守關口。在「退場」里，狄開俄波利斯赴宴歸來，喝得醉醺醺的同兩個吹笛女取樂；拉馬科斯卻自戰場上受傷回來，叫苦連天。《阿卡奈人》的政治作用首先在於掃除民眾中的主戰心理。當日主戰派的人數很占優勢，包括全體工商業界和一部分鄉下人（如像本劇里的阿卡奈人）在內。工商業界受了政治煽動家的鼓動和挑撥，竭力主戰，想藉戰爭來維護和發展他們的經濟力量。至於一部分鄉下人則是因為受到戰爭的損失，竭力主張向斯巴達人報復。詩人用阿卡奈人來代表主戰派是有歷史事實作為根據的。阿卡奈人自來就英勇好戰，7他們的鄉區於內戰爆發時竟出動了三千名重甲兵，這是一個頗不小的數字。他們看見敵人駐在他們的家鄉，看見家園被毀，葡萄藤被拔掉，他們更痛恨斯巴達人，很想出城一戰。8詩人借狄開俄波利斯的口來說明戰爭的責任不能完全推到斯巴達人身上，雅典當局也難辭其咎（第三場）。那些代表主戰派的阿卡奈人一旦明白了，他們的心理立刻就完全改變了。詩人就這樣掃除主戰的心理。本劇的第二個政治作用是指出希臘民族的同室操戈是非正義的戰爭。內戰期中以墨伽拉人所受的禍害最為慘重。戰爭的第一年伯里克理斯就親自統率一萬三千重甲兵、一百隻戰艦進攻墨伽拉，盡毀了墨伽拉人的農作物，使得他們無以為生。雅典人還通過一條法案，規定對墨伽拉永不講和，並且要殺掉阿提刻境內所有的墨伽拉人。雅典的將軍於就職的時候要發誓每年攻打墨伽拉兩次。雅典人攻打墨伽拉另有作用。他們在軍事上處處失利，想重振軍威，又不敢北上犯玻俄提亞，只好拿這弱小可欺的墨伽拉來出出氣。詩人借墨伽拉人賣豬一景（第四場）來表明戰爭的殘酷，這一景表面上很滑稽，骨子裡是很悽慘的。至於沒有十分受到戰爭的禍害的玻俄提亞人卻還過著富裕的生活。本劇的第三個政治作用是把和平與戰爭作為對比，令人知所選擇。狄開俄波利斯準備去赴「大酒鍾節」宴會和拉馬科斯準備去守關口一景（第六場）是和平與戰爭的鮮明對比，這一景是很著名的。詩人在「第二合唱歌」里描寫和平的美麗與戰爭的兇惡，這也是一個對比。至於狄開俄波利斯慶祝鄉村酒神節一景（進場）則給觀眾以和平的遠景。詩人用這種形象化的手法來描寫和平與戰爭，這幾個畫面是很能打動人心的。詩人認為伯羅奔尼撒戰爭是雅典帝國政策所招致的後果，是雅典和斯巴達的內訌，是非正義的戰爭。這種戰爭滿足了政治煽動家（如像克勒翁之流）的野心，滿足了工商界富人的貪慾，滿足了好戰的將領（如像拉馬科斯之流）的虛榮，卻給城邦帶來莫大的損失，給農民帶來莫大的災難，所以詩人站在農民的立場上堅決加以反對。他主張希臘各城邦互相友好，互相通商，共同準備再對付波斯人的侵略，而不是互派使節去向波斯國王求援乞助，以致中了這真正的敵人的毒計。詩人在本劇里提出農村的片面媾和，讓玩火的人自己燒死。在內戰初期，詩人只注意到阿提刻農民所受的痛苦，因此向他們指出戰爭的責任與和戰的利弊。詩人後來在《和平》（公元前421年）一劇里號召全體希臘人起來拯救和平。那時候詩人進而注意到全希臘人民所受的痛苦和他們的和平願望，因此向他們提出共同拯救全希臘的口號。詩人的和平思想推廣了。往後，詩人更在《呂西斯特剌忒》（公元前411年）一劇里呼籲泛希臘的和平與團結。那時候，詩人看出為了爭取和平，不但要動員男子，還須動員婦女；不但要大聲疾呼，還須採取實際行動，發動政變來中止戰爭。詩人的和平思想完全成熟了。然而詩人並不是無原則的反對戰爭，他反對的是希臘各城邦的自相殘殺，對於馬拉松時代抗擊波斯侵略的衛國戰爭他卻稱讚不止。他在本劇里就讚美過阿卡奈人是「老英雄」，「在海上拼得了多少次勝利」，「在馬拉松追趕過敵人」。9 《阿卡奈人》除了反對戰爭而外，還涉及一點文藝批評。詩人在劇中諷刺歐里庇得斯把他的角色穿上破爛衣服來引起觀眾的憐憫（第二場）。本來，歐里庇得斯的辦法可以使悲劇更接近現實，但是，在阿里斯托芬看來，借道具來幫助戲劇效果正表示作者的低能。阿里斯托芬後來在《地母節婦女》（公元前411年）一劇里責備歐里庇得斯描寫婦女的病態心理，表現婦女的激情衝動，以致引起社會對婦女的輕視。他更在《蛙》（公元前405年）一劇里責備歐里庇得斯創造出一些油腔滑調的、不健康、不道德的人物。總的說來，詩人所重視的並不是文學的技巧，而是作品的思想性和教育意義。就《阿卡奈人》的藝術性來說，首先，劇中的情節很是荒誕，但是反戰的主題則是很現實的。劇中的私人媾和、個人市場、酒代和約、人當豬賣以及把告密人作陶器運走都是些大笑話。至於對主要將領（拉馬科斯）的侮辱、地點的幾經變換（由公民大會會場換成三個住家地點，還換成鄉村酒神節遊行的地點）以及阿菲忒俄斯在只夠念四十多行詩的時間內赴斯巴達媾和，往返七八百里路，也近於荒誕。但是這種誇張處理和對地點與時間統一律的破壞是喜劇的傳統所容許的。本劇的結構，前半緊湊，後半鬆弛。「插曲」以前的各景是劇情的自然發展，各景之間尚能彼此銜接（只是有關歐里庇得斯的「第二場」算是一個穿插），歌隊的動作也和劇情的發展連接在一起。至於「插曲」以後的幾場則只不過表明和議的後果，它們彼此之間沒有什麼聯繫，歌隊這時候差不多變成了旁觀者。劇中的動作是多樣的，變化很快（詩人後來在《公民大會婦女》第582行里說過，喜劇的動作進行要快），個別的場面十分動人，例如對歐里庇得斯的嘲笑一景（第二場）、墨伽拉人賣女一景（第四場）和拉馬科斯準備出發一景（第六場）都是有聲有色的。希臘「舊喜劇」沒有多少性格描寫，但本劇卻寫出了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愛好和平的農民和主戰的將領）。狄開俄波利斯是老實的農民的典型，他頭腦清醒，有膽量，有機智，說話俏皮，善於駁倒對方，令人信服。這是詩人最喜愛的人物，他甚至借他的口來敘述他自己怎樣受過克勒翁的迫害。10至於拉馬科斯則和狄開俄波利斯相反，他頭腦糊塗，虛榮心大，喜歡誇口，外強中乾。在這個人物身上，我們可以看出當日主戰派的典型人物。本劇的內容很豐富，牽涉很廣。詩人對於他所痛恨的一切，如像主戰派的冥頑、雅典對待盟邦的殘酷、外交政策的愚蠢、政治煽動家的欺騙、城市生活的墮落、好訟風氣、詭辯學說、告密敲詐以及文壇上的不良傾向，都一一加以無情的諷刺；對於他所喜愛的一切，如像馬拉松時代的衛國精神、邦際間的友善、誠實勤勞的農人以及鄉村生活與自然風景的優美，則加以熱烈的讚頌。這無異是詩人替他未來的創作寫出了一個總的提綱。《阿卡奈人》雖不是詩人的傑作，但無疑是一個成功的作品。這位才二十歲左右的青年詩人在內戰初期就勇敢的擔負起為和平而奮鬥的歷史使命。從古到今，很少有人敢於像他這樣當著為數甚多的反對派大聲疾呼，發表自己的政治見解。他在這次的喜劇競賽里竟奪得了頭獎，可見他的政治宣傳並沒有引起反感，而他的藝術力量則已經收到了很大的效果。三　《騎士》《騎士》於公元前424年演出，得頭獎，這是詩人最得意的勝利。這劇反映當日的內戰史事與政治鬥爭。公元前425年夏，雅典遣派四十隻兵艦赴西西里。艦隊繞行到伯羅奔尼撒西海岸前，得摩斯忒涅斯、雅典最能幹的海軍將領，命艦隊在皮羅斯建立了一個根據地。斯巴達海軍趕到的時候，卻被雅典海軍擊潰了，遺下四百二十名斯巴達重甲兵被困在皮羅斯海前的斯法克忒里亞（Sphacteria）島上。由於這一隊兵士中有許多斯巴達貴族在內，斯巴達因此遣派使節團到雅典來乞和。這是很難得的機會，雅典人很可以藉此光榮的結束戰爭，但是克勒翁卻慫恿他們提出苛刻的條件，拒絕了和談。11斯法克忒里亞島上林木很茂，以致得摩斯忒涅斯不敢貿然進攻，拖到冬天，斯巴達人便可能逃跑。雅典人有些後悔了，克勒翁便在公民大會上罵那些將軍無能，他說：「如果將軍們是好漢，他們可以帶著軍隊前去，很容易就把島上的敵軍俘虜了來；我要是身為將軍，就一定幹得了。」他料想不到，他的政敵尼喀阿斯會把將軍職位讓給他。本來，克勒翁只會吹牛皮，並沒有膽量，但是他知道得摩斯忒涅斯就要向島上進攻，他竟大言不慚，答應在二十天以內把島上的斯巴達人殺得一個不留，或者把他們生擒活捉。可巧野火燒毀了島上的樹林，暴露了敵軍的數目。克勒翁到達皮羅斯的時候，得摩斯忒涅斯正準備進攻。一切都按照得摩斯忒涅斯的計劃進行，一切由他指揮，島上的斯巴達人果然投降了。克勒翁身為主帥，他摘取了別人的勝利果實，回到雅典。上文已經說過，克勒翁是急進民主派的首領。由於當時雅典的政治經濟危機和階級鬥爭越來越尖銳，克勒翁主張徹底擊敗斯巴達人，一方面自然是為了爭取霸權，另一方面卻是為了壓迫寡頭黨，使它失去斯巴達的支持。即使戰爭延長下去，一時不能取勝，戰爭本身也可以使其他矛盾長期處於次要地位。他本人還可以藉此營私舞弊，混水摸魚。執政七年，他受賄敲詐，竟積蓄了五十個塔蘭同（每塔蘭同約合銀二千四百兩）之多。克勒翁能言善辯，最善於愚弄人民，他曾經把陪審津貼由兩個俄玻羅斯提高到三個俄玻羅斯，以收買人心，這就是他愚弄人民的手段之一。阿里斯托芬的想法和克勒翁的恰好相反。他認為克勒翁是戰爭的罪魁，是人民的禍害，因此正當克勒翁從皮羅斯勝利歸來，威權赫赫的時候，他就上演《騎士》來譏罵他。《騎士》的「開場」寫德謨斯（意即「人民」）的僕人得摩斯忒涅斯和尼喀阿斯出來訴苦，說是他們的主人新近買了一個叫作帕佛拉工的奴隸（即克勒翁）來作管家，這傢伙善於欺騙主人，壓迫同伴。得摩斯忒涅斯和尼喀阿斯趁他喝醉了睡覺的時候，偷來了他密藏的神示。據神示說，一個賣臘腸的小販會把帕佛拉工攆走。跟著就進來了一個臘腸販，他勉強擔任了打倒帕佛拉工、代他統治雅典城的政治使命。等到帕佛拉工一出場，臘腸販便想逃跑，好在有二十四個騎士（他們組成劇中的歌隊）前來支持他。在第一次「對駁」（第一場）里，臘腸販和帕佛拉工都說對方有盜竊國庫的行為。爭吵無結果，帕佛拉工便到議院裡去進行誣告。在議院裡的一場爭辯是由臘腸販口述的（第二場）。他向議員們報告鰮魚（暗指斯巴達俘虜）大賤賣，用一些香荽菜便把議員們收買了。後來他們兩人當著德謨斯（意即在公民大會上）進行第二次「對駁」。臘腸販控告帕佛拉工欺騙德謨斯，拒絕和談，侵吞公款，接受賄賂，還指摘戰時的苛重賦稅使人民日益貧困。德謨斯漸漸覺悟了，他在第四場裡解除了帕佛拉工的職務，交了一個戒指給臘腸販，叫他作管家。帕佛拉工在第五場裡用一些神示來欺騙德謨斯（這一景表示人民的輕信），臘腸販便用一些神示來揭露帕佛拉工的罪行。兩人在第五場裡各獻了一些食物給德謨斯，但是帕佛拉工的兔子肉卻被臘腸販偷來獻給了德謨斯。最後是檢查食物籃子。臘腸販的籃子是空空的，足見食物已經全部獻出了，而帕佛拉工的籃子裡卻裝滿了許多食物，這都是他偷竊、貪污而得來的。於是德謨斯叫帕佛拉工把金冠摘了下來。臘腸販勝利以後變作了一個很正派的人，他把德謨斯煮了一煮，使他返老還童，那就是說，使雅典人民恢復了馬拉松時代的精神。他還把三個象徵和約的女子找出來獻給德謨斯。《騎士》的政治作用主要在於揭露政治煽動家的本質。詩人痛恨當日的「德馬戈戈伊」（demagogoi），這名詞的意義原是「人民領袖」，指民主派的領袖，本來是沒有壞意義的。但是，隨著雅典政治的演變，階級鬥爭的劇烈化，一些野心的政客便利用戰時不安定的心理，憑他們的口才騙取人民的信仰，從而掌握政權。他們煽動戰爭，煽動城邦仇恨，營私舞弊，混水摸魚。於是「德馬戈戈伊」這名詞就帶上「政治煽動家」的壞意義了。克勒翁是第一個政治煽動家，他最有權勢，最能為害，因此詩人拿他來作為政治煽動家的典型人物。誠然，歷史人物克勒翁不見得像劇中人物帕佛拉工這樣壞，但是這種誇張的寫法在諷喻喜劇里是被容許的。《騎士》是雅典盛衰史的縮寫，它指出雅典人民在衛國戰爭的時代朝氣勃勃，指出雅典人民在內戰初期已經暮氣沉沉。詩人力促雅典人民恢復馬拉松時代為民主自由而奮鬥的精神，叫他們自己作主，不要受政客的愚弄。《騎士》也反對戰爭，主張和平。詩人攻擊克勒翁拒絕和談，他更把三個象徵和約的女子交給德謨斯，叫他把她們帶到鄉下去，這就是詩人息戰歸農的思想。總的說來，《騎士》是阿里斯托芬最尖銳最有力的政治諷刺劇。一些資產階級學者根據《騎士》一劇，認為阿里斯托芬是寡頭黨人，這個看法對於詩人簡直是莫大的誣衊。詩人之所以借寡頭黨人物得摩斯忒涅斯、尼喀阿斯和騎士們（騎士是由雅典次富的貴族地主的子弟組成的）來反對克勒翁，自然是因為他們都是克勒翁的政敵。但是詩人的立場和他們的卻大不相同。寡頭派之所以反對戰爭，反對克勒翁是為了黨爭，是受了斯巴達人的收買，以反戰為口實，企圖推翻雅典的民主制度，恢復貴族政體。阿里斯托芬則是為了人民的利益而反對戰爭，反對克勒翁，反對急進民主派。詩人對人民的態度也和他們的不同：寡頭政治派輕視人民，害怕人民；阿里斯托芬則重視人民，熱愛人民（從詩人怎樣處理德謨斯這人物可以得到證明）。以上兩點已經足以證明詩人並不是寡頭黨人，而且古代的文獻並沒有提及他隸屬於任何黨派。詩人既非寡頭黨人，更非急進民主黨人，然則，他的政治傾向又怎樣呢？在原則上他是贊成民主政治的。他站在農民的立場上，對於馬拉松時代曾經使農民擺脫痛苦的民主運動是很嚮往的，那時代的民主運動很重視農民的利益，它曾經取消農民所負的債務，拆毀抵押土地的石碑。德謨斯的返老還童正好說明詩人對於馬拉松民主精神的嚮往。由此我們可以斷定詩人的政治理想是傾向於溫和的民主主義的。《騎士》的人物在現存的希臘喜劇中算是最少的，一共只有五個。人物少，動作也就少。詩人選中騎士們來組成劇中的歌隊可以說是選得很好的。他們是克勒翁政治上的仇敵，仇人一見，追追打打，就增添不少動作，因此「進場」一景是很熱鬧的。《騎士》是雅典政治活動的縮寫：劇中人物正像一些政見不同的人一樣，平日一見面就爭辯，相持不下，就到議院去控告，然後訴諸公民大會。劇中的動作便隨著這些步驟而發展。雙方又用許多種手段來爭取德謨斯的歡心，時而奉獻衣物（第三場），時而宣讀神示（第五場），時而送上吃食（第六場），這就使得劇中動作有了變化，不致單調。這些動作和雙方的爭辯一直進行到第六場（靠近劇尾）才告結束，所以全劇的結構相當緊湊，只有「退場」一景（只占全劇十四分之一）才表示鬥爭的結果，這一景是很有聲有色的。帕佛拉工是一個典型的政治煽動家，兇惡、貪婪、嘴裡亂翻泡、有辯才、有手段、善於誣告同伴，欺騙德謨斯。臘腸販比帕佛拉工還要壞，但是我們要注意到他後來的轉變，他幾乎變成了詩人本人，成為一個正面人物。得摩斯忒涅斯有機智、有膽量、自負、樂觀；尼喀阿斯正和他相反。這兩個劇中人物的性格和歷史人物的性格大致符合。本劇的「第一插曲」在阿里斯托芬的「插曲」中算是最完美的，而且是極寶貴的喜劇史料，裡面的兩節歌原文極美。劇中最精彩的是第六場，其中又以帕佛拉工最後的失敗一景（第1227-1252行）最為美妙，帕佛拉工往下墜的時候還想抓住一根草，靠神示來挽救他，未免可笑。針對克勒翁的劇本不僅有上述的《騎士》。兩年之後（公元前422年），阿里斯托芬上演《馬蜂》。《騎士》抨擊克勒翁愚弄人民的政策，《馬蜂》則諷刺克勒翁提高陪審津貼，以便收買那六千個陪審人員，利用他們來操縱公民大會，迫害他的政敵，鞏固他的政治勢力，達到他的自私的目的。四　《雲》《雲》於公元前423年演出，詩人認為這是他的得意之作，哪知比賽結果僅得第三等獎，算是完全失敗了。他後來把這劇修改過，但未能再行上演。現存的即是修改本。修改本的「第一插曲」裡面，提起公元前421年演出的歐波利斯的《急色兒》，還提起許珀玻羅斯赴「聯城」會議。許珀玻羅斯是公元前417年被放逐的，可見這劇本是公元前421年到417年之間修改的。劇中的農人斯瑞西阿得斯娶了一個城市的貴族女子，生下兒子菲狄庇得斯。這年輕人喜歡戰車競賽，浪費錢財，使他父親負下許多債務。老頭子便到蘇格拉底的「思想所」去學習詭辯術，想用無理的理由來賴債。於是景後的活動台把「思想所」的內景顯現出來：一群骯髒的門徒伏在地下，蘇格拉底卻坐在吊筐里觀察天象。這位哲人接受斯瑞西阿得斯入學之後，便祈求雲神。雲神降臨時，蘇格拉底便趁這機會談論了一些關於自然界的哲學，說是「動力」出來代替了宙斯為王。此後老頭子才開始受業，哪知他滿頭滿腦的「舊」觀念，「新」的東西簡直無法接受。然而，他並不灰心，又回家叫了他年輕的兒子來求學。這孩子聽了「正直的邏輯」和「歪曲的邏輯」的一場辯論後，便進「思想所」學習。他學成以後，老頭子接他回家，利用從他和從蘇格拉底學來的詭辯術罵走了債主。正當他在家裡設宴，慶祝兒子學業成功的時候，父子倆為了飲酒頌詩的事，發生了口角；結果兒子打了父親一頓，還利用詭辯，硬說打得有理。這事情傷了老頭子的心，到這時，他明白了詭辯派教育對於年輕人的危害，便跑去燒毀了「思想所」。早在公元前427年阿里斯托芬就在他的第一部喜劇《宴會》里，分析過鄉村教育與城市教育之間的矛盾，對城市教育所培養出來的青年的浮華、墮落和詭辯習氣加以諷刺。四年以後，他又回到這主題上來，在《雲》里對詭辯派學說再加以嚴厲的批判。但是詭辯派是怎樣興起的呢？公元前5世紀後半期雅典急劇的經濟演變造成了新興的城市富豪（包括作坊東主、商人、高利貸者、戰時投機商人）。當時富豪子弟的出路不是經營工商業，便是從事政治活動。在社會動盪的時代，在政治煽動風行的時代，政治上的成功全仗能言善辯、顛倒是非、淆亂黑白。商業及金融的糾紛往往引起訴訟，訴訟上的勝利也有賴於雄辯。所以，當時的雄辯術是具有實際意義的「科學」，在富人子弟的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上述兩種社會要求引起了詭辯派的興起。詭辯派的思想教育是富豪的思想教育，提倡個人主義與懷疑主義。個人主義，以個人為中心衡量一切，只顧自身利益，不顧國家與人民利益。懷疑主義，否定舊道德的傳統，破壞舊宗教的信仰。詭辯派學說就是這兩種思想的結合，它有積極的一面，破除迷信和提倡理性，為科學上的求真理開闢了道路；也有消極的一面，用雄辯代替事實，用理論代替實踐。它的消極作用卻超過了它的積極作用，破壞有餘而建設不足。但是這種思想教育和農民的思想教育恰好相反。農民重視辛勤誠實的傳統道德，重視實踐，重視體力勞動與智力勞動的結合。所以，阿里斯托芬站在農民的立場上，對詭辯派的思想教育加以抨擊。上述這種富豪的思想意識與農民的思想意識的對抗，在《雲》里體現為阿里斯托芬與詭辯派的對抗。詩人在劇中極力抨擊詭辯派教育所產生的惡劣影響，例如詭辯派教育使理論與實踐脫節（空談詭辯），使智育與體育脫節（不赴健身場），使人與自然脫節（不見陽光和空氣），使教育貴族化（收取很高的學費），而且玩弄文字（按字形分辨性別），宣揚錯誤的教育目的（用詭辯術來賴債），造成教育的惡果（模仿動物生活，兒子可以打父親），以及文壇上的墮落傾向（青年喜愛不道德的詩歌）。阿里斯托芬認為這種教育對於青年一輩是有害的；舊時代的優良傳統不可一概抹煞，所以他提出健身場和音樂師家裡的舊教育來和「思想所」里的新教育對照。舊教育培養心靈，鍛煉身體，重視禮貌，節制情慾（第四場）。詩人的教育理想是馬拉松精神的教育，是雅典民主全盛時代的教育，是集體化、平民化的教育。這就是《雲》里所表現的兩種教育思想的對立。有一些學者看見阿里斯托芬反對新興的詭辯思想，主張舊道德和舊教育，因此斷言詩人是頑固的保守主義者，那是不公平的。喜劇來自農村，帶來了一些小生產者的保守性；詩人來自農村，也養成了一些鄉下人的保守性。可是我們要看他所保守的是腐敗的一面呢，還是健全的一面。如上所述，詩人所保守的是舊時代的健全教育，所批判的是新時代的腐敗教育，他維護雅典民主盛世的傳統，抨擊雅典民主衰落期的思想。而且詩人並不是一個頑固派人。他自己就受過充分的教育，參加過蘇格拉底的哲學談話（見柏拉圖的《會飲篇》），所以他決不會是一個蒙昧主義者，決不會是新思想的頑固敵人。就在《雲》里，我們也可以看出他對於詭辯派學說的積極一面是有所肯定的，例如他借蘇格拉底的口來破除宗教迷信，提出當日對天體和氣象的科學的說明。阿里斯托芬在《雲》里放進雅典最知名的哲人蘇格拉底，但是劇中人物蘇格拉底只是一個「譏罵」的對象，與歷史人物蘇格拉底並沒有多大的關係。理由是劇中人物的性格和生活方式與歷史人物的性格和生活方式不相符合，例如蘇格拉底注重身體健康，不設館講學。還有，詭辯派的學說與蘇格拉底的學說也不相符合。詭辯派勸人破壞傳統，破壞道德，蘇格拉底卻勸人為善，勸人注重德行。《雲》里的蘇格拉底只不過是詭辯派的學說和教育實踐的人格化，是喜劇誇張的漫畫形象。所以，《雲》決不是針對個人的諷刺，而是針對整個社會現象和時代思潮的諷刺。不幸，二十五年後（公元前399年），竟有人借《雲》對蘇格拉底的諷刺，說他否定國教的神，誘惑青年，判了哲人的死罪。這不但使哲人蒙受冤獄，而且歪曲了詩人的思想。說到《雲》的藝術性，首先，我們可以看出劇中沒有多少粗野的成分，這表示喜劇在向上發展。詩人在本劇里自誇他寫了一部高雅的劇本。12 《雲》，就結構來說，有些像《騎士》，不像《阿卡奈人》。全劇分四部分：第一部分寫斯瑞西阿得斯入學及求學（開場、第一場、第二場），第二部分寫菲狄庇得斯入學及求學（第三場、第四場），第三部分寫斯瑞西阿得斯賴債（第五場），這是全劇的頂點，第四部分寫後果（退場），各部分都能密切結合。「舊喜劇」都有「對駁場」，但本劇里的主要人物之間不可能引起激烈的爭辯，只好由「正直的邏輯」與「歪曲的邏輯」來表演「對駁場」（第四場）。這「對駁場」表明全劇的中心思想，前面的各場向著它發展，後面的各場也向著它回顧。劇中的抒情部分（例如進場歌）寫得相當美，可見詩人的抒情才能漸漸成熟了。五　《鳥》《鳥》於公元前414年演出，僅得次獎。這雖是一部以神話為題材的喜劇，但是它和當日的歷史事實是有聯繫的。公元前415年阿爾喀比阿得斯發動西西里遠征。水師出發前，雅典城內的赫耳墨斯神像於一夕之間被毀壞了。雅典人認為這是一種瀆神的行為，不祥的預兆。有人懷疑是阿爾喀比阿得斯乾的，想要拿他來審判，他請求暫留國內靜候調查，但未得准許。水師出發後，一些有嫌疑的人被處死刑，還有一些自動逃亡，整個雅典城都籠罩在恐怖之中。阿爾喀比阿得斯到達西西里後，雅典派了薩拉彌尼亞號去傳他回國，他卻中途逃到斯巴達去了。雅典人判了他死罪，要拿他歸案。這就是《鳥》上演前的政治大事。《鳥》的情節如下。兩個年老的雅典人，珀斯忒泰洛斯和歐厄爾庇得斯，厭惡城市的苛重捐稅和訴訟風氣，便離開雅典，四處奔走，想找一個可以逍遙自在的地方，安身立業。到了鳥林，他們去請教戴勝鳥，問世上有沒有一個安靜的樂土。戴勝推薦了好幾個地方，他們都不如意。後來，珀斯忒泰洛斯建議在空中建立一個鳥國，一來可以統治人類，二來可以截斷天地的交通，用饑荒來迫使天神向鳥類臣服。戴勝聽了便召集眾鳥來商議。二十四隻各種各樣的鳥（歌隊）來了，一看見有這兩個人（人是鳥類的世仇）在場，它們就暴怒起來，要把他們啄死。戴勝勸眾鳥安靜下來，聽他們說話，於是珀斯忒泰洛斯告訴它們，鳥從前原是世界的統治者，勸它們恢復過去的光榮。眾鳥聽了，贊成珀斯忒泰洛斯的計劃。這兩個雅典人跟著也化成了鳥，長了翅膀。這鳥國落成以後，便命名為「雲中鵓鴣國」。在慶祝新國成立、舉行獻祭的時候，來了一個詩人、一個預言家、一個歷數家、一個視察員和一個賣法令的人，想從「雲中鵓鴣國」得到便宜，但是這些投機分子都被珀斯忒泰洛斯攆走了。城牆修好後，神的使者綺霓打這兒經過，她要到人類那兒去通知他們向天神獻祭，也被珀斯忒泰洛斯趕回去了。此後又有一個逆子、一個舞師和一個訟師，前來投奔，也被珀斯忒泰洛斯攆走了。這時，天神普羅米修斯偷偷的前來告訴珀斯忒泰洛斯：因為鳥國的建立截斷了天地的交通，神們已經在開始挨餓，不久將有天神的使節前來求和。他去後，海神、赫剌克勒斯和一位北方的蠻神天雷報羅斯就下來講和。珀斯忒泰洛斯要宙斯把統治權交還鳥類，還須把巴西勒亞（王權）送給他作老婆。這時，赫剌克勒斯由於想吃烤肉，便威脅天雷報羅斯，欺騙海神，使他們也同意了珀斯忒泰洛斯的條件。於是全劇以珀斯忒泰洛斯與巴西勒亞的婚禮收場。阿里斯托芬所有的劇本都與當日的政治和社會問題密切結合，唯獨《鳥》以幻想的神話為題材。這劇的思想內容到底是什麼？是逃避現實呢，還是諷刺政治？關於這問題歷來的學者有許多種不同的答案，其中主要的有三種。第一種答案是阿里斯托芬預感到遠征西西里的敗績，灰心政治，想在幻想中尋找安慰。這個答案並不正確，因為阿爾喀比阿得斯雖然叛國遠逃，但是戰事還沒有顯出不利的跡象，阿里斯托芬不可能在公元前414年春天就預料到次年的失敗。而且阿里斯托芬所有的作品都是政治性很強的，他決不會在這時候對政治突然感覺灰心。第二種答案是阿里斯托芬諷刺阿爾喀比阿得斯企圖在海外建立新城邦，控制地中海商路，壓迫伯羅奔尼撒同盟。提出這一答案的人認為珀斯忒泰洛斯暗射阿爾喀比阿得斯，那頭上有三簇羽毛的戴勝暗射那頭上有三隻翎毛的拉馬科斯（遠征西西里將領之一），眾鳥暗射雅典人，眾神則暗射斯巴達人及其盟邦。這答案倒也有趣，但是不合事實。須知《鳥》上演的時候，阿爾喀比阿得斯已經是一個被判有罪的逃亡犯。而且阿里斯托芬對鳥國的態度是肯定的，並不是否定的。主要因為珀斯忒泰洛斯是一個正面人物（此點容後詳論）。假如說詩人是在諷刺阿爾喀比阿得斯的野心，那就和他對鳥國的肯定態度不符。第三種答案是詩人在諷刺當日的政治。許多學者企圖在《鳥》中找出政治諷刺的暗示，但是徒勞無功。《鳥》中對政治的諷刺只是片言隻語，譬如在紅海岸安居，薩拉彌尼亞號便會「帶著傳票靠岸」（第147行，暗射阿爾喀比阿得斯被傳一事），又如「好訟風氣」可能暗指瀆神案所牽涉的迫害。但是針對某一政治事件的全面的諷刺是沒有的。《鳥》的政治諷刺的稀少可以用下面的理由來解釋：（一）當時廣泛的民主自由受到相當的限制，譬如公元前415年通過的《緒剌科西俄斯（Syracosios）法案》就限制喜劇自由批評。（二）《尼喀阿斯和約》（公元前421年）之後，雅典曾經一度享受和平，政治上的矛盾表面上比較緩和。（三）隨著社會發展的複雜化，希臘喜劇也起了質的變化，從諷刺個人和個別事件轉而批評廣泛的一般性問題，這就是希臘文學史上「舊喜劇」向「新喜劇」的過渡，《鳥》是過渡期間的產物。如上所述，要用外證來說明《鳥》的思想內容是十分困難的。我們還是倚靠內證來說明。其實，《鳥》的基本主題是很明顯的，即厭棄雅典的城市生活，向海外建立理想城邦。這主題決定了它的思想內容：否定方面批判雅典社會的惡劣現象，肯定方面提出理想的社會制度。《鳥》對雅典城市的批判是全面的，而且是多樣的。它批判城市生活的惡劣現象：如像訴訟、欺騙、敲詐、宴樂、姦情。它諷刺城市的各種寄生蟲，如像預言家、視察員、賣法令的人、舞師、訟師，他們都是被珀斯忒泰洛斯攆走的（由此可以斷定珀斯忒泰洛斯是一個正面人物）。這就是《鳥》的社會意義。所以總的說來，《鳥》是批判社會的現實主義作品，而不是逃避現實、脫離生活的作品。阿里斯托芬一貫的思想是歌頌農村，批判城市，《鳥》也是從這種思想出發的。《鳥》的積極方面是通過鳥的形象來說明詩人的理想社會，來歌頌人民的辛勤刻苦的生活。鳥類的生活是與勞動人民的生活最相似的，鳥國就是鳥類用自己的勞動辛辛苦苦建立起來的國家，勞動是在鳥國中生存的唯一條件。鳥國中沒有階級，沒有不合理的法律，沒有壓迫；那兒不需要金錢，也就沒有剝削、敲詐、欺騙等現象。那兒沒有道德的常規，一切生活是自然的生活，習慣法是唯一的法律。這個鳥國的理想國是族長制自然經濟的農村的理想化，它的現實的根源是阿提刻農村的氏族公社。所以《鳥》也是從阿里斯托芬歌頌農村生活這思想出發的。由此，我們可以斷定詩人對鳥國的態度是肯定的。阿里斯托芬無疑是受了當時流行的烏托邦思想的感染。烏托邦思想是對現實不滿而發生的，所以包含著批判社會和改革社會的積極性。但是，由於當時生產條件太差，一切的烏托邦思想沒有相當的現實資料作為建立理想社會的根據，所以必然會流於幻想與空想，而《鳥》中的理想國思想尤為荒誕，其不同於其他理想國之處便是它以自然經濟的氏族公社作為根據。《鳥》中還有一個主題，即是對傳統宗教的大膽的嘲笑。詩人借鳥權來對抗神權。劇中對宙斯的反抗、對綺霓的侮辱、對海神的嘲笑都是十分大膽的。上文已經說過，自從詭辯派興起以來，懷疑主義成為時代的思想，傳統信仰首先遭受到破壞。阿里斯托芬對於破除迷信這一點是表示贊同的，所以他在《鳥》中指出神權的衰落，暗示理性的抬頭。這劇演出的時候，瀆神案尚未解決，由於宗教迷信，整個雅典城正籠罩在恐怖之中，詩人提出這種破除迷信的思想，這對於當日的雅典人就像是一劑清涼散，可以使他們冷靜下來。《鳥》，就它的藝術性來說，無疑是阿里斯托芬最優秀的作品。全劇是一首富有神話色彩的美麗的詩。所有關於鳥的民間傳說差不多都收在劇中了。劇中的人物和歌隊化裝為各種各樣的鳥出入林間，五彩繽紛，最能引人入勝。詩人的想像力達到了很高的境界。就結構而論，《鳥》在阿里斯托芬現存的劇中算是最完美的。這劇的上半部寫鳥國的建立。兩個「插曲」的內容與主題密切聯繫，使觀眾對於劇中的動作不致有中斷之感。鳥國建立後，還須爭取王權，並須與天神聯婚，這就使得下半部劇成為有機的發展。直到天神完全同意珀斯忒泰洛斯的條件，劇中的動作才達到頂點（第五場）。此後是退場，迅速的以婚禮告結束。至於第三、四兩場裡的各種穿插（穿插中來了八個雅典人）雖無助於鳥權的建立，但都是鳥國建立後的自然現象。所以總的說來，整個劇是一個有機的結構，這是阿里斯托芬的戲劇藝術的新發展。《鳥》的抒情詩達到了很高的藝術境界。戴勝呼喚夜鶯和眾鳥的小曲（第209-222行與第227-261行）、第一插曲、第二插曲裡面的兩節短歌和一些其他的歌都是美妙的抒情詩，其中模仿鳥聲的詩句簡直是天然的音籟。詩人的抒情才能這時候完全成熟了。六　《財神》《財神》於公元前388年演出。這是阿里斯托芬演出的第二本《財神》，他的第一本同名劇於公元前408年演出。他後來更把這第二本《財神》加以修改，用他的兒子阿剌洛斯的名義來重演，但是這修改本並沒有留傳下來。公元前405年雅典海軍在羊河之役全軍覆沒，次年雅典投降，內戰結束。戰後財產不平等問題變成了雅典主要的社會問題。這個問題的發生本來是有深遠的社會經濟根源：一方面是貨幣經濟的發展、海外通商的發展、城市手工業的發展、奴隸勞動的廣泛使用和戰時的投機事業等等，造成城市富豪；他方面是貨幣經濟侵入農村，破壞農村經濟，土地世代相傳，越分越小，收種也就隨之越來越少，以致自耕農不得不借債度日，典押土地，出賣土地，少數化為貧農，大多數則於破產後流入城市，成為城市貧民，更由於城市藝工被奴隸勞動所排斥，貧民的人數更是增加。這種財產不平等的狀況早已存在於公元前5世紀初葉，到了公元前5世紀末葉便急劇的發展，尤其是在戰時，農村受戰爭的災難，迅速破產，而城市商人則作糧食投機，變成了暴發戶。然而，在戰時，因為大敵當前，貧富之間的矛盾落到了次要地位上；一旦戰事終了，社會尚未復原，這種矛盾便以更大的力量爆發起來，成為社會的主要矛盾。貧民對於富豪和剝削者的仇恨是很深的。愛倫堡在討論《財神》這劇的時候就曾經說過：「革命的酵母已經在下層階級中醞釀起來了，宗教再也沒有力量阻止它了。」雖是革命的酵母尚未能釀成革命，但是從貧民當街暴動、棒打富人的事件畢竟可以看出階級仇恨的強烈。《財神》的情節如下。一個名叫克瑞密羅斯的阿提刻農人一生窮苦，他眼見好人貧窮，壞人致富的社會現象，便到得爾福去祈求阿波羅的神示：究竟是把他唯一的兒子教養成壞人有利，還是教養成好人有利。阿波羅叫他出廟門的時候，碰見誰就跟誰走。本劇便從這裡開場，寫克瑞密羅斯和他的僕人卡里翁跟隨著一個衣服破爛的瞎子。克瑞密羅斯發現了那人是財神，他就決心醫治他的瞎眼，好叫他復明以後，只去找那些好人，不再登壞人的門。他打發卡里翁去召請他的鄰人，阿提刻的窮苦農民（歌隊）。歌隊進場後，克瑞密羅斯的老朋友布勒西得摩斯也跟著跑來，他聽說克瑞密羅斯發了財，疑心他從廟裡偷了銀錢，答應去替他收買那些政客，叫他們不要告發。克瑞密羅斯把真情告訴他的朋友之後，他們兩人便準備把財神帶到天醫的神廟，給他醫治眼病。正在這時候，窮神出現了，她責備他們要拋棄她，同他們爭辯貧富的價值問題（對駁場）。她說，貧窮對人類的文化有莫大的貢獻，人窮了才肯勞動，一旦人人富裕，還有什麼可以逼人勞動呢？克瑞密羅斯卻回答說，奴隸會替主人勞動。但是窮神卻說，人人都有了錢，誰還肯去販賣奴隸呢？克瑞密羅斯卻不聽她那一套，把她攆走了。他和布勒西得摩斯兩人終於把財神帶到天醫廟上去。卡里翁也跟著前去。第二天，卡里翁回來向他的主婦報告說，財神復明了。於是克瑞密羅斯伴著財神回來。這劇的下半部表明財神復明後的自然結果。卡里翁首先說，家裡富足了，應有盡有了。跟著就來了一個正直的人，他先前窮苦，現在富有了。倒霉的是一個告密人，他再也不能夠靠敲詐為生了。赫耳墨斯，小偷們的主神，也來了，他餓得沒辦法，向卡里翁討一點東西吃，情願在凡人家裡作一個僕役。最後，由於人們有了錢不再敬奉宙斯，連宙斯的祭司也跑來找個差事。他們便讓他引導遊行隊，送財神到存放國庫的雅典娜廟的後殿里去。全劇到此結束。阿里斯托芬在戰後主要反對財產的不平等。他站在貧民的立場上，對於貧民與富人的矛盾特別敏感。他曾經在《公民大會婦女》（公元前389年）里反映貧民對財產不平等的憤慨，主張實行社會改革，廢除私有財產制。他在《財神》里反映貧民反抗富人的心理，反映貧苦農民想把社會財產還給被剝削者的天真思想。詩人對於財產的不平等，對於好人窮困、壞人富裕這一社會現象表示極大的憤概，他認為好人應該富裕，壞人應該窮困。他希望貧民擺脫窮困，可是又找不著出路，只好懷念過去，想恢復雅典民主盛世的農民權利，夢想財產平均分配的幸福生活。但是，這是不可能的，因為不隨個人意志而轉移的社會經濟發展已經向前邁進，進入了工商業經濟階段，由於私有財產的積累而形成的貨幣經濟已經破壞了舊日的自然經濟，基於奴隸勞動的私有財產制度已經毀滅了古老的氏族公社制度，促使自耕農於破產後化為貧民。劇中窮神反駁克瑞密羅斯的話正好說明這個歷史必然性。窮是當日社會的殘酷現實，是當日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但是，它是生產的推動力，要是人人富有，還有什麼可以逼人勞動呢？這論證是克瑞密羅斯（也就是詩人自己）所不能反駁的，因為窮神的論證是從當時的經濟現實中抽繹出來的。在未來的歲月中，生產的推動力還會是窮神的鞭策，奴隸制度也還要繼續一個很長久的時期。克瑞密羅斯找不到理由來反駁窮神，只好不理她的話，把她趕走，這就表示農民的革命意志。他毅然使財神復明，創造出一個使財產分配合理化的新社會制度。自然，一切違反社會經濟發展的道路而創造出來的社會制度只能夠成為烏托邦式的空想。他這空想，在歷史發展的道路前面，不得不幻滅。然而，儘管詩人解決矛盾的方法是一種空想，他的社會認識依然是正確的。他認為社會的不合理不在於財富本身，而在於財富的分配不均，必須把勞動者應得的財富還給他們，必須消滅人剝削人的制度。只有當人人都靠自己的勞動來致富，只有當剝削成為不可能的時候，財富才能成為一種道德的力量，鼓勵好人去努力生產，迫使壞人改邪歸正（如像劇中的赫耳墨斯與祭司），結果是人人皆善，人人皆富。這就是《財神》一劇的社會意義。財神的雙目失明，是容易理解的。許多古代的作家都會如此提起。這自然是由於看見好人受窮、壞人致富的社會現象而產生出來的一種想像。可是，財神既是財富的賜與者，他自己為什麼連衣服都很襤褸呢？這原是詩人讓財神穿上破衣服來象徵當日的社會現象，來揭露當日的社會矛盾。這個象徵是合乎當日的社會的真實的，因為農民所見到的社會現象的確是這樣的。《財神》是從「舊喜劇」到「中喜劇」的過渡期中的喜劇，它的特點是：（一）整個劇情很溫和。原因是由於作者所處理的是社會的一般性問題，很少涉及時人時事。（二）歌隊完全失去了它的重要性。合唱歌只有一首，劇中有七八處只標明「歌舞」，並沒有合唱歌。「插曲」也沒有了。本劇里的歌隊的功用主要是表明時間的過去（一場歌舞之後，劇里的時間往往已經有了改變），它對於劇情的發展並不起什麼作用。（三）劇中所描寫的是現實生活，現實人物。劇中的人物比前面各劇的人物較為個性化。例如，克瑞密羅斯的妻子就是一個有特性的婦女，希臘文學上第一個滑稽的女人物。她很相信卡里翁的話，大驚小怪。她回答卡里翁的話使得卡里翁的敘述更有風趣。奴隸人物也第一次在喜劇里占有重要地位。卡里翁直接參加劇中的動作，他邀請歌隊，唱《圓目巨人歌》，報告醫治盲眼的經過（至於敘述他在廟裡偷湯的一段則是劇中最精彩的部分）。他可以罵主人，可以隨便開玩笑。這種鹵莽的奴隸成為後來的「新喜劇」和羅馬喜劇的典範。本劇的結構有些像《阿卡奈人》，上半部寫財神的復明，下半部寫復明以後的自然結果，這仍然是「舊喜劇」的一般結構。《財神》不失為一部有趣的劇本，在古代、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最受讀者歡迎，現存的抄本還有146本之多。其所以受歡迎，主要是由於文字的平易、風格的雅致與問題的普遍性。七　結論阿里斯托芬所處的時代是雅典的政治危機和經濟危機日益加深的時代，當時的政治矛盾和社會矛盾是極為複雜而又十分尖銳的。詩人把這許多的矛盾一個個的揭露出來。從上述各節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詩人的批判的現實主義態度。他始終站在人民的立場，一方面，他猛烈的抨擊希臘民族的自相殘殺、雅典對待盟邦的高壓手段、政治煽動家的愚弄人民、告密者的敲詐、官吏的貪污、城市的腐敗生活、詭辯派的思想、教育的危機、宗教的迷信、文壇上的墮落傾向、財產的不平等以及其他一切足以危害城邦和人民的不良現象；另一方面，他又傾向於雅典過去民主制度最鞏固的時代，傾向於過去波斯戰爭中勇敢、正直、大公無私的衛國英雄的時代，傾向於舊日的傳統精神。總之，他始終沒有脫離人民，沒有脫離現實。儘管他劇中的情節很是荒誕，但是所有的主題都是十分現實的。他的作品的鬥爭性和思想性是很強的，他把喜劇作為政治鬥爭的武器。恩格斯很早就指出過喜劇之父阿里斯托芬是「強烈的傾向詩人」13。俄國的革命民主批評家對於阿里斯托芬喜劇的政治諷刺的尖銳性也給過很高的評價。詩人敢於當著主戰派鼓吹他的和平思想，敢於對那位有權有勢的政治煽動家克勒翁予以最尖銳的諷刺，他這種勇敢的戰鬥精神是值得我們學習的。阿里斯托芬的創作態度是非常嚴肅的，但是，由於希臘喜劇起源於崇拜生殖的宗教歌舞，「舊喜劇」就不免要保存著一些原始歌舞的猥褻成分；然而，就道德觀點而論，詩人是最富於道德思想的人。別林斯基就曾經說過阿里斯托芬是「最善良和最有道德的人」，車爾尼雪夫斯基也曾經指出過阿里斯托芬的喜劇具有「重大的教育意義」。一個喜劇家要善於講笑話，阿里斯托芬在這方面算是能手。他的喜劇處處滑稽，引人發笑。但是，他並不濫用他的笑話，而是用得恰到好處，收到很大的效果。阿里斯托芬喜劇中的故事完全是詩人自己構想出來的。劇中的情節本身往往就是一個大笑話，所以，即使劇中的人物不說半句笑話，這些戲劇也可以稱得上喜劇了。希臘「舊喜劇」上半部通常描寫一件事業的成功，下半部通常描寫成功以後的自然結果，尾上以婚禮或宴會收場。一般的說來，阿里斯托芬不大注重結構，也不大注意細節（譬如，《馬蜂》里的菲羅克勒翁沒有牙齒也能夠咬斷繩子）。他動起筆來好像全不費力，很快就寫成；但是，每當他精心寫作的時候，他可以把情節處理得十分完美，使全劇成為一個有機的組織，《鳥》的結構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劇中所採用的是一種經過提煉的民間的樸素語言，配合著一些城市裡的漂亮話，而且是詩的語言，節奏很鮮明。劇中有許多抒情詩，特別是那些描寫鄉村風景的詩，寫得十分優美。阿里斯托芬的劇中有機智，有詩，也有粗野的成分。所以德國詩人海涅曾說：阿里斯托芬的樹上有思想的奇花開放，有夜鶯歌唱，也有猢猻吵鬧。歷來的喜劇家能像阿里斯托芬這樣鋒利、這樣詼諧的不算少，但是能夠兼有他那種抒情意味的畢竟不多。阿里斯托芬的喜劇取材於日常生活。這些劇本不但有很高的藝術價值，而且是社會生活的可貴的史料，特別是關於當日的農業和手工業生產方式的可貴的史料。甚至歷史家圖庫狄得斯也曾經從阿里斯托芬的喜劇里尋找史料。現代的喜劇是間接模仿希臘「新喜劇」和直接模仿羅馬喜劇而來的，它和希臘「舊喜劇」沒有什麼關係。關於阿里斯托芬對於後世文學的影響，德隆茨基說得很好：「古代雅典喜劇的特點是與公元前5世紀雅典生活的政治和文化條件密切相關的，因此後世的詩人模擬阿里斯托芬作品的風格只能當作一種實驗。拉辛、歌德和浪漫派作家都作過這種嘗試。而在才能方面真正接近於阿里斯托芬的作家，譬如說拉伯雷，卻是用另一種形式，用另一種風格來寫作的。」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