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蒂爾•蘭波 · 第十二章 羈風之人
接下來的五年里，蘭波在歐洲大陸上流浪，一路遠行，闖進了開羅、亞歷山大港和爪哇。他永不停歇，和一位不具名的英國神秘學者一樣；後者自稱為「地球上的流浪者」，不會在任何地方停下腳步、落地生根。對於那些不了解蘭波內心想法的人來說，他這樣不眠不休地在大陸上從一個國家移動到另一個國家的行為，似乎讓他顯得比過去任何時候都要反覆無常。他正在訓練自己成為米舍萊筆下走向未來的行動者，他正在為自己在即將到來的新世界中將要扮演的角色做準備；同時，他也沒有忘記，進步必須以仁慈為基礎。米舍萊在《法國史》的導言中寫道，[465]在暴君那裡行之有效的、消極的順從將被積極的愛取代；積極的愛想要在地球上建立起屬於上帝的公正，通過行動、戰鬥來實現一種與福音中所描述的截然不同的奇蹟。這是一種新的、超群的愛，是喻於行動的愛。米舍萊將聖女貞德作為這一點的象徵，她感受到了「法蘭西王國的可悲」；據他所說，這位純潔無瑕的女英雄不僅僅拯救了法國，她也解放了未來，並讓一種新的英雄得以誕生；作為行動者的現代英雄，他們與基督教理想中那種消極被動的英雄截然不同。此時的蘭波認為，所有不用於主動行動的時間都是一種浪費。正是這一點讓他給人留下了永不停歇的印象。「為什麼要浪費那麼多寶貴的時間？」他曾這樣對德拉艾說道。[466]魏爾倫稱他為「羈風之人」，並在一首晚些時候創作的詩里描寫了他這位好友的「流浪癖」。[467]
永不疲倦的詛咒
追隨著你在世界上的腳步，你被地平線所吸引……
現在該走過門前
加快腳步，唯恐人們放出惡犬，
如果你聽不到笑聲，那也不壞……
不幸！你這個法國人，你這個基督徒，多麼可憐！
但你走了，你必須立刻模糊地想到幸福的形象，
做一個無神論者——隨波逐流——嫉妒眼前這一刻。
魏爾倫並不理解驅使蘭波前進的究竟是什麼。他以為蘭波永不停歇地行走只是為了熄滅他靈魂中對更高級事物的嚮往。在他的描述中，蘭波正在摧毀自己心靈的力量，失去了追求知性的能力。根據魏爾倫的說法，他心中唯一殘留的、屬於過去自己的東西，就只有他的驕傲，讓他無法意識到自己已經誤入歧途。詩的最後，他寫下一句祈禱，為他的前任好友祈禱：「謙卑者的神，拯救這個憤怒的孩子吧！」
在夏爾維勒度過聖誕節後，蘭波進入流浪的第一階段，他在尋找新的語言。他在1875年1月來到了德國，以寄膳宿房客的身份住進了位於斯圖加特的一戶姓瓦格納的人家。這個姓氏在德國很常見，伊莎貝爾後來發展出了一個精彩的故事，據她說，她的哥哥去斯圖加特是為了欣賞瓦格納歌劇作品的演出季。在那裡，蘭波勤懇地學習，掌握了對德語的全面理解，並希望能在春天完成學習。他在語言上很有天賦，從他還是小男孩時起，他在拉丁語學習上的成就已經證明了這一點，而現在，每當他學習一門語言時，他的天賦都能夠得以展現。我們知道他也會在圖書館待很長的時間——也許他在繼續神秘主義哲學的研究，因為德國是最盛產赫爾墨斯秘義文學的國家之一。他的母親如同往常一樣謹慎，她不願意給他寄去足夠的錢，因此，為了生存，他不得不從事一些低賤的工作。在德國，和在英格蘭時一樣，維持生計對蘭波來說並不輕鬆。
這一年的1月，魏爾倫出獄——由於他良好的表現，他獲得了減刑。出獄後的一段時間裡，他和母親一起留在比利時休養生息，並重新習慣日常生活。他在2月回到了巴黎，並愚蠢地希望能夠和前一年他在獄中時已經成功和他分居的妻子複合。他不被允許和她以及孩子見面。魏爾倫很失望，並為此感到深深的絕望；突然之間，他被一種堅信自己有一份使命在身的信念所控制，他決定出家做一名僧侶，並在希邁的一個特拉普派修道院中擔任見習修士。在那裡，高貴的宗教生活很快就讓他認清自己並沒有被賦予真正的使命，而僧侶的生活也不適合他。幾個星期後他就離開了。此時的他對未來全無計劃，這是，他又想起了蘭波，他希望再次拾起兩人之間感情的碎片，與他破鏡重圓。他從德拉艾那裡得到了蘭波在斯圖加特的地址，並給他寫了一封充滿啟迪和道德意義的信。據他所說，自己在獄中的歲月進行了長久的苦思冥想才寫出了這封信。在信里，他懇求蘭波歸信天主教，在信的結尾，他寫道：「讓我們在對耶穌基督的愛中愛彼此。」
很明顯，當蘭波收到這封信時，他只能用褻瀆的言語來評價信中的內容。但他還是同意讓魏爾倫來看他。「那天，」蘭波寫道，[468]「魏爾倫爪子裡攥著玫瑰念珠來到了斯圖加特。但三個小時以後，他就否認了上帝的存在，還讓救世主耶穌身上那九十六道傷口再次血流成河。」讓蘭波信教的計劃以慘敗告終。這對「地獄中的伴侶」的重逢一定是一個既悲傷又令人不快的場面。這次重逢是他們1873年在倫敦度過的不快樂的幾個月的重演。他們遊蕩在一個接一個酒吧里；喝醉之後，蘭波變得十分暴力，做出了各種褻瀆的行為，而魏爾倫卻十分虔誠和感傷。最後，他們一起去內卡爾河畔散步，在那裡爆發了一場激烈的爭吵。可以想像，魏爾倫可能——在他的餘生中，無論他參與了多少其他的冒險，他都從未忘記最初對蘭波抱有的激情——對蘭波動手動腳，讓他感到十分厭惡。於是，在久未品嘗的酒精的刺激下，魏爾倫攻擊了蘭波，狠狠地打了他。
蘭波當時也醉得不輕；和魏爾倫相比，蘭波更加強壯硬朗，他反手打了魏爾倫，然後跑開了；魏爾倫被獨自留在河畔，神志不清地躺在地上，第二天早上才被出門去勞作的農民發現。他們把他扶了起來，用手推車把他載去了城裡。
此時，魏爾倫已經清醒了過來；他感到悔恨，為自己行差踏錯而悲泣；撒旦化身為蘭波，如此輕易地誘惑、掌控了他，為此，他流下了苦澀的淚水。他在斯圖加特又待了兩天的時間，之後在蘭波的建議下回到了巴黎。他計劃去英格蘭，在文法學校任法語教師。目前基本認為這是魏爾倫和蘭波最後一次見面。
夏天到來時，蘭波厭倦了德國，他認為自己已經對德語有了足夠的理解，是時候轉而學習義大利語並將它加入自己的語言庫中。他同時也有一個模糊的計劃，要去帕羅斯島找一個熟人，他在那裡經營一家肥皂廠。由於母親不肯給他出旅費，他把自己的行李箱和所有東西都賣了，然後就離開了德國。抵達阿爾特多夫時，他的錢已經用光了，因此他不得不徒步翻越阿爾卑斯山。他精疲力竭地抵達了義大利，幾乎快要餓死。據說，在米蘭時，一位仁慈的寡婦看出他是一個有修養、受過教育的人，因此收留了他幾天。[469]正是為了她，蘭波才要求德拉艾把一本兩年前送給他的《地獄一季》樣書歸還，好讓他送給這位女主人，並藉此證明他作為作家的實力。這說明他一定也和她談論過文學和自己的創作。
大部分傳記作家的作品都給人這樣一種印象：蘭波像一個浪子一樣，從一個國家流浪到另一個國家，他看起來就像一個無可救藥的流浪漢。但這遠不是事實。魏爾倫曾為當時的他畫像，畫中的他看起來幾乎和一個公子哥沒有分別，打扮得很是優雅；他穿著一件漂亮的西裝，還戴著一頂禮帽——很可能就是在倫敦買的那頂——畫的標題是這麼說的：「旅行造就青春！M……à la Daromphe！」——這是他對母親的無禮稱呼之一——「我離開了維也納。」德拉艾說，他在德國時曾找人製作了雕版的名片——「刻在漂亮的名片上」——他從米蘭給德拉艾寄了一張，上面有他的地址。
告別了那位善良的女士後，蘭波再次出發，徒步前往布林迪西，打算從那裡坐船去帕羅斯島。當時正值盛夏，不適應南方熱浪的蘭波由於中暑而倒在了路旁。他的情況十分嚴重，被送去了醫院；出院後，法國領事館的官員把他遣返回了馬賽。
抵達法國港口時，蘭波覺得自己的精力已經完全恢復了。並不想回家的他於是靠在馬賽舊港打零工掙來的錢在那裡住了幾個星期的時間：裝船卸貨、清除瓦礫，事實上，只要能賺到幾個法郎，他什麼都干。一天晚上，在酒吧里，一個看起來錢多到永遠都花不完的外國人給他買了一杯酒。他是一名軍官，正在招募去西班牙為卡洛斯黨作戰的志願兵；他成功地招募了蘭波。但蘭波一收到獎金就迅速地去了巴黎。值得一提的是，伊莎貝爾·蘭波否認了這一事件的真實性。[470]她斷言哥哥在1875年6月、7月和8月都和家人一起在巴黎，而且當她和姐姐、母親一起返回夏爾維勒時，他才剛剛在離巴黎不遠的邁松阿爾福（Maisons-Alfort）謀得一份教職。她說，蘭波喜歡「愚弄」他的朋友們，因此才會用特別嚴肅的口吻給他們講述發生在自己身上的最恐怖、最難以置信的故事，之後會因為他們如此輕信而嘲笑他們。[471]8月的時候，他確實在巴黎，因為熱爾曼·努沃給魏爾倫寫了信，說看到蘭波和梅西耶（Mercier）、卡巴納和福蘭在一起，這幾個人——根據努沃的說法——都很厭惡蘭波缺乏教養、常常酩酊大醉的惡習。[472]但對於努沃的證詞，我們一直都保持謹慎的懷疑態度。
8月末時，錢已經花光了，於是他步行回到了夏爾維勒。他的家人已經不再住在馬德萊娜河岸街上那間舒適的公寓裡；他們現在住在窄小的聖巴泰勒米街上一間壓抑逼仄的房子裡。大女兒維塔莉已經十七歲了，她的身體一向都不強健，此時已經病入膏肓，而家裡的氛圍也因此變得非常陰沉。
由於為女兒的健康焦慮、對兒子感到失望，母親的壞脾氣也在最近變得更加乖戾。弗雷德里克身上已經沒有希望了，他似乎已經完全墮落成了出身低於他的階級中的一員。1872年，他開始在人人都認識自己一家的街上賣報紙，這讓母親感到極端羞恥；現在的他沒有任何崇高的理想，只想當一個車夫。要是阿蒂爾沒有辜負他的潛力、走上光明的未來之路的話，她就能忍受弗雷德里克的行為，因此，她的不甘和苦澀大部分都發泄在阿蒂爾身上；她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現在，她無法原諒他對自己才華的揮霍和他親手葬送自己未來的行為——至少在她眼中是如此。他回到家後，她不情不願地允許他住下，但卻不肯給他任何零花錢。
和許多胸懷大志的人一樣，蘭波對金錢毫無節制，並且完全不覺得在自己手頭緊、買不起菸酒的時候「吸血」自己的朋友有什麼問題。和他保持友誼最久的德拉艾此時已經成了一個謹慎、吝嗇的「公職人員」，他曾經在給魏爾倫的信里譴責蘭波用上不得台面的把戲，從他所剩不多的朋友口袋裡騙取小額的現金。他還稱他為「l』œstres」，也就是牛虻。[473]但似乎他最希望「吸血」的對象就是魏爾倫。他還記得他之前的軟弱，以及他在金錢問題上魯莽的態度；此外，他還注意到魏爾倫似乎不願意失去和他之間的友誼，他緊緊抓著不放，就好像那是他那污穢不堪、處處碰壁的人生中罕見的美麗事物一樣，蘭波希望他能夠願意為這一情感上的奢侈品支付相應的價格。他試著向魏爾倫借錢，用的是一個他認為很是冠冕堂皇的理由：他要為自己在新世界取得更高的地位而做準備，需要錢來學習鋼琴和音樂。但魏爾倫並沒有相信他的藉口。如果我們選擇相信魏爾倫在1875年10月寫給德拉艾的信中的內容，那麼就會從中得知，蘭波曾做出過一些半開玩笑的敲詐行為。但這也很可能只是魏爾倫對蘭波信中內容的誤解，據他說，這封信是用「莫名其妙的話語」寫成的。除了在斯圖加特的那次失誤，當時的魏爾倫尚未誤入歧途；他依然堅持著宗教信仰，保持著他在監獄裡養成的時常懺悔的習慣；他並不認為自己需要懼怕蘭波。自從上次造訪德國後，他一直都在反思過去，反思他們之間的友誼，他最終得出結論：蘭波對他造成了極其惡劣的影響。此時的他認為過去的自己太過慷慨，現在是時候讓蘭波知道他再也不能強迫自己做任何事了。在他寫給德拉艾的信中，幾乎看不到他對蘭波還抱有任何情感的證據，只有深深的怨恨和憎惡——還有一些蛛絲馬跡，證明他其實並不像自己假裝的那樣不再受到蘭波的影響。他說道，這樣一個把傲慢無禮想像成力量、把欺詐看作智慧的人，還有什麼可指望的呢？——他很快就會變成一個骯髒下流的惡棍，等他到了三十歲，就會變成一個低俗的資產者。他還說，蘭波就是殺死了下金蛋的鵝的農夫，但是，只要蘭波改變心意，他還是時刻準備著獻上自己的感情和友誼，「當然了，就像一個基督徒那樣時刻準備著」。他請求德拉艾把這些感性的話轉告蘭波。德拉艾欣然同意，他沒有在兩個好友之間挑撥離間，並把蘭波所說的關於魏爾倫的話轉告給了後者。德拉艾和魏爾倫之間的關係似乎也十分令人懷疑，但他並沒有在這兩個曾經的好友的關係中扮演什麼重要的角色。他在給魏爾倫的一封信中說，蘭波堅持按照自己現有的方式來生活，毫無疑問，他總有一天會把自己折騰進精神病院。[474]
當蘭波聽說魏爾倫願意獻上基督徒的友誼時，他向轉達這一善意的消息的德拉艾表示了感謝，並說道：「我不會對羅耀拉[475]（即魏爾倫）這種傲慢無禮的言辭（grossièretés）做任何評價，因為我沒有精力可以浪費在這件事上。（Je n』ai plus d』activité à me donner de ce côté là à présent）」[476]卡雷（Carré）在出版蘭波的這一封信時並沒有參考魏爾倫之前寫給他的信，並認為蘭波用「grossièretés」一詞時指的是魏爾倫的詩集《智慧集》；這一回答說明，當時的蘭波對文學已經再也沒有念想了。但「grossièretés」更可能指的是魏爾倫請求德拉艾轉告給蘭波的那些話，以及他對好友能夠回心轉意、歸信宗教和天主教的希望。魏爾倫提出的基督徒的友誼從根本上就無法吸引蘭波，他正處於生活中四處漂泊的時期，完全不可能分散精力去考慮基督教的信仰。除此以外，1875年的蘭波對文學仍抱有信念，並不像卡雷的註解里所說的那樣；我們能夠看出他渴望自己的詩歌能被出版，他也希望把自己的一部作品送給在義大利的善良寡婦。《失去的毒藥》一詩就曾被認為是蘭波在這一時期所作，但經過證據分析後，我們認為這首詩應該不是他的作品，可能出自熱爾曼·努沃的筆下。[477]之後又出現了許多對他那些較為下流的詩作的仿作，而附在給德拉艾的信里的打油詩《夢》很明顯只是當作笑話來寫的。[478]他自1875年起就停止了寫作這一點毋庸置疑。德拉艾在同一時期一封寫給魏爾倫的信中寫道：「他的詩？他的靈感早就枯竭了。」[479]
蘭波沒有回應魏爾倫關於二人結成基督徒之間的友誼的提議，魏爾倫卻不能放下他，在12月又從倫敦給他寄了一封信。[480]
我給你寫信，並不是因為我在等待你給我一個令人滿意的答覆。我沒有收到回信，所以我也不回復。但今天我要打破自己長久的沉默，再說一次兩個月前我和你說過的話。
我還是一樣。極端虔誠，因為這是唯一的智慧，唯一的善舉。教會塑造了現代文明、科學和文學；她也塑造了法蘭西，但法蘭西正在死去，因為她切斷了和教會的聯繫。這再明顯不過了！教會同樣也塑造人。你這樣的人竟然都沒有意識到這一點，真是令人吃驚，我很驚訝。在過去的十八個月里，我有充足的時間去考慮所有這些。我向你保證，我就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樣，緊緊地抓著自己的信仰。過去的七個月我身處新教徒之間，這更堅定了我的信念。
我順從於這個絕妙的理由，我認為自己受到的懲罰和羞辱都是公平的；教訓越嚴重，接受教訓的恩典就越大。你可別把這當作我在惺惺作態。因此，我對你也還是一樣的。我對你的感情也是一樣的（有些許的改變）。如果能看到你受到啟示，我會感到非常愉快。看到你還在堅持走愚蠢的路，這給我帶來巨大的悲傷；你是那麼聰明，早就準備好歸信了——儘管這可能會讓你感到奇怪——你只需要注意到自己對一切的厭惡，其實這是完全合理的，儘管你並沒有意識到這種情緒產生的真正原因。
關於錢的問題。你不可能真的沒有發現我是多麼慷慨的一個人吧。這是我為數不多的品質之一——或者說，是我眾多的邪惡天性之一——看你怎麼說吧。但是，我的錢被三年前那荒唐、可恥的生活蠶食得所剩無幾了，我必須重新積累財富，也要考慮我的兒子，最後，還要考慮我新發現的堅定的信仰；你必須理解我，我不可能給你錢。這些錢會被花到哪兒去？酒館和妓女！鋼琴課？多麼值得懷疑！如果你真的需要，難道你母親不會願意支付費用嗎？去年4月你寫了那些無比低俗、自我暴露的信，充滿了最邪惡的意圖，讓我認為絕不能冒險讓你知道我的地址。我提前告訴你，你所有想傷害我的計劃都會失敗，而且，我還要警告你，你所有這樣的行為都會被訴諸法律，我手上都有證據。但我放下了所有這些醜陋的想法，我確信，無論如何，這只是你一時的頭腦發熱，只要冷靜地想一想，一切就都會過去的。但是，謹慎是安全之母，因此，只有在我認為你值得信賴的時候，我才會給你我的地址。這就是為什麼我請求德拉艾不要把我的地址給你，我也請求他慷慨地把你的信全部轉寄給我。
來吧！展現一點善意、思量和感情吧，為了那個永遠都屬於你的人，保羅·魏爾倫。
另：之後我會通過德拉艾向你解釋我希望你能過上的那種生活——拋開宗教信仰不談，儘管宗教信仰是我給你的主要建議——只要你能給我令人滿意的答覆。
蘭波沒有感受到這封信中真摯的情感；他只感受到沾沾自喜的虔誠、侮辱性的警告和高高在上的態度。他並沒有寫下令人滿意的答覆，兩位昔日的好友再也沒有見過面。
那一年，整個冬天蘭波都待在夏爾維勒，他似乎對接下來要做什麼感到猶豫不決。但他並沒有閒著，而是忙於知性的追求：學習阿拉伯語、印度斯坦語和俄語。由於沒有章法，他的學習進展受到了一定的阻礙，他唯一擁有的俄語書是一本俄語—希臘語字典，他把字典剪成了紙條放在口袋裡，並在夏爾維勒的森林中散步時背誦學習。[481]有一段時間，他曾半開玩笑地想去參加高中畢業會考。此時的德拉艾已經是位於赫泰勒（Réthel）的聖母中學的一名老師了——魏爾倫後來接任了他的位置——蘭波給他寫信，詢問他關於如何準備參加理科會考的建議：他應該讀哪些書、了解哪些知識，他的水平會達到哪一個成績標準。[482]魏爾倫在寫給德拉艾的信里不經意地提到，[483]蘭波似乎還考慮過入學巴黎綜合理工學院；這也解釋了他為何選擇備考理科會考。魏爾倫曾充滿譏諷地稱呼這一時期的他為「數學家」，並對他的計劃表達了最殘忍的嘲諷。他曾說：「誰是那個比狗還蠢的傻子，想要去給巴黎綜合理工提建議？」當時，德拉艾可能也沒有給蘭波任何鼓勵，因為我們之後再也沒聽到他提起這一計劃。這其實並非明智之舉，因為如果蘭波能受到訓練、獲得資質的話，也許他可以成為一名出色的工程師；在技術的加持下，後來的他也許能夠更輕鬆地獲得去海外工作的大好機會。
在這一時期，蘭波實踐了他所有反覆無常的行為中最奇怪的一個：他決定學習音樂、學習彈鋼琴。有兩個來源證實這個故事的真實性，因此這並不是總是圍繞著他的那些異想天開的謠言。我們已經知道，他曾為了這個目的而向魏爾倫借錢，儘管後者認為這只是他借錢的藉口。證實這個故事的來源之一是來自夏爾·勒菲弗爾（Charles Lefèvre），他是房東的兒子，當時蘭波正在給他上德語課。[484]他聲稱這個故事是真實的。他還提到——儘管一個二十一歲的男人做出這樣的行為並不值得誇讚——蘭波的母親拒絕租賃鋼琴，於是蘭波就在餐桌上刻出了鋼琴的鍵盤，在糾正學生的翻譯習作時，他會用這個鍵盤來練習音階和當時正在學習的曲目。為了防止其他家具也落得同樣的下場，蘭波的母親終於同意租用樂器；據說，根據從公寓裡傳來的音樂判斷，蘭波很快就成了一個出色的鋼琴演奏者。魏爾倫曾畫過坐在鋼琴前的蘭波，畫中的他以充沛的精力彈奏著，額頭上留下汗水，畫像的說明文字為：「音樂陶冶情操。」
第二個證實這一信息的人名叫路易·萊特朗熱（Louis Létrange），他當時和蘭波一家住在同一棟房子裡。[485]他是合唱團的指揮，同時也是夏爾維勒聖母教堂的唱詩班指揮，他也教授鋼琴和管風琴演奏。蘭波向他求助，希望得到他關於音樂學習的建議，還從他那裡借了夏龐蒂埃（Charpentier）小姐的《鋼琴練習指南》，他也和他談論「新的音色」——這似乎說明他還沒有放棄對文學和藝術的興趣。萊特朗熱和勒菲弗爾都見過蘭波在桌子上刻出的琴鍵。一直到1875年12月，蘭波夫人才終於同意租用鋼琴，在那之前的幾個月里，蘭波都是用這一「無聲的樂器」來練習的。
德拉艾聲稱，[486]儘管蘭波沒有在實際演奏鋼琴的路上走得很遠，但他確實掌握了大量的理論知識。對於一個文人來說，這一點比僅僅成為一個出色的演奏家要重要得多。他很可能把鋼琴學習看成了獲取音樂知識的一部分。音樂和數學的關係十分密切，古希臘人認為，音樂和天文學都由數學構成。他們相信，音樂是萬能語言，所有人都可以理解；學習音樂——和學習數學一樣——是在為學習哲學做準備。畢達哥拉斯同時是一位著名的魔術師和數學家，他的理論和計算有很多都以音樂中的音階為基礎。通過這些，他測量出了固定位置的行星到地球的距離，以及月球、水星、金星和其他轉動著的星體之間的距離。所有這些星球位置之間的距離都和音階中全音和半音之間的距離相等。他也從此推論出世界和天體的和聲，對他來說，「天體音樂」不僅僅是一種修辭手法。天體之間的關係依賴於它們到中心的距離，越是緩慢、距離近的天體，就越會發出更低的音調；敏捷的天體則會發出更高的音；合在一起，這就是宇宙的八度。根據他的說法，我們之所以聽不到這種音樂，是因為我們的耳朵已經被周遭的噪聲震聾了，但如果我們能夠達到完美的靜默，我們就能夠感知到天體音樂——不幸的是，我們大部分時候都處於和靜默恰恰相反的狀態。很可能蘭波把學習音樂當成了數學的一部分，因為數學是新世界的知識之樹上最重要的一根枝葉。
但這似乎也是蘭波最後一次展現對藝術或文學話題的興趣。
久病纏身的維塔莉在1875年12月離世。於是，蘭波夫人把真實的自我更加牢牢地鎖在不通人情、艱苦樸素的外表之內。她在兩年半前給魏爾倫的信里曾提到過自己內心的傷口，現在，她的傷口復發蔓延得如此之快，讓她的心中幾乎不再剩下任何完整的地方。
冬去春來，蘭波再一次出發，走上了流浪的旅途。這一次，他計劃去俄羅斯；整個冬天，他都在為了這個計劃而學習俄語。但他只到達了維也納就放棄了。抵達維也納時，他坐上了一輛馬車，並且很不明智地和車夫交上了朋友；後者其實是個惡棍，還搶走了他所有的錢和行李。為了吃飯，蘭波不得不在街頭行乞。他因行乞而被逮捕，並被當作不受歡迎的外來者遣送到了邊境；在那裡，他被交給了德國警察，並因此在身無分文的情況下被送到了阿爾薩斯邊境線的法國領土上。他從那裡徒步回到了夏爾維勒。這一次，德拉艾說，[487]蘭波變得十分強壯硬朗，他整個人的外表也變了：他看起來像一個習慣流浪的流氓一樣剛硬。
他修長的雙腿會像駿馬一樣大步地邁開，籠罩地面；他舉止得當，但看起來似乎已經放棄了抵抗；他看起來就像一個準備好接受任何事的人，他沒有憤怒，也沒有恐懼。
很快，家裡的氛圍讓他無法忍受，他也只在家裡待了很短的時間。他出發時還是春天，一直流浪到秋天才回家，就像需要棲息地的鳥兒一樣，在家裡度過了冬天。「我害怕冬日，」他在《地獄一季》里說，「因為那是安逸的季節！」（王道乾 譯）[488]
此時，他想要找到前往東方的辦法。在一段很短的時間裡，他半開玩笑地計劃成為一名神甫，這樣就能可以以傳教士的身份前往東方。[489]但他放棄了這個計劃，出發去了荷蘭，並在那裡參加了荷蘭的軍隊，前往爪哇。他簽了一份為期六年的合同，拿到了十二英鎊的獎金。1876年6月10日，他登上奧蘭治親王號起航出發，[490]旅途花費了六個星期的時間。隨著船在紅海上的航行，他看到了蘇丹、阿拉伯海岸線和完整的索馬利亞海岸；後來，他對索馬利亞海岸瞭若指掌，熟悉得如同自己的家鄉。當時的紅海西海岸還是一片沉寂，還沒有歐洲人活動的蹤跡。7月23日，船在巴達維亞靠岸。蘭波隸屬於第一步兵營，但很快他就厭倦了枯燥的軍事化生活。在過去的六年中，除了追求自己的志趣外，他一事無成，而且他十五歲就離開了學校，因此也沒有來得及養成遵守紀律的習慣。在營房裡，他的眼中只有那些有待他探索的美麗國度；於是，在他抵達這裡三個星期後，一找到機會他就做了逃兵。我們知道，他是在8月15日這天成為逃兵的，但是我們並不知道他是從巴達維亞還是沙拉迪加離開的。當時的荷蘭殖民軍隊中有很多逃兵——他們都是為了從歐洲逃離才參軍的歐洲人。
根據第一位傳記作家的說法，蘭波在成為逃兵後的幾個星期，甚至是幾個月里，都在叢林中流浪，最終以一個體格健壯的水手的身份，乘坐一艘英國運糖帆船回到了英格蘭。無論如何，他肯定不可能在叢林裡流浪太長的時間，或流浪到很遠的地方，因為他在1876年12月31日就已經回到了夏爾維勒，而乘坐那艘船繞過好望角的歸途至少要花上三或四個月的時間。根據德拉艾的說法，他愉快地流浪遍了整個爪哇島，直到他終於抵達了一個港口，在那裡，一艘英國運糖帆船雇他當了水手。這艘船在沿著好望角航行時遭遇了一次激烈的暴風雨，但最終還是把他載到了利物浦，他也從那裡返回了法國。到了侯安和布吉尼翁筆下，這一經歷大致相同，不同之處在於這艘船在利物浦停靠後，又繼續沿著英國、斯堪的納維亞、丹麥、荷蘭和比利時和法國的海岸線航行，直至抵達波爾多，蘭波也是從那裡坐火車返回了夏爾維勒。根據帕泰爾納·貝里雄的說法，蘭波直接從利物浦出發前往迪耶普，然後從那裡返回家鄉。
上述說法中沒有任何一個是絕對準確的，德拉艾的說法也和他在寫給朋友米約（Millot）信里所說的對不上，這封信的內容由德·格拉夫發表，[491]寫於1877年1月28日，和上述蘭波的遊歷的時間很近。他在信里寫道，蘭波告訴他，自己是坐船歸鄉的，途中經停了聖赫勒拿島、亞速爾群島、愛爾蘭的昆士敦、利物浦，最後在勒阿弗爾下船。他從那裡前往巴黎，在那裡待了幾天後才返回夏爾維勒。德拉艾還說，從12月9日到31日之間，他都躲在夏爾維勒，和家人在一起。
這封信發表之前，筆者曾嘗試調查蘭波從爪哇返回時所坐的船。經過漫長的研究後發現，在1876年8月15日到12月31日之間離開爪哇的24艘船中，只有15艘在1877年1月前抵達了英國或法國。
曾經設立於倫敦的船舶及海員總登記處的檔案里，保存了所有英國船隻的文件和證明。這些記錄十分詳盡，包括了所有船隻上每個船員的合同副本，其中有船員的國籍、薪水等信息，還包括一份船員在航行中的健康狀況和行為報告；以及船員登船和下船的港口名稱。筆者調查了七艘可能的船隻中全部船員的信息記錄——其餘的八艘船隻都不屬於英國，相關記錄也沒有在登記處保留。所有合同、水手名冊和報告中都沒有蘭波這個名字。因為他有可能用假名登船，因此他的筆跡樣本也被拿來與合同中的簽名進行比對，但也並沒有發現哪怕和他的筆跡有一點相似的記錄。因此，他不可能從荷屬東印度群島以水手的身份乘坐英國船隻返回歐洲。[492]當然，他也許是以乘客的身份登船的——或者他以乘客或水手的身份乘坐的船隻並不屬於英國。但蘭波的朋友和早期的傳記作家們一直以來都斷言他確實以水手的身份乘坐一艘英國的運糖貨船返回了法國。
在上述調查中，筆者發現了另一個事實：經過覆核，發現這一時期並不存在從爪哇出發、在利物浦靠岸的英國船隻。一艘名叫「蕾歐妮號」的船確實是從東印度群島出發，並於12月23日前在利物浦靠岸，但那並不是隸屬於英國的船隻，因此筆者無法進一步發現任何相關信息。
最有可能將蘭波帶回歐洲的是一艘名叫「流浪酋長號」的英國船——這個名字也確實配得上「羈風之人」。這艘船上載有作為貨物的糖，於8月30日從三寶壟出發。當時，爪哇有許多經停港，蘭波可以從其中任何一個港口上船。流浪酋長號經停聖赫勒拿島，在繞過好望角時遭遇了暴風雨，並因此失去了桅杆，還差點沉沒。所有這些細節都對應上了伊莎貝爾口中哥哥的旅行。這艘船於12月17日在勒阿弗爾靠岸，這也讓蘭波有了幾天在巴黎盤桓的時間，並能夠在除夕夜之前回到夏爾維勒。他並沒有被僱傭為水手，很可能是自費登船回鄉的；他一向都很擅長編造關於自己豐功偉業的浪漫故事。熱爾曼·努沃是這樣描述蘭波的：他穿著英國水手的制服走在巴黎街頭，說是船員們給他的，因為他自己的衣服由於徒步穿越叢林而變得破爛不堪——然而，這可能僅僅因為他登船時還穿著荷蘭士兵的制服，而逃兵這樣打扮是十分危險的。他曾經打扮成英國水手的樣子這件事，可能導致了那些稱他曾經在英國船上當水手的謠言。從那以後，熱爾曼·努沃一直叫他「水手蘭波」，取自《一千零一夜》中的水手辛巴達。[493]
關於流浪酋長號的大部分細節也和德拉艾寫給米約的信相吻合——除了蘭波抵達法國的時間。如果蘭波是在12月17日抵達勒阿弗爾的，那他就不可能像德拉艾說的那樣，在12月9號就已經到了夏爾維勒。但那一天他是不是真的已經到了夏爾維勒？沒有證據可以證明這一點，也沒有人曾經見過他。德拉艾直到新年才和他見面——他寫給米約的信的日期是1月28日——而他也可能記錯了日期。也許他想寫的是「19日」，但寫成了「9日」；或者是德·格拉夫在讀信的時候看錯了，因為他確實在解讀信的內容時遇到了困難。對於蘭波來說，要在家鄉默默無聞地待上三個星期實在是太長了，如果真是這樣的話，那麼也沒有人知道他的存在，因為我們得到的關於他的最早的消息是在除夕夜，他在那一天返回了家中。
德·格拉夫認為，他回程時乘坐的船是「埃克塞特城號」，[494]9月17日從三寶壟出發；但他沒有給出更多的細節，也沒有提出支持這一理論的論點。
保存於卡迪夫的船舶及海員總登記處的記錄中，包括了埃克塞特城號航行的所有細節。[495]這是一艘蒸汽船，並不是蘭波描述的那種脆弱的帆船，而且沒有關於貨運的信息。這艘船上共有二十四名船員，加上後續替換人員，合同包括了七十個人的姓名，但在香港和馬耳他之間並沒有簽約僱傭任何新的人員。這艘船從三寶壟出發，直達馬耳他，然後在1876年11月15日抵達馬賽。上述情況與蘭波的家人或早期傳記作家的描述沒有一處吻合，和德拉艾當時寫給米約的信中的內容也對不上。這艘船也沒有靠近過昆士敦或利物浦，而蘭波和德拉艾也不太可能無中生有地杜撰出這些地名。所有目前掌握的證據似乎都可以推翻蘭波乘坐埃克塞特城號歸鄉的理論；流浪酋長號依然是可能性最高的船隻。
抵達勒阿弗爾後，蘭波似乎前往了巴黎，並在那裡待了幾天的時間，或者，他在返回北部的途中曾經路過首都。之後他便回到夏爾維勒度過一年一度的冬歇。此時的他看起來比實際年齡二十二歲更加成熟，他留著濃密的金色絡腮鬍，皮膚也曬出了陳年皮革的顏色。他的母親已經接受了他的反覆無常，她認為這是自己道德上必須背負的十字架；她以堅忍、基督教徒式的順從接納了他，但對他並不友善。她變得比過去更加沉默和不苟言笑；在家時，她幾乎不和家裡幾個成員交談。
春天到來時，蘭波又一次回到了旅途中。這一次，他去了漢堡，希望能在駛向東方的船上謀得一份工作。他並沒能找到理想的工作——根據早期傳記作家們的說法——只能接受了一份在盧瓦塞（Loisset）馬戲團擔任翻譯兼經理的工作，當時馬戲團正在前往北歐首都城市巡演的路上。根據傳記中的說法，盧瓦塞有兩個美麗的女兒；其中一個後來嫁給了一位俄羅斯親王，另一個則在馬戲表演中發生事故而去世。[496]即便是她們的魅力，也無法補償蘭波因為處處受限、演出總是一成不變的馬戲團生活而感到的厭煩。此外，他還發現自己無法忍受北歐都市的寒冷，而他在之前的旅程中一直都是向南方或東方出發，尋找陽光的照耀。最終，由於無法找到能帶他返鄉的工作，據說他通過斯德哥爾摩的法國領事館被公費遣返。後來，伊莎貝爾·蘭波聲稱[497]她從來沒有聽說過這個馬戲團，且他在瑞典時是在一家鋸木廠供職。筆者通過斯德哥爾摩的法國領事館進行了調查，結果顯示他從來都沒有通過公費從瑞典被遣返法國。[498]
然而，他很有可能確實曾去過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因為德拉艾曾畫過一則諷刺漫畫，其中，蘭波正和一頭白色的北極熊一起喝酒，也有人聲稱曾經在哥本哈根和斯德哥爾摩見過他。[499]德拉艾附上這則漫畫的信中並沒有提到關於任何馬戲團的內容。
回到家後，蘭波覺得自己無法繼續忍受和一言不發的母親一起度過整個漫長的冬天。當時還只是初秋，於是他便出發前往亞歷山大港，希望能夠在那裡找到溫暖。也正是在這一時期，他的朋友們認為蘭波已經過於野性、無法無天了。德拉艾在寫給魏爾倫的信里稱他為「霍屯督人」[500]，[501]並且附上了一幅畫，畫中的蘭波踉蹌地被一群黑人女性包圍著，手中拿著一瓶白蘭地，手腕上用一根繩子繫著一本晃悠悠的字典。[502]然而這一次蘭波並沒有能夠到達亞歷山大港；不幸的是，他在船上生了病，於是只好在義大利海岸下船。當他恢復健康、能夠出院時，冬天已經來臨，現在還要啟程踏上如此遙遠的旅途已經太晚了，因此他不得不回到了家中。這次生病讓他的健康變得十分脆弱，他在家待了幾乎一整年的時間，直到第二年的秋天。他的母親拒絕讓他過無所事事的生活，因此他在羅什的農場工作了整個春天和夏天。那一年9月，有人在巴黎的拉丁區見到他，但並不知道當時他在那裡做什麼。[503]
1878年10月，蘭波再次離家前往漢堡，希望能夠再一次找到一艘能夠帶他去往東方的船。在那裡，他遇見另一個承諾給他一份在亞歷山大港的工作的人，條件是他必須立刻前往熱那亞，並在那裡登上一艘去往埃及的船。他迅速地穿越了法國，但卻在抵達阿爾特多夫時發現翻越阿爾卑斯山的交通通道由於冬季到來而關閉了；如果他想要前往義大利，就必須徒步翻越群山。
他冒著劇烈的暴風雪踏上了徒步翻越的旅途。[504]從阿爾特多夫開始，道路突然開始變得蜿蜒而陡峭，並且緊貼著懸崖；然後，向上的路也逐漸變得更陡。這條路只有十八英尺寬，一邊是六英尺高的雪地，有時雪會鋪滿整條路。於是，他不得不邊鏟雪邊走，同時，冰雹也不斷打在他的臉上。一路上沒有遮蔽的地方，身邊、前方、腳下都沒有；此時已經看不見懸崖了，也看不見高山，只有讓人盲目的白茫茫一片，能夠看到、觸摸到、感受到和思考的僅限於此。他無法從這片令人眩暈的白色中移開視線，因為冷風正像利刃一樣割進他的身體。他的睫毛、眉毛和鬍子都被已經結晶的冰所覆蓋，他的耳朵被風吹得皮開肉綻，他的脖子則因為用力爬山而腫了起來。沒有任何東西可供他辨認方向，除了每間隔一段距離就會出現的電線杆，但電線被無處不在的白色淹沒，無法看見。在向上爬的一段路中，他不得不鏟開面前三英尺深的雪堆，而這樣的情形持續了整整一英里的距離。
他爬得越高，風就變得越凜冽，寒冷也變得更加嚴峻；他陷在深及腋下的雪中，跌跌撞撞地前進；他知道如果暴風雪繼續加劇，那他就會被完全埋在雪中。突然之間，當他以為自己已經到了忍耐力的極限時，他在懸崖的一邊看到了一個蒼白的影子。那是一個救濟院，他安全了。
他拉響了門鈴，一個討人厭的年輕人為他開了門；他被扔進了一間骯髒、低等的房間，並得到了一頓尋常的飯食：一碗湯、一些麵包和奶酪，還有一杯葡萄酒。晚些時候，又有些一路掙扎過來的旅客抵達，他們被寒冷折磨得幾乎癱瘓。之後，救濟院給每個人發了一些堅硬的床墊和不足以保暖的毯子，到了夜間——蘭波用他那不敬神靈的筆觸寫道——可以聽到僧侶們吟唱聖詠，慶祝他們的喜悅，因為他們再一次成功地從那些資助這座小屋的政府手裡搶到了錢。
第二天早晨，蘭波吃了一些麵包和奶酪，又喝了一杯紅酒作早餐，之後，休息一夜後恢復活力的他再次出發踏上旅途。那天的天氣很好，寒風已經平息了下來，群山在冬日暖陽的照耀下閃著燦爛的光芒。他不再需要向上爬了，因為接下來的旅途都是下山的路。他不斷向下走著，直到被更暖的空氣包圍；之後，他看見了葡萄園和草地、農場、奶牛和豬。最後，他抵達了盧加諾，他可以從這裡乘火車去熱那亞坐船前往亞歷山大港。
在距離亞歷山大港不遠的盧克索神廟，一根石柱的高處，深深地刻上了「蘭波」這個名字。今天再也沒有人能夠在無人察覺、沒有梯子和腳手架的情況下完成這樣一個惡作劇。但六十年前——或者說，大約在這個時間——神廟還沒有完全出土，露出沙漠表面的只有石柱，完成這樣一個惡作劇還是一項簡單的任務，這也是為什麼所有過去留名的人的簽名都在建築的頂端。當時，蘭波依舊寂寂無名，不會有人想到刻他的名字來開玩笑。在亞歷山大港時，他是否有可能親自去到了盧克索？又或者說，這只是一次重名的巧合？[505]
在亞歷山大港，蘭波先是為一個大農場的主人工作，但他無意在這份工作上長期停留。他聽說在賽普勒斯有一份收入頗豐的工作，[506]於是便計劃，只要存夠了錢，就立刻到那兒去。他首先到了蘇伊士，那裡有一個名叫蘇埃勒（Suel）的法國人，他是一家酒店的老闆，手裡常常有一些或多或少見不得人的雜活。這個地方所有的事物蘇埃勒都要插上一腳——根據外交部的記錄顯示，他參與的事很多，從燈塔的建設規劃到從災難中拯救船隻都有——[507]他還會雇用廢船拆卸工，把那些沉沒在加爾答菲角的不幸船隻打劫一空，它們本應受到他的燈塔的保護。為了洗劫這些沉船中的一艘，他在1878年12月的前兩個星期里雇用了蘭波。[508]
在完成了這一油水頗多的工作之後，蘭波渡海前往了賽普勒斯。這座島嶼剛被英國從土耳其手裡奪走；英國人正在港口、運河和道路上大興土木，進行修繕和改造。蘭波在一個沙漠裡的採石場工作，那裡距離最近的村落有一個小時腳程，他是工頭，手下有一伙人。他曾說，那裡什麼也看不見，只有數不清的滾落的岩石，還有河流和大海。那裡沒有泥土、花朵和青草；即便是冬天，那裡也十分炎熱。這些信息都記錄在他寫給家人的一封信里。[509]然而，他的記錄似乎誇大了事實，因為一位現代的新聞記者聲稱，這座島嶼上並不存在任何符合他描述的地方。「賽普勒斯沒有真正的沙漠，也沒有在冬季依然氣候溫暖的地方，更不要說是十分炎熱了。如果蘭波在1月到6月之間待在那裡，那麼他更可能感受到寒冷，而不是炎熱。3月、4月和5月間，這裡遍地都會盛開花朵。」[510]
蘭波曾說，他是唯一沒有出現發熱症狀的歐洲人，還說有三或四個病人因此而死。他被指派管理本地工人的職務；他的職責是付給他們工錢，並發放庫存和食物。他的薪水是三十先令，衣服和食物都需要他自掏腰包。
他儘可能少在自己身上花錢，並把這份微薄的薪水中的一部分給攢了下來。他寄希望於日後能找到報酬更加優厚的工作，因為當時又有很多工程都在規劃中：鋪設鐵軌、開鑿運河和建設醫院。
1879年4月，他依舊在賽普勒斯，也依舊在做同一份工作，但他快要無法忍受這一切了。生活條件讓人忍無可忍；他和手下的工人們甚至無法得到生活必需品的保障；他們面臨著食物的短缺，也沒有遮蔽身體的地方，因此一直受到蚊子的侵擾，還為此被傳染上了瘧疾。有一次，蘭波和工人們產生了齟齬，他不得不請保鏢來保護自己和倉庫。有一天，工人中的一些人翻開了放著薪水的錢櫃；蘭波被指貪污了這些錢，於是他不得不向每個人單獨解釋自己的困難，告訴他們自己必須對每一個手下的人負責，大家都指望著薪水過活，沒有錢就只能餓死。據說，除了很少幾次例外之外，他總能成功地說服他們，讓他們把偷走的錢給還回來。[511]
他在賽普勒斯一直待到1879年6月，那時他得了傷寒，因此回到家中療養。經過了六個月的海外生活，當德拉艾再見到他時，由於變化太大，他一下子沒能認出他來。他唯一能認出的是他的眼睛，那雙無比美麗的眼睛還沒有失去它們的光彩。但從前那飽滿的雙頰此時已經因病而變得乾癟，甚至比當初他在巴黎快要餓死時還要乾癟；此時，他臉上所有的骨骼線條都變得清晰可見。他那清爽乾淨的膚色已經完全消失了；曾經讓他看起來像一個英國嬰兒一樣的粉色肌膚現在變得黝黑，他擁有阿拉伯人那樣粗糙的皮膚。他的頭髮開始變白，他還留著被漂白的捲曲的小絡腮鬍和唇上的鬍鬚——他的鬍子長得很晚——這讓他看起來更像一個來自異域的人。他的嗓音已經洗去了長久以來一直帶有的孩子氣的音色，現在的他有一把低沉、莊重的嗓音。
幾乎整個冬天他都病著，經過了賽普勒斯的炎熱後，他那虛弱的身體在冬天的寒冷中飽受折磨，而他的母親還從來都不允許把房子燒得太暖。在他和家人一起住在羅什的農場期間，他只能去養著小馬駒的馬廄里保持溫暖。
那個冬天，家中比往常更加沉悶，因為那裡只有伊莎貝爾——她已經十八歲了——和他的母親在。弗雷德里克結束了在軍隊的服役，但他並沒有什麼雄心大志，於是他終於做了他一直威脅要做的事：成為一名車夫。母親現在對他的態度和對自己的兄弟一樣——她和他斷絕了關係，永遠都不准他踏進自家的門檻，只要公司讓他來送包裹，她就一定拒收。那一年，蘭波上尉在第戎去世，儘管他的死亡對妻子和孩子們沒有太大的影響，但這讓他的妻子再一次被迫回想起了她曾經寄托在孩子們身上的希望——是她的孩子，也是他的孩子——這些孩子本該是對她那充滿失望的婚姻關係的補償。現在，這些希望全都落空了；維塔莉死了，弗雷德里克墮落成了工人階級中的一員，而阿蒂爾，她曾經對他寄予最多的希望，正無所事事地待在家裡，沒有任何人能從他身上看到什麼前程。只有即將十九歲、仍在成長中的伊莎貝爾，但她的身上還沒有展現出任何正面的品質或缺陷。
1879年10月，蘭波迎來了他的第二十五個生日，他的朋友們也開始注意到他身上的變化。德拉艾說，1879年底的蘭波變得冷靜了許多，並且十分慶幸。他似乎完全喪失了對酒精和激動人心的事物的喜愛，他的眼睛裡有一種呼之欲出的東西，再一次變得溫柔，很有精神。當時，他最自豪、最珍視的所有物就是賽普勒斯的僱主為他寫的認為他表現良好的「推薦信」。[512]造訪羅什時，德拉艾好幾次去看蘭波，這對老友談論了很多東西——過去和未來。蘭波告訴德拉艾，他流浪的日子已經結束了——仿佛他突然之間做出了新的決斷——他還把自己對未來的雄心大志都告訴了他。此時的他談論著自己對未來的計劃，就好像他能看見其中包含著某種方向和格局一樣；但他沒有提起自己過去的興趣所在——歷史、哲學和文學，統統沒有提及。「那文學呢？」德拉艾突然問道。「哦！我現在再也不想它了！」他生硬地答道，然後就轉移了話題。[513]
之後，他說自己要走了，這次會離開更久，可能幾年都不能再見到他了。這一次，在他出國之前，一些舊日的夥伴——米約、皮爾昆和德拉艾——邀請他在夏爾維勒公爵廣場的一間小咖啡館裡共度一晚。赴約時，他從頭到腳都穿著嶄新的衣服，看起來很是俊俏。他告訴他們，自己買了這件新的西裝還有其他的衣服，賬單則會在他出發後被寄給他的母親。整個晚上他都很快活，他的狀態看起來比他們這許多年間所見到的都要好，就好像他剛剛擺脫了一份沉重的負擔一樣。他為自己的未來做出了重大的決定。
二十五歲對於一個男人來說是人生中一個重要的里程碑。他已經不能再把自己看作一個少年了；是時候接受自己作為一個男人的身份、負擔起責任來了，他也必須對自己生活的格局有所認識。此時，他應該安定下來，構築自己的未來，接受世界的本來面貌，接受它帶來的失望和限制。他不會再等待新世界的到來了。現在，他流浪的日子也已經告終。他將和所有普通人一樣，為了構建自己的事業而工作；他將在常識的梯子上緩慢地攀爬，盡他所有痛苦的努力。他希望能爬上最高的一級，然後緊緊抓住那裡不放。
11點，他離開了朋友們，他們中沒有人再見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