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蒂爾•蘭波 · 第七章　大都市

1872年的夏天，蘭波再也無法忍受巴黎，他嚮往著家鄉亞登省清新的空氣。這是他在城市裡度過的第一個夏天——他一輩子都住在和鄉村交界的小城裡，羅什的農場是唯一的避難所。「我恨夏天，」在給德拉艾的信中，他寫道，[337]「天氣熱起來的時候我快要死了。我仿佛得了口渴的不治之症！亞登的河流和比利時的山洞，這些都是我特別想念的。」 此時的他開始無法忍受自己在酒店裡住的房間，它正對著臭氣熏天的大廳。這是一家典型的拉丁區酒店，骯髒不堪，即便在今天也是如此，這家酒店為無數代的窮學生提供居住之所。一走進酒店，在發霉的樓梯上就能聞到從來不打掃的廁所里冒出來的腐臭尿味，骯髒不透氣的房間裡有老鼠流竄，在黑暗、溫暖的夜晚，垃圾桶的臭味——「poubelles」[338]這個名字本身就透露了垃圾桶里腐爛的氣味——會飄在大廳狹窄的管道里。當日光透進昏暗的房間，陽光的光線卻從來無法到達，唯一可見的變化就是房間原本的黑色被深灰色所取代。 到了七月，他覺得自己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他決定離開巴黎一段時間，並強迫魏爾倫陪伴他。此時他已經意識到自己有足夠的力量對他造成影響。他去了蒙馬特，和魏爾倫在街上會面，並告知了他的計劃。當時魏爾倫正從家裡出來去附近的藥房取妻子的藥。一開始，魏爾倫有所顧忌，因此拒絕和他一起離開。他問道：「那我妻子怎麼辦？」但蘭波粗暴地回答他：「讓你的妻子下地獄去吧！」魏爾倫最後還是允許他的朋友說服了自己，追隨著離開了。 他們一整天都待在咖啡館裡。夜幕降臨時，他們登上了一輛前往阿拉斯的火車，魏爾倫的一位年老的阿姨就住在那裡。當天是1872年7月7日，蘭波並沒有預料到那一天會是他巴黎文學生涯的結束。他離開了首都，當他前一年從外省來到這裡時，他充滿了希望，計劃征服巴黎；但他什麼都沒有征服；他依舊默默無聞，離開時身後只留下了敵人。 他們整夜都在旅途中度過，第二天清晨抵達了阿拉斯。他們二人的行為舉止就像正在度假的、不負責任的孩子。[339]當時還沒到能夠得體地拜訪魏爾倫的阿姨的時間，為了打發時間，他們在火車站的餐吧坐下，邊吃早餐邊決定，他們要嚇唬每一個他們所看見的、正在洋洋得意喝著早晨的加奶咖啡的中產階級。他們開始故意輕聲對話，但聲音足夠讓所有人能聽見；他們說著自己曾做過的搶劫案，甚至吹噓曾經蓄意謀殺過某人；他們為自己胡編亂造的本事感到十分滿意，於是過分堆砌了太多細節。突然之間，兩個猙獰的警察打斷他們繪聲繪色的描述——聽見他們對話的酒保偷偷摸摸地報了警。他們被當場逮捕，像遊街一樣被帶去了市政廳。在那裡，他們十分困難地向裁判官解釋，這些對話都只是玩笑罷了。幾天前，阿拉斯執行了一場死刑的行刑，魏爾倫和蘭波的對話引起了當地人的誤會，因為人們認為他們可能和之前那個上了絞刑架的罪犯有關聯。無論如何，裁判官對這對好友來阿拉斯的動機很是懷疑。最終，他們被警察帶回了火車站，並把他們推上了去巴黎的火車。抵達巴黎後，他們並沒有留下；他們從巴黎北站轉車去了東站，買了去夏爾維勒的火車票。蘭波夫人當時正和家人一起住在羅什鄉下的避暑小屋裡，因此不會有遇到她的危險。這對好友花了一天的時間和夏爾·布列塔尼一起飲酒作樂；夜幕降臨時，他們雇了一批馬車帶他們去往比利時邊境某個人煙稀少的地方，這樣他們就不太可能要和海關官員打交道。進入比利時境內後，他們立刻就登上了前往布魯塞爾的火車。 與此同時，在巴黎，瑪蒂爾德·魏爾倫被丈夫拋棄，她非常焦慮，擔心丈夫的安危。從他去藥店那一刻起，她就再也沒有聽到任何關於他的消息，而去拿藥只會耽擱他不超過幾分鐘的時間。她絕沒有想到他可能出去旅行了，因為他離開的時候沒有拿任何的行李，而她知道一個人是不可能不帶換洗衣服就出門旅行的。她覺得一定是發生了什麼事故，於是要求警察幫忙在所有醫院、巴黎城中所有警察局和停屍房尋找他。但這一切都是枉然，沒有人知道任何與他有關的消息。 終於，幾天後她收到了一封來自布魯塞爾的信。這封信讀來十分可悲，體現了蘭波對魏爾倫極強的掌控。 我親愛的瑪蒂爾德，別擔心。別為我而感到悲慟和哭泣！我正在一場噩夢之中！總有一天我會回來的！[340] 收到這封信後，她決定再做最後一次努力，從那個蠱惑她丈夫的惡棍手中把他奪回來。她和母親一起前往布魯塞爾去找他，希望能說服他跟她一起回來。在一首日期註明為「布魯塞爾——倫敦。——1872年9月至10月」的詩中，魏爾倫描述了和她的會面；聽說她已經到了，他緊張地回到自己的酒店房間裡。[341] 我又看見你了。我推開半掩的 臥室的門。你仿佛倦了，在床上偃臥。 單薄的軀體，被愛情遺棄！ 你跳了起來，赤裸著，快樂地哭泣著。（羅洛　譯） 然後，他突然被愛和悔恨所控制，緊張和顧慮一掃而空。 什麼樣的瘋狂的親吻和擁抱！ 我為此發笑，通過我的淚眼。 那些時刻，將是我的最糟 和最美好的時刻，一年又一年。 我不會再一次看到你的笑顏， 你那優美的誘惑，親切的目光， 再也看不到你，怎不叫人埋怨， 並永遠記住你那過去的模樣。（羅洛　譯） 他原諒了她為他的感官而設下的陷阱，只能想到自己的愛和她的美。 但當她再次穿起衣服時，他的愛人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他那打扮得循規蹈矩、一本正經的妻子。她的天真無邪和不加矯飾的歡樂消失了，他們之間的問題再次出現，他也知道自己的命運將會如何繼續。 我又看見你了，穿上夏天的衣衫， 黃的白的衣衫，印著花兒窈窕， 那令人迷醉的已經逝去的時間， 快樂的含淚的溫存，都已消逝了。 那長成了的少女和嬌小的婦人， 出現在眼前，像往常一樣梳妝打扮。 而那已經是我們的註定的命運， 她凝視著我，從那面紗後面。 但我寬恕你！正是因為這樣 我還記得你，唉！帶著某種自尊 一幅得意的肖像；當你的目光 轉向一側，你那閃著光彩的眼睛。（羅洛　譯） 據說他向她坦白了自己和蘭波之間的關係，但她當時並不能完全理解他的意思。[342]她依然指望著丈夫對自己的愛，她剛剛才得到了這份愛的證據，希望能說服他和她一起回去。她愚蠢地計劃了兩人重歸於好後要一起做些什麼，她要把他從他自己手裡拯救出來。她想著，他們可以一起旅行——她的父親會願意為了這樣一件好事而給他們預支一些錢。就他們兩個人，他們可以一起去新喀里多尼亞；她不在時，她的母親可以照顧孩子。他們將會一起變得更堅強，並忘記過去；保羅會完全切斷現在這段關係，還會完成計劃中那本他現在看來無法繼續寫作的關於巴黎公社的書。 和妻子、岳母會面後，魏爾倫被她們說服，願意和她們一起回巴黎；但他懇求她們讓他向蘭波告別，並當面向他解釋一切。他還承諾說會在火車站和她們碰頭。但當他來到火車上時，兩位女性立刻意識到，他的狀態不再像之前那樣溫和；他喝醉了，脾氣很壞。但他還是和妻子、岳母一起進入了車廂，並坐在角落裡，沉浸在憂鬱和沮喪中，拒絕任何搭話。到了邊境時，他們必須離開車廂做海關檢查，然而，轉眼之間，兩位女性就看不見他了，也沒有注意到發生了什麼。回到車廂後，她們到處尋找他，但就在火車即將離開時，她們看到他站在離她們有一段距離的站台上。「跳上來！」莫泰·德·弗勒維爾夫人喊道，她激動地向他揮手，用虛偽的熱情來掩蓋內心的焦慮。「你要是不小心就會被留在後面的！」但魏爾倫只用搖頭做了回答。火車噴出蒸汽，駛離了車站，而他沒有坐上這趟車。這是瑪蒂爾德·魏爾倫最後一次見到她的丈夫。 第二天，她收到了一封他寄來的信，如果情形不是那麼悲傷的話，其實信中的內容讀來還有幾分幽默。[343] 等待著兩根手指和一口鍋的悲慘的胡蘿蔔仙子、老鼠公主、小圖釘。您什麼都對我做過了；您可能殺死了我朋友的心臟。我會回到蘭波身邊去，如果在您讓我做出的背叛後他還願意要我的話。 與此同時，我們從一位布魯塞爾警察寫給警局偵查部門的信中得知，1872年8月6日，蘭波夫人要求比利時警方尋找她兒子的所在，她的兒子和一個名叫保羅·魏爾倫的人一起離開了。信中說明，魏爾倫住在聖若斯—滕—諾德的布拉邦街，關於蘭波卻一無所知，他應該是和這位朋友住在一起。[344] 魏爾倫和蘭波在比利時待了兩個月的時間，他們在鄉間遊蕩，之後，在9月時，他們經奧斯坦德抵達了多佛。 來到倫敦後，他們第一站就去找了法國同胞，藝術家雷格美。雷格美為我們提供了一幅畫，畫中魏爾倫和蘭波那不修邊幅的形象似乎並沒有在倫敦蘇活區充滿波希米亞風格的氛圍中格格不入。[345]那裡有巴黎公社的流放者——政治家、記者、作家和煽動者——當時蘇活區真正的波希米亞人比文學世界的巴黎要多得多。雷格美幫助這兩個法國人找到了住處；他們先是住在霍蘭德街35號維爾麥希的故居，那是一棟十八世紀的亞當風格建築——就在托特納姆法院路附近。 一開始，這對好友感到孤單並開始想家。魏爾倫在給勒佩勒捷的信中寫道：「一隻扁平的黑蟲，這就是倫敦。」[346]他們思念巴黎街頭啟發靈感的燈光，思念大道上那些把桌子放在人行道上的熱情迎客的咖啡館；他們最想念的是那些友好的服務員，他們總是帶著俏皮的幽默感，又能充滿技巧地把冰水倒進綠色的苦艾酒：一滴一滴地倒，讓它變成雪一般的烈酒。魏爾倫充滿厭惡地描寫了狹小的英式酒館，人們只能站在案幾邊急匆匆地一杯接一杯吞下手中的酒。[347]你會推開一扇沉重的大門，厚重的皮帶會把它綁得緊緊的，導致它卡住，而這扇門對你的態度極端不友好，也不歡迎你的到來，在你走進去的時候會擊打你的背部，還時常會打掉你的帽子。內部的裝潢陰暗陳舊，也看不見桌子，只有幾張鋅制台面的案幾，人們就站在它們旁邊，安靜、莊嚴地喝酒。在這些酒吧里，據魏爾倫說，「哦！盎格魯—薩克遜人那令人悲嘆的低級」，甚至沒有人開口說話。那裡沒有法國咖啡館裡的文學對話，那種明快、充滿智慧的對話既是教育，也是享受。櫃檯後面站著酒保，他們都穿著短袖上衣，有的時候還有肥胖、邋遢的女酒保，她們花枝招展，但品位極差。 和所有來到倫敦的歐洲大陸遊客一樣，魏爾倫和蘭波為盎格魯—薩克遜人的星期天所震驚，感到無比沮喪。在那遙遠的維多利亞時代，星期天比現在要沉悶無聊得多。他們抵達倫敦時是星期天的早上，他們發現自己無法找到任何一家開著門並能為他們提供一頓像樣的飯的地方。10點鐘之前，所有地方都關著門；從10點到下午3點，有幾家酒館和餐廳開了門，但警察警覺地注視著它們，手上拿著手錶站在那裡，確保它們不會超過必須關門的準確時間；6點到7點之間，相同的鬧劇還會再上演一次。即便是鞋匠也不准在星期天工作；曾有一個鞋匠竟敢在聖主日招攬生意，他被一個路過的「條子」狠狠地教訓了一頓。[348]沒有任何劇院或娛樂場所開張，這個世界上最大城市中的市民唯一的娛樂就是海德公園的戶外布道，配合著救世軍樂隊那令人絕望的慘澹音樂。 魏爾倫和蘭波逐漸融入了蘇活區的法國氛圍中。當時那裡有很多在巴黎公社運動後為逃避死刑或新反動政府報復而離開法國的難民；安德里厄（Andrieu）和維爾麥希就是如此；後者由於在出版革命報紙《杜歇老爺》中所扮演的角色而在本人不在場的情況下被判處死刑。這些難民住在萊斯特和蘇活廣場附近陰暗的房子裡，或是在托特納姆法院路附近骯髒的房間裡。他們會在弗朗西斯街上的社會學研究社和幾個他們能創造某種歐洲大陸氛圍的酒吧里碰面。其中包括格雷旅館路上的約克公爵酒館、萊斯特廣場附近的撒布隆尼埃和普羅旺斯酒店，以及老康普頓街5號上的一家酒吧。維爾麥希在那裡進行了關於布朗基的講座，並朗誦了魏爾倫歌頌起義的詩《哦！聖梅里教堂》。 這群難民窮得叮噹響，因為他們發現自己幾乎不可能找得到工作。當時，倫敦和巴黎的警察之間有著非常緊密的合作關係，前者會將法國人在英國的所有活動都告知後者，並根據巴黎方面的要求，儘可能阻礙他們謀生。英格蘭像現在一樣，對暴力和起義有著深深的恐懼，這些不幸的人被看作危險的無政府主義者和革命者，而不是為自由獻身的英雄；因此，他們也必須忍受最令人討厭、最具侮辱性的監視。在這群可憐人中，不修邊幅、聲名狼藉的魏爾倫和蘭波似乎十分自在。在他們的生活變得更加穩定、有規律之後，魏爾倫對倫敦十分滿意，希望這種生活能夠永遠繼續下去；他也成功完成了他的傑作《無詞浪漫曲》。「在這裡，我把自己完全獻給了詩歌，」他在給勒佩勒捷的信中寫道，[349]「我把自己獻給智慧的思考，以及和一小群藝術家和文人進行的純粹藝術性的嚴肅談話。」 據說，魏爾倫和蘭波在倫敦還見到了英國文學運動的成員——如作家羅塞蒂（Rossetti）和斯溫伯恩（Swinburne）。但他們的交往——如果真的存在的話——也不是特別深刻，因為兩邊——英國和法國——都沒有提及這一點。在給埃米爾·布萊蒙的信中[350]，魏爾倫說他很快就會認識斯溫伯恩，但我們之後沒有再得知相關的消息，因此只能假設他們確實見過面，因為後來，魏爾倫在比利時的獄中曾要求勒佩勒捷把他最近出版的《無詞浪漫曲》寄一本給斯溫伯恩。[351] 斯溫伯恩確實一直以來都對法國文學很感興趣，他也是最早一批波德萊爾的推崇者；自從他在1871年的夏天在牛津的貝利奧爾學院和泰納（Taine）會面之後，這一興趣又變得更加強烈。 蘭波很可能和畫家福特·馬多克斯·布朗（Ford Madox Brown）的兒子奧利弗·馬多克斯·布朗（Oliver Madox Brown）見過面，後者被戈斯（Gosse）稱為「了不起的男孩」。他可能就是那個魏爾倫向布萊蒙提到的、他記不起名字的詩人：「我很快就會和斯溫伯恩見面，還會有另一個詩人，他的名字我忘記了，他的寂寂無名和他驚人的才華一樣令人訝異。再過幾天我會給你寄去關於這個有趣的傢伙的消息。」[352] 奧利弗·馬多克斯·布朗是法國難民安德里厄的學生，從1871年開始，直到1874年這個男孩去世，他都由安德里厄教授法語和拉丁語。安德里厄也是蘭波的好友，在蘭波從1872年到1873年在倫敦的時間裡，他們一直都是夥伴。奧利弗·馬多克斯·布朗和蘭波差不多年紀——蘭波比他大一歲——因此，安德里厄自然會讓這兩個有很多共同興趣的文學天才見面。他們倆都是詩人，也都對古典詩充滿了熱情——尤其是盧克萊修——他們倆都受到過巴黎公社運動的深刻影響。馬多克斯·布朗似乎很希望能認識一個來自巴黎的年輕革命詩人。從幼年時起，他就被看作一個天才，他的家人也充滿理解地培養、鼓勵他的才華。八歲時他就已經創作出了第一幅完整的畫作，那是一幅水彩畫，也得到了來自他父親的藝術家朋友們的讚美。1869年他十四歲時，他所畫的題為《喀戎從奴隸手中接過嬰兒伊阿宋》的畫作在達德利美術館展出，他的《馬捷帕》於1871年在新不列顛學院展出，《普洛斯彼羅和嬰兒米蘭達》則於同一年在南肯辛頓的國際展覽館展出。1871年冬天，他正在寫作一部作品，被英格拉姆（Ingram）稱作[353]「最為不朽的作品之一，一旦讀過，就會在讀者的記憶中留下印記」。這一作品就是《黑天鵝》，這部小說為了迎合英國當時在道德上的偏見，於1873年以刪減的形式出版，標題為《加布里埃爾·丹佛》。然而，儘管英格拉姆對其充滿了讚賞，並且作者在十九歲時就已經死亡這一點在當時被看作文學的一大悲劇，現代讀者對這本書只感到言過其實，並沒有什麼內在的價值。馬多克斯·布朗的所有作品的確都體現了當時短暫流行的品位，與我們現在的品位不符；他的作品也證明他是一位前途光明的作家，可惜英年早逝，但除此以外再無其他；和蘭波在同樣年紀時的創作相比，他的作品中並沒有前者的力量和天才的靈光。 就算他和蘭波確實見過面，他也可能會認為這個法國青年過於不修邊幅，因此不適合被邀請到他父親位於菲茨羅伊廣場的家裡，那裡是倫敦文學和藝術界的精英經常聚會的場所。也許他還會覺得蘭波缺乏管教、不受束縛的個性令人反感；因為儘管馬多克斯·布朗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也是一個波希米亞，但他本質上還是一個優雅、有教養的人，蘭波卻完全自發地成了一個舉止粗魯、傲慢無禮的粗人。 魏爾倫和蘭波的大部分時間都在酒館中遊蕩、通過與所有教養和階級的人聊天來學習英語中度過。在有學生的情況下，他們還會教授法語，但這種機會非常罕見。從那一年《泰晤士報》的廣告版面上可以看出，當時也有不少和他們相同資質的法國人在尋找這類工作。為了讓潛在的僱主對他有信心，蘭波買了一頂禮帽；他對此感到異乎尋常的自豪。這頂帽子在好幾年內都是他擁有財富和他人尊重的象徵，在回到夏爾維勒時，他也戴著它。「他就像愛一個可敬的老友那樣愛它，」德拉艾寫道，[354]「他會用手肘溫柔地撫平它絲質的表面，他的動作充滿了天真和令人感動的憐愛。」 在倫敦時，魏爾倫和蘭波沒有試著隱藏他們之間的關係；據說，他們會公開吹噓兩人之間的關係，即便來自法國的難民也為此感到有些震驚。有關他們倆這一行為的流言最後還是傳到了巴黎，瑪蒂爾德·魏爾倫的律師也聽說了此事，當時他正在為申請分居收集材料；因此，他樂於聽聞這些可以作為證據的流言。然而，關於巴黎對他們的猜測的消息傳回了倫敦魏爾倫的耳中，他開始害怕起來。他不希望在法律上和妻子分居，他依然對她抱有愛情；他也不想和當時年僅一歲的兒子分開。他寫信給蘭波夫人，告知她人們口中關於她兒子的流言，希望她能夠做些什麼來阻止流言四散。很快，他就開始常常和她通信。奇怪的是，她對他的態度似乎十分友好。[355]後來，蘭波自己也在11月給母親寫了信，要求她從莫泰·德·弗勒維爾那裡取回他的手稿——他在巴黎時把這些手稿交給了魏爾倫保管，但魏爾倫由於匆匆離開、前往了布魯塞爾而把它們留在了蒙馬特。他告訴她，這些手稿可能會被出版，因此可以帶來一些收入；他知道金錢收入的可能性總是能讓她行動起來。此時，她正計劃立即前往巴黎。她先是讓兩個女兒以寄宿生的身份住進了聖墓修道院——當時，維塔莉十四歲，伊莎貝爾十二歲——然後就動身前往首都。[356]抵達巴黎後，她拜訪了老魏爾倫夫人，兩位母親很快就取得了完美的共識。她們都不認可兒子們之間的那種友誼，但都傾向於首先把責任推到對方的兒子身上。最終，出於互相憐憫的情緒，她們之間產生了友誼，兩位母親在不喜歡莫泰·德·弗勒維爾一家這件事上達成了一致。魏爾倫夫人給了蘭波夫人一封介紹信，讓她去見莫泰·德·弗勒維爾夫人；然而，這位生下慫恿魏爾倫的邪惡天才的母親並沒有受到魏爾倫那受傷的妻子的母親的歡迎。莫泰·德·弗勒維爾一家不喜歡這個面無表情、穿著外省服飾、舉止也是外省風範的鄉下女人；此外，他們也不希望再和任何與蘭波有關聯的人扯上關係。他們決定不做任何妥協，也不達成任何協議，因他們不希望再出現任何可能阻礙女兒和保羅·魏爾倫這個惡棍分開的事。他們不願意談論魏爾倫和蘭波之間的流言，也不願意回答這一流言是否真實，他們拒絕把手中的任何手稿交出去。正如前文所述，這些手稿中也包括了《精神狩獵》和一些韻詩和散文詩。離開尼克萊街時，蘭波夫人滿腔怒火，她比從前更有決心，一定要把兒子和他那個朋友分開；但同時，在魏爾倫和妻子的關係上，她對魏爾倫生出了更多的善意。她給阿蒂爾寫信，告知她自己沒能成功，還告訴了他莫泰·德·弗勒維爾一家的打算。她告誡他，如果不想因為教唆他人的丈夫而和瑪蒂爾德對簿公堂（瑪蒂爾德當時正在準備起訴魏爾倫）的話，他就該立刻回到夏爾維勒。與此同時，在魏爾倫向她尋求建議時，她也告訴他，如果不再見她的兒子的話，他也許能夠改變妻子的決定。[357] 蘭波聽了母親的話：他留魏爾倫一人在倫敦，在1872年的聖誕節回到了夏爾維勒。魏爾倫則是獨自待在倫敦，沒有親密好友陪伴的他變得陰沉憂鬱。當蘭波在那裡時，霍蘭德街上那間小小的房間曾是如此快樂的家，但現在，在冬天黃色的濃霧或無盡的大雨中，它看起來是如此的淒涼。獨自一人的魏爾倫沉浸在孤獨中，寫出了《無詞浪漫曲》中最有他個人特色的一首詩。 淚灑落在我的心上 像雨在城市上空落著。 啊，是什麼樣的憂傷 荊棘般降臨我的心上？ 啊，地面和屋頂的雨 這樣溫柔地喧鬧！ 對我的心的愁郁， 啊，這揚起歌聲的雨！ 淚水灑落，沒來由啊， 落在這病了的心裡。 什麼？沒有人背棄我？ 這憂傷沒來由啊。 這確是最壞的悲哀： 我不知道是為什麼， 沒有恨也沒有愛， 我的心有這許多悲哀。（羅洛　譯） 正如前一章中所述，這首詩的靈感來自蘭波筆下的一句詩，被引用在這首詩的開頭：「雨輕輕在城市上空落著。」但這句詩並不存在於任何現存的蘭波詩作中，唯一的可能，就是它包括在蘭波送給學生時期的好友拉巴希埃的一首詩中，但這首詩也已經遺失，拉巴希埃曾嘗試通過記憶來重寫這首詩，但只能想起一個句子。[358] 雨輕輕地在平原上空落著。 魏爾倫獨自一人度過了聖誕節，節禮日也顯得沉悶孤寂；當天，他寫信給勒佩勒捷：[359]「昨天是聖誕節！今天是更可怕的星期天，和聖誕節差不多虛偽！我非常悲傷，獨自一人。蘭波，你不太熟悉他，只有我一個人能真正理解他，他不在這裡了。我感到一種令人恐懼的空虛，其他一切對我來說不過是虛無罷了。」 之後，在一月潮濕的天氣里，他病了。儘管只是一場流感，但處於悲傷中的他開始誇大自己的病況。他顧影自憐，孤單地流淚，和往常一樣，他開始戲劇化自己的處境。在他的想像中，他認為自己快要孤單地死去，遠離所有人；沒有人會照看他到他咽下最後一口氣的時刻，沒有人在意他的死活。於是，他給自己的母親寫了信，[360]告訴她自己快要死了，請求她立刻前來，並給蘭波寄幾英鎊的錢，這樣他也可以到這裡來和他做最後的告別。 魏爾倫夫人帶著一個侄女立刻出發前往倫敦。蘭波兩天後也追隨著她們到了；他不過只離開了一個月而已。 我這麼長時間沒有給你寫信[魏爾倫向勒佩勒捷寫道]，[361]是因為我不知道你的新地址。否則，你一個星期之前就會收到——還有我所有的好友——一封告別信。我給妻子和母親都發了電報，告訴她們趕快來這裡，因為我真的覺得自己快死了。只有我母親來了。一個月前離開了這裡的蘭波兩天前也到了，他還帶來了他的關懷——加上我母親和表親的，他們成功地拯救了我，就算不是從死神手裡把我搶回來，至少也把我從可能會致命的孤獨中拯救了出來。 魏爾倫恢復健康後，這對好友又重新開始了他們在酒館流竄的放蕩生活。魏爾倫後來把這一段時間稱作「1873年在倫敦度過的可恥生活」。為了徹頭徹尾地熟悉倫敦，他們時常會在城中步行遊蕩。「我們每天都在倫敦的郊區和附近的鄉間大肆散步，」魏爾倫在給布萊蒙的信中寫道，[362]「我們去了丘鎮、伍利奇和很多其他的地方，我們現在對倫敦瞭若指掌。德魯里巷、白教堂、皮姆利科、金融城、海德公園，對我們來說，所有這一切都不再神秘。」蘭波也會拉著魏爾倫一起去造訪倫敦市內的碼頭。「我無法描述那些碼頭，」魏爾倫這位很少離開巴黎的城市人寫道，[363]「真是難以置信！就像提爾和迦太基滾到了一起！」在碼頭上，他們見識了各種各樣的人，他們從世界各地湧入，他們有著黑色、棕色和黃色的膚色；在他們各種顏色、不同形狀的帽子下藏著粗糙、凶暴和美麗的臉龐。他們看到各種箱子、盒子和籃子的貨物豐富地堆在一起，來自地球上最遠的地方；他們聽到人們說最奇怪的語言，看到大包的貨物上印著他們讀不懂的神秘符號。蘭波在港口度過越來越多的時間，查驗著各種不同的貨物，在有人能聽懂他說話時，他會和水手聊天，讓他們描述遠航時的所見，試著理解、進入他們那永不停歇、遊牧民族一般的生活。 這是他第一次看到大型的船隻，這一體驗帶著新的張力，把他帶回了童年時——在他開始精神層面的任務之前——的夢境中。當時，在他的想像中，他旅行到了地球的盡頭，只要有母親給他的亞麻布，他就可以乘上自己的那條「醉舟」。此時，相同的夢境和嚮往又一次占據了他的頭腦。也許就是那時，他開始好奇，如果選擇一種以行動為主的生活，會不會真的比靜思默想、體驗神秘的生活更好。在他成為超驗世界的探險者之前，他已經開始了一次面向世界中不同宗教的冒險，他最終還是會返回初心。讓·奧伯里（JeanAubry）說，[364]蘭波在倫敦與來自世界各地的水手結緣，從他們那裡發現了位於遙遠國度的商業機會，並了解了尋找這些機會的人的下場。 魏爾倫和蘭波也會在白教堂和波普勒這樣的貧民街區遊蕩。魏爾倫在書信中把這些地方描述為風景如畫的麻風病人棚戶區，這些棚戶上方會掛著希伯來語的標識。在他看來，那些在暗巷裡流浪的猶太人就像是倫勃朗畫中的人物，他們膚色鐵青、形容枯槁，留著散亂的鬍子，雙手就像骷髏的利爪。 人人都又小又瘦，尤其是窮人，他們膚色蒼白、身形瘦弱；他們的手很長，像骷髏一樣；他們留著罕見的山羊鬍子，頭髮是悲哀的金黃色，像是生來就很脆弱一樣打著卷，就像被收穫後就儲存在地窖里的土豆，像溫室里的花朵，像所有的疾病一樣。關於這種污穢的柔軟，我無話可說，直到這十分枯燥、突出的悲慘被殺死為止。[365] 目睹著這個現代大都市中存在的悲慘生活，蘭波發展出了一種新的同情和慈悲：不僅是對個人的同情，而是對深陷苦難中的大眾的同情。 有的時候，他用講隱語那軟綿綿的語調，講那叫人悔恨叫人痛苦的死亡，確有不幸者那樣的人，確有艱苦的勞作，還有那撕裂人心的訣別。我們在下流小酒店喝得醉醺醺，他看我們周圍的人，如同不幸的牲畜，不禁為之痛哭流涕。他還在陰暗的陋巷，扶起倒在地上的醉漢。他懷著一個壞母親的情懷憐恤這些孤苦的幼兒。[366]（王道乾　譯） 此時，他的靈感已經從純粹神秘主義轉向了更加物質的存在。他很可能就是在這時開始創作《靈光集》，如其中的《城市》，以新的散文詩形式寫作的作品。他有著不可思議的技巧，將現代工業之都中的恐怖實體化；他描寫了城中沉悶的街道，散落在那骯髒的、永無止境的通向地平線的線條上；在郊區，一棟棟在簡陋的小花園後生根的簡陋小房子。在這一切之上，倫敦的大霧和濃煙像黑暗的陰影一樣飄在空中，其間有陰險的身影，那是現代社會的復仇女神。這一切都不是寫實的描摹，卻因一種發人深思的力量被變幻了出來，比起直白的描寫，這種手法的暗示性更強。 這些《靈光集》中的詩一定不是在法國寫成的，因為其中暗示了太多英國的氛圍，但由於其中的詩作沒有任何一首註明日期，因此無法得出關於它們是否寫於此時或一年之後的決定性結論。 據說，魏爾倫和蘭波還去拜訪了倫敦東區碼頭附近的中國人聚居地，並學習了如何吸食鴉片。這也許能夠解釋蘭波在《靈光集》中展現的關於倫敦的扭曲視覺。他幾乎是以一個考古學家的眼光在觀察這座城市，在他眼中，地表下的每一層都一次性暴露在外。或者，他眼中的倫敦變成了一幅沒有透視法的原始畫作，不同的「地表」一層疊著一層。波德萊爾在《人造天堂》中的《神人》里描寫了吸食海吸希後的夢境，他寫道：「這些偉大的城市中，超絕的建築拔地而起，就像裝飾一樣。」蘭波對現代城市的看法與此很相似，也很像波德萊爾對德·昆西《一個鴉片吸食者的自白》的改編。《鴉片的折磨》中有一個段落就體現了這種相似性，但相同的例子還有許多： 驚人的、怪獸一般的建築在他的腦海中出現，就像詩人看著被夕陽染色的雲朵時會看到的移動的建築一樣。但很快，這些亭台樓閣的夢境就升到了未知的高處、沉入了深不可測的低處，它們之後是湖泊和廣闊無垠的水面。……水面很快開始變化，像鏡面一樣閃著光的透明湖泊變成了海洋。 蘭波用同樣的手法描寫了倫敦： 通過將廣場上的屋宇歸置集群，形成庭院和封閉的平台，馬車被排除在外。所有公園呈現出用高超藝術造就的原始氣質。高處街區有些部分無法解釋：一道海的臂彎，沒有船，在一個個布滿大燈柱的碼頭間翻卷著它的一片藍雪子。一座短橋在禮拜堂的拱穹下直接跨向一座暗門。這拱頂由直徑約一萬五千尺的藝術鋼架構成。[367]（何家煒　譯） 我們似乎能在文中看到倫敦西區的廣場和露台，公園和人工湖。然後，我們來到了皮卡迪利，面對著商圈和市場。 根據銅鑄的小橋，平台，以及環繞市場和石柱的樓梯等處，我想能夠判斷這城市的深度了！這是我不能設想的奇蹟：在衛城之上或以下的域區究竟有多高，有多深？對於我們時代的一個外鄉人來說，要認識這些是不可能的。商業區是統一的色卡斯風格，有阿卡德式長廊。看不到商鋪，但馬路上的積雪被碾壓過。跟倫敦星期天早晨的散步者一樣少見的幾位富商走向一輛鑽石裝飾的驛車。幾張紅色天鵝絨沙發床：這裡供應極地的飲料，價格從八百到八千盧比不等。出於在這廣場上尋找劇院的念頭，我自忖商鋪應該包括比較感傷的戲劇。我想可能有一個警察局。但法律該是特別奇怪吧，我放棄了在這裡冒險的念頭。（何家煒　譯） 最後，我們來到了市郊，那裡是更加漂亮的郊區，面對著西方。 市郊，和巴黎的美麗街道一樣漂亮，被賦於一片光燦燦的天空。民主因素擁有幾百個靈魂人物。那兒，房屋也不一間間相連；市郊奇怪地消失在田野中，「領地」讓永恆的西方布滿叢林和珍奇的植物，野蠻的紳士在那兒追逐著他們的編年史，在我們幻化出的光芒中。（何家煒　譯） 除了波德萊爾以外，蘭波也許還有另一個靈感來源，或者說，與他人的相似之處：來自普魯契院長（l』Abbé Pluche）的《自然奇觀之美》。帕泰爾納·貝里雄告訴我們，蘭波八到十歲時就讀的羅薩學校的圖書館裡就有這本書。[368]這本書里的內容可能不自覺地在他腦中形成了固定的印象，在日後被他拿來使用。普魯契院長寫道： 這座城市有著天才般的結構，儘管和我們所居住的城市十分不同。城牆不只是圍繞著廣場的外殼，而是巨大的穹頂，完全籠罩著每一個方向。深挖之後，我們僅僅找到了兩個門；由於穹頂之下十分黑暗，我們必須打破一部分才得以看清城市裡許多廣場的所在。但這裡還有一件事令人驚訝：街道並不是像我們城市裡那樣一條挨著一條分布的；它們是一個疊著一個，一層層用石柱分開的。街道的數量比門廊少，第一條在第二條上面，二條在第三條上面，接下來都是如此。 房子都是一樣的，它們抵著厚實的穹頂，緊緊地靠在一起。所有的房子都是一種規格，高度也是一樣，只有一層，上面蓋著露台或是共用的平屋頂；它們用非常結實、一致的材料製成，就像臥室里的地磚一樣。居民們走過這個廣場，就會看到石柱之間支撐著另一個穹頂和另一排房子。相同的穹頂或門廊有十一個，當然，我們發現其中的一切都是完美對稱的。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陰暗的光線。我沒有看到任何光束或是路燈。 讀完這一段長長的描寫後，我們才得知原來這是馬蜂建造的城市。 這一物質世界的視野取代了精神世界的視覺，這象徵著蘭波身上正在出現劇烈的變化。此時的他開始意識到他的人生和藝術賴以生存的一切基礎都是錯誤的。他對放蕩帶來充滿活力的價值的看法也是錯誤的；他從放蕩中只收穫了苦澀、厭惡和更加刻骨銘心的孤獨。波德萊爾曾說：「放蕩之後，人總是覺得孤單，覺得被拋棄。」[369]這也是蘭波的體會：「放蕩或許是愚蠢的，邪惡也是愚蠢的。」他在《地獄一季》中如此說道：[370]「污穢劣跡應該拋開。」他的藝術理論也是錯誤的，尤其錯誤的是他那自以為成為與上帝並肩的神的信念。 《地獄一季》是解讀《靈光集》中第一個時期作品的鑰匙。《地獄一季》是對他之前的希望和信念的一次無情的控訴，是對他之前人生最殘忍的批評。自始至終，在這本書每一頁燃燒著的文字中，他透過模糊視線的淚水回望過去，那時，他計劃改變生活、發明新的語言、新的藝術形式；而現在，他意識到自己過去的傲慢自大，他精神上的傲慢——是七宗死罪之一。他把一切都押在了這唯一的牌上，希望能進入永恆，或強行闖入全能上帝的存在之中；他用魔法、鍊金術和毒品，想要在屬於他的時間到來之前就進入天國；他不願等待，不願贏得飛升的機會——就像波德萊爾說的那樣——這需要漫長和耐心的努力。他想像詩歌是通往那個王國的魔法鑰匙，想像自己已經獲得了超自然的力量，想像他的詩歌就是上帝通過他在說話。但他手中的牌一文不值。波德萊爾在《人造天堂》的最後一篇《道德》中說，想要通過殘暴的道德之法來成為上帝的人，只會墜落得比他生來的位置更低。此刻，蘭波心中的一切都被打碎，他發現自己所做的不過是那些他鄙夷的詩人們已經做過的事，他所展現出的不過是他內心世界的自我罷了。儘管他帶著美好的期望和偉大的雄心，但詩歌對他而言和其他人並無不同——不過是自我表達的載體而已。因為詩歌，尤其是有他個人印記的詩歌，無法幫助他獲得絕對真理、獲取「真正的生活」，所以他要完全捨棄它，將它放逐。他將放逐所有他至今為止一直抱有的信念，以及所有他夢想中的成就。他在《地獄一季》中《言語鍊金術》的初稿中寫道：「現在我可以這麼說：藝術是一件蠢事。」 蘭波是否曾在一段時間裡取得了藝術上的成功，或是未能成功完成目標，這個問題並不是本書討論的重點。他確實堅信自己已經失敗了，並且是一次全面的潰敗。於是，他把所有屬於過去的精神和藝術存貨、所有的夢想、信念和理想統統以破產價傾售一空。他準備好要開始一些新的事物，走上新的冒險。 看夠了。視野已遍及所有天空。 受夠了。城市的喧鬧，夜晚，以及陽光下，總是這樣。 經歷夠了。生命幾度停滯。——哦，嘈雜與幻象！ 出發，在嶄新的情愛和喧譁中！[371]（何家煒　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