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蒂爾•蘭波 · 第一章　父母

在法國北部的比利時邊境上，沿著默滋河岸，坐落著曾是雙子城的夏爾維勒和梅濟耶爾，雙城之間僅隔著一小塊原野。隨著時間的流逝，雙子城各自發展出自己的城郊，穿過分割它們的無主之地；如今，它們共同構成了一個單位，即現代城市夏爾維勒—梅濟耶爾。然而，在普法戰爭之前，它們是兩個截然不同的外省城市，在獨特性和獨立性上互相較著勁。梅濟耶爾在雙城中歷史更久，坐落於巴亞爾騎士曾守衛的灰色高牆中，是一座古老的要塞，有市級的行政級別。夏爾維勒則驕傲地在超過城市屋頂的高空中立起中世紀教堂的塔尖，公開地表達對姐妹城和對手城的不屑。儘管只有一兩個世紀的歷史，又承受著商人物質至上和索然無味的主要成見，夏爾維勒卻從未對自己作為審慎的商人之城的地位感到羞愧。但是，對現今的我們來說，夏爾維勒在很多方面都比梅濟耶爾更有魅力。夏爾維勒建於市政規劃流行的時期，當時的建築師意識到一種美感：在大面積的開放空間中穿插華麗、和諧的建築。市中心以巴黎的孚日廣場為模板而建造的公爵廣場正是這一類建築的完美代表。城市的創始人、內維爾公爵夏爾規劃了公爵廣場並承擔了相關的費用；廣場也是用於紀念公爵的最佳獻禮。他的雕像矗立於鋪滿鵝卵石的廣場中央，在市集日的時候，雕像周圍會圍滿手拉車；在馬戲團每年造訪的季節，雕像周圍則全是馬戲團的大篷車。公爵廣場是城市的心臟，以它為中心放射出整個城市的主動脈。其中有得名於公爵故宮的宮殿路，它在1870年不光彩地變成了骯髒的貧民窟街道佛蘭德路；之後是共和國路，通過這條路穿過梯也爾路——也就是之前的拿破崙路，蘭波就出生在這裡——奧爾良街，現在已經改了一個不合適的名字：阿里斯蒂德·白里安街。這是整個城市最好的街道之一，兩邊都是花朵盛開的栗子樹，看起來就像巴黎的大道一樣。廣場的第三面臨著小森林路，路的盡頭曾經通往一個可愛的森林公園，可惜現在已經改建成了一座俗氣的體育場。廣場的第四面是磨坊路，通往默滋河岸上的舊磨坊；那是一座高聳的建築，風格和公爵廣場相似，同樣建於1606年。 當一個旅行者初次來到夏爾維勒這個繁忙又嘈雜的省會城市時，他立刻就會感受到城市的魅力；一種寧靜的感覺會降臨到他的身上，這種寧靜來自那些安靜、高貴的建築，但這很可能僅僅是因為他不需要在這些建築叢中穿梭生存。阿蒂爾·蘭波在夏爾維勒出生，他並不是一個外來者。城市的過去對他來說毫無魅力可言，更不要說那些歷史建築，公爵廣場的寧靜也只會讓他氣惱。這座城市的布爾喬亞氛圍和它保守、愚蠢的內涵讓他感到窒息，他也無法欣賞城市褪色的粉彩中蘊含的微妙魅力。這座城市的存在只是為了讓那些為了生活煞費苦心的人覺得自己得到了寧靜；它只適合那些對生活要求不高的人：他們只想在夜晚寧靜的廣場上喝一杯啤酒或是玩一局多米諾骨牌；他們從不過度使用自己已經變得遲緩的大腦；對他們來說最激動人心的時刻就是星期天在廣場站的樹蔭下看軍樂隊演出，這種享受就足以讓他們滿足。這是一座只適合那些生活毫無波瀾、因此也不需要隱藏什麼的人，因為在夏爾維勒每個人都互相認識，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當你在街上走著、看著路邊的房子時，你會發現每家每戶的窗簾都被歪歪斜斜地拉開了一點，而這些扭曲的窗簾後面是一雙雙好奇地窺探著的眼睛。 然而，即便對蘭波來說，夏爾維勒還是能帶來一絲慰藉的，因為它坐落於默滋河的岸邊。默滋河從東邊流淌而來，劃出梅濟耶爾的邊界、流過夏爾維勒；默滋河似乎不願停留，又向北奔流過那些蘭波筆下常常出現的森林、山丘和山谷，這些也是蘭波時常漫步的場景。這裡是起伏平緩的高原鄉村和溫柔但洶湧的森林，處處又點綴著一棵棵北部松樹，帶來一絲粗糙的美感。在河岸兩邊茂盛的草地中，在那似乎從白晝到夜晚都瀰漫不散的淡淡霧靄中，蘭波（只要他能從母親警覺的眼皮底下逃出來）躺著、夢著，他的腦中滿是圖景，這些圖景在未來將成為他詩作中重要的素材。 默滋河流過夏爾維勒時分成兩股；大一些的一股流向奧林匹斯山，另一股流經聖墓廣場，現在的名稱是農業廣場。在這裡的滯水中，河流非常寧靜，似乎全然不再流淌。在蘭波生活的時代，皮匠們會讓筏子在河的中游拋錨，然後把皮革掛在船身上，讓它們在水中浸泡。這裡的碼頭邊總是停泊著一艘小船，用厚重的鐵鏈拴著，皮匠們用它來往返於筏子上。在等待學校的早鐘響起時，阿蒂爾·蘭波會在這艘小船上一邊玩耍一邊想像著自己在遙遠的海上航行。 聖墓廣場是一個面積很大的廣場，它的一面是開放的，臨著河邊。這個廣場上矗立著公共圖書館；在蘭波的時代，夏爾維勒中學也在這裡，蘭波曾在這裡學習。聖墓廣場也是夏爾維勒的盡頭；一座矮牆將城市和河流分開，河岸的另一端只有山丘和森林。 阿蒂爾·蘭波充滿動盪和冒險的人生中，前十六年都是在這座安靜的外省小城裡度過的。他的父親並不是這個大區的本地人，甚至都不是法國北部人；他是一個有普羅旺斯血統的勃艮第人。蘭波的父親用他自己的方式度過了充滿冒險精神的一生，在這一點上他絲毫不遜於自己的兒子。他從最低等級的徵兵一路升至上尉，並在海外服役中度過了大部分的軍旅生涯。[11]他中等身量，有著和兒子一樣金色的頭髮和藍色的眼睛、睿智的高額頭、微微上翹的鼻子和些許性感的嘴唇。1832年，十八歲的他應徵入伍；由於他非常聰明，又接受過尚可的教育，很快就得以晉升為軍士長。在服役九年後，他成了軍官。擔任中尉頭銜時，他去往了阿爾及利亞。在那裡，帶著與生俱來的對語言的興趣和才能（他的小兒子也繼承這一點），他很快掌握了阿拉伯語；這讓他在阿爾及利亞的政治工作中獲得了更高的職銜；在那個時代，這對像他這樣出身行伍的軍官來說是很難得的。最終，他被派往塞卜杜擔任一項重要的政治職務。[12] 法國占領阿爾及利亞的初期是一段英雄般的時期，在比若、卡芬雅克和比多的率領下，法國軍隊艱苦地與摩洛哥蘇丹和許許多多不斷起義的部族對抗。1844年比若帶領法國軍隊在伊斯利取得勝利時，蘭波中尉就在阿爾及利亞的法國部隊中；當時僅有1萬人的法國軍隊征服了強大的摩洛哥軍隊，後者足足有4.5萬。[13]一年後，蘭波中尉被指派擔任政治文職；1847年他在塞卜杜任「阿拉伯辦事處主任」，並保留這一頭銜直到1850年他離開阿爾及利亞為止。 在他任職的第一年發生了西迪—布拉希姆起義，這讓比若感到他必須採取非常嚴厲的手段來進行壓制。這當然對當地人口造成了極大的傷害，也讓那些被指派承擔當地政權職責的官員舉步維艱。但是，據說蘭波中尉因其超群的智慧和正義感，在履行職務的同時並未犯下任何罪行。塞卜杜的管理是一項重要的職務，對摩洛哥的政策有極大的影響，因為從塞卜杜可以監視當地埃米爾的動向。蘭波中尉的主要職責包括每兩周寄送一份關於轄區內的政治狀況、所有新聞和謠言的報告。除此以外，他也要負責在轄區內維持法律和秩序、徵收稅費。他的職責對責任和機密性有著嚴格的要求。 一直以來，我們都認為阿蒂爾是從父親那裡繼承了躁動和不穩定的性情。但戈德紹書中揭示的事實卻對此有截然不同的解釋。恰恰相反，這位父親似乎是一名優秀的士兵、一個值得信賴的軍官，更是一位有良心的、有價值的官員。他用人道主義的方式對待治下的原住民，這一點也在他的報告中得到了清晰的展現，這一做法在他的時代中可以說是非常超前的。[14] 戈德紹證實，作為「阿拉伯辦事處主任」，他展現了在行伍出身、未能享受教育優勢的軍官中罕見的行政管理能力。他的事業之成功足以讓任何一個兒子為有這樣的父親而自豪。他被授予了克里米亞勳章和撒丁島軍事勳章，並在1854年被授予「法國榮譽軍團騎士」的頭銜。此外，他還留下了一些文學作品的計劃稿。[15]包括《軍中書信》（Correspondance Militaire）、《軍事雄辯》（Eloquence Militaire）和《戰爭之書》（Livre de Guerre）。在《軍事雄辯》中，他似乎意在與古典時代和現代的辯士比肩，而《戰爭之書》則描述了他在阿爾及利亞、克里米亞和義大利參加的戰役。他還將《古蘭經》翻譯成法文，後來，他的兒子正是在這本書的幫助下得以學習了阿拉伯語。 1848年成立的新共和國政府為阿爾及利亞的政權帶來了改變；蘭波中尉所在的奧爾良步兵團被召回，他也在1850年離開了阿爾及利亞。兩年後，他晉升上尉，並和他所在的新兵團一起被派往梅濟耶爾。 在夏爾維勒，一個星期日的下午，當他在廣場上散步並聆聽樂隊演奏時，他偶然結識了瑪麗·卡特琳娜·費莉西蒂·維塔莉·屈夫。 他為何選擇了她，我們不得而知，因為她既不年輕也不漂亮；也許是她自己決定了要讓他成為自己的丈夫；但維塔莉·屈夫的一生中從未有過缺乏勇氣和決斷的時刻。他很感性，也很孤獨，當然也可能是她豐厚的嫁妝讓這樁婚事因為財務原因而板上釘釘。據說她為他帶來了1200英鎊的現金，還有預期會再得到的1800英鎊。屈夫家族手握大量自耕地，是一個實力雄厚的阿登省家族。家中的父親讓—尼古拉·屈夫在羅什有一個農場，他一直以來都在一子一女的幫助下工作，但他其實還另有一子。 在戈德紹對蘭波家族史的調查出版之前，我們對這對屈夫家的兄弟一無所知，因為蘭波夫人為他們的生活方式而感到深深的羞恥，她一直都隱藏著他們的存在。現在，戈德紹的調查似乎暗示了一種可能：阿蒂爾·蘭波並不是從他父親那裡繼承了性格中的不穩定性和放蕩不羈的生活方式；這些似乎都源自他母親的家庭。他的兩位舅舅中年紀更大的那位，讓—夏爾—費利克斯·屈夫是一個狂野的男子，因他在非洲的冒險經歷而得到了「非洲佬」的諢名。為了逃脫因偷竊所致的追捕，他在年僅十七歲那年就失了蹤；後來，在他的妹妹嫁給蘭波上尉幾年後，他又重新出現了；但歸來的他疾病纏身，第二年就去世了，年僅三十歲。與他相比，另一個兄弟的情況更為重要：夏爾—奧古斯特·屈夫比他的姐姐小五歲，在哥哥失蹤期間，他在家中和父親、姐姐同住，並協助家族在農場的工作。據說他選擇在二十二歲這麼年輕的時候就結婚正是為了逃避維塔莉嚴厲的約束管教。他的這一行為其實並不是突然為之，因為就在那一年，維塔莉也出嫁離家了。為了促成她和軍官的婚事，她的父親給了她一大筆嫁妝；為了補償兒子因此損失的、未來的繼承財產，他把羅什的農場劃到了兒子的名下，打算以後和女兒一起住在夏爾維勒。當時沒有人知道這家的大兒子是否還活著。於是，夏爾·屈夫就和他的妻子一起搬到了農場，但他是個懶惰的敗家子，而且早就染上了醉酒的惡習；很快他就花光了本該用來經營農場的錢。此後他開始虐待妻子，這導致了她離開他回到了自己家人身邊。當時再也沒有什麼能約束夏爾了，他完全不管農場，任其荒廢。在讓—費利克斯從阿爾及利亞回來時，農場已經破產了。讓—費利克斯堅持要求拿走父親財產中屬於自己的一部分，而夏爾又願意賣掉自己的股份來換一筆現金，因此大哥獲得了整個農場的所有權，但他也僅僅擁有了一年的時間。他去世時，維塔莉拿到了農場的所有權，並拒絕向弟弟支付哥哥遺產中合該屬於他的那一部分。不過當時的夏爾已經酗酒成性，醉得不知道周遭到底在發生什麼。在花光手上的現金後，他成了一個徹頭徹尾的流氓，整個鄉下都以他為恥。他的姐姐就假裝和他毫無關係；只要他來農場，她就要求他出示相關證件，還常常像趕要飯的一樣驅趕他，將他拒之門外。有時，她會給他一小筆錢，勸他離這個地方遠點。然而，儘管生活艱難，夏爾卻似乎擁有健康的財富：他比外甥和外甥女都活得長久，去世的時候已有九十四歲高齡。直到生命的終點，他都保持著暴烈的個性，從未妥協。臨終時，在一個宗教機構收容所里，他拒絕神甫的救濟和臨終聖禮，反而請求人們給他一升紅酒。修女們都真心地喜歡他，儘管他有一些褻瀆神明的觀點，她們還是同意了他的請求。他用最後的力氣抓緊了酒瓶，喝盡最後一滴殘渣，然後才躺回枕頭上安靜地死去。 了解了家族史後，我們就能更加輕易地理解蘭波夫人為何如此嚴厲地對待孩子們。通過謹慎的訓練和不眠不休的警覺，她希望能夠避免讓自己的兒子重複走上她兄弟們的邪惡之路。蘭波學生時代的好友德拉艾曾對戈德紹說過：「我必須承認，就算阿蒂爾的母親像聖母馬利亞那樣溫柔，他還是會走上歷險的道路，因為他生來就是流浪者。」[16] 維塔莉·蘭波是一個強硬、嚴厲的女人，儘管她有能力展現高尚和偉大，甚至有些時候還富有同情心。她相信嚴厲的訓練對年輕人，尤其是男孩至關重要；她也堅信孩子不打不成器。她瘦瘦高高，有著農婦特有的關節粗大的雙手，也為自身的地位而感到自豪。她暗栗色的頭髮總是柔順地梳起，不用任何矯飾的波浪或捲髮來柔化她眉毛剛硬的線條。她的眼睛和兒子阿蒂爾一樣，總是誠懇地凝視他人。她的鼻子很直，有一點尖；嘴唇很薄，唇線粗硬；她的聲音有一種入骨的刺耳。她對宗教很是狂熱，在道德上循規蹈矩，而且偏執到近乎瘋狂的程度。她承受一切，她不會回應也不反駁，也不會申訴；她刻板地朝著一個方向前進：完成她所認定的責任。她喜歡自己的孩子們，儘管她覺得不該讓他們知道；她也為孩子們自豪，尤其是她最小的兒子：他是鎮子裡有名的神童，她對他有太多的期待。如果她能平靜地接受蘭波拋棄光明的未來去做一個惡棍、流浪者、一個像她沒出息的弟弟夏爾一樣的流氓，那她就不是人了。然而，在她硬心腸的外表之下有一顆溫暖、充滿感情的心，這顆心最終將自己灼燒殆盡，因為她不願放出哪怕一絲一毫的溫暖。而阿蒂爾·蘭波，他對心智完整病態的追求、他的偏執、他對讓步妥協的不情願、他對流露溫柔感受的恐懼，儘管他不願承認，但這一切都和他的母親更為相似。 蘭波上尉和維塔莉·屈夫在1853年2月結婚。當年11月，讓—尼古拉—弗雷德里克出生；讓—尼古拉—阿蒂爾於次年即1854年10月20日出生。對一個帶著兩個年幼孩子的母親來說，跟著丈夫頻繁地從一個駐防地搬去另一個駐防地是不可能的，因此她和她的父親一起留在夏爾維勒。在兩個兒子之後她又生了三個女兒；最大的一個在襁褓中去世，另外兩個就是維塔莉和伊莎貝爾。 阿蒂爾出生於通往公爵廣場的繁忙要道上，這條路上儘是奢華的商鋪，在市集日，馬車會從廣場一路擁堵到這裡。關於他的出生，我們手中唯一的記錄是帕泰爾納·貝里雄辭藻浮誇的描寫，他的措辭仿佛是拉伯雷在描寫高康大的誕生一般。從這份記錄來看，阿蒂爾仿佛從娘胎里生出來的那一刻就是個神童。護士給他做好清潔後，把他放在一個軟墊上，然後就離開房間去取他的襁褓。她回來的時候驚訝地發現嬰兒並沒有躺在她放下他的地方：他翻身到了地板上，正爬向門，已經準備開始流浪的一生了。[17] 蘭波本人很可能是這則傳奇的源頭，而帕泰爾納·貝里雄是從他的朋友那裡獲得了信息。在他的「魔法師」時期，蘭波把自己看做梅林。在基內（Quinet）的《魔法師梅林》中對這位魔法師的誕生有一段精彩絕倫的描述。在他出生的第二天，他的母親正抱著他，同時在悲苦地啜泣——她孩子的父親是撒旦本人——嬰兒突然開口對她說話，並請求她不要再哭了。又驚又怕的她失手把嬰兒摔在了地上。他毫髮無損地站起來，脫下自己的襁褓，在她面前走來走去，又為她朗讀一本打開的書中勸慰和鼓勵的文字。[18] 蘭波家庭的生活並非一帆風順。上尉脾氣很好，為人隨和又慷慨；他想要的只是周圍能有快樂的氛圍和歡樂的笑臉，但他很快發現，在妻子周圍很難保持快樂的心情。她在所有事情上都和他背道而馳。她對錢很小氣，但他很大方；她對宗教有著狂熱的信仰，而他相信思想的自由；她在道德上循規蹈矩，他卻有些馬虎；除此以外，她完全沒有幽默感。據說她對他的態度和對孩子們的嚴厲如出一轍；她還曾試圖消除他身上一切她認為失敗的東西，以此來抵消他輕率的性格。 隨著時間的流逝，這對夫妻間的爭吵變得越發激烈、尖刻；毫無疑問，對父母不和諧的記憶在阿蒂爾敏感的天性中留下了持久的傷痕。他曾告訴最親密的朋友德拉艾，他人生中最早的記憶就是父母間的一次爭吵；在爭吵中，他們兩人一人抓著一個銀碗，那是他們家少有的值錢物件，然後把銀碗砸在地上，發出的噪聲在整座公寓裡迴響，把孩子們嚇得不輕。[19] 老屈夫在1858年第四個孩子出生後去世，那一年阿蒂爾四歲。通過某種辦法，他成功地在女兒和丈夫之間維持和平，但在他死後，這段婚姻變得無法持續。伊莎貝爾出生後，在阿蒂爾六歲那一年，他們選擇了分居，從此未曾再相見。關於蘭波上尉後來的人生，我們所知甚少。他在1864年從軍隊退休，在第戎羅馬天主教堂遺蹟的保護下平靜地生活，直到1878年去世。他沒有再在孩子們的人生中扮演任何角色，也沒有參與他們的訓練和成長，他再也沒有見過他們。 因此，從六歲開始，阿蒂爾就完全由他的母親一人掌控和照顧，那是一個為錢發愁、被丈夫拋棄而感到辛酸不甘的女人。在外祖父死後，孩子們很少感受到溫暖和愛，男孩們也找不到能夠尋求建議和同情的對象。童年的孤獨和感情的缺失扭曲了阿蒂爾的性格：他覺得自己與其他男孩不同，形單影隻、無人問津。 對於母親來說，用微薄的收入養育四個孩子並非易事，也沒有人為她提供幫助和建議，但她帶著善妒、激情的奉獻，完全投身於自己的任務中，希望能夠把孩子們塑造成屬於自己的藝術作品。因此，在她看來，在耶穌會士規定的人一生中最重要的那幾年裡，他們不該受到除她以外的任何影響；直到七歲，孩子們除了母親外沒有任何其他的老師。然而，她過度的嚴苛並沒有消除她所看到的那些令人憂心的缺點，壓迫只會帶來反抗；這些缺點僅僅被掩蓋了起來，在別處會再度出現、煥發新的生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