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的夏日 · 第二十二章 陳季同將軍[1]

一八九八年八月二十五日 芝罘 中國外交官陳季同將軍長年在歐洲幾個國家的首都工作，致力於中國與歐洲的政治外交。同時，他撰寫了幾本關於中國的法文書籍，內容十分豐富有趣、引人入勝。在歐洲，很多人都拜讀過他的著作。在少數幾個被歐洲所熟知的中國名字中，「陳季同」是其中之一。起初幾年，有人在柏林看到過他，那時他正在中國駐柏林大使館擔任武官。 中國一向沒有向其他國家派遣軍事專員的傳統，不過，由於中國當局把大使館職員的任命權交給了駐各國外交使臣，所以，只要外交使臣同意，任何願意擔任軍事專員的人，都可以被任命。陳季同將軍就是以這個方式獲得了外交職位，之後，他便想盡辦法讓自己的官階不斷晉升，最終他快速地上升為將軍。 陳季同將軍在柏林的美好光景並不長。俾斯麥首相揭露的臭名昭著的比利時文件醜聞，其中的文件是由法國的特務人員德蒙迪翁偽造的，但也不知道怎麼的這事就和陳季同將軍扯上了關係，他因此不得不離開柏林前往巴黎。他在巴黎住了好多年，終究在那兒為自己取得了一席之地，成了一個「優秀的巴黎中國人」。在此期間他出版了好幾本法文書籍，但是，他從不放過可以為自己增加收入的機會。因為文學畢竟只能帶來心靈滿足，現實生活還是需要經濟上的富足，尤其是在巴黎這個事事都要花錢的大都市。陳季同將軍是巴黎最有名望的中國人，如果在這種情況下他還不能靠自己的名氣來賺錢的話，那他就不配稱中國人了。 他在巴黎做了一筆很大的生意，為他帶來了好幾十萬法郎的進賬。這個過程說來還很簡單，他只需要在一張紙上籤個名就好了。那時，陳將軍顯然已經準備好隨時簽名了，唯一比較麻煩的是，陳將軍在紙上籤的並不是他本人的名字，而是以中國政府代表的名義簽署——他就這樣未經授權地以中國政府之名讓自己掙得了這筆錢。當然，被他代表的中國政府一個子兒都沒有分到。這件事情終究還是傳了出去，陳將軍便被召回了北京。一個優秀的將軍允許自己做出這麼一種「欺詐」行為，讓政府損失了幾十萬法郎，把他立刻打入「冷宮」則在情理之中了。 一般說來，中國政府對那些無所作為的官員，要比那些肯做事情但欺詐國家的官員要寬容許多。但是，由於幾乎所有的中國官員都多少會利用一些手段來獲取錢財，因此，在中國的官僚政治當中，對這種情形也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了，一般這樣的人都不會受到懲罰。如果因為貪占行為把這些官員都抓起來，那還有哪一個人會是清白的呢？還靠誰繼續治理這個國家呢？陳將軍是自己先犯了錯，接著又被他的政敵撞見，這就導致了他無法獲得原諒。他長時間代表國家在柏林及巴黎擔任中國將領，但在北京政府里，偏偏有人看不慣他這種把自己塑造成歐洲很重要的中國人的樣子。 陳將軍在歐洲的政治生涯因此事而畫上了句號。他被召回北京，並且被要求必須搭指定的船回北京，自此之後，人們就再也沒有聽過他的任何消息。有一些從遠洋傳過來的謠言指出，他捲入了一項案件審查中，軍銜及功績也全部遭到廢除和抹煞，最後，甚至連他項上的人頭也不保了。在巴黎生活多年之後，回到北京竟然被處決，這無疑是最悲慘、最令人意想不到的命運。 不過事實並非如此！陳將軍還是頂著他的項上人頭活躍著，我甚至還在中國親眼見過他。那是在芝罘「家庭旅舍」的酒吧里，陳將軍正喝著加了蘇打水的威士忌——要是他沒有了項上人頭，可絕對做不到這件事。就如我前文所提到的，芝罘是那些在中國的歐洲人特別喜愛的海水浴場。到了旺季，這裡所有的旅舍都會被訂滿，特別是那些來自上海的旅客。有一天，在「家庭旅舍」用來登記住宿旅客的板子上，出現了陳季同夫人的名字。當天晚上在旅館酒吧里，我站在一位身穿藍色中式傳統長袍的中國人旁邊，正想著要向這個人點杯酒來喝，旅館經理突然攔住我說道：「天啊！那不就是那個陳季同將軍嗎！」 我和陳將軍在巴黎有個共同的朋友，於是，我很快就有了與他在海邊談天論地的機會。陳將軍講得一口帶著特殊口音的、流利的法語，這口音也讓他說話的時候帶了點憂鬱，不過這與他的氣質完全相符。因為，今日的陳將軍已經不再為官了，所以，他基本上對生活也沒有什麼太大的期待，他看待世事也有著十分鬱悶的觀點。但是至少他還願意描述自己的心情，只不過他所描述的和他與世隔絕的現狀完全不相符。從他的話中可以聽得出來，陳將軍雖然已不再為官，但卻仍然沒有完全放棄努力。我們幾乎可以這麼說，每一個遭到撤職的官員，基本上都還抱著一絲絲希望，期待著有一天朝廷還會再次召喚他為國家服務。儘管陳將軍大大小小的官銜都已經被廢除了，但他似乎還是喜歡別人稱呼他為將軍。總而言之，最好還是不要跟他聊起中國的政治為妙！ 「我已經不理政事很久了！」他說道，「我現在在種空心菜。」 這就如同伏爾泰[2]作品中的憨第德[3]，在充滿冒險的生活中他體認到，世上沒有什麼事比在自家院子裡耕種來得更好了。 為了種植空心菜，陳將軍在上海南京西路的別墅區、蔡道台寓所的正對面買了一塊地，在那兒的大花園裡蓋了一棟小房子。可以看得出來，這位喜愛空心菜的將軍，不缺乏物資來培育質量極佳的空心菜。不過，他要在南京西路上完全蓋好一座更好的鄉村別墅，還需要再等上一段時間。 陳將軍自歐洲返回到北京時，官府已把他名下的財產全部充公了，當時，他雖然沒有把歐洲所有家當都帶回來，但他剩下的那些財產也要一文不少地悉數交回，接著他便銷聲匿跡了好一段時日。據傳這段時間，他是在北京的監獄中度過的，當時他的人頭肯定時不時都鬆動一下，不過他的朋友盛道台（盛宣懷）倒是幫了他一個大忙。盛道台在中國是一個有影響力的人物，不僅是一位高官，還是一名企業家。他很快便能夠理解到現代化的含義，為自己賺進更多的錢財。他幾乎參與規劃了中國所有輪船行駛路線，同時，多數有外國資金投入的中國鐵路計劃里，都能看見他的身影。現在，他在上海是國家鐵路及電報總局的總辦。人命和東西一樣，都是有價錢的，盛道台這樣一個百萬富翁要想從憤怒的司法手中買下朋友的生命，想必是一點問題都不會有。罪行愈高花費的錢就愈多，為了保留鐵面無私的形式，也許會處決一個無辜的苦力用來包庇真正的罪犯，畢竟表面上還是要有人受到懲罰的。 陳季同將軍因此逃脫並保住了性命，他留在北京的不只全部家當，還有他在政府里的軍銜和職務。雖然他本就是一個未曾真正帶過兵打過仗的將軍，但現在他徹底是什麼也不是了，就連他僅剩的官服上的小紐扣甚至也被人沒收了。他曾為當時還住在天津的總督李鴻章效過力，有一段時間還是李鴻章為數眾多的秘書和翻譯官之一。接著盛道台便要他來上海，在上海的幾年裡他組建了一個中國聯合會（der Chinesischen Bund-Arbeiten），其實，算是某個歐洲聯合會的延伸，陳將軍是上海這個聯合會的領導[4]，是他把上海街道上的電子照明設備給安裝上的。 也許是因為他在公共福祉方面的能力，才讓他目前所居住的小鄉村別墅也有了點特別的樣子——無論如何他現在總算又擁有了一些財產。在芝罘度假幾天以後，他又要動身前往北京。如同之前我所提到的那樣，只要官員有能力發現時局與錢在何處，那清政府就會讓他們自由地去發揮，但是，在睜隻眼閉隻眼的過程中還是要有原則。一個官員可以盡其所能地中飽私囊，不過一旦他做得太過火，便會被從地方徵召到北京，到那時他就要誠實地把賺到的錢全部吐出來給國家。也許那些有權勢的人還是認為，可以從陳將軍身上再挖點錢財出來，我在芝罘遇到他的時候，他看起來絕對不像是帶著愉悅的心情去北京的。 他帶著夫人和女兒一同來的芝罘，在他回來之前，夫人和女兒會先在這裡等他，她們可以享受一點海上清新的空氣。陳季同的夫人是一位法國人，可想而知，他肯定是在旅居歐洲的時候認識了她。陳夫人是一位白髮蒼蒼、胖乎乎的女士，為人健談，但容易上氣不接下氣。除了這位歐洲夫人之外，他當然還有一位中國的陳夫人，因為在中國，男人娶女人做正室，絕對是理所當然的事。如果他已經有了一位歐洲妻子，他也可以再娶一個中國女子為妻。據說陳季同甚至又納了兩到三個小妾，他的女兒便是中國妻妾所生，其中一個已經嫁了人，另一位近日就要與一位政府高官的親戚成親，第三個年紀約十五歲的女兒也已經訂婚。在中國，婚姻大事是由男女雙方的父母約定好的，如果要結婚的男女還小，雙方的父母就會代替孩子們交換彼此的承諾。 陳季同的女兒受的都是半中國、半歐洲式的教育，她們能說流利的法語和英語。每到冬天，上海道台如果要為歐洲社交圈子舉辦舞會的話，她們就會幫道台夫人迎接貴賓並從旁協助翻譯。陳季同最小的女兒是一位十分可愛的女孩，烏黑亮麗的辮子幾乎長到快接近地板了。她有著光亮潔白的牙齒及深色雙眸，欣喜之火總是在她眼底深處燃燒著。陳將軍是一位溫柔的父親。「這是我的小美人。」他說著，輕撫著小女兒的手。說到底他真的是一位從容不迫的男人，他的謙遜有禮完全不浮誇，既屬於中國的傳統禮節，也符合歐洲的紳士風度。 我們就在酒吧旁邊聊天。 「我們也可以出去散下步。」將軍建議。 陳夫人坐上了轎子，兩位苦力奮力地抬在肩膀上。我們跟在轎子後面走著，小女兒在我們身邊輕輕地跟隨。在這條被雨水浸濕的路上，她仔細找尋乾燥的地方下腳，她的中式涼鞋濕了可就不好辦了。旅舍後方的山脈逐漸變得高聳，引導著人們往有中國堡壘的上坡地段去。 「不，別再談跟政治有關的事情了！」將軍這麼說著，「甲午戰爭後，我試著在台灣重新踏入政壇，我想在那兒建立一個共和政體。為什麼共和政體在台灣就不能像在其他地方那樣實行呢？我掌權不久，就爆發了抗爭。我和幾位朋友在最危急的關頭，趕緊把我們的身家財產都帶到了船上。此時，一艘德國戰艦『伊堤斯號』抵達台灣，來對抗這些叛亂分子。我們在船上等了好幾天才得以駛離港口，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我是怎麼活著回來的。」 「反正你也不會再有機會參與共和政治了。」轎子裡頭的陳夫人說。 「您和我說一說巴黎的事吧！」陳將軍懇求我，「巴黎的世界博覽會還有多久？我想在一九〇〇年時再去一趟，不過僅是以私人名義去旅行。」 我便應他的要求概述了一下一九〇〇年巴黎世界博覽會的準備情況，接著便聽到陳將軍嘆了一口氣道：「唉，巴黎呀！」接著他就陷入了無奈的沉思當中。當然，我們後來也談到了德雷福斯事件（一八九四年巴黎戰事法庭以叛國之罪有利於德國為由，對一名法國軍官德雷福斯進行了誤判，導致當時的社會混亂。後來他於一八九九年獲得赦免，於一九〇六年全面獲得平反）。將軍對這個事件則有一套中國式的看法。 「這件事情應該要有個了結了，不管那個人是不是有罪。」這個中國人的想法，實際上也是巴黎人的心聲。只是，在巴黎會用一個美麗的歐洲單詞來形容這件事，即「國家至上」的原則（即便會侵犯到個人的權利，但只要符合國家需求或利益，都要貫徹實施）。 言談之中我們不知不覺已經抵達上方的堡壘，門是開著的，只看得見站崗的中國士兵和半裸著身子、身上長滿痘子的苦力。門上的牌子用英文寫著「私人不得入內」的標語，雖然陳將軍用中文向士兵們做了一番解釋，但我們還是不得其門而入，必須得下山。 我們沿著旁邊的一條小路走了不久，便來到中國的鄉間道路上，在這裡所見到的一切可謂朝氣蓬勃。路上總有隆起圓形屋頂的轎子經過，轎子前後各有一頭驢子拉著，這種又被稱作「伸子」的轎子，是中國鄉間旅行的主要交通工具，人和行李都在同一個轎子上。其間，還有一位化著大紅濃妝的女子，穿著絲質服裝坐在驢子上，也許她是一位待出嫁的新娘吧。在路邊不時還可以看到紀念碑，頂部刻畫著蠕動彎曲的蛇的圖案，上頭的中文字則讚頌著幾位女子的高尚品德。陳將軍的女兒問她將來是不是也會有這樣一塊石碑，接著她便面紅耳赤尷尬地微笑著。 「您是從膠州來的嗎？」將軍問我。待我回答是之後，他接著說：「我不懂，為何你們德國人非要往這個洞裡頭鑽呢？那兒既沒有海港，前往內陸的路也被山脈擋住了，德國人應該可以有更好的選擇才對。當初你們能在沿岸地帶選擇一個海島也好。如果你們願意放棄膠州這個地方，或許可以得到你們想要的其他地方也不一定。相信我！德國一定會花大筆大筆的錢在膠州，而這種投資恐怕是有去無回！我很清楚那裡的情勢如何，因為我以前也在那裡待過，並且實地了解了當地的狀況。幾年前，我曾經受到委任，審查我們在沿岸的軍事陣地，審查途中必須經過膠州。當時政府有意在那裡設立一個主要的軍事港口。」 「那未來中國的主要軍事港口會在哪兒呢？」我問。 「很難說，我們幾乎沒有什麼地方可以選擇了，完全沒有了！目前，俄國人還暫且允許我們把船艦停放在阿瑟港。不過，中國已經奉送掉太多的港口了，連一個也沒給自己留。駛入北直隸海灣像螃蟹鉗子的入口，也已經在外人手裡掌控著。中國的首都目前是沒有任何防禦能力的，遲早皇帝也不得不將首都從北京遷到內陸，這真是我們國家最可悲的時期。」 我說：「但是這樣的危機或許可以為中國帶來新出爐的辦法啊！無論如何，在不久的將來，中國必定會讓那些受過歐洲教育的人來負責國家的一些重要事務。」 將軍反駁道：「在這種時候，最好還是保持低調，最好身上不要有任何責任。」 我說：「現在由各個強權國家所占領的地方，倒是暫時可以平靜一陣子了。」 將軍附和道：「我們當然希望是這樣！」然後他笑著說：「各國強權在中國爭先恐後的狀況，好比巴黎人在樂蓬馬歇百貨公司[5]大甩賣時，互相推擠的情形。不過各國強權在中國的情況比那更嚴重，因為他們爭奪的東西可都是免費得來的呀。」 我說：「您難道不相信中國有一天有能力保護自己、抵抗強權入侵嗎？那些由歐洲軍事指導員訓練出來的中國部隊，我印象中都是非常好的士兵。也許中國會有一次成功的軍事改革也說不定。」 「如果不實施所有改革中的先決條件，也就是中央集權的話。」陳將軍駁斥道，「所有什麼改革不改革的計劃都是白搭。中國之所以這麼弱不禁風，就是因為國家已經從內陸開始分裂到邊疆了。僅靠一兩個通情達理的總督來進行一兩個改革有什麼用呢？他的省份也許會因此而受益——也許還不是整個省份呢！再加上總督的任期沒有長到讓他可以完全執行他的改革計劃，繼任者通常又不會想要繼續執行前任未完成的改革工作，否則，人們就會有足夠的理由相信他沒有什麼新作為。改革只有在皇帝本人指定的情況下，才有可能真正獲得成功[6]。皇帝必須說，我負責為將來的改革承擔全部責任，因為我畢竟是一國之尊。接著他便要取回總督們的自主權，讓他們聽從中央政府的指示，一同進行改革。」 「那麼您認為總督們會心甘情願地讓皇帝削弱他們的權力嗎？」我問。 「在中國，皇帝的威望仍然是比任何人都高，而且，我也相信總督們沒有哪個膽敢違抗聖旨。要是有誰敢製造麻煩，便會丟了官職。用一個聽話的總督來取代一個不聽話的總督，這並不是件困難的事。中國最不缺的就是高官。」將軍回答道。 「如果歐洲強權意識到中國欲執行以中央化為出發點的改革，並且最終的目的是要對抗他們的話，他們又會說些什麼呢？」我繼續問道。 「我完全不認為改革是為了對抗歐洲人。相反地，我認為我們應該與歐洲人一同進行改革，在每一個地區都應該與優秀的歐洲人合作。海關在歐洲式的管理之下表現得十分出色，郵局系統也是一樣。所以，為什麼人們不繼續把這套系統用到別處的管理層面上呢？為什麼不在財政、陸軍、海軍方面，也安排一些歐洲人進行歐洲式的管理呢？」將軍回答。 「您的這個觀點莫非是說，中國官員不應該過於多用嗎？」我問。 「完全正確！畢竟現在正有一陣奇怪的風往上頭吹去。幾天前《邸報》[7]發布了皇帝的聖旨，內容提到皇帝將賜予媒體新聞自由。現在，皇帝終於也能在報紙裡頭知道國家究竟發生什麼事情了，但是，前提當然是他能夠讀得到報紙。在另外一則聖旨裡頭，賜予了一份在上海出版的中國報紙《時務報》[8]一個月的國家補助津貼，並且，皇帝下令所有的官員都要訂購這份報紙。這對於一份報紙來說可是一大筆的收入，畢竟對於新聞業，沒有一個國家提供的機會比中國更少了。在同樣一份北京的報紙里公開的第三項聖旨指出，朝廷現在要花費八十萬銀兩（現今已經不再使用的銀兩重量單位，一銀兩約等同於六點四一馬克）在北京建立一所大學[9]，這新聞讀起來真的讓人覺得皇帝似乎變得很激進。」將軍說道。 「如果您現在到北京去的話，就有最好的機會去宣傳您的觀點。」我說。 「沒錯。我打算在國家實施中央集權的時候去北京，最佳的時機便是當鐵路開發涉及礦藏時。礦藏對我們來說甚至比鐵路還要重要，因為政府至少在此仍然保有最高的決定權和監督權。因此，我這趟到北京的目的，是建立一個鐵路與礦藏的中央營運機構。」將軍回答說。 「這也算是不大會遇到困難的、一個小型化的中央集權了，但是，中央大型的集權和制度改革該怎麼執行呢？」我問。 「我是這樣想的，」陳將軍解釋道，「皇帝正在對整個國家進行一項調查，他努力去查明大量徵稅後所帶來的損失有多少？因此，他想在北京，或是其中一個歐洲國家的首都，舉辦一場與歐洲強權的會議。皇帝將在會議中公布他的調查結果，並告訴列強，現在你們知道我還缺什麼，就給我一些建議來幫助我吧！因為你們總是自稱是我的好朋友。各國在討論過之後，很有可能會把改革的計劃攬在身上。」 「歐洲列強負責改革一個國家的結果，完全可以在土耳其身上看到。事前這樣的會議也絕對沒少開過。」我試著解釋。 將軍反駁說：「土耳其的改革後來沒能成功的原因在於有一些國家想讓土耳其就此衰敗，然後不費吹灰之力順勢地占領它的領土。」 我想，中國也許會是第二個土耳其也說不定。 * * * [1] 陳季同，福建侯官人，晚清中國新政的參與者、外交家、作家。1867年考入法國學堂，1875年隨日意格遊歷歐洲。法文作品有《中國人的自畫像》《黃衫客傳奇》《中國人的戲劇》等十餘部，第一個把《聊齋志異》翻譯成法文。1898年創辦中國第一所女學堂，其妻法國人賴瑪豁為學堂的洋提調，對現代教育做出貢獻。《馬關條約》台灣割讓之訊傳出後，陳季同用《國際公法》「割地須問居民能順從與否」提出以台民「不服割地」，而宣布「自主」的名義抗拒日本的「武裝接收」，確保台灣永屬中國，他是十九世紀中國極為少見的天才，轟轟烈烈的文化使者與愛國者。因其曾為柏林使館的武官，以軍人身份代表清政府參加法國閱兵，因此，歐洲均稱他為陳季同將軍。 [2] 伏爾泰（1694—1778），法國啟蒙時代思想家、哲學家、文學家，啟蒙運動公認的領袖和導師。被稱為「法蘭西思想之父」。他不僅在哲學上有卓越成就，也以捍衛公民自由，特別是信仰自由和司法公正而聞名，代表作：《哲學辭典》《查第格》《老實人》。 [3] 憨第德，《老實人》是1759年啟蒙運動時期哲學家伏爾泰所著的一部法國諷刺小說，這部中篇小說以一位名為憨第德的青年揭開序幕，先描述他在一位貴族的城堡里過著受庇護無憂無慮的生活，與貴族的女兒相互傾心，同時被他的老師潘格羅士灌輸以萊布尼茨式樂觀主義。 [4] 1898年他支持創辦了近代中國第一所女學堂——上海中國女子學堂，妻子法國人賴瑪豁為學堂的洋提調，起草了「中西合璧」的日課章程，為現代教育做出了貢獻。 [5] 樂蓬馬歇百貨公司是法國巴黎的一個著名的百貨公司，位於第七區的塞夫勒路（rue de Sèvres）24號，以及巴比倫路和巴克路轉角。它有時被認為是世界第一個百貨公司，它是巴黎第一個特別設計的商店建築。創始人是阿里斯蒂德·布西科。 [6] 陳將軍發表這番言論的幾星期後，中國發生的事情證明，就連皇帝本人都沒有能力做任何改革。 [7] 《邸報》，又稱邸抄、邸鈔、朝報、條報、雜報，是用於通報的一種公告性新聞報紙，專門用於朝廷傳知朝政的文書和政治情報的新聞文抄，最早出現於中國的漢代。 [8] 《時務報》，1896年8月9日創刊於上海，旬刊，書冊式，每期20餘頁，約三四萬字，從創刊到停刊，共出69期。晚清維新運動中影響較大的中國人自辦報刊。報紙總理汪康年，早期主編為梁啓超。梁啓超在其上發表《變法通議》，提出了「喉舌論」，影響極大。 [9] 文中提到的大學是京師大學堂，作為戊戌變法的「新政」之一，由光緒帝諭令創辦於1898年7月3日，是中國近代第一所國立大學，其成立標誌著中國近代國立高等教育的開端，是中國最早的綜合性高等教育機構之一，是現北京大學與北京師範大學的前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