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的夏日 · 第十二章 拜會上海蔡道台[1]

保羅·戈德曼 《1898年的夏日》
一八九八年六月十日 上海 蔡先生是一個非常有現代觀的人,這也許跟他在馬德里生活過有很大的關係。他在馬德里中國大使館擔任使館秘書若干年,儘管馬德里並非世界強權的中心,但對中國來說,西班牙先進,中國與其相比還是有不小的差距。蔡先生以一個積極的進步主義者的姿態回到中國,目前是上海地區的實際掌權者。他一直對外宣稱自己是外國人真正的朋友。 上海是中國的領土,歐洲人在這裡的分公司只是「上海租界地」罷了。但倘若上海的道台以他的職權介入到歐洲事務中,哪怕只是一丁點兒的小事,結果都會十分棘手,這一點他自己也十分清楚。他管轄的範圍只是中國一個省的居民。中國和歐洲總算還有相投的共同利益,歐洲人時不時就得仰賴從蔡道台身上得到好處,這就意味著歐洲人只有對蔡道台有所求時,才會把他當成真正的朋友!他在歐洲的經歷可以幫助他精準地掌控答應歐洲人要求的背後,需要付出什麼樣的代價,而且,還必須小心翼翼地不能把這事兒說漏嘴。像他這樣一個思想進步的官員,是北京政府在上海為官者中最強硬的。你可想而知,現在的歐洲外交使節,會充滿哀愁地懷念上一任道台。[2]因為與前任道台打交道,肯定要比跟這位從西班牙回來的、宣稱自己是外國人真正朋友的官員,容易得太多了。儘管如此,蔡道台表面上的工夫還是依然做得十分完美,舉手投足間都展現了十足的紳士氣度。他非常清楚在歐洲大陸的大城市裡要如何生活,於是如法炮製到上海來,他時常舉辦下午五點鐘的茶會,廣邀來自歐洲的重要人士及他們的夫人參加。所以,我很快就收到了以精美石版印刷的卡片——會面的請求這麼快被回復,我其實並不感到驚訝。卡片上面寫道: 上海蔡道台很榮幸地能在周四(六月九日)下午五時二刻, 於靜安寺路63號 恭候 先生的光臨! 靜安寺路相當於法國巴黎的布洛涅大道[3],道路兩旁樹木林立,宛如這座城市的一塊翡翠鑲嵌於此。這裡歐洲式花園一座又一座,都是富有的歐洲居民的鄉村別墅。蔡道台的私人寓所也是這上流別墅區裡的一座,儘管他在上海的老城區還有一處官邸。但是,那裡他只是偶爾出現一下,只是方便和他的下屬見面;如果不是有什麼特別的事情,他是絕對不會在那裡久留的。道台一旦結束公務活動,他的馬兒就會拉著華麗的座車,帶著他穿越過熙熙攘攘的中國居民區,遠離塵囂回到他那綠意盎然、與世隔絕的靜安寺路高級住宅里。 蔡道台的別墅在一間英式鄉村俱樂部的正對面,花園入口處的左右兩邊各有一個軍事崗棚(軍用站哨的木屋)。我們的馬車剛一駛入,軍人就站出來行禮。今天是蔡道台接見賓客的日子,所以,花園裡停滿了各式各樣富麗的馬車。蔡道台所住的地方比起衙門來毫不遜色。這是一棟帶有瑞士風格的別墅樓房,外觀金碧輝煌,每一層樓都帶有木造的陽台,建造得相當華貴。別墅外頭倚著幾根杆子,上頭架著紅板子,鑲金的字體在板子上標示出蔡道台的官銜,公告著他的所有功績。這樣的公告十之八九和衙門脫不了關係。 我們踏上了三層厚厚的台階,看到門廳就在不遠處,一位身著官服的人朝我們走來。他一身華麗的棕紅色絲質長袍(我想專業術語應該是「跳蚤色」吧?),頭上戴著中國式的夏季官帽,貌似一個倒置扁平的喇叭,上頭的一小束馬毛並非直立而是平躺著。他是蔡道台的第一秘書,將在我們的會面中擔任翻譯。他十分熱情地以法文向我打招呼:「先生,幸會,您好嗎?」他以歐洲式的見面禮節與我握手,然後,帶我到左邊的等候室。此刻,還有一對來自英國的客人,他們正在裡面拜會道台。 「等等就輪到您了!」道台的秘書說道。 蔡道台這座富麗堂皇的住所里,最引人注意的就是屋裡屋外都被打理得潔淨無瑕。我們想像一下,一個省的最高行政官員蔡道台的住所,怎麼可能在可怕的、髒亂的居民環境中呢?蔡道台私宅的會客廳裡面有著非常華麗的中式裝潢,牆上掛著一個大鐘,幾張寬大的椅子圍成一圈,中間立著一張小桌子。家具皆是來自廣州、鑲嵌著珍珠雲母的黑木家具,其中,最傑出的布置莫過於兩面大立鏡,面對面地佇立在等候室的最裡頭。鏡子的邊框也是由黑木製成,鑲入的珍珠則擺放成花朵的圖形。每一張椅子的前側都放著一個藍白色矮瓷的痰盂,雪白的牆上掛著橫長的壁畫,壁畫的原料則是泛著金光的紙。有一面牆掛滿了花鳥圖,還有一面牆則掛著同樣以金紙為底的書法字畫,內容似乎是智慧格言或經典佳句。房間的後面有一個平台,上方放了兩個價值不菲的中式大花瓶。在花瓶一旁較高的地方,還有一個紅寶石精雕而成的節杖[4],被妥善地保存在玻璃箱裡。這個中式裝潢還包括兩具生了銹的鐵制戰斧,旁邊還由磨砂的玻璃罩保護著。當然,除此之外,還少不了歐式的時鐘,一座看似平凡的擺鐘,那種在法國小旅舍房間的壁爐上經常會看到的款式。 這時,門上的帷簾開始有了動靜,一個身穿棕紅色絲質長袍,戴著喇叭帽的官員走了進來,身後還跟著第二個官員,他們同樣身著長袍、頭戴有馬毛的官帽。 「道台來了!」這兩個人中,不是道台的那個人邊走邊解釋著。 很特別的是,蔡先生不是以中國式的拱手作揖的方式來問候我,而是以歐洲人的方式重重地握了握我的手。毋庸置疑,這真是再歐式不過了!這讓你感覺到,西方國家在中國如果需要獲得協助,完全可以仰賴蔡先生。蔡道台身材圓潤肥胖,有著一張紅潤、沒有蓄鬍、有如主教般的臉龐。他鼓著嘴唇,時不時地瞄一下旁邊那個長著小眼睛的官員。這位官員的帽子上別樣地戴有明亮的瑪瑙紐扣。這個瑪瑙紐扣象徵著他的地位和尊嚴。他的大拇指幾乎要被他戴著的瑪瑙戒指給遮住,長袍的中間束了一條寬皮帶,寬大的皮帶扣是用紅寶石製成的。蔡先生說起話來聲音洪亮,臉上時不時地帶著微笑,看起來為人非常客氣。 我們選擇在牆邊的椅子上坐下來,接著身著制服的僕人們陸續出現了。其中有幾位長得十分高大健壯,他們謙卑地端上茶杯,上頭還有陶瓷製的蓋碗兒罩著。 我先請翻譯官為這麼友善的接見表達我對道台誠摯的謝意!翻譯似乎沒有完全聽懂我的意思。這個優秀的男人雖然說得一口法文,卻對我的德國話一知半解。但是,還好他能說流利的中文。 「我非常高興能被您接見。」我接著說,「尤其是當我得知,蔡道台是中國眾多高階官員中,最跟得上時代的官員之一。」我讚揚著。 翻譯官轉達了我的意思,這一刻蔡道台似乎非常滿意,突然從座椅上站了起來,又好像是突然想起了什麼:「在這個房間裡您所看到的正是中國風格。」他說道,「您到前面來!」我說:「好極了!」看來他這是要讓我參觀他的私人住所。顯然,他要在我面前展現出最現代、最摩登的一面。 蔡道台走在前面,指了指前方的路,我們陸續越過了前廳,來到了鋪有木質地板的院子。院子被建築物包圍著。這裡建築的每一層樓,都有木質長廊。院子右後方是道台的私人住所,裝潢風格有巨大的轉變,不得不讓人為之驚訝!我們來到了一個寬闊的客廳,這裡的裝飾完全沒有中國風:極其高貴的歐式安樂椅,明亮隨性風格的長沙發在這個客廳隨處可見。客廳牆上掛著依據名畫雕制出來的英式銅版雕刻,內容多是羊群或是野牛。電燈就掛在鐵桿兒上,在眾多的家具中屹立不搖,這就是所謂的「客廳里的信號塔」吧。房間裡沒有任何東西是中式的,就連蔡道台與他的翻譯官本人也一樣。看到他們以一身中式官袍坐在法式的安樂椅上,舉手投足像優雅的歐洲人,這種感覺實在奇妙。 過了一會兒,我們就看到了家僕們滿場飛的情形。其中一位把我們方才在等候室用的茶杯拿了過來,另一位馬上在瓷茶壺裡泡上新的茶,第三位僕人則負責遞上砂糖及牛奶。在中國的私宅里竟然可以喝到加了糖和牛奶的茶!這已經不是什麼進不進步了,而是完完全全的「革命成功」。接著一位僕人又送了糕點進來,另一位則拿著銀制的托盤出現,托盤上放著馬尼拉雪茄和埃及的香菸。除此之外,還有一幕令人驚艷之處:由於我們用法文交談,蔡道台特別讓人送上來自法國,亦是惡名遠播的法國菸絲。在巴黎街頭絕對沒有人願意把這種煙拿在手上,但是,在這裡不管你願意不願意,怎麼也得點上一支迎合一下,因為道台不斷示意要我試試,不過,我還真不知道這玩意兒要怎麼抽。終於等到一切都準備就緒了,其中一位僕人手裡又拿著一個銀盤,上頭放著三個形狀特殊的高腳玻璃杯,然後,這個時候當然不能錯過的是香檳瓶塞砰地一下打開的聲音(這就跟在歐洲一模一樣了!),接著玻璃杯便被斟滿了起泡的香檳。這真是一個決定性的瞬間,如果此時此刻我還有一絲懷疑——蔡道台是不是所有官員里最現代化的,那可以說我真是瞎了眼,忘恩負義。 會談開始了,由於鐵路議題在我規劃的議程之中,我就先問了這個問題。道台一聽到「鐵路」這個詞,馬上就興奮起來,這似乎又把他拉回到了那段曾經在馬德里生活的記憶之中。他微笑著邊聽著邊點頭,帽子上的瑪瑙紐扣也跟著晃動,由此看來,他對這個「鐵路」議題是多麼友善。 「現在到處都在修建鐵路!」他告訴我,「很快地,整個中國都要有鐵路了。」 「中國政府要全部由自己建造嗎?」我問。 「當然!中國政府要自己建造需要的鐵路。」道台回答。 「但是,這個建設過程需要耗費許多金錢,中國政府在經濟上是否可以承擔?」 「中國政府會讓外國人把錢送來!」蔡道台沒有絲毫猶豫地回答。 「這真是個不錯的主意啊!」我不敢說出來,但是,我心中暗想:希望真能讓外國公司有機會參與這個鐵路的計劃,這樣德國也能夠分到一杯羹。 道台似乎不想讓我的希望破滅,但是,他也不想把話說得太好聽,所以,他盡力地做概述:「所有的事情都是船到橋頭自然直。」他親切地解釋道,「就讓我們先有足夠的錢再說吧。」 我接著問:「鐵路可以為一個國家帶來進步,如果中國建設鐵路,會不會也進行國家改革呢?」道台似乎聽懂了我提到的「改革」一詞,而且,此時我又特別振奮起精神加了兩個字——「許多」,許多改革!「會有許多改革嗎?中國最後會不會變成像日本那樣,一夜之間轉變成和很多歐洲機構合作的國家?」 「中國現階段的改革,已經是快得不能再快了!」蔡道台斬釘截鐵地說,「我們在國內有一股強而有力的維新勢力,他們整天提醒我們,如果不進行改革,國家就會有更多的動盪。」 「那會對什麼先進行改革呢?」我問。 「最急迫的莫過於軍事改革,我們必須要有一支能作戰的軍隊。」道台回答說。 「所以,中國是想著要發動戰爭嗎?」我問。 蔡道台絞盡腦汁地想對我的假定提出抗議,他以長篇大論用許多理由來解釋,然而,一旁的翻譯官卻是一派輕鬆地轉達。道台再一次重申:中國不是一個好戰的國家。當然,在某些省份的洋人是很不安分的,尤其是東洋的日本人,我們忘不了過去他們的突襲行動,但是,中國政府還是要堅持擁有絕對的和平思想。 「那麼我可以大膽地假設,中國和德國的關係必定是很友好的嗎?」我問。 「儘管有膠州事件的發生。」翻譯官面帶微笑地幫我接話,他明白我意指的是什麼,道台特別要求翻譯把方才的話重複一遍,然後,他即刻陷入沉思,最後,他用了一個官方的說法:「占領膠州這件事,德國人做得很好!」他說,「不然,膠州也一定會被俄羅斯人奪過去。」 我可以感覺得到,蔡道台似乎並不怎麼喜歡俄羅斯人,我想那還是少提為妙吧! 我接著說:「德國人並沒有征服者般的民族性格,德國的海軍艦隊只是需要一個駐地,他們對膠州已經很滿意了。然而,俄羅斯人是天生的冷血,他們大舉入侵了中國的滿洲地區,為什麼北京政府能夠容忍俄羅斯人這樣的所作所為呢?」 蔡道台仔細聽著,那雙機靈的眼睛不時地閃耀著,很明顯他是很想表達出一些意見,但是,他又不想在俄羅斯問題上妥協,因此,他的回答有些避重就輕:「慈禧太后想要跟這個世界和平共處,所以,她才會對你們的每一個要求做到有求必應。」 我想外交使節們如果想要對北京有所需求的話,肯定會牢牢地記清楚這句話。 蔡道台還給了我一些在外交政策上的建言,並且希望我能夠通過媒體轉達:「我們和大英帝國相處得是最友好的。」 會談中,一直不斷有新馬車來到院子,僕人們也不斷遞了一張又一張的名片進來,道台也必須時不時地看向窗外,給予賓客們一個注目的禮節。他結束了短暫的應酬,嘴裡還塞滿了蛋糕,然後,走到我這兒坐下來。我說:「您今天這麼忙,我不方便打擾您太久。」我舉起香檳敬酒,示意我馬上要離開了。其實,我應該舉起茶杯才對,但是,如果這樣的話,我就沒有機會喝香檳了!這可真是來自法國品牌的香檳啊!這個時候無論如何我都只好把茶晾在一邊兒。 蔡道台說什麼都要繼續挽留我,因為他還是擔心我可能對他針對軍事改革的評論有所誤解,會將中國認定為是一個好戰的國家。他想用哲學的觀點再次清楚地解釋整件事,並且,他把翻譯官也叫了過來。可惜,翻譯官的哲學造詣並非想像中的那麼好。在這個情況下,我了解到,蔡道台的理念就是,希望世界上所有的民族盡一切所能地相互維護和平。我也贊成他的說法。道台十分熱情地再次和我握了握手,並且,他一直陪我走到大門口,告訴我,他非常開心能夠認識我。這時,他似乎又想到了什麼,讓翻譯官一定要轉告我:「戰爭是必須要受到譴責的!」道台說,「因為,有很多人因為戰爭而失去了生命,人類當然都是想活著,這意願勝過死亡。」 蔡道台是一個很和善的好人,他說的是對的!人活著總比死亡好,因此,和平絕對勝於戰爭,「寧為活犬,不為死獅!」詩人海涅[5]曾經也是這樣說的,道台所言與之相去不遠。毫無疑問的是,蔡道台這個中國重要的地方官員,的確是充滿了和平的世界觀。 * * * [1] 蔡鈞,江西人,清朝政治人物,曾經出使日本。蔡鈞曾於1897年接替劉麟祥任蘇松太道道員一職,1899年由李光久接任。蘇松太道,中後期依其駐地又俗稱為上海道,全稱「分巡蘇松太常等地兵備道」,為清朝江蘇省下屬的道級行政區之一,轄管蘇州府、松江府和太倉直隸州,順治年間駐地為太倉,康熙時期駐地為蘇州,雍正之後駐地為松江府下轄的上海縣。1901年7月4日,蔡鈞被任命為大清出使日本國欽差大臣。1901年11月27日到任。1901年12月7日代表清朝向日本遞交國書。1903年被免職。1903年10月15日離任。 [2] 指劉麟祥,湖南湘鄉人,一八九七年卸任,並由蔡鈞接任。 [3] 布洛涅大道,巴黎一條主要街道,以法國北部城市布洛涅命名,布洛涅是上法蘭西大區,加來海峽省海邊的一個市鎮,同時也是該省的一個副省會,下轄濱海布洛涅區,濱海布洛涅位於加來海峽省西部,大西洋海濱,是一個區域性的中心城市和交通樞紐。 [4] 古代的使臣出入關門皆有象徵意義的憑證或信物,即符節;它們多用竹或木製成。漢時中國派往匈奴去的使臣所持的節杖皆以竹為杆,上綴氂牛尾毛。 [5] 克里斯蒂安·約翰·海因里希·海涅,出生時用名哈里·海涅,19世紀最重要的德國詩人和新聞工作者之一。海涅既是浪漫主義詩人,也是浪漫主義的超越者。他使日常語言詩意化,將報刊上的文藝專欄和遊記提升為一種藝術形式,賦予了德語一種罕為人知的風格上的輕鬆與優雅。他晚年提出了一個與眾不同的觀念,即:「寧為活狗,莫為死獅」。他在一首詩中寫道:「上界最苦的農奴,也強似冥河的閻羅。」有人說,這是海涅及時行樂觀念的表露。古人所謂「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游」。暮年的海涅失去了享受生命的能力,51歲的時候,他患了脊髓病癱瘓。一張鋪有6層墊子的床,成了他永無寧日的「墳墓」。此後,他又活了8年,這大約只能算作是貪戀生命,或曰「苟延殘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