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8年歐洲革命 · 第38章
二月革命與七月革命的異同
1850年2月23日，站在講壇上評價1848年的二月革命時，阿方斯·瑪利·路易·普拉·德·拉馬丁先生和瑪利·約瑟夫·路易·阿道夫·梯也爾先生將其定性為一場可怕的、災難性的革命。無論是對發起者還是受害者來說，1848年的二月革命都無異於石破天驚。無論後人如何評說，是否同意法蘭西第二共和國或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的建立者所持的觀點，反思1848年的二月革命時，所有人都會感受到憂鬱和陰暗。在三天時間裡，這場導致七十二名士兵犧牲、二百八十九名暴亂分子死亡卻未起戰火的革命極大地改變了世界。1848年的二月革命有力說明了人類無論如何精心算計都難以做到分毫不差，證明了最優秀政治家也有可能盲目行事。當然，沒有人比法蘭西國王路易-腓力一世更了解七月革命的歷史。在統治期間，法蘭西國王路易-腓力一世可能會對自己說道：「我見證了查理十世的錯誤，絕不會摔和他一樣的跟頭。我肯定不會像查理十世那樣失敗。」然而，無論是法蘭西路易-腓力一世和他的大臣們還是反對派成員，所有人都沒有從七月革命的歷史中吸取教訓。1848年的二月革命仿佛是一種命運的嘲弄——無論資質頗深的議員們有何種看法，1848年的二月革命都像是對七月革命的一次拙劣的模仿。
1830年3月2日，在自己執政期間的最後一次會議上，查理十世談到了給他的政府製造障礙的罪惡策略。1847年12月28日，同樣是在自己執政期間的最後一次會議上，法蘭西國王路易-腓力一世同樣指出，「盲目或敵意的激情」煽動了騷亂。諸如「應受譴責的花招」和「盲目或有害的激情」這些直白又輕率的言辭就是國王與反對派之間的戰爭的信號。
德·夏多布里昂先生引導朋友們為1848年2月22日的演講投票，而卡米耶·亞森特·奧迪隆·巴羅先生則組織了十二區的宴會。當時，德·夏多布里昂先生和卡米耶·亞森特·奧迪隆·巴羅先生都以為自己的做法只是會為各個政府部門帶來某些改變，沒有想到會引發一場革命。
查理十世和法蘭西國王路易-腓力一世雖然收到了同樣的警示信號，但都視若無睹，就像水手只有在遇上海難後才會意識到暴風雨已經降臨。
和七月革命一樣，1848年的二月革命也分為三個階段。
疾病如果在一開始就得到控制，那麼不會繼續發展下去。然而，實際上，法蘭西的「疾病」一直在自由地發展。
拉古薩公爵奧古斯特·弗雷德里克·路易·維耶斯·德·馬爾蒙和伊斯利公爵托馬·羅貝爾·比若雖然非常不受歡迎，但與共和黨人和正統主義者臭味相投。直到最後一刻，拉古薩公爵奧古斯特·弗雷德里克·路易·維耶斯·德·馬爾蒙和伊斯利公爵托馬·羅貝爾·比若才得到軍隊的領導權。拉古薩公爵奧古斯特·弗雷德里克·路易·維耶斯·德·馬爾蒙和伊斯利公爵托馬·羅貝爾·比若如果事先知情，那麼很容易便能組織防禦和抵抗行動。可惜的是，拉古薩公爵奧古斯特·弗雷德里克·路易·維耶斯·德·馬爾蒙和伊斯利公爵托馬·羅貝爾·比若受命太遲，而等待他們的只有敗局。
伊斯利公爵托馬·羅貝爾·比若採用的正是拉古薩公爵奧古斯特·弗雷德里克·路易·維耶斯·德·馬爾蒙成功使用的那一套方案，即讓軍隊排成縱隊穿越城市，再回到起點——對法蘭西國王路易-腓力一世和查理十世來說，這種排兵布陣的方式都十分致命。
拉古薩公爵奧古斯特·弗雷德里克·路易·維耶斯·德·馬爾蒙
1795年10月5日，即葡月暴動時，拿破崙一世展示了如何在街頭進行鬥毆。然而，伊斯利公爵托馬·羅貝爾·比若和拉古薩公爵奧古斯特·弗雷德里克·路易·維耶斯·德·馬爾蒙都沒有從拿破崙一世身上吸取教訓。出於人道主義或其他動機，拉古薩公爵奧古斯特·弗雷德里克·路易·維耶斯·德·馬爾蒙猶豫是否應該讓士兵們使用火炮，禁止士兵們向民眾開火，使軍事行動陷入了癱瘓。此外，伊斯利公爵托馬·羅貝爾·比若允許瑪利·阿方斯·貝多將軍和國民自衛軍談判並且命令停火的做法導致軍隊的士氣嚴重受挫。
擺在伊斯利公爵托馬·羅貝爾·比若和拉古薩公爵奧古斯特·弗雷德里克·路易·維耶斯·德·馬爾蒙的面前有兩條路，即和平之路和戰爭之路。伊斯利公爵托馬·羅貝爾·比若和拉古薩公爵奧古斯特·弗雷德里克·路易·維耶斯·德·馬爾蒙選擇和平和戰爭兩條路一塊走，卻沒有成功走上任何一條路。在巴黎，伊斯利公爵托馬·羅貝爾·比若和拉古薩公爵奧古斯特·弗雷德里克·路易·維耶斯·德·馬爾蒙架滿卻未使用槍炮，造成威勢卻未發動襲擊。伊斯利公爵托馬·羅貝爾·比若和拉古薩公爵奧古斯特·弗雷德里克·路易·維耶斯·德·馬爾蒙被自己的失敗弄得不知所措——一旦倒下，他們甚至都不會試圖站起來。
拿破崙一世讓位給拿破崙二世的愚蠢行為沒有讓查理十世和法蘭西國王路易-腓力一世得到任何啟示。巧合的是，查理十世和法蘭西國王路易-腓力一世要傳位的孩子都是九歲——尚博爾伯爵亨利·夏爾·斐迪南·瑪利·迪厄多內·德·阿圖瓦出生於1820年9月29日，而巴黎伯爵路易·菲利普·德·阿爾貝則出生於1838年8月24日。和七月革命一樣，1848年的二月革命對老人和婦孺毫無憐憫之情。
八歲時的尚博爾伯爵亨利·夏爾·斐迪南·瑪利·迪厄多內·德·阿圖瓦
七月革命與1848年的二月革命還有一個相似點，即這兩場革命所處年代的女性比男性更有判斷力。查理十世和法蘭西國王路易-腓力一世如果能聽從女性的建議，那麼或許可以保住他們的王位。
1830年7月28日，貝里公爵夫人瑪麗-卡羅琳·德·波旁-西西勒懇求查理十世讓她從聖克盧騎馬去巴黎面對巴黎人民和軍隊。查理十世唯一的回應是讓貝里公爵夫人保持沉默，並且禁止任何人向她提供馬匹。貝里公爵夫人瑪麗-卡羅琳·德·波旁-西西勒流下了憤怒的淚水，大聲喊道：「天哪！成為女人真是不幸啊！」
1848年2月24日早晨，在狂風肆虐、雷聲隆隆和法蘭西這艘大船擱淺的情況下，是誰穩住了船長並且讓他冷靜下來重新掌舵？是一個女人——瑪麗·阿梅莉王后。又是誰建議法蘭西國王路易-腓力一世穿上制服去檢閱正規軍和國民自衛軍？還是瑪麗·阿梅莉王后。不幸的法蘭西國王路易-腓力一世被膽小的顧問欺騙，決定退位並且放棄王位和七月王朝時，又是誰哭喊道「雖然敵人想奪走你的權杖，但除了你，沒有人能擁有它！英勇赴死都好過退位！騎上馬去迎戰！軍隊會追隨你的」？是瑪麗·阿梅莉王后——總是瑪麗·阿梅莉王后。瑪麗·阿梅莉王后這位傑出的女性是偉大的瑪麗亞·特蕾西婭·沃爾布加·阿馬利婭·克里斯蒂娜的後代。
勇敢的奧爾良公爵夫人海倫·路易絲·伊麗莎白絲毫不遜於瑪麗·阿梅莉王后。奧爾良公爵夫人海倫·路易絲·伊麗莎白在杜伊勒里宮的住所曾屬於貝里公爵夫人瑪麗-卡羅琳·德·波旁-西西勒。作為一位母親，奧爾良公爵夫人海倫·路易絲·伊麗莎白展示了因恐懼被放逐和想為巴黎伯爵路易·菲利普·阿爾貝爭取王位的野心而被激發出的勇氣與智慧。和貝里公爵夫人瑪麗-卡羅琳·德·波旁-西西勒為尚博爾伯爵亨利·夏爾·斐迪南·瑪利·迪厄多內·德·阿圖瓦做的事一樣，奧爾良公爵夫人海倫·路易絲·伊麗莎白也勇敢地維護了巴黎伯爵路易·菲利普·阿爾貝的權利。1848年2月24日，在下議院，奧爾良公爵夫人海倫·路易絲·伊麗莎白的勇敢行為完全配得上安德烈·瑪利·讓·雅克·迪潘先生寫給她的悼詞。安德烈·瑪利·讓·雅克·迪潘先生寫道：「雖然1848年2月24日的結局不像支持君主制的人期待的那樣，但作為母親和英勇的奧爾良公爵斐迪南·菲利普·路易·夏爾·埃里克·羅薩利諾·德·奧爾良的遺孀，奧爾良公爵夫人海倫·路易絲·伊麗莎白勇敢地履行了自己的職責，而後人則會將她的行為視為一種榮耀。在君主制存在的最後一天，我緊緊抓住上天賦予我的巨大榮譽，即支持奧爾良公爵夫人海倫·路易絲·伊麗莎白——這是我此生最勇敢的行動！」
1830年8月16日，在瑟堡，貝里公爵夫人瑪麗-卡羅琳·德·波旁-西西勒戴著一頂帽子，和查理十世登上了船。貝里公爵夫人瑪麗-卡羅琳·德·波旁-西西勒的表情透露著些許堅毅和無所畏懼。貝里公爵夫人瑪麗-卡羅琳·德·波旁-西西勒眺望著法蘭西的地平線，似乎說道：「我還會回來的。」
被流放的奧爾良公爵夫人海倫·路易絲·伊麗莎白也沒有氣餒。有一天，奧爾良公爵夫人海倫·路易絲·伊麗莎白大聲喊道：「一想到可能永遠無法再見到法蘭西，我的心就似乎被撕裂了。」
我已經指出了七月革命和1848年的二月革命的許多相似之處。最後，讓我們來看一看七月革命和1848年的二月革命之間的區別——和七月革命相比，1848年的二月革命似乎對宗教懷有敬畏。
在1830年的法蘭西，任何僧侶都不能穿多米尼克修道服。1848年2月27日，即1848年二月革命後的第一個周日，讓-巴蒂斯特·亨利-多米尼克·拉科代爾神父身披多米尼克修道服，走上了巴黎聖母院的講壇，說道：「啊，製造這一切可怕打擊的上帝啊，能夠審判國王和仲裁世界的上帝啊，請慈悲地對待法蘭西人民吧。法蘭西人民是您遵守律法和虔誠的長子啊！請想想法蘭西人民以前對您的侍奉，想想您第一次賜福給法蘭西人民的情景。請再次讓法蘭西人民得到您的庇護吧！請與法蘭西人民再續古老的盟約吧，讓古老的盟約再放光，讓人民的內心再次全部屬於您吧！公正又神聖的上帝啊！從被褻瀆的國王的宮殿到一塵不染的王后的宮殿，您的子民雙手捧著十字架。請您通過這個十字架照看、保護和啟迪我們吧！請再一次昭示世人『敬重您的民族，終能獲得拯救』吧！」說這些話時，讓-巴蒂斯特·亨利-多米尼克·拉科代爾神父要壓下的不是人們的低語聲，而是讚許的歡呼聲。
1830年，巴黎大主教亞森特-路易·德·凱朗被迫東躲西藏。1848年，在兩位代理主教的陪同下，巴黎大主教德尼-奧古斯特·阿弗樂拜訪了臨時政府的總統雅克-夏爾·杜邦·德·厄爾。雅克-夏爾·杜邦·德·厄爾對巴黎大主教德尼-奧古斯特·阿弗樂說道：「自由和宗教是一對姐妹，都對友好共存感興趣。」
巴黎大主教德尼-奧古斯特·阿弗樂
在七月革命時期，從政治的角度來看，神職人員淪為了被征服者。在1848年的二月革命時期，共和黨人、英烈總統瑪利·弗朗索瓦·薩迪·卡諾之父拉扎爾·伊波利特·卡諾對著一眾法蘭西大主教和主教們發表了講話。在講話的結尾，拉扎爾·伊波利特·卡諾說道：「不要讓你們教區裡的神父忘記，作為公民，他們享有參與各種政治活動的權利，是偉大的法蘭西家庭的孩子。不要讓你們的教區裡的神父忘記，在選舉大會或國民大會上，他們可以獲得同胞們對他們的信任。神職人員需要捍衛的只有一種利益，即國家利益，與宗教緊密相連的國家利益。」
拉扎爾·伊波利特·卡諾
七月革命爆發時，神父們不敢穿教士袍走上街頭。1848年二月革命時，神父們莊嚴地祝福自由之樹。
簡而言之，七月革命是基督教性質的革命，而1848年的二月革命則具有民主啟蒙意義。可以肯定的一點是，在七月革命和1848年的二月革命的間隔期里，巴黎人民對宗教的態度悄然發生了轉變，而流亡生涯令瑪麗·阿梅莉王后接受了這樣的改變。正是因為感受到了巴黎民眾對宗教的態度的改變，瑪麗·阿梅莉王后才從未停止對法蘭西國王路易-腓力一世施加個人影響。雖然對法蘭西國王路易-腓力一世施加個人影響時，瑪麗·阿梅莉王后做得謹慎又矜持，但這種影響非常真實，甚至貫穿於整個七月王朝存續期間。虔誠的瑪麗·阿梅莉王后習慣於將宗教的利益置於首位。聖日耳曼教堂遭到洗劫和破壞時，瑪麗·阿梅莉王后備受折磨。得知1848年的二月革命沒造成和聖日耳曼教堂遭到洗劫類似的慘劇時，瑪麗·阿梅莉王后由衷地感謝了上帝。人們雖然洗劫了杜伊勒里宮，將整個納伊城堡付之一炬，但沒有褻瀆教堂。人們燒毀王座，卻尊重祭壇。經歷了1848年的二月革命後的法蘭西人仍然信仰著天主教——雖然王冠已碎，但十字架猶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