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三國，後六朝

　　這首詩以豪放、雄健的筆調描繪鐘山、大江的雄偉壯麗，在緬懷金陵歷史的同時，發出深深的感慨，把故壘蕭蕭的新都，寫得氣勢雄壯；抒發感今懷古之情的同時，又表達了對祖國統一的喜悅。

　　「大江來從萬山中」四句，寫目之所見。浩浩的長江，從萬山千壑中奔流而東，綿互兩岸的山勢，也隨之而宛轉東向，只有那龍蟠虎踞的鐘山，挺然屹立在西邊，好像要乘長風，破巨浪，挽大江而西向似的。大江要東流，鐘山要西上，這就賦予了它們以人格的力量，賦予了它們以浩然的正氣，一個要衝向大海作波濤，一個要屹立西天作砥柱；一個能驚濤拍岸，一個不隨波逐流，於是在詩人的筆下，大江和鐘山都成了自己的化身，氣勢之雄偉，器宇之軒昂，是江山的傳神，也是詩人的寫照。「江讓相雄不相讓」四句，分承「大江」與「鐘山」兩聯。「相雄不相讓」，正是對以上四句的高度概括；「形勝爭夸」，則是對下文的有力開拓。

　　詩人的眼光從眼前的瑰實，一下轉向深邃的歷史。金陵的形勝，雖然依山帶河，固若金湯；金陵的王氣，雖然鬱鬱蔥蔥，至今不衰。然而守天下在德不在險，在於得人心而不在於什麼「壓之」之術。縱使秦始皇鎮「金陵之氣」，而金陵卻依舊「佳氣蔥蔥」，而為「我懷鬱塞何由開」以下四句作了很好的鋪墊。漢方全盛，而賈誼以為天下事可為痛哭者多；明方開國，而高啟便有「我懷鬱塞」之惑，這是遠謀深慮者能夠居安以思危、見患於未形的表現。詩人在酒酣耳熱之際，登上雨花台，驀然在「荒煙落日之中」，萌發一種懷古的感情，重現了「金陵昔時何牡哉？席捲英雄天下來」的景象，不禁陷入了對現實和歷史的沉思：那建都在這裡的六代帝王，演出一幕一幕的悲劇，都在他的腦海里翻騰。「石頭城下濤聲怒」句，就是藝術地概括了在他腦海里重演的歷史悲劇。南朝陳後主和三國吳孫皓的悲慘結局，正是詩人「我懷鬱塞何由開」的導線。陳後主做了隋軍的俘虜，這就是「武騎干群誰敢渡」的藝術概括。吳主孫皓先有「黃旗入洛」的歷史笑柄，後有「鐵鎖橫江未為固」的具體史實。這兩位君主坐擁長江天險，而而遺下笑柄，甚至亡國，這是作者思索之因。

　　「前三國，後六朝」四句，是詩人進一步對六朝歷史的探索和反思。如果說前四句是「點」，那麼後四句就是「面」；前四句是典型的悲劇，後四句便是歷史的普遍規律；前四句是鋪陳史實，後四句便是深化主題。詩人認為不管是「前三國」，也好「後六朝」也好，它們都已經過去了，成了歷史的匆匆過客，當時那些豪華宮闕，如今也已埋沒在荒煙蔓草之中。那些務於「割據」的「英雄」們，曾經是「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的。他們所建立起來的王朝，是無數老百姓的白骨壘起來的。「幾度戰血流寒潮」，不就是「興，百姓苦；亡，百姓苦」的深沉感嘆。這就是三國、六朝的歷史，這就是供詩人憑弔、供漁樵閒話的千秋歷史。新建起來的明代，能否改變歷史的規津。詩人不敢想，也不敢說，然而這正是詩人「我懷鬱塞何由開」的真正原因。

　　詩人把筆鋒一轉，從歷史的深沉反思中跳到對現實的讚美歌頌，而把那一段潛台詞輕任地抹掉。「我今幸逢聖人起南國」四句，表面上是詩人對現實的歌頌，實則是詩人對國家的期望：他希望從此鑄甲兵，為農器，賣寶刀，買耕牛，真正與民休息，讓老百姓在和平的環境中愉快地生活著；他希望從此四海一家，再不要憑險割據，南北對峙，讓老百姓在戰火中流離失所。聲調是歡快的，但歡快中帶有一絲沉鬱的感情；心境是爽朗的，但爽朗中蒙上了一層歷史的陰影。既有豪放偉岸之氣，又有沉鬱頓挫之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