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攀龍附鳳勢莫當」

　　現代的讀者接觸古詩，常常認為具有現實批判性的作品名篇很多，而「頌」體詩歌難得佳作。杜甫《洗兵馬》是個例外。詩中有句說「詞人解撰河清頌」（424—453年期間，即南朝宋文帝元嘉年間，河、濟俱清，鮑照作《河清頌》讚美），這首詩本身就可說是熱情洋溢的《河清頌》。

　　第一段（從「中興諸將收山東」至「萬國軍前草木風」）以歌頌戰局的神變開端。唐室在中興諸將的努力下，已光復華山以東包括河北大片土地，捷報晝夜頻傳。三句借用以說克敵極易，安史亂軍的覆滅已成「破竹」之勢。當時，安慶緒困守鄴城，所以說「祗殘鄴城不日得」。復興大業與善任將帥關係很大，「獨任朔方無限功」既是肯定與讚揚當時朔方節度使郭子儀在平叛戰爭中的地位和功績，又是表達一種意願，希望朝廷信賴諸將，以奏光復無限之功。以上有很多敘述的地方，「京師」二句則描繪了兩個顯示勝利喜慶氣氛的畫面：長安街上出入的官員們，都騎著產於邊地的名馬，春風得意；助戰有功的回紇兵則在「蒲萄宮」備受款待，大吃大喝。「餧（餵）肉」二字描狀生動，客觀鋪寫中略微寓含諷意。從「捷書夜報」句至此，句句申明戰爭克捷的意思，節奏急促，幾乎使讀者應接不暇，也猶如帶有破竹之勢。以下意思略微轉折，「已喜皇威清海岱」一句結束上面的意思，當時河北尚未完全克復，說「清海岱」顯得用詞有分寸；「常思仙仗過崆峒」一句啟下，意在警告唐肅宗居安思危，勿忘當初「鑾輿播遷」、往來於崆峒山的艱難日子。緊接以「三年笛里」一聯，極概括地寫出戰爭帶來的創傷。安史之亂三年來，笛咽關山，兵驚草木，人民飽受亂離的痛苦。此聯連同上聯，撫今追昔，痛定思痛，淋漓悲壯，在歡快的用詞中小作波折，而不一味流走，極盡抑揚頓挫的情致，將作者激動而複雜的心情寫出。

　　第二段（從「成王功大心轉小」到「雞鳴問寢龍樓曉」）逆接開篇「中興諸將」四字，以鋪張排比句式，對李豫、郭子儀等人致詞讚美。「成王」收復兩京時為天下兵馬元帥，「功大心轉小」，讚頌其成大功後更加小心謹慎。隨後盛讚郭子儀的謀略、司徒李光弼的明察、尚書王思禮的高遠氣度。四句中，前兩句平直敘來，後兩句略作譬喻，鋪述排比中有變化。贊語既切合各人身份事跡，又表達出對光復大業卓有貢獻的「豪俊」的欽仰。「二三豪俊為時出」，總束前意，說他們本來就是為重整乾坤，應運而生的。「東走無復」以下六句承接「整頓乾坤濟時了」而展開描寫，從普天下的喜慶寫到宮禁中的新氣象，調子輕快：做官的人彈冠慶賀，不必棄官避亂；平民百姓也能安居樂業，如鳥歸巢；春天的繁華景象正隨朝儀之再整而重新回到宮禁，天子與上皇也能實施「昏定晨省」的宮廷故事。上上下下都是一派熙洽氣象。

　　第三段（從「攀龍附鳳勢莫當」至「後漢今周喜再昌」）一開頭就揭示一種政治弊端：朝廷賞爵太濫，許多投機者無功受祿，一時有「天下盡化為侯王」之虞。「汝等」二句即對此輩作申斥語，聲調一變而為憤激。繼而又將張鎬、房琯等作為上述腐朽勢力的對立面來歌頌，聲調復轉為輕快，這樣一張一弛，極富擒縱唱嘆之致。「青袍白馬」句以南朝北來降將侯景來對比安史之亂中的叛將，說明叛將不堪一擊；「後漢今周」句則以周、漢的中興比喻時局。當時，房琯、張鎬都已經罷相，詩人希望朝廷能復用他們，所以特加表彰，與讚揚「中興諸將」互為表里。張鎬於758年（乾元元年）五月罷相，改任荊王府長史。這裡說「幕下復用」，措意深婉。這一段表明杜甫的政治眼光。

　　第四段（從「寸地尺天皆入貢」到篇終）先用六句申明「後漢今周喜再昌」之意，說四方皆來入貢，海內遍呈祥瑞，舉國稱賀。以下繼續說：隱士們也不必再避亂遁世，文人們都在大寫歌頌詩文。至此，詩人是「頌其已然」，同時他又並未忘記民生憂患，從而又「禱其將然」：時值春耕逢旱，農夫盼雨；而「健兒」、「思婦」還未得團圓，社會的安定，生產的恢復，均有賴戰爭的最後勝利。詩人勉勵圍困鄴城的「淇上健兒」要「歸莫懶」，寄託著希望他們早日成功的殷勤之意。這幾句話雖不多，卻唱出詩人對人民的關切，表明他是把戰爭勝利作為安定社會與發展生產的重要前提來歌頌的。正由於這樣，詩人在篇末唱出了他的強烈願望和詩章的最強音：「安得壯士挽天河，盡洗甲兵長不用！」

　　這首詩的基調是歌頌祝願性的，熱烈歡暢，興致淋漓，將詩人那種熱切關懷國家命運、充滿樂觀信念的感情傳達出來了，是一曲展望勝利的頌歌。詩中對大好形勢下出現的某些不良現象也有批評和憂慮，但並不影響詩人對整體形勢的興奮與樂觀。詩章以宏亮的聲調，壯麗的詞句，浪漫誇張的語氣，表達了極大的喜悅和歌頌。杜甫的詩原本以「沉鬱」的詩風見稱，而此篇是杜甫古風中的別調。

　　從藝術形式看，採用了華麗嚴整、兼有古近體之長的「四傑體」。詞藻富贍，對偶工整，用典精切，氣勢雄渾闊大，與詩歌表達的喜慶內容完全相宜。詩的韻腳，逐段平仄互換；聲調上忽疾忽徐，忽翕忽張，熱情奔放中富有頓挫之致，詞句清麗而能有蒼勁之氣，詩句跌宕生姿，大大增強了詩篇的藝術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