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州胡馬客歌

幽州的一位騎馬的胡族壯士，長著一雙碧眼，頭戴虎皮之冠。

他善於施弓放箭，有萬夫不當之勇。

只見他彎弓如滿月，仰天一箭，便射中了雲中的白雁。

他與同伴們成雙結對地揮鞭縱馬，前往樓蘭的邊塞之地遊獵。

他們義無返顧地出門報國，將生死置之度外。

人稱天之驕子的匈奴，他們狼性兇殘，生性好殺。

其牛馬遍布北海，吃生肉如虎餐狼食。

匈奴人雖然住在大漠之北的燕支山，卻不畏朔風大雪之嚴寒。

婦女騎在馬上嘻笑，其面色如紅玉盤一樣紅潤。

她們能像男兒一樣在馬上翻飛，射獵飛禽走獸。像男兒一樣喝酒，醉後面如花月，依雕鞍而臥。

胡星旄頭四放光芒，匈奴又開始侵掠了。大漢與匈奴交兵，如兩窩馬蜂一樣攪在一起。

雙方兵士的刀槍上沾滿了鮮血，大漠上的流沙都被血染紅了。

古時禦敵名將是誰，將頹疲兵實在是令人慨嘆。

時才能將天狼星射滅，使天下父子團聚過上太平的日子呢？

　　《幽州胡馬客歌》是李白在唐玄宗天寶十一載（752年）秋冬間初至幽州（今河北北部及遼寧一帶）時作。當時李白自梁園首途遊河北道，十月抵達幽州。到了幽燕之後，李白親眼看到安祿山秣馬厲兵，他卻無能為力。在此背景下，李白寫了很多詩作，《幽州胡馬客歌》就是其中一首。

　　此詩可分四段，旨在企盼如胡馬客之名將，綏靖邊患，生動刻畫了邊地民族的驍勇善戰和風俗生活，以及戰爭的殘酷，表達了對人民的同情和渴求和平的願望。

　　詩的一開頭就讚嘆「幽州胡馬客」的驃騎與威猛。所謂的「幽州胡馬客」應該是指安祿山手下那些橫行無忌的「壯士」，也就是安祿山私養的奴才。大多數是契丹等少數民族勇士，力大無窮，身懷絕技，被安祿山收為義子。因為多是胡人，所以就不乏有碧眼金髮之輩。這些勇士帶著用虎皮做的冠帽，笑拂著兩隻利箭，有萬夫不當之勇。胡人張弓搭箭，彎弓如張滿月，能把白雁射落在雲端。胡人雙雙掉鞭而行，遊獵馳向樓蘭，胡人一出門就不顧身後之事，慷慨報國，義無反顧。可惜這些勇士選擇安祿山為主子，所謂的報效國家恐怕也只是「幽燕」這個小朝廷。

　　詩人在作這段描述時心情頗為複雜。一方面任俠尚武的性格使詩人對這些年青勇士的高超武藝和絕技絕活發出由衷的讚美，對這些勇士報效主子的忠心也發出由衷的讚嘆。也許是剛到幽州時李白對安祿山的野心認識還不足，有的學者說李白當初甚至有立功邊疆思想，在邊地習騎射，後發現安祿山野心，登黃金台痛哭，不久即離幽州南下。這樣看起來李白說「出門不顧後，報國死何難」也就可以理解。可是另一方面，李白對這些勇士也有隱隱的擔心，這些勇士愈健壯、武藝愈高、對主子愈忠誠，那麼日後對李唐朝廷的威脅也就愈大。「雙雙掉鞭行，遊獵向樓蘭」兩句看似平常，其實也滿含隱憂，遊獵向樓蘭是要經過中原腹地。而且「樓蘭」一語暗指國都長安。

　　接著詩人又用借古諷今的手法用「匈奴」犯邊的故事來寓含對國家將或發生戰亂的隱憂。所謂「天驕五單于」一般認為是西漢後期，匈奴勢弱內亂，分立為五個單于：呼韓邪單于、屠耆單于、呼揭單于、車犁單于、烏藉單于，五單于互相爭鬥，後為呼韓邪單于所並。其實在這裡，「五單于」是泛指匈奴各部首領。在冒頓單于的統領下，匈奴屢屢來犯，侵犯了今河北、山西、陝西及河套一帶，不僅給剛剛建立起來的西漢王朝以莫大的威脅，而且嚴重破壞了中原的社會經濟。由於漢初政權初建，國力較弱，不足以抵抗匈奴的侵擾，故只得採取消極的和親政策，以公主嫁給單于，並歲給絮、繒、酒、米、食物，直至武帝即位，採納抗戰派的主張，發動正義的防禦性戰爭，才把匈奴的侵擾勢力擊退。

　　詩中所說的「燕支山」又名「焉支山」或「胭脂山」，在今甘肅河西走廊一帶，是漢以前匈奴渾邪王與休屠王的駐牧地。在更早的時候，原屬月氏和烏孫的遊牧地區，後來月氏和烏孫先後西遷至今伊犁河流域，這一帶才被渾邪王和休屠王占領。燕支山的草原上不僅水草豐美，據說還產一種花草：胭脂草，能作染料。《五代詩話·稗史匯編》說：「北方有焉支山，上多紅藍草，北人取其花朵染緋，取其英鮮者作胭脂。」故舊常以「北地胭脂」代指北方的美女。「婦女馬上笑，顏如赬玉盤」即是對此的生動寫照。燕支山草原是渾邪王經營多年的根據地和大本營，所以才有「雖然居住於燕支山，卻不怕朔風冰雪寒」的慨嘆。西漢元狩二年（前121年）春夏，霍去病兵出臨洮，越燕支山，大破匈奴。匈奴失此山，乃歌曰：「亡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嫁婦無顏色。」

　　詩人還用驚秫的筆調描寫了征服匈奴戰爭的慘烈和悲壯：「旄頭四光芒，爭戰若蜂攢。白刃灑赤血，流沙為之丹」，雪白的鋒刃上流灑著赤紅的鮮血，連茫茫的流沙都被染紅。「名將古誰是，疲兵良可嘆」，詩人關注的不是「一將功成萬骨枯」的名將，而是那些被戰爭機器摧殘的疲憊將士和因為戰爭而動盪和民不聊生的社會。

　　儘管匈奴的戰事業已久遠，然而幽燕胡兒蠢蠢欲動、殺氣騰騰，看來另一場嚴酷的殺戮恐怕在所難免。一旦戰爭再起，老百姓一定會再陷入無休止的動盪之中，所以李白在詩的結尾處說「何時天狼滅，父子得閒安」既表現出詩人對可能發生的叛亂的極大厭惡和對平叛的期望，同時也向朝廷和世人發出非常強烈的戰爭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