詠三良

魏晉 陶淵明
彈冠乘通津,但懼時我遺。 服勤盡歲月,常恐功愈微。 忠情謬獲露,遂為君所私。 出則陪文輿,人必侍丹帷。 箴規響已從,計議初無虧。 一朝長逝後,願言同此歸。 厚恩固難忘,君命安可違! 臨穴罔惟疑,投義志攸希。 荊棘籠高墳,黃鳥聲正悲。 良人不可贖,泫然沾我衣。
tán guān chéng tōng jīn   dàn shí
qín jǐn suì yuè   cháng kǒng gōng wēi
zhōng qíng miù huò   suì wèi jūn suǒ
chū péi wén 輿   rén shì dān wéi
zhēn guī xiǎng cóng   chū kuī
zhāo cháng shì hòu   yuàn yán tóng guī
hòu ēn nán wàng   jūn mìng ān wéi  
lín xué wǎng wéi   tóu zhì yōu
jīng lóng gāo fén   huáng niǎo shēng zhèng bēi
liáng rén shú   xuàn rán zhān

注釋

  • 三良:指春秋時秦國子車氏的三個兒子:奄息、仲行、針虎。三人都是秦穆公的寵臣。穆公死,三人遵穆公遺囑為之殉葬。彈冠:彈去帽子上的灰塵,即整潔衣冠,指準備出仕為官。乘:駕馭,占據。通津:本指交通要道,這裡指高官要職。《古詩十九首·今日良宴會》:「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時我遺:即「時遺我」的倒裝句,時不我待之意。我:指三良。
  • 服勤:猶言服侍、效勞。盡歲月:一年到頭。功愈微:功勞甚小。愈:更加。
  • 謬:錯誤,這是作為臣子的自謙之詞。獲露:得到表現。私:親近,寵愛。
  • 文輿:華美的車子。這裡指穆公所乘之車。丹帷:紅色的帷幕。這裡指穆公寢居之所。
  • 箴規:規諫勸戒。響已從:一發言就聽從。初無虧:從不拒絕或輕視。虧:枉為。
  • 言:語助詞,無意義。同此歸:一道去死。《史記·秦本紀》之《征義》引應劭曰:「秦穆公與群臣飲,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於是奄息、仲行、針虎許諾。及公薨(hōng),皆從死。」
  • 「君命」句:《史記·秦本紀)載,秦穆公死,康公立,遵照穆公的遺囑,殺了一百七十四人殉葬,秦大夫子車氏三於亦從殉,共「一百七十七人」。「君命安可違」即指此事。安,怎能。
  • 「臨穴」句:面對墳墓沒有猶豫。罔:無。惟:語助詞,無意義。疑:猶疑,猶豫。《詩經·秦風·黃鳥》:「臨其穴,惴惴其栗。」投義:獻身於大義。攸:所。希:願。
  • 「黃鳥」句:《詩經·秦風·黃鳥》:「交交黃鳥,止於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栗。彼蒼天者,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 不可贖:不能挽救贖回。語本《詩經·秦風·黃鳥》:「彼蒼天者,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泫然:傷心流淚的樣子。《韓非子·外儲說右上》:「公泫然出涕曰:』不亦悲乎!』」

譯文

出仕為官居要職,只怕蹉跎好時光。

一年到頭勤效力,常恐功績不輝煌。

忠情偶爾得表現,於是得寵近君王。

出門陪同在車邊,入宮服侍丹帷旁。

規勸之言即聽取,建議從來不虛枉。

一旦君王長逝後,願得一道把命亡。

君王恩厚難相忘,君命怎能敢違抗!

面臨墳墓不猶豫,獻身大義志所望。

草叢籠罩高墳墓,黃鳥啼鳴聲悲傷。

三良性命不可救,淚水沾濕我衣裳。

賞析

  這首詩具體創作時間大致有兩說:一說從這首詩的內容來看,當作於南朝宋武帝永初二年(421年)之後不久,約在永初三年(422年),陶淵明五十八歲;一說約作於東晉安帝義熙十年(414年),與《雜詩十二首》寫作時間相近,陶淵明五十歲。

郭維森 包景誠.陶淵明集全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231-233

賞析

  奄息、仲行、針虎三人合稱「三良」,都是傑出的人才,他們為秦穆公殉葬,歷代多有詠「三良」的詩文。《左傳·文公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針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詩經·秦風·黃鳥》就是秦國人民為哀悼「三良」及一百七十多個無辜犧牲者而創作的,表示了對殘暴統治者的控訴與譴責。陶淵明的這首詩,則完全稱讚三良的行為,其目的顯然不在詠史,而是借詠三良之事,表彰張褘不肯毒死零陵王而自飲毒酒先死的盡忠行為。

  全詩可分五個層次,每四句為一層。前面三個層次描述了「三良」怎樣由貪仕而一步一步地走向誓願追隨君主於地下的,說「三良」終年殷勤服侍秦穆公,因而受到寵愛和信任,為了不忘厚恩,「三良」實踐諾言,心甘情願為秦穆公殉葬。第四層次讚頌了三良赴死的高義,這與陶淵明的「士為知己者死」的節義觀是有關的。第五層次,詩人表達了《詩經·秦風·黃鳥》同樣的悲憫。結尾說「泫然沾我衣」,其原因除了為三良的死而悲傷,為三良的忠情謬露(本不該流露,仕途險惡,伴君如伴虎)而遺憾外,恐怕更多的是對那慘絕人寰、滅絕人性時代的譴責,為良人的愚忠而悲哀。

  從整體上看,作者是從仕途可畏這個角度來吟詠三良的。蘇軾的《和陶詠三良》「仕宦豈不榮,有時纏憂悲。所以靖節翁,服此黔婁衣」最得此詩主旨。

郭維森 包景誠.陶淵明集全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231-2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