詠荊軻

燕國太子喜歡收養門客，目的是對秦國報仇雪恨。

他到處招集有本領的人，這一年年底募得了荊卿。

君子重義氣為知己而死，荊軻仗劍就要辭別燕京。

白色駿馬在大路上鳴叫，眾人意氣激昂為他送行。

個個同仇敵愾怒髮衝冠，勇猛之氣似要衝斷帽纓。

易水邊擺下盛大的別宴，在座的都是人中的精英。

漸離：高漸離，戰國時燕國人，與荊軻友善，善擊築（古時的一種樂器）。宋意：燕國的勇士。

座席中吹過蕭蕭的哀風，水面上漾起淡淡的波紋。

唱到商音聽者無不流淚，奏到羽音荊軻格外驚心。

他明知這一去不再回返，留下的姓名將萬古長存。

登車而去何曾有所眷顧，飛車直馳那秦國的官廷。

勇往直前行程超過萬里，曲折行進所經何止千城。

翻完地圖忽地現出匕首，秦王一見不由膽顫心驚。

可惜呀！只可惜劍術欠佳，奇功偉績終於未能完成。

荊軻其人雖然早已死去，他的精神永遠激勵後人。

　　此篇大約作於晉宋易代之後。詩人以極大的熱情歌詠荊軻刺秦王的壯舉，在對奇功不建的惋惜中，將自己對黑暗政治的憤慨之情，赫然托出。寫得筆墨淋漓，慷慨悲壯，在以平淡著稱的陶詩中另具特色。

　　詩歌按照事件的經過，描寫了出京、飲餞、登程、搏擊幾個場面，尤其著力於人物動作的刻畫，塑造了一個大義凜然的除暴英雄形象。比如，「提劍出燕京」，寫出了荊軻仗劍行俠的英姿；「雄發指危冠，猛氣充長纓」，更以誇張的筆法寫出荊軻義憤填膺、熱血沸騰的神態。而「登車何時顧」四句，排比而下，一氣貫注，更寫出了荊軻義無反顧、直蹈秦邦的勇猛氣概。詩中雖沒有正面寫刺秦王的場面，但從「豪主正怔營」一句，可以想見荊軻拔刀行刺之時那股令風雲變色的虎威。

　　這首詩還通過環境氣氛的渲染來烘托荊軻的精神面貌。最典型的是易水飲餞的場景。在蕭殺的秋風中、滔滔的易水上，迴蕩著激越悲壯的樂聲，「悲筑」、「高聲」、「哀風」、「寒波」相互激發，極其強烈地表達出「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英雄主題。朱熹說：「陶淵明詩，人皆說是平淡，據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來不覺耳。其露出本相者，是《詠荊軻》一篇。」這是頗具眼力的。

　　關於荊軻之事，《戰國策·燕策》與《史記·刺客列傳》都有記載，其基本情節是相似的。陶淵明的這首詩顯然是取材於上述史料，但並不是簡單地用詩的形式複述這一歷史故事。

　　詩的頭四句，從燕太子丹養士報秦(報，報復、報仇之意)，引出荊軻。不僅概括了荊軻入燕，燕丹謀於太傅鞫武，鞫武薦田光，田光薦荊軻，燕丹得識荊軻，奉為「上卿」等等經過，而且，一開始便將人物(荊軻)置於秦、燕矛盾之中，又因為這個人物是最出眾、最雄俊的勇士(百夫良，超越百人的勇士)，於是乎他自然成了矛盾一方(燕)的希望之所託。那麼，故事的背景，人物的位置，及其肩負之重任，大體都已亮出，所以說這四句是「已將後事全攝」。正因為如此，矛盾的發展，人物的命運等等懸念，也就同時緊緊地系在讀者的心上。下面接著就寫荊軻出燕，在臨行前，史書中有荊軻等待與其同行的助手，而「太子遲之，疑其改悔」，引起荊軻怒叱太子，且在一怒之下，帶著並不中用的秦舞陽同行的記載。詩人略去這一重要情節，而代之以「君子死知己，提劍出燕京」。這後一句逗出下文，而前一句顯然是回護了燕丹的過失，但這樣寫卻與首句的「善養士」相呼應。既使得內容和諧統一，一氣貫注，也使得筆墨集中，結構渾成。易水餞行，《戰國策》與《史記》是這麼寫的：「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由平緩而漸趨激昂。詩人則不然，他首先插入：「素驥鳴廣陌，慷慨送我行」。素驥，白馬。馬猶如此，人就自不待言了，詩的情緒一下子就激發起來了。因而「雄發」二句的刻畫——頭髮直豎，指向高高的帽子；雄猛之氣，衝動了系冠的絲繩——雖不無誇張，但卻由於情真意足而顯得極其自然。易水餞別，也正是在這種氣氛中醞釀和展開的激昂悲壯的一幕。高漸離、宋意……一時燕國的豪傑，都列坐在餞席之上。寒水哀風，擊築高歌，聲色俱現，情景相生，送者、行者，無不熱血沸騰，慷慨流涕。「心知去不歸，且有後世名」。又一筆折到行者，道出了行者的決心，寫出了行者的氣概，而這也就是這幕戲的意圖與效果之所在。「登車」六句寫荊軻義無反顧，飛車入秦。使上述的決死之心與一往無前的氣概，從行動上再加以具體的表現。其中「凌厲」二句亦屬詩人的想像，它好似一連串快速閃過的鏡頭，使人物迅逼秦廷，把情節推向高潮，扣人心弦。詩中以大量筆墨寫出燕入秦，鋪敘得排盪淋漓，而寫到行刺失敗的正面，卻是惜墨如金，只用了兩句話——「圖窮事自至，豪主正怔營」。前一句洗鍊地交代了荊軻與燕丹在地圖中藏著利刃以要劫、刺殺秦王的計謀，同時也宣布了高潮的到來，後一句只寫秦王慌張驚恐，從對面突出荊軻的果敢與威懾，而對荊軻被秦王左右擊殺等等，則隻字不提，其傾向之鮮明，愛憎之強烈，自在不言之中。作者以有限的篇幅，再現了雄姿勃勃的荊軻形象，也表現了作者剪裁的功夫與創造的才能。詩的最後四句，便是直截的抒情和評述，詩人一面惋惜其「奇功」不成，一面肯定其精神猶在，在惋惜和讚嘆之中，使這個勇於犧牲、不畏強暴的形象，獲得了不滅的光輝、不朽的生命。可以看得出詩人是以飽蘸感情的筆觸，寫下了這個精采而又有分量的結尾。正如張玉谷說的：「既惜之，復慕之，結得摶捖有力，遂使通首皆振得起」(《古詩賞析》)。

　　發思古之幽情，是為了現實。不過這「現實」亦不宜說得過窄過死(如一些論者所言，這首詩是詩人出於「忠晉報宋」而作)，為什麼呢？首先，因為陶淵明反覆地說過：「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游。誰言行游近，張掖至幽州」(《擬古》之八)；「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雜詩》之五)。這使我們看到在作者的生活、志趣和性格中，也早已具有著豪放、俠義的色彩。其次，詩人也曾出仕於晉，不過他說這是「誤落塵網中，一去十三年」(《歸田園居五首》)，悔恨之情溢於言表，足見「晉」也並不是他的理想王國，當然「宋」亦如此。這些都是我們不必將《詠荊軻》的作意膠柱於「忠晉報宋」的理由。詩人一生「猛志」不衰，疾惡除暴、捨身濟世之心常在，詩中的荊軻也正是這種精神和理想的藝術折光。說得簡單一點，便是借歷史之舊事，抒自己之愛憎，這樣看是比較接近詩人心跡的吧。是的，這首詩的影響也正在此，此亦有詩為證：「陶潛詩喜說荊軻，想見《停雲》發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俠骨恐無多。」(龔自珍《己亥雜詩》)　(趙其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