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劉孝叔

君王要討伐驕橫的夷虜，要它們臣服，椎破銅山，開發銅礦，鑄制銅虎符。

接接連連派遣了三十七位將軍，不斷走馬西來各自開設軍府。

南山砍伐木材作戰車的軸，東海取出鼉的血塗抹戰鼓。

佚役汗流奔走哪一個敢放慢步子，恐怕影響軍需供應而死於刀斧。

保甲雖村相連然鄉民未普遍團聚，方田法訴狀如雨鄉民紛訴苦。

近來新降公文要實行手實法，挖掘剔括到口糧和種糧誰種糧誰敢說不。還要沿著各條生計脈絡，仔細搜求以至一絲一縷。

皇上詔書憐惜老百姓痛苦的情意實在是深厚，官吏辦事的材能淺薄，辜負朝廷希望，白費許多勞苦。

平生的學問平平常常只屬於流俗，混在吹笙吹竽的隊伍中哪得和別人比教。

忽然命令我單獨演奏《鳳將雛》，倉促之間想吹好哪裡能得到曲譜。

朝廷派我獨當一面來密州做知州，我實在沒有現成的好辦法為老百姓服務。況且密州這些年連年苦於饑荒，老百姓剝樹皮齧草根甚至吃泥土。

今年雨雪頗能應時令，偏又報蝗蟲長起了翅膀，長壯了腿股。

發起愁來，洗洗酒盞，想勉強喝幾杯，寂寞空蕩的書齋里，只躺臥著空酒壺。

公家廚房已經整整十天沒餚炊煙，豈敢望紅裙舞女踏著筵席起舞。

老朋友多次從山中寄信來，信上只有「當歸」兩個字，沒有別的言語。

正準備和雀鼠一樣偷太倉的糧維持自己混下去，還不想辭職不干，不願掛冠神武。

吳興丈人您世事看得透闢，淡薄名利，平日立朝辦了許多好事非問小補。

自從朝廷派遣使者到各地，各地鬧得不安寧，您回到了二浙家鄉，做起了湖山主。

那些置身於漁釣者之間的隱士，行蹤是高尚的。身居朝市過著隱居生活的大隱士，何曾放棄過簪組。

您現在身為宮觀，就享受著這種閒悠。想起去年相從的歲月，還感到很大的不滿足，我向您求教問道，您允許我做一些粗略的陳述，但陳述得很不夠。

我準備棄官不做，跟隨您完成學業，無奈俗緣未盡，那得拜見您，只得罷休。

您的家就在霅溪上，我知道那個地方，上面有白雲如白羽毛一般，環境很清幽。

您應當憐惜我進退不得到處奔波的苦衷，象達摩大師那樣教會我安下心來，安心密州。

　　這首詩可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自首句到「吏能」句，是譏時，譏刺宋神宗，王安石對外開邊，對內變法，本想富國強兵，結果事與願違。神宗即位不久，鑒於宋王朝同遼國和西夏的屈辱和約，有增強兵備，「鞭笞四夷」之意，先後對西夏和南方少數民族用兵，故此詩前八句首先譏刺開邊。為了鑄造銅製虎符，調發軍隊。已「椎破（以椎擊破）銅山」，大量采銅，可見徵調軍隊之多，這是誇張的寫法；但熙寧七年（1074）九月置三十七將，皆給虎符，則史有明文記載；這一年八月遣內侍徵調民車以備邊，十一月又令軍器監製造戰車，「伐木作車軸」也是事實；取鼉皮以張戰鼓，雖史無明文，但徵集牛皮以供軍用卻與此相似。而這一切徵調，誰也不敢怠慢，否則就有資斧（利斧）之誅。蘇軾並不反對抵抗遼國和西夏，他青年時代就表示要「與虜試周旋」（《和子由苦寒見寄》），就在寫這首詩前不久還表示「聖朝若用西涼簿，白羽就能效一揮」（《祭常山回小獵》）；但是，他反對「首開邊隙」，反對為此而開礦、置將、伐木、取鼉，加重百姓負擔，鬧得雞犬不寧。

　　「保甲」四句是譏刺新法的。「團未遍」，寫保甲法因遭到一些老百姓的抵制（有人為了不作保丁而截指斷腕），還未完全組織起來。「方田」寫方田均稅法，丈量土地，均定獻稅，引起民間訴訟紛紜。「手實」寫令民自報土地財產，作為徵稅根據，「尺椽寸土，檢括無餘」（《宋史·呂惠卿傳》），這就是「抉剔根株窮脈縷」的具體內容。「詔書」二句是對第一部分的小結。這些詔書表現了宋神宗對民間疾苦有深厚的哀憐同情之心，但這些新法一個接一個地頒布，事目繁多，吏能淺薄，並未取得實效。紀昀稱這兩句是「詩人之筆」，意思是說它怨而不怒，哀而不傷，沒有把矛頭直接指向皇帝。但卻深刻地揭示了宋神宗、王安石的主觀願望同客觀效果的矛盾。

　　第二部分自「平生」句至「更望」句，是自嘲。熙寧二年（1069），蘇轍因反對王安石變法而罷制置三司條例司檢詳文字，神宗問王安石：「蘇軾如何，可使代轍否？」王安石不贊成，認為他們兄弟「學本流俗」。「眾里笙竽」，即《韓非子·內儲說》所載濫竽充數一典的活用。第二部分的前四句是說：他早被王安石判為「學本流俗」，像濫竽充數一樣，平庸得無可比擬；現在突然要他擔任密州知州，作地方長官，獨奏一曲，這就像要南郭先生單獨吹竽一樣，怎麼吹得好呢？這是從主觀上說的，接著又以「況」字領起，進一步講客觀上的困難：密州仍然旱災、蝗災不斷，老百姓餓得以草木泥土充飢，作為知州的詩人自己也「齋廚索然，不堪其優，日與通守劉君廷式，循古城廢圃，求杞菊食之」，過著「攬草木以誑口」的生活（《後杞菊斌》），更談不上置酒宴、賞舞聽歌了。「紅裙踏筵舞」，是從韓愈《感春》「艷姬踏筵舞，清眸刺劍戟」句化出。

　　「故人」句至末句為詩的最後一部分，是答「故人」（劉孝叔），戲語連篇，尤為曲折多姿。當時，已經提舉崇禧觀，過著隱居生活的劉孝叔多次寄書勸蘇軾「當歸」。蘇軾同朋友開玩笑說：他雖「學本流俗」，是「眾里笙竽」，但總比那些盜食太倉之粟的雀鼠即貪官污吏好得多。他們都做得官，卻要他像南朝陶弘景那樣脫朝服掛神武門，辭官不幹了。這既回答了故人「當歸」之勸，又嘲笑了當時一些無能的官吏。接著他稱頌劉孝叔在朝直言敢諫，有補於世，及見朝廷遺使（冠蓋）擾民，就立即自請提舉宮觀，歸隱湖山；但「小隱隱陵藪，大隱隱朝市」（晉代王康琚《反招隱詩》），要過隱士生活也不一定非棄官不可。這樣既讚美了劉孝叔的「高蹤」，又為他暫不歸隱作了辯護。最後又轉圓說，前一年相聚時已聞其道之大略，他定將棄官，到劉孝叔處完成這段學業，只怕俗緣未盡，未必能睹劉孝叔之大道。或進或退，他正惶惶不定，有望故人教以安心之法。據《景德傳燈錄》載，慧可對達摩說：「我心未寧，乞師與安。」達摩說：「吾與安心竟。」末句即用這一佛典。

　　這是一首七古。范梈說：「七言古詩······須是波瀾開合，如江海之波，一波未平，一波復起。又如兵家之陣，方以為正，又復為奇，方以為奇，忽復為正，奇正出入，變化不可紀極。」（見《仇注杜詩》卷一引）蘇軾這篇七古就具有上述特點。第一部分譏刺新法，語言相當尖銳，卻以「詔書」二句收住，揭露既深刻，又不失詩人忠厚之旨。然後順手拈出王安石對他的職責，轉入自嘲，轉得既陡峭又自然。既是流俗、濫竿，就難於勝任獨當一面的知州，何況又是災傷連年的地方。蘇軾的話看似自謙，實際卻回駁了「流俗」的指責。時局和他的處境既是這樣艱難，原本應接受故人「當歸」的勸告，但作者卻一波三折地反覆申訴「未肯衣冠掛神武」，這就是「變化不可紀極」，這就是「東坡詩推倒扶起，無施不可。」（劉熙載《藝概》卷二）蘇軾詩長於比喻，這首也不例外，如以「紛如雨」喻訴訟之多，以「抉剔根株窮脈縷」喻「手實之禍，下及雞豚」，以白羽喻白雲等。特別是「平生所學」四句，紀昀特別稱許說：「妙於用比，便不露激訐之氣。前人立比體，原為一種難著語處開法門。」這四句本來牢騷甚重，但由作者以「眾里笙竽」坐實「流俗」的指責，以「獨奏鳳將雛」比喻任知州，反而顯得風趣、幽默，「不露激訐之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