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堂

寶應元年我離開草堂時，蠻夷正充斥成都城。

而今我返回草堂，正值成都安定無憂之際。

讓我陳述最初叛亂的情況，徐知道叛亂好像是轉眼之間的事情。

因大將被召回朝廷，這伙群小便乘機竊據成都謀反。

半夜斬白馬盟誓，氣勢凌人。

並西聯邛州之南的羌兵以虛張聲勢，北斷劍閣要道以抗拒長安王師。

數十個跟隨徐知道作亂的人，雖無官職，卻也占城為王，獨當一面了。

但徐知道手下的人與羌夷頭目各自爭長，互不相讓，並且蕃、漢殊情，以致叛亂後發生內訌。

結果發生了羌夷兵的倒戈，叛亂魁首們彼此互相殘殺。

哪知禍起腋下，徐知道被自己部下所殺。

當時主持正義的人對叛亂這都很憤恨，因為他們使國家的法紀政綱受到了破壞。

徐知道手下的李忠厚輩均擁兵自立，百姓成了各種勢力頭目們所宰割的魚肉。

這伙群小競相作威作福，誰肯為無辜受害的平民辯解呢。

他們還一方面殘害百姓，一方面尋歡作樂。

他們在談笑間濫殺百姓，長街上濺滿了無辜百姓的鮮血。

在他們行刑的地方，甚至風雨之時還可以聽到冤魂的哀嚎聲。

被殺害之人留下的妻子、馬匹為賊徒占有，這些遺孀甚至馬匹還要含著內心的悲痛供其取樂。

國家法紀何在？實在令人不甚嘆息！

我只得奔走於梓、閬之間，三年中都想離蜀而去東吳。

由於那裡也有戰亂，結果竟難以成行。

我不忍捨棄這間花草堂，回來要除雜草雜木，重整庭院和藥欄。

入門見四顆小松樹尚在，我漫步於萬竿疏竹之中。

往日養的家犬喜我久別乍歸，它常情熱的低回在我的身旁。

鄰居喜我歸來，拿著葫蘆買酒準備與我暢飲。

大官嚴武喜我久別乍歸，就遣人騎馬來問我需要什麼東西。

城郭間的鄰人喜我久別乍歸，他們來探視、問候我的人，簡直擠滿了整個村墟。

天下尚不得安寧的今天，當兵的都勝過迂腐的書生。

在這動盪不安的戰亂年代裡，何處可安置我這個老頭呢？

我真的成了多餘的人，所幸的是還算活了下來。

我既無用於世，在此餘生里一飲一啄已感到慚愧，所以甘於清苦生活，不敢有所奢求。

　　從形式上看，《草堂》用大量篇幅回溯了徐知道亂蜀的始末及其嚴重後果，是對舊史的重要補充，是詩史。而眾多注家也是從這個角度來肯定這首詩的價值的。這無疑是杜詩的一個極其重要的方面。就這方面而論，《草堂》的確真實而深刻地反映了當時的歷史真實。例如對徐知道亂蜀原因：「義士皆痛憤，紀綱亂相逾」、「大將赴朝廷，群小起異圖」的準確把握；對漢、蕃相互勾結又相互火併的生動刻畫：「中宵斬白馬，盟歃氣已粗」；對亂象錯綜複雜情況的巨細不遺：「布衣數十人，亦擁專城居」；以及對賊謀「西取邛南兵，北斷劍閣隅」的揭露，其廣度和深度，是抵得上一篇徐知道亂蜀始末記而有餘的。

　　特別是「鬼妾與鬼馬，色悲充爾虞」，不僅深刻地揭示了戰亂給人民帶來的深重災難，而且表現了詩人的無比痛憤。當這位偉大詩人寫到這裡時，是站在審判台上，面對著毫無人性的魔鬼，怒不可遏地申斥他們的罪行的。一個「爾」字，就維妙維肖地表明了他那種面對魔鬼，痛予呵叱的堅定立場。死者而有妾，馬，當然不是等閒之輩。這似乎有點為互相殘殺而死的賊徒，或者為殃及闊人的枉死鬼而一表同情的嫌疑。其實不然，這是文學上常用的一種藝術手段——深一層寫法。對鬼妾、鬼馬尚且這樣肆無忌憚地蹂躪、糟踏，則對一般老百姓的殘忍、凶暴，更不消說了。杜甫的同情，始終是在無辜而死的老百姓一邊的。

　　然而僅僅看到這方面取得的成就及其價值，尚不足以盡《草堂》的極致。《草堂》的思想意義和文學價值，除了上述這一個方面，還有一個最主要的方面，那就是，在回憶蜀亂始末的筆觸上，融入了杜甫對嚴武最真摯的友誼，希望他面對「成都適無虞」、「天下尚未寧」的冷酷現實，認真思考「大將赴朝廷。群小起異圖」的原因；吸取禍生肘腋的沉痛教訓，整頓紀綱，厲行國家法令，不要重蹈「大將赴朝廷，群小起異圖」的覆轍。《草堂》詩主要是按這樣的構思，藝術地再現當時的亂象的。

　　開頭四句，詩人用對比的方法，突出了他為「蠻夷塞成都」而去，為「成都適無虞」而歸的心情，希望嚴武注意國家的治亂，同人心向背，息息相關，千萬不能滿足於眼前的「適無虞」。這是對嚴武的忠告，也是對當前形勢的正確估計。論者多從它同下文的關係，許其為一篇之綱，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為了讓嚴武清醒地記取「蠻夷塞成都」的慘痛教訓，詩人接著寫到：「請陳初亂時，反覆乃須臾。大將赴朝廷，群小起異圖。」「請陳」者，請允許我(杜甫)陳於大將之前。「大將」者，劍南節度使嚴大將軍武也。這就充分表明《草堂》主要是向嚴武陳情。而陳情的第一件事是「反覆乃須臾」間事，不可掉以輕心；是詩人把「群小起異圖」，直接同嚴武赴朝廷聯繫起來。這固然可以說明嚴武舉足輕重，國家安危所系，用《八哀詩》哀嚴武的詩句來說，就是「公來雪山重，公去雪山輕」。但也未嘗不可以理解為：嚴武治蜀還有嚴重問題，以至於前腳剛剛跨出成都，便禍生心腹。一句話，「群小起異圖」，嚴武是不能完全辭其咎的。這是杜甫希望嚴武認真思考的第一個問題。

　　楊倫對「中宵斬白馬，盟歃氣已粗」，加了「寫出草草烏合光景」八個字的旁批。需要補充一句：豈止草草烏合，他們在歃血為盟之初，就有過激烈爭吵呢。這消息，是「氣已粗」三個字透露出來的。氣粗就是喉嚨大，出大聲氣，是提勁爭吵的形象語言。它生動地反映出：叛亂集團從一開始就有衝突，其發展為分裂，為自相殘殺，而終歸滅亡，是必然的。

　　詩中「布衣數十人，亦擁專城居」這一句，也是很值得嚴武深省的大問題。布衣一般指老百姓。這就是說，除徐知道這股亂軍，還有鋌而走險的老百姓。當然，無論從組織，還是從性質看，其鋌而走險的情況都極其複雜，但有一點卻是相同的，即他們都是逼上梁山的。在當時，除了這條路，已經沒有別的選擇了。

　　嚴武這個人，《舊唐書》批評他，一則說： 「前後在蜀累年，肆志逞欲，恣行猛政。」再則說： 「性本狂盪，視事多率胸臆。」三則說：「窮奢極靡，賞賜無度，蜀方間裡，以征斂殆至匱竭。」這些，杜甫都是知道的。有時也盡過朋友之道，微言相感。但因愛才心切，加以嚴武「驕倨」，多言未必見納，所以平常相處，表揚鼓勵居多。徐知道的反叛，以及由此引起的人民的騷動，同嚴武上述缺點是有關係的。現在，再鎮成都，不知道會不會認真總結「大將赴朝廷，群小起異圖」的血腥教訓，改弦更張，防患未然。杜甫從「遣騎問所須」這件小事上，深深意識到問題已經到了相當嚴重的程度，再不提出，嚴武個人成敗事小，天下安危事大。因而在痛憤之餘，結撰至思，向嚴武表明了「飲啄愧殘生，食薇不敢餘」的態度，同時，又通過初亂的回憶，提示了若干值得嚴武虛心思考的問題，目的都在促使嚴武的猛省，去其所短，用其所長，把兩川的事情辦好。

　　《草堂》，杜甫「窮年憂黎元」的高大形象以及「何人懷抱盡」的諫諍風範，都是令人仰之彌高，即之彌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