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長的一天 · 作者致謝

本書的資料主要來自1000多名D日當天盟軍與德軍的倖存者、法國地下抵抗組織成員和普通民眾，他們慷慨無私地奉獻出自己的時間，不厭其煩地配合我。他們填寫了調查問卷，隨後我們對這些問卷進行核對，並與其他老兵欣然提供的額外信息進行交叉比對。他們答覆了許多信件和問題，提供了大量文件與頗具紀念意義的帶有水漬的地圖、破舊的日記、行動報告、日誌、留言簿、連隊花名冊、傷亡人員名單、私人信件和照片，並接受了當面採訪。我深深地感激這些協助者，讀者們可以在前文找到一份名單，上面是所有幫助過我的軍人和法國地下抵抗組織成員。據我所知，這份D日親歷者的不完全名單是獨一無二的。 過去3年來，我採訪了約700名美國、加拿大、英國、法國和德國的老兵，約有383人的記述被納入本書之中。出於一些編輯原因，主要是部分內容有重複，不可能採納所有人的敘述。不過，這本書的架構建立在所有當事人所提供的信息的基礎之上，還包括盟軍和德軍的作戰報告、戰史以及其他官方記錄（例如戰後歐洲戰場軍事歷史學家塞繆爾·萊曼·阿特伍德·馬歇爾（Samuel Lyman Atwood Marshall）准將的生動採訪）。 首先我想感謝《讀者文摘》的編輯和出版人德威特·華萊士（DeWitt Wallace），他承擔了本書寫作帶來的幾乎所有費用。 接下來我必須要感謝美國國防部長馬克斯韋爾·泰勒將軍，直到本書成書時，他還擔任美國陸軍參謀長；陸軍新聞處長斯托克（H.P.Storke）少將；陸軍雜誌與圖書處的切斯納特（G.Chesnutt）上校、約翰·切澤伯勒（John S.Cheseboro）中校和歐文（C.J.Owen）中校；美國海軍雜誌與圖書處處長赫伯特·金佩爾（Herbert Gimpel）；美國空軍情報部門的松德曼（J.Sunderman）少校和麥克（W.M.Mack）上尉；國防部認證與旅行部的瑪莎·霍勒（Martha Holler）小姐；還有每次協助我的歐洲和諸多其他地區負責公共關係的官員。以上這些人不僅幫助我尋找老兵，還提供了許多方便，允許我查看迄今為止仍然保密的檔案，提供了許多詳細的地圖，帶我往返於歐洲並預約訪問。 我必須感謝肯特·羅伯茨·格林菲爾德（Kent Roberts Greenfield）博士，他直到最近都是軍事歷史辦公室的首席歷史學家，還有該部門的主要成員威廉·F.海茨（William F.Heitz）、伊斯雷爾·維斯（Israel Wice）先生、德特馬·芬克（Detmar Finke）先生和查爾斯·馮·呂蒂肖（Charles von Luttichau）先生，他們允許我使用官方歷史和記錄，並不斷給出指導與建議。在這裡我想提一下查爾斯·馮·呂蒂肖的工作，他專門花了8個月的業餘時間來翻譯成捆的德國檔案和重要的德軍作戰日誌。 在幫助我完成這本書的人中，我想特別感謝以下幾位：威廉·佩蒂（William Petty）中士細緻地再現了遊騎兵在奧克角的行動；第1步兵師的邁克爾·庫爾茨下士、愛德華·吉爾林少尉和第29步兵師的諾曼·科塔准將，他們生動地描述了奧馬哈海灘的戰況；第4步兵師的格登·約翰遜上校詳細地分析了第一波突擊部隊攜帶的裝備；尤金·卡菲上校和哈里·布朗中士描述了西奧多·羅斯福准將在猶他海灘的行動；D日的第4步兵師師長雷蒙德·巴頓少將對我進行了指導，並將他的地圖和官方文件借給了我；愛德華·厄恩肖·伊登·卡斯准將的英軍第8步兵旅發起了向劍灘的突擊，他提供了詳細的備忘錄，並致力於研究英軍的損失數據；西奧多·羅斯福先生提供了許多幫助、周到的建議與評論；曾就職於《時代與生活》的威廉·沃爾頓（William Walton）是唯一一名與第82空降師一起跳傘的新聞記者，他翻箱倒櫃找出了舊筆記本，然後在兩天的集會中重現了突擊時的氣氛；英國皇家海軍陸戰隊第48突擊隊的丹尼爾·普倫德（Daniel J.Plunder）上尉和邁克爾·奧德沃思中尉描述了朱諾海灘的情景；洛瓦特勳爵突擊隊的比爾·米林認真研究了他在當天演奏風笛時發揮的作用。 我還要表達對馬克斯韋爾·泰勒將軍的感激之情，他在百忙之中抽時間帶我一步步研究第101空降師的空降突擊，後來還審讀訂正了書稿的相關章節。霸王行動的起草人弗雷德里克·摩根（爵士）中將和指揮第82空降師在諾曼底跳傘的詹姆斯·M.加文中將也審閱核驗了兩三個版本的書稿。 我還要感謝當時指揮美軍第1集團軍的奧馬爾·N.布萊德雷上將，德懷特·D.艾森豪威爾的參謀長沃爾特·比德爾·史密斯中將，指揮英國第1軍的約翰·T.克羅克（J.T.Crocker）中將，以及英軍第6空降師師長理察·蓋爾（爵士）將軍。這些人熱心地解答我的問題，接受我的採訪，為我提供他們的戰時地圖和文件。 德國一方，我要感謝波恩政府的慷慨配合，以及許多機構幫助聯繫老兵，安排採訪時間。 在幫助過我的許多德國人中，我尤其要感謝曾任德國總參謀長的弗朗茨·哈爾德大將，隆美爾的副官赫爾穆特·朗上尉，馮·倫德施泰特的參謀長京特·布魯門特里特上將，隆美爾的參謀長漢斯·施派德爾（博士）中將，盧齊厄·瑪利亞·隆美爾夫人和她的兒子曼弗雷德，第7集團軍參謀長馬克斯―約瑟夫·彭澤爾中將，指揮第15集團軍的漢斯·馮·扎爾穆特大將，第21裝甲師22裝甲團團長馮·奧佩恩―布羅尼科夫斯基將軍，德國空軍第26戰鬥機聯隊約瑟夫·普里勒上校，第15集團軍的赫爾穆特·邁爾中校，以及第352步兵師的維爾納·普盧斯卡特少校。他們和其他許多人都很友善地接受了我的採訪，花了幾個小時重構這次戰役的不同階段。 除了從D日當天參與者那裡收集到的信息，傑出的歷史學家和作者們也在研究過程中做了許多工作。我要向D日官方戰史《橫越海峽的攻擊》的作者戈登·A.哈里森（Gordon A.Harrison）和美國陸軍《最高統帥部》的作者福雷斯特·波格博士（Dr.Forest Pogue）表達感激之情，兩人給予我指導建議，並向我介紹了登陸行動的政治和軍事背景以及進攻的具體細節。我找到的其他書中最有幫助的是塞繆爾·埃利奧特·莫里森的《對法國和德國的進攻》，查爾斯·H.泰勒（Charles H.Taylor）的《奧馬哈海灘》，魯彭索爾（R.G.Ruppenthal）的《從猶他到瑟堡》，倫納德·拉波特（Leonard Rapport）和阿瑟·小諾伍德（Arthur Norwood，Jr.）的《應運而生》，塞繆爾·馬歇爾准將的《戰火英雄》，以及斯泰西（C.P.Stacey）上校的《加拿大軍隊：1939—1945》。 在尋找老兵、收集研究資料和最終的採訪中，我得到了《讀者文摘》在美國、加拿大、英國、法國和德國的研究人員、辦事處代表和編輯的大力協助。在紐約，弗朗西絲·沃德（Frances Ward）小姐和薩莉·羅伯茨（Sally Roberts）小姐在專欄編輯格特魯德·阿倫德爾（Gertrude Arundel）的指導下，在成堆的檔案、調查問卷和函件中筆耕不輟，同步進行著工作。在倫敦，瓊·艾薩克斯（Joan Isaacs）小姐做著類似的工作，也包括大量訪談。在加拿大陸軍部的幫助下，《讀者文摘》的沙恩·麥凱（Shane McKay）和南希·韋爾·巴尚特（Nancy Vail Bashant）小姐找到並訪問了數十位加拿大老兵。歐洲那邊的行動最為困難，我必須要感謝《讀者文摘》的德國編輯馬克斯·C.施賴伯（Max C.Schreiber）提供的建議，還要特別感謝巴黎《讀者文摘》歐洲編輯部的助理編輯喬治·雷韋（George Révay）、約翰·D.帕尼察（John D.Panitza）和伊馮娜·富爾卡德（Yvonne Fourcade），感謝她們在該項目組織研究方面的出色工作，以及她們不知疲倦的訪談。我還要感謝《讀者文摘》的總編助理霍巴特·劉易斯（Hobart Lewis），感謝他最初對該項目的信任，並在數月之久的工作中不言放棄。 我還要感激其他許多人，這裡提及的只是其中幾位：傑里·科恩（Jerry Korn）提供了深思熟慮的意見，並給予了編輯方面的協助；唐·拉森（Don Lassen）寫了許多關於第82空降師的信件；錄音機公司的唐·布賴斯（Don Brice）和戴維·克爾（David Kerr）在採訪中給予了幫助；《陸軍時報》的約翰·維爾登（John Virden）上校，《貝德福德民主黨人》的肯尼思·克勞奇（Kenneth Crouch），泛美航空公司的戴夫·帕森斯（Dave Parsons），IBM的特德·羅（Ted Rowe）和通用動力的帕特·沙利文（Pat Sullivan），他們通過自己的單位幫助我尋找倖存者；蘇珊·克利夫斯（Suzanne Cleaves）、西奧多·H.懷特（Theodore H.White）、彼得·施韋德（Peter Schwed）和菲莉絲·傑克遜（Phyllis Jackson）仔細閱讀了每個版本的書稿；莉蓮·朗（Lillian Lang）從事秘書工作；安妮·賴特（Anne Wright）歸檔文件、設置索引、處理信函，並承包了所有打字工作；最後，最重要的是我親愛的妻子凱瑟琳（Kathryn），她整理、組織研究成果，協助手稿的最終修改，並且為了讓更多人受益而在寫作中度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