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一役 · 作者致謝

本書的寫作材料，主要來自參與者本人——盟軍的官兵、與盟軍作戰的德軍部隊，以及在戰役中幸免於難的柏林人，總共有2 000多人為本書提供了材料。從1962年開始，在為期3年的時間裡，大約有700個人提供了書面材料，或者接受了採訪。他們給了我各種各樣的收藏品，從日記到地圖，從個人的敘述到珍藏的剪貼簿，不一而足。這些人的名字出現在本書「戰後倖存者名單」一節中[1]。 親歷者們提供的材料，又被安置在根據美國、英國、蘇聯和德國的資料所勾勒出來的軍事框架之內。我獲得了部隊的戰後報告、戰爭日記、師史、情報總結和審訊報告，還對那個時期關鍵的軍事人物和政府人物進行了採訪，他們當中有許多人把自己的檔案、文件和筆記交付於我。僅搜集到的資料累計填滿了十個文件櫃，所包含的信息五花八門，比如戰役開始前柏林的大型儲氣罐中的燃料數量，甚至包括羅科索夫斯基元帥戴的手錶裡面有一塊羅盤。 許多人在這個項目上提供了幫助。要是沒有《讀者文摘》的莉拉和德威特·華萊士（DeWitt Wallace）的話，這個項目根本就不可能開始，華萊士夫婦把他們機構的巨大研究資源提供給我使用，並報銷了我的許多費用。我謹對我的朋友霍巴特·劉易斯（Hobart Lewis）表達敬意，劉易斯是《讀者文摘》的總裁兼執行主編，他的不懈努力使本書面世成為可能。我還想對《讀者文摘》駐美國和歐洲的編輯部的朋友們表示感謝，他們搜集了研究資料，採訪了數十位參與者。如果只是單單挑選出某些人來，那是不公平的，因而我想以各個編輯部中人物的姓氏字母先後為序，報出他們的名字。柏林編輯部：約翰·弗林特（John Flint）、黑爾佳德·克拉默（Helgard Kramer）、蘇珊娜·林登（Suzanne Linden）、露特·韋爾曼（Ruth Wellman）。倫敦編輯部：希瑟·查普曼（Heather Chapman）、瓊·艾薩克斯（Joan Isaacs）。紐約編輯部：格特魯德·阿倫德爾（Gertrude Arundel）、尼娜·喬治斯—皮科（Nina Georges-Picot）。巴黎編輯部：於爾敘拉·納卡什（Ursula Naccache）、約翰·D.帕尼察（John D. Panitza，歐洲首席記者）。斯圖加特編輯部：阿爾諾·亞歷克西（Arno Alexi）。華盛頓編輯部：布魯斯·李（Bruce Lee）、朱莉婭·摩根（Julia Morgan）。 我因為獲准在歷史檔案館裡進行研究而必須感謝美國國防部。我尤其想對軍事歷史中心辦公室主任哈爾·C.帕蒂森（Hal C. Pattison）准將及其同事所提供的幫助表示感謝：瑪格達·鮑爾（Magda Bauer）、德特馬·芬克（Detma Fincke）、查爾斯·馮·呂蒂肖（Charles von Luttichau）、伊斯雷爾·威斯（Israel Wice）、漢娜·蔡德里克（Hannah Zeidlik），以及厄爾·齊姆克（Earl Ziemke）博士——他們都把時間和幫助給予了我和我的同事。我還感謝「二戰錄音部」的主任謝羅德·伊斯特（Sherrod East），他允許我在幾個月的時間裡對錄音進行日復一日的研究。錄音部里的其他人也同樣友善：資料組的主任威爾伯·J.奈伊（Wilbur J. Nigh），以及他的同事洛伊絲·奧爾德里奇（Lois Aldridge）、莫頓·阿珀森（Morton Apperson）、約瑟夫·埃弗里（Joseph Avery）、理察·鮑爾（Richard Bauer）、諾拉·欣肖（Nora Hinshaw）、托馬斯·霍曼（Thomas Hohmann）、希爾德雷德·利文斯頓（Hildred Livingston）、V.卡羅琳·穆爾（V. Caroline Moore）、弗朗西斯·魯布賴特（Frances Rubright），以及黑茲爾·沃德（Hazel Ward）。與這個小組一起緊密合作的是朱麗葉斯·懷爾德斯托瑟（Julius Wildstosser）博士，她完成了艱苦的工作，替我和我在《讀者文摘》的同事們檢查了幾米長的微縮膠捲，並翻譯了幾千份德國文件。 我尤其感謝前總統德懷特·D.艾森豪威爾；阿拉曼子爵伯納德·勞·蒙哥馬利元帥；奧馬爾·N.布萊德雷上將；中將弗雷德里克·摩根爵士；沃爾特·比德爾·史密斯上將；威廉·H.辛普森上將；詹姆斯·M.加文中將；黑斯廷斯·伊斯梅勳爵；中將布賴恩·霍羅克斯爵士；斯特朗勳爵；大使威廉·埃夫里爾·哈里曼；大使福伊·D.科勒；大使戴維·布魯斯；大使查爾斯·波倫；艾德禮伯爵；安娜·羅森堡·霍夫曼太太；少將弗朗西斯·德甘岡爵士；邁爾斯·登普西爵士；伊夫林·巴克中將；劉易斯·萊恩少將；羅納德·弗雷德里克·貝爾徹姆少將和菲利普·E.莫斯利教授。這些人以及許多其他美英官員和外交家，都幫助我理解那個時期的軍事和政治上的背景，並且闡明了英美盟軍無法繼續向柏林挺進的原因。 感謝蘇聯政府，承蒙他們允許，我從他們國防部的檔案中看到了此前尚未披露出來的文件、命令、審訊報告以及其他文件。在許多問題上，我們一向無法取得一致觀點，而且我的方法也並非總是那麼富於外交手腕。然而我卻發現，對蘇聯軍方持直言不諱而又坦誠的態度，也得到了他們同樣直言不諱而又坦誠的回報。例如，有關在柏林發生的性侵問題，美國國務院和英國外交部的某些官員對我指出，若是提出這個問題，那就是不講外交策略。約翰·F.甘迺迪總統不同意那種看法。在我動身前往蘇聯之前，他對我講話的大意是，蘇聯人大概一點也不在意，因為他們從本質上講是做交易的老手。他覺得我應該直言不諱，「把話擺在桌面上」。我這樣做了，而蘇聯當局也直言不諱地做出了回應。然而，還是有一些令人尷尬的時刻。儘管我受到了赫魯曉夫政府的邀請，前往進行我的研究，但莫斯科機場的邊防警察卻試圖截下蘇聯國防部送給我的文件。那些蘇聯紅軍軍官，科涅夫、羅科索夫斯基、索科洛夫斯基和崔可夫諸位元帥，他們是親切和藹的榜樣，慷慨地為我提供了他們的時間和資料，我採訪的其他蘇聯軍方人士同樣如此。之所以能夠建立起這樣的聯繫，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我在那次旅行中的同事——曼徹斯特大學的約翰·埃里克森教授，他在語言學上的能力以及在蘇聯事務上的專業知識被證明是非常寶貴的。 在德國，波恩市政府新聞與信息部的格拉夫·施魏因茨博士為我大開方便之門。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軍事委員會主席阿道夫·霍伊辛格上將寫了幾十封介紹信。特奧多爾·馮·杜夫芬上校是柏林最後一任衛戍司令卡爾·魏德林上將的參謀長，他花了幾天時間和我一起重溫了這最後一場戰役。瓦爾特·溫克上將、特奧多爾·布塞上將、馬丁·加賴斯上將、埃里希·德特勒夫森少將、赫爾穆特·雷曼中將、哈索·馮·曼陀菲爾上將、馬克斯—約瑟夫·彭澤爾中將、弗里德里希·西克斯特（Friedrich Sixt）中將、費利克斯·施泰納黨衛軍上將、布克哈特·米勒—希勒布蘭德中將、古斯塔夫·克魯肯貝格（Gustav Krukenberg）黨衛軍少將、漢斯·雷菲爾上校、漢斯·奧斯卡·韋勒曼上校以及路易絲·約德爾太太。他們全都以每一種可能的方式，幫助我把柏林戰役以及柏林最後的日子重新勾畫出來。 還有許多人，他們以各種各樣的方式提供了幫助。位於慕尼黑的蘇聯研究所副顧問萊昂·J.巴拉特（Leon J. Barat）；柏林廣播電台的總編羅爾夫·門策爾（Rolf Menzel）；德國軍隊檔案館的邁爾·韋爾克（Meyer Welcker）中校；柏林《晚報》（Der Abend）的主編弗蘭克·E.W.德雷克斯勒（Frank E.W. Drexler）；位於柏林的美軍占領區電台（RIAS）負責人羅伯特·洛克納（Robert Lochner）；《巴黎競賽畫報》（Paris Match）的雷蒙·卡蒂埃（Raymond Cartier）；慕尼黑現代歷史圖書館的尤爾根·羅韋爾（Jurgen Rohwer）博士；柏林市檔案館的阿爾布雷希特·蘭珀（Albrecht Lampe）博士；德國老兵組織WAST的卡爾·勒德爾（Karl Röder）、卡爾·約翰·維貝格；戰俘營前戰俘全國聯誼會的馬塞爾·西莫諾（Marcel Simonneau）；西格貝特·莫恩出版社的迪特爾·施特勞斯（Dieter Strauss）博士。我謹向他們以及諸多其他朋友，致以我最誠摯的感謝。 最後，因為本書故事中的德國一面，我要把我的感謝留給戈特哈德·海因里希大將。在為期3個月的時間裡，我們進行了無數次的採訪和交談。他再次在戰役的每個階段投入作戰了！他讓我使用他的個人筆記、文件和戰爭日記。儘管他疾病纏身，卻總是慷慨地把時間給予我。要是沒有他的話，我認為這本書就不可能寫出來。我當作家有二十來年了，很少遇見具有這樣的尊嚴和榮譽的人，也很少遇見在細節記憶上這樣精確的人。 該如何感謝那些在寫作過程中支持我的人呢？我親愛的妻子做了校對，編了索引，進行了編輯和重寫，與此同時，又在漫長的研究和寫作的歲月中照料著我們的家庭。我的好朋友和最嚴厲的批評家傑里·科恩（Jerry Korn），他尖銳的編輯鉛筆在稿紙上是如此才華橫溢地移動著（不過在本頁書稿上他不會有這個機會了）。我非常寶貴的秘書「霍蒂」·范特雷斯卡（『Horty』Vantresca）和芭芭拉·索耶（Barbara Sawyer），她們不停地打字，把文稿歸檔，接電話，並且支持了我們所有人。蘇珊與查利·克利夫斯（Charlie Cleaves），我什麼時候需要他們，他們就什麼時候出現。西蒙舒斯特出版公司的彼得·施韋德（Peter Schwed）和邁克爾·科達（Michael Korda），他們與海倫·巴羅（Helen Barrow，產品經理）、弗蘭克·梅茨（Frank Metz，美術總監）、伊芙·梅茨（Eve Metz，版面設計），以及索菲·索金（Sophie Sorkin，編輯部主任），他們全都容忍了我那些難以達到的要求。拉斐爾·帕拉西奧斯（Raphael Palacios），他一絲不苟繪製的地圖，以及他的幽默感超出了任何作者所能懷有的希望。泛美航空公司的戴夫·帕森斯（Dave Parsons），他在歐洲各地運送著成箱的研究資料且一件未少。我的朋友比利·科林斯（Billy Collins）和羅伯特·拉豐（Robert Laffont）——他們是我在英國和法國的出版商——為了這本書等待得太久，幾乎就要「密切注視瑞恩」了。我的律師保羅·吉特林（Paul Gitlin），他的幫助、指導以及冷靜是非同尋常的。我的代理瑪麗·舍貝克（Marie Schebeko，在法國）和伊萊恩·格林（Elaine Greene，在英國），她們通過工作、勇氣、支持和信念幫助我。所有這些幫助過我的人，我向他們表示誠摯深切的謝意。 [1] 英文原著附有「戰後倖存者名單」，列舉了親歷柏林戰役又為本書提供了材料的所有人的名單。首先是盟軍的名單，然後是和盟軍較量的德國軍人的名單，最後是在1945年3月到4月住在柏林及其周邊的平民。中文版翻譯時略去，有需要者可以向出版方索取。——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