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非洲 · 貴族拓荒者

布里克森 《走出非洲》
伯克利·科爾和丹尼斯·芬奇-哈頓把我的房子完全當成了一個共產主義機構,這裡所有的東西也都屬於他們,他們甚至還以這裡為傲。如果他們覺得這裡缺少什麼,就會帶過來一些。這裡的菸酒都頗為高檔,他們還從歐洲帶過來很多書和黑膠唱片。伯克利的農場在肯尼亞山上。每次他從那兒開車過來,總會給我帶來很多火雞、雞蛋和橘子。他們兩個花費了大量時間和精力,野心勃勃地想把我調教成像他們那樣的品酒師。他們特別喜歡我的中國瓷器和丹麥玻璃杯,總是在餐桌上把這些杯子一個一個摞起來,堆成高高的、亮閃閃的金字塔,很享受地看著它。 伯克利習慣在上午十一點帶上一瓶香檳酒到屋外的林中去享用。有一次,他在馬上就要離開農場的時候感謝我對他的款待,卻又加了一句話,意思是這幅美好的農場之畫上還有一點兒瑕疵。他說,每次去林中品酒的時候,用的都是粗糙劣質的酒杯。我說:「伯克利,我也知道。但我現在沒有幾個漂亮杯子了,如果僕人拿著它們從屋裡跑那麼遠到林子裡,肯定會打碎它們的。」但他握著我的手,嚴肅而莊重地說:「但是親愛的,我還是很難過。」從那之後,每次他到林中飲酒,我都會給他拿我最好的杯子。 伯克利和丹尼斯剛從英國來非洲時,他們的朋友都感覺很遺憾,都很捨不得他們離開。到了殖民地後,他們也頗受大家的歡迎和尊重。但奇怪的是,他們好像總是無家可歸,總是在到處流浪。所以我說,社會沒有遺棄他們,世界上任何地方也都沒有遺棄他們,是時代遺棄了他們。他們根本就不是這個時代的人。只有在像英國這樣的國家裡,才會有他們這樣的人。他們是人類返祖現象的有力證明,應該出生在一個更早的時代,一個以後不可能再有的時代。在我們這個時代里,他們沒有家,只能四處遊逛,然後偶爾來到我的農場待上一段時間。但他們自己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心裡反而因為自己拋棄了英國而頗感內疚,因為他們的離開意味著要讓朋友們擔負起他們本應承擔的責任,而他們離開的理由僅僅是因為自己無法忍受那兒的生活。丹尼斯在給我聊起他年輕時的生活、前途和英國朋友們給他的建議時,引用了莎士比亞戲劇中的傑奎斯的一句話:「倘有痴愚之徒,忽然變成蠢驢,趁著心性癲狂,撇卻財富安康。」但他對自己的認識是錯誤的,伯克利也是,甚至連傑奎斯也可能是錯誤的。他們覺得自己是逃兵,早晚要為自己的任性和倔強買單。但他們充其量也就是幾個流亡者,以頗為優雅的姿態忍受著流亡的生活。 如果伯克利的那顆小腦袋戴上絲質的假長捲髮,他就可以在查爾斯二世的法院裡進進出出了。這個聰慧的英國年輕人,也許還曾坐在老達達尼昂,就是《二十年後》(Vingt Ans Après)中的那個達達尼昂的腳邊,聆聽他的智慧,用心銘記他的話語。晚上我們坐在壁爐前聊天的時候,他好像隨時都能從煙囪中衝出去,所以我總是覺得萬有引力在他身上根本沒有任何作用。他擁有著極強大的識人斷物的能力,不會高估也不會貶低別人。好像故意要惡作劇一樣,他對自己不喜歡的人反而展示出最有魅力的一面。如果他真心要抹白鞋子扮個小丑,他真的就能成為一個個性十足、無人能模仿的小丑。但是,如果他想要成為康格里夫和威徹利式的智者,那就要比這兩位作家擁有更為強烈、更為遠大且更為狂放的信念。當然,如果戲謔過分,不知道收斂,就會讓人覺得乏味和可悲。伯克利一旦興奮過頭,就會和他的酒一起變得透明。每當此時,他就幻想著自己正騎在一匹高頭大馬上傲慢地向前小跑,好像他正騎的是一匹血統高貴的馬,馬的祖先是堂·吉訶德的那匹老瘦馬。馬兒的影子在他身後的牆上慢慢地移動,逐漸地放大。而伯克利一定是最後那個看到陰影,然後害怕這個陰影的人。他這個優秀的小丑在非洲其實是很孤單的,而且他的心臟也不好,幾乎就是半個殘廢人。而他那心愛的農場也正在一天一天地掉入銀行的手掌中。 他又瘦又矮,手腳很長,頭上頂著一頭紅髮。不管走到哪裡,他總是站得直挺挺的,腦袋卻像達達尼昂一樣,緩緩地左轉右轉,帶著一種決鬥者的不可戰勝感。走起路來像只貓,總是無聲無息的。在任何一個房間,他都會像貓一樣,把每個角落變成他舒適溫暖的休憩地,好像他自己本身就能夠釋放熱量,釋放樂趣一樣。即使是你家的房子被燒成一堆廢墟,還在冒著白煙,只要伯克利走過來和你坐在上面,他就會像一隻貓一樣,讓你感覺你們正坐在一個經過精心挑選過的角落裡。每當他放鬆下來,你就會聽到咕嚕咕嚕的聲音,很像年老的貓發出的聲音。他一旦生病,就不可能僅僅是「難過」或「痛苦」這麼簡單,而是像貓生病一樣,特別嚇人,特別讓人擔心。他做事極沒有原則,腦袋裡卻有很多偏見,這一點和貓也非常相似。 如果伯克利是斯圖亞特王朝的騎士,那丹尼斯就是一個生活在更早時代的英國人,比如伊麗莎白女王時期。他會和菲利普先生[1]或弗蘭西斯·德雷克[2]一起手挽著手散步。那時的人們一定會很友善很親切地對待他,因為他總是讓他們想起那個古老的城市——雅典,這是他們夢中嚮往的地方,他們常常在文學作品中描繪它。在19世紀以前的任何文明時代里,他都能夠自在隨意地生活,就像在自己家裡一樣。再加上他不僅是運動健將和冒險家,也是音樂家,而且對藝術還有著狂熱的喜愛,他一定能在所有時代里嶄露頭角、引人矚目。但在我們的時代里,雖然他表現出色,出盡風頭,但總感覺無論他走到哪裡,他都與那兒格格不入。留在英國的朋友們一直都想讓他回國,甚至還為他制定了在英國的職業發展計劃,但最後他還是留在了非洲。 土著人本能地喜歡他——伯克利,以及類似的白人,而且對他們也很忠誠。看到他們,我就會想,與我們這些生活在工業時代的人相比,或許古代的白人能夠更加理解和同情有色人種。其實,在第一台蒸汽機車被發明出來之後,世界上的各族人民就走上了不同的道路,而且之後就再也沒有相遇過。 伯克利有一位年輕的索馬利亞僕人,名字叫賈馬。有一段時間,他所在的部落和法拉的部落之間爆發了戰爭,這給我和伯克利的友誼也蒙上了一層陰影。每當我和他一起吃飯時,在我們旁邊站著的兩人就會向對方投去黑暗深邃的沙漠眼神。如果你熟悉索馬利亞人的部落情結,你就會知道,這種眼神是一種多麼可怕的凶兆。那天直到夜深了,我和伯克利還在討論,如果明天早上出門發現法拉和賈馬渾身冰冷躺在地上,胸口插著匕首,我們應該做些什麼。這兩個人似乎並不害怕這種結局,他們已經完全失去了理智。之所以忍著沒有大開殺戒,毀掉一切,完全是因為他們對我和伯克利的愛。 伯克利對我說:「今天晚上我改變了主意不去埃爾多雷特。這件事我一直沒敢告訴賈馬,因為他的年輕愛人就住在那兒。我怕一旦告訴他,他對我就會硬起心來,然後不管我的衣服洗沒洗,整理沒整理,就直接跑出去殺了法拉。」 不過,賈馬是永遠都不會對伯克利鐵硬起心來的,他已經跟著他很久了,伯克利也總和我談起他。有一次,伯克利和他爭吵起來,賈馬堅持自己是對的。伯克利發起脾氣,扇了賈馬一巴掌。「但是親愛的,你知道嗎?」伯克利告訴我,「就在同時,他也直接扇了我一巴掌。」 「那後來呢?」我問他。 「哦,後來還好,」伯克利很小心地說,又加了一句,「應該是還算湊合。他畢竟才比我小二十歲。」 這件小事過後,主僕二人對對方的態度沒有絲毫改變。面對自己的主人,索馬利亞僕人總是很安靜,帶著一種輕微的屈尊感。賈馬對伯克利也是如此。伯克利去世之後,賈馬不想在肯尼亞繼續生活,就回索馬利蘭了。 伯克利狂烈地熱愛著大海,但這種愛永遠都沒有被滿足過。他最大的夢想是和我一起賺足錢,然後買一艘阿拉伯帆船,到拉姆島、蒙巴薩島和桑給巴爾島上去做生意。後來,我們一切都計劃好了,甚至連船員都安排好了,但我們的錢卻一直湊不夠。 每當伯克利感到很累很不舒服的時候,他就會想念大海。他常常哀嘆自己一輩子哪兒都去過了,就是沒有去大海上航行過,他說自己真是太傻太蠢了,接著就會說出一連串的髒話。有一次,我馬上要啟程去歐洲了,他卻又掉入了這種情緒中。為了讓他開心,我計劃把船上右舷和左舷的燈籠帶回來,掛在房子的大門口。我把這個計劃告訴了他。 他說:「好呀,真是太好了。那這棟房子就會像一艘船了。但一定要出過海的船上的燈籠才成。」 於是,到了哥本哈根之後,我在一條老運河邊的水手商店裡買了一對又大又重的燈籠。這對燈籠曾在波羅的海上航行了很多年。回到非洲後,我們在大門口一邊掛了一盞,而且讓它們都面朝著東方。我們對這個方位很滿意,覺得這樣掛是非常正確的,因為如果這麼掛,地球在太空中沿著軌道向前運行時就不會和這對燈籠撞在一起了。這對燈籠極大地滿足了伯克利的心。他常常在很晚的時候開著車子,一路狂飆來到我家。只要燈籠一亮,他在車道上就會慢下來。在夜空中,兩隻燈籠就像兩個小小的、一紅一綠的星星。而伯克利,則任由它們沉入自己心靈的深處,把他帶回到古老的圖畫中,去緬懷往日的航海事業。這讓他感覺自己正在向黑色海面上的一艘船靠近。我們用燈籠為他做了一個信號系統:調換它們的位置,或取下來一隻。如此一來,當他還在林中行駛的時候,就能知道女主人是什麼心情,或者有什麼樣的飯菜在等著他。 伯克利和他的兄弟加爾布雷斯·科爾,以及他的妹夫德拉米爾勳爵一樣,都是殖民地最早的一批拓荒者。當年,馬賽人還是這片土地的主人,他是他們的好朋友。所以說,早在歐洲文明在這裡站穩腳跟之前,在馬賽人還在美麗的北方居住的時候,伯克利就認識他們了。在他的內心深處,歐洲文明是這個世界上最噁心的東西。他可以用馬賽語和他們聊往昔的歲月。每當伯克利來到農場,河對岸的馬賽人就會過來看望他。老酋長們會坐著把生活中的一些麻煩事告訴他,而他會給他們講笑話,常常逗得他們哈哈大笑,就好像是硬邦邦的石頭笑了一樣。 因為伯克利和馬賽人很熟悉,也因為他們之間的友誼,有一項非常重要的儀式在農場上舉行了。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號角吹響後,馬賽這個好戰的古老民族就沸騰起來。他們經歷過激烈的戰爭,見過慘烈的大屠殺,此時感到似乎往昔的榮耀又要歸來了。戰爭剛開始的幾個月里,我偶然間有了機會和土著人及索馬利亞人一起為英國政府運輸物資。我們趕著三輛牛車,要穿過馬賽人的居住區,一路走得非常艱難。每當我們走到一個新的居住區,那兒的馬賽人就會跑到我的營地,瞪著亮晶晶的眼睛,問我一連串關於戰爭和德國的問題。比如,德國人真的是從天上來的嗎?在他們心裡,這些德國人上氣不接下氣地往前跑著,就是為了去經歷各種危險,去送死的。到了晚上,我的帳篷周圍擠滿了年輕的武士,他們身上塗著戰爭彩繪,手持長矛和長劍。為了向我展示他們真實的力量,有時他們會學著獅子短促地吼上一聲。他們堅信自己一定能夠參加戰爭。 但英國政府卻不這麼認為,他們覺得組織馬賽人去和白人交戰是很不明智的選擇,儘管這些白人是德國人。因此,政府禁止馬賽人參戰,還禁止他們觸摸兵器。馬賽人的希望徹底破滅了。但政府卻允許基庫尤人參加戰爭,不過也只是參與物資運輸。到了一九一八年,殖民地土著人中開始實施徵兵制度,政府覺得馬賽人也應該上戰場了,於是就派了K.A.R的一位軍官帶領著他的部隊去納羅克徵兵,目標是三百莫蘭武士。但此時的馬賽人卻對戰爭失去了熱情,他們拒絕入伍,所有莫蘭人都躲到了樹林和灌木叢里。在追趕他們的過程中,K.A.R軍隊的步槍在一個村莊裡走火,打死了兩名老婦人。兩天後,馬賽保留區叛亂爆發。大群莫蘭人橫掃肯尼亞,殺死了很多印度商人,火燒五十多座商鋪。形勢非常嚴峻,但政府不想逼他們,就派了德拉米爾勳爵到馬賽保留區談判。最終,雙方達成協議,政府允許馬賽人自行處理這三百名莫蘭武士,但政府要對他們罰款,因為他們對馬賽保留區造成了巨大破壞。莫蘭武士們一直沒有露過面。休戰協議簽訂完之後,整個暴亂就結束了。 就在這些重大事件發生的時候,馬賽族的一些老酋長派出了很多年輕人去偵查德國人在居住區和邊境的活動,這對英國軍隊有很大幫助。戰爭結束之後,為了表示對他們的讚賞,政府從本土運過來大批獎章,分發給馬賽人。伯克利因為了解馬賽人,也通曉馬賽語,就被命令為馬賽人分發獎章。他手上的獎章多達十二枚。 因為我的農場毗鄰馬賽保留區,所以伯克利請求我和他一起,在我的房子裡為馬賽人發獎章。他有點緊張,因為他根本不知道這些馬賽人對他抱著什麼樣的期待。一個周末,我和他一起開車去馬賽人的村里。我們想和那兒的人談談,召集一下他們的酋長,告訴他們頒布獎章的日期。伯克利年輕的時候曾是第九槍騎兵團的軍官。他告訴我,在當時所有的年輕軍官里,他是最聰明最能幹的。於是,當日落時分,我們朝著太陽的方向開車回家時,他就跟我談起了軍人的使命感和軍人的精神,以及他以平民的身份對這些的理解。 雖然頒發獎章本身並沒有什麼特殊的,也不怎麼重要,但卻是一件很有分量、很有影響的大事。它能夠展示出頒發獎章和接受獎章雙方的智慧、聰明和機智,從而讓這個場景成為世界歷史的重要一幕,成為一個歷史上的重要標誌:黑暗大人和光明大人非常禮貌地向對方問候。 馬賽酋長們來了,後面跟著隨從或兒子。他們在草地上坐下來,時不時地談論一下正在草地上吃草的牛,心裡可能會抱著小小的期待——政府會把這些牛當作禮物回報他們的勞動。伯克利讓他們等了很久,我覺得這也是正常的程序。就在他們等待的時候,伯克利從屋裡搬出來一把椅子,放在了草地上。過一會兒,他就要坐在這把椅子上為他們頒發獎章。最後,他由土著人陪著,從屋子裡走了出來。在土著人的映襯下,他的皮膚顯得更加白皙,一頭紅髮也更紅了,而眼珠的顏色越發地淡了。他又成了一位年輕幹練的軍官,舉止輕快,表情愉悅。我這才意識到,即使平時表情多麼地千變萬化,在需要的時候,他也會面無表情。賈馬跟在他後面,穿著一件非常精緻的阿拉伯馬夾,上面布滿了黃色和銀色的刺繡,手裡托著一個盒子,裡面放著獎章。這件馬夾是伯克利吩咐他專門為此時準備的。 伯克利站在椅子前面開始講話了。他挺得筆直的瘦小身板影響到老酋長們,他們一個個地從草地上站起來,和伯克利面對面地站著,表情莊重地盯著他的眼睛。我完全沒有聽懂他在說什麼,因為他說的是馬賽語。聽起來他說得很簡單,好像只是通知他們,有一項非常令人難以置信的榮譽要降臨在他們身上,而政府之所以會給他們這個榮譽,是因為他們在戰爭中的行為非常值得讚揚。我是大致判斷出這個意思的。再看馬賽人,就什麼都看不出了。他們的表情里或許含有其他什麼不同的東西,但具體是什麼,我真的看不出來。伯克利說完之後,立刻讓賈馬把盒子拿過來,取出裡面的獎章,然後一邊莊重嚴肅地念著老酋長的名字,一邊伸長手臂,把獎章遞給他們。馬賽酋長們也伸長了手臂,把獎章安靜地接了過去。我心裡在想,如果儀式雙方沒有高貴的血統和優秀的家庭傳統,這項儀式絕對不會進行得如此順利。當然,我這麼說並沒有冒犯民主制的意思。 酋長們都是渾身赤裸,獎章沒有辦法固定在身上,所以給他們頒發獎章還是比較麻煩的。他們只能手握獎章站著。過了一會兒,一位非常老的酋長走過來,伸著握獎章的手,問我上面印了什麼東西。我盡我所能解釋給他聽。獎章是銀質的,很像一枚硬幣,一面刻著不列塔尼亞[3]的頭像,一面印著這幾個字:世界文明之戰。 後來,我跟一些英國朋友聊到這件事,他們就問我:「獎章上為什麼不是國王的頭像?這完全就是一個大錯誤。」但我不這麼認為,我覺得這樣的安排是很合適的,因為這些獎章不能做得過於吸引人。當我們進入天堂,能夠得到豐厚的賞賜時,我們得到的應該也是類似的東西吧。 有一次,我要回歐洲度假,伯克利卻病倒了。當時,他還是殖民地立法委員會的委員。我給他發電報:「等待立法會開幕時不打算來恩貢待一段時間嗎?帶上酒來。」他回電報說:「你的電報是從天堂發來的。將會攜酒到達。」他果然來農場了,而且帶了滿滿一車酒,至於喝不喝,他倒是不在乎了。他臉色蒼白,有時候會非常安靜。此時,他的心臟就已經衰竭,身邊必須要有賈馬照顧。賈馬之前已經學會了注射。但他心裡放不下的事情還有很多,他最害怕的事就是失去自己的農場。儘管如此,他在農場的時候,我的房間仍然是像經過精挑細選過的,是這個世界上最舒服的角落。 「塔妮婭[4],既然我已經登上了生命的舞台,」他認真地跟我說,「我就要開最好的車,抽最好的雪茄,喝最精緻最高檔的葡萄酒。」他在某天晚上告訴我,醫生曾叮囑他要臥床休息一個月。我說,如果他能遵照醫生的囑託,在恩貢山農場上休息一個月,我就不去歐洲,留在農場照顧他,然後下一年再去。他思考了一會兒,才說:「親愛的,我不能這麼做。如果這次為了讓你放心,我這麼做了,那下一次為了讓你放心,我又得做什麼事呢?」 於是我就懷著沉重的心情跟他道別了。回歐洲的船要路過拉穆島和塔卡普納島,那是我和伯克利的阿拉伯帆船要去的地方。到達這兩座島的時候,我想起了伯克利。到達巴黎之後,我聽到了他的死訊。他從車裡走出來,一頭栽在了房子前面,就那麼去世了。生前,他希望死後能埋在自己的農場上,死後他如願以償。 伯克利死後,肯尼亞發生了巨變。殖民地歷史上的一個時代隨著他的去世而結束。那段時間是肯尼亞的一個轉折點,很多事情都是從這裡開始的。人們總是會說「伯克利·科爾活著時」或「自從伯克利去世之後」。他去世之前,整個肯尼亞是狩獵者的天堂;他去世之後,肯尼亞逐漸開始變化,變成了一個商業中心,在很多事情上的標準也降低了。比如對於智慧標準的降低,人們也很快意識到了這一點,對於殖民地國家而言,這是頗為令人傷心的;再比如紳士風度標準的降低,他死後不久,人們就開始不斷地談起自己的煩心事。還有,人道主義標準的降低等。伯克利去世了,一個殘忍冷酷的女人就從歷史舞台的另外一側爬了上來。她就是「困境」。是人和神共有的情婦。也真是奇怪,如此瘦小的一個男人,竟然在有生之年能夠把她在門外擋了那麼長時間。伯克利去世了,這片大地上的麵包就沒了酵母;伯克利去世了,一個優雅、快樂和自由的化身就消失了,一家發電廠倒閉了;一隻貓站起身,離開了房間。 [1]即 Philip Sidney,菲利普·錫德尼,英國文藝復興時期的散文作家、詩人,同時也是英國的政治家和軍事領袖。 [2]1540-1596年,英國歷史上著名的探險家和海盜,是麥哲倫後第二位完成環球航海的人。 [3]Britannia,大英帝國或大不列顛的擬人化象徵,是一位手持三叉戟、頭戴鋼盔的女戰士。 [4]最親密的朋友和親戚會稱呼作者這個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