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與繁榮的國度 · 引言

路德維希·馮·米瑟斯與自由主義 漢斯—海爾曼·赫柏 社會主義在蘇聯和東歐國家的崩潰，使路德維希·馮·米瑟斯的名字再次引起了世人的矚目。他與弗里德里希·A.哈耶克和米爾頓·弗里德曼一樣，被人們稱為社會主義的批評家之一，也是預見到社會主義必將虛脫的預言家之一。但是，人們在把路德維希·馮·米瑟斯與哈耶克或弗里德曼相提並論的同時，也深深地感受到，如今，他的著作在講德語的國家和地區實際上已經湮沒無聞，幾乎被人遺忘。今天，在他的故鄉奧地利，人們對他的熟悉和了解遠遠不如在他度過了生命的最後三分之一的美國。路德維希·馮·米瑟斯是20世紀最傑出的思想家之一，無疑也是20世紀的一位最重要的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弗里德里希·A.哈耶克將他稱為與伏爾泰、孟德斯鳩、托克維爾和約翰·斯圖爾特·米爾不相伯仲的偉大思想家。[1]然而，即使是這樣的比較，對米瑟斯而言，也幾乎是不公正的。這是因為，米瑟斯以他在國民經濟學領域中的一系列非凡成就以及他撰寫的《人類行為》的鴻篇巨著，登上了無人能夠攀越的頂峰。他樹立了一座思想的豐碑，這座豐碑無論在其基礎性、系統性、題材範圍之廣博、闡述問題之簡潔和完整、概念之明晰銳利，還是在社會科學領域的長期有效性等方面都是獨一無二的。把他的著作與任何重要的先驅者的著作相比較，都會使後者頓時顯得相形見絀。 那麼，為什麼路德維希·馮·米瑟斯會受到冷落和歧視呢？他的生平和著作正要解答這個問題。米瑟斯的坎坷命運正是他所處的世紀——社會主義的時代：從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民族社會主義到社會民主主義——所造成的，而且恰恰也是這個世紀才使他逐漸成長為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的一位最偉大的理論家。 一 路德維希·馮·米瑟斯於1881年9月29日出生於奧地利的蘭姆貝格。[2]他的父親是一位名叫阿圖爾·埃德勒·馮·米瑟斯的猶太人。母親阿德勒是一位土生土長的奧地利蘭道人。路德維希是這個家庭的第一個孩子。老米瑟斯是奧地利鐵道部的一名工程師，路德維希出生的時候，他正在奧匈二元帝國加利茨茵省的蘭姆貝格任職。路德維希·馮·米瑟斯在維也納度過了他的學生時代。1900年他開始在維也納大學攻讀法律和經濟學，1906年獲法學博士學位。畢業後，曾先後在幾個律師事務所從事律師職業。1909年至1934年任維也納工商行政管理局秘書，其間曾因服兵役參戰而一度中斷這個職務。1919年他已成為奧地利頗有名望的經濟學家。在維也納工商行政管理局任職的同時，他還在大學擔任兼職教師，最初是在維也納女子商業學院任兼職教師，1913年，當他取得大學授課資格之後，即擔任大學講師，最後於1918年任維也納大學不拿薪金的副教授。 1900年前後，在講德語的國家和地區，幾乎每個人都是國家主義或社會改良主義的擁護者。人們普遍認為，資本主義和自由主義不但已經過時，而且是日落西山，一敗塗地。甚至連那些反對馬克思主義的人也毫不懷疑社會主義包含著「合理內核」，他們以此為根據，主張對國家實行全面的「社會改革」。在精神生活領域內，以齊尼思為代表的歷史至上主義風靡一時，經濟歷史學是當時最流行的學科。人們對抽象的古典國民經濟學理論不屑一顧，似乎世界上並不存在著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經濟法則。如果有什麼東西可以稱為理論的話，那麼，它必然或僅僅只是經濟歷史的抽象和概括，除了歷史學以外，其他的學科不能稱為理論。古斯塔夫·馮·施莫勒（1838—1917年）被稱為「正統的國家經濟學」的大師。他的學派，即講壇社會主義充斥了大學的課堂，尤其在德意志帝國內更為盛行。科學變成了檔案卷宗中的材料拼湊起來的出版物的大雜燴。人們公開承認，歷史「啟蒙」的目標就是相對主義。國家官員則將美化國家的職能，並且為其正義性的辯護視為他們的天職。知識分子先是自命他們是霍亨索倫王室的知識衛隊，然後成為執政的社會民主黨的精英，最後又變成希特勒的追隨者。施莫勒的最著名的繼承人維爾納·松巴爾特（1863—1941年）甚至被冠以上帝的使者的美名。 剛走進大學校門時，米瑟斯也是一名國家主義的擁護者。儘管他拒絕接受馬克思主義，同時還認為「歷史學派」的相對主義毫無意義，在他的眼裡，大多數德國的小歷史學家對普魯士國家的美化和頌揚是荒唐可笑的，但是，他也很熱衷於「社會改良」。每當一項社會政治措施沒能取得預想的成就時，他就將其原因歸咎於這一改良措施不夠徹底。米瑟斯還認為，拒絕社會改良的自由主義是一種錯誤的思想體系，必須予以堅決反對。經濟歷史學家卡爾·格呂貝格——一位歷史學派的追隨者——曾是他的第一位導師。在格呂貝格的啟示下，米瑟斯完全按照歷史學派的思想和風格完成了他的第一本書的寫作，書名為《加利茨茵地區農場主與農民之間關係的歷史演變（1772—1848）》。[3]然而，他也因此產生了第一個疑問。通過對維也納住宅市場的調查，米瑟斯得出了住房的緊張狀況是由於一項稅收法律的失誤而造成的這一結論，而錯誤的立法又導致了企業無法在住宅建設方面實行企業經營活動。大約在1903年年底，他閱讀了卡爾·門格爾的著作《國民經濟學原理》。[4] 門格爾的這一著作使米瑟斯對國民經濟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最終使他成為了一名國民經濟學家。1904年，歐根·馮·波姆—巴威克辭去了奧地利經濟部長的職務，隨後到維也納大學擔任教授。從此，波姆這位1881年至1889年曾在因斯布魯克擔任教授——由卡爾·門格爾創立的維也納經濟學派（或稱為奧地利學派）的一位傑出的繼承人和發展者——成了米瑟斯個人的一位最重要的老師。直到1913年，米瑟斯都定期參加波姆主辦的研討會。[5] 波姆主持的最後兩期研討會的討論課題是米瑟斯於1912年為取得大學授課資格而發表的論著《貨幣理論及貨幣流通理論》，這部著作在學術上達到了巔峰，至今仍然無人超越。 這是米瑟斯的第一部主要著作，在這部著作中，米瑟斯不僅從思想上與歷史學派實行了徹底決裂，而且也全面拋棄了歷史學派的研究方法。這部著作同時還奠定了他在奧地利學派中第三代領袖的地位。米瑟斯完善了門格爾和波姆—巴威克關於貨幣理論的思想體系，他首次使貨幣理論（現代流行的行話將它稱為宏觀經濟學）與一般的效用理論（即微觀經濟學）結合成一個整體。這部著作以其系統的創造性、邏輯分析的嚴謹性以及深刻的洞察力閃爍著熠熠光芒。米瑟斯論述道：貨幣是一種以再次售出為目的的交換工具，其最初的起源只能以商品貨幣（例如黃金）的方式出現。他指出，每一種貨幣量都同樣是「最佳的」，增加貨幣的投放量（它有別於增加消費貨物量或資本貨物量）沒有任何社會意義，而僅僅會導致該貨幣購買力的減少和損失。[6]他還論證道：增加貨幣投放量絕不會導致所有商品價格的同時、同步、按比例的提高，而是會影響相對價格和相對收入的整個系統的變化。米瑟斯分析了國家的貨幣政策，使人明顯地感到他已同過去的國家主義觀念實行了全面決裂。他透徹地揭示了政府和中央銀行為什麼有目的地推行通貨膨脹政策的原因：增加貨幣的投放量並非同時對每個人都有利。政府及中央銀行掌握著新貨幣的投放權，從它們那裡源源不斷地向社會發行貨幣，從而一步一步地提高物價，最終被涉及的商品漲價範圍變得越來越大。在這一發展過程中，形成了系統的收入再分配的調整，它有利於富人，即較早的貨幣占有者，但不利於那些後來才獲得新貨幣或根本沒有獲得新貨幣的人。通貨膨脹是國家偷偷地實行抬高物價政策以及實行收入再分配的一個工具，藉助於這一工具，政府可以從中集聚更多的財源，而且也有利於政府給予優惠政策的一些人和企業家。在大衛·李嘉圖（1772—1823年）和英國的「貨幣學派」以及瑞典經濟學家克努特·魏克賽爾的啟發下，米瑟斯首次提出了後來以奧地利學派命名的經濟周期理論的基本特徵，他的這一研究成果在理論上具有開創性的意義。他指出：政府和中央銀行也應對經濟周期的反覆循環問題承擔責任，只要政府將新「創造的」貨幣通過金融市場注入經濟生活之中，就會導致利息率降低到低於市場供求所決定的正常的市場利率水平之下的後果。而較低的利息率又導致投資規模的擴大和資本存量的增加，這就形成了經濟繁榮（高漲）階段。但是，由於實際消費趨勢和儲蓄趨勢並沒有發生任何變化，接踵而至的「校正」必然會有一個時間上的延遲，直到投資規模過大的問題暴露之後，人們才開始對錯誤的投資進行系統的清理和調整，這就是每次繁榮之後緊接著出現衰退的內在原因。米瑟斯認為，為了避免通貨膨脹和經濟周期的循環問題，政府必須放棄對貨幣的干預和控制，必須取消中央銀行和政府對貨幣印製和發行所擁有的壟斷地位，由金本位制以及在金本位制基礎上建立起來的自由的、競爭的銀行體系來取代政府和中央銀行的地位。[7] 二 同幾年前的卡爾·門格爾一樣，當時正在從事貨幣理論研究的米瑟斯也相信一場無法避免的災難已迫在眉睫。第一次世界大戰摧毀了奧匈帝國，哈布斯堡王朝從此滅亡了。布爾什維克在俄羅斯高奏凱歌。匈牙利經歷了一場由貝拉·昆領導的短暫的共產主義試驗。在德意志帝國，直到政權最終落入社會民主黨的孟什維克改良派手中之前，許多地方出現了共產黨人接管政權的事件。維也納也面臨著共產黨人政變的威脅。但是，米瑟斯並沒有被嚇倒，他與奧地利最大的執政黨——社會民主黨的領袖，奧地利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歐根·馮·波姆—巴威克研討班的同班同學奧托·鮑爾進行了數次徹夜長談，終於成功地說服了鮑爾和他領導的政黨放棄了政變的企圖。米瑟斯的家鄉奧地利終於免遭了一次共產主義試驗的命運。當時，奧地利的前途掌握在鮑爾手中，他將按照他的馬克思主義信仰給奧地利發出一次社會主義革命的信號呢？還是跟隨德國的社會民主黨走上一條改良的道路？米瑟斯在維也納工商行政管理局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他知道應該走哪條道路。他說服鮑爾相信，在1918年至1919年之交的冬天，如果發動一場社會主義政變，勢必會在短期內歸於失敗。奧地利的生活必需品依賴進口，而生活必需品進口所需的雷里夫貸款又是由戰時的敵國提供的。維也納的糧食儲備最多只能維持八天至十天。協約國可以在任何時候毫不費力地以中止糧食供給的手段迫使一個布爾什維克政權屈膝投降。如果發動一場社會主義政變，就會發生饑荒和搶劫，維也納就會陷入血泊之中。鑒於這種形勢，鮑爾決定「出賣」他的理想，走一條溫和的改良路線。[8]米瑟斯的告誡獲得了成功。然後，他就把主要精力用來爭取結束通貨膨脹的局面。但他也無法制止奧地利貨幣的急劇貶值。然而，1922年克朗最終被穩定在14000個紙幣克朗兌換1個金幣克朗的比價上，顯然要歸功於米瑟斯的影響和努力。因此，奧地利免遭了德國同期所經歷的天文數字般的惡性通貨膨脹、最終導致整個金融體系崩潰的不幸命運。[9] 除了從事以上實際政治活動之外，米瑟斯還繼續他的理論研究。1922年，他的第二部主要著作《公有制經濟：關於社會主義的研究》問世。[10]這部著作的核心要點曾首次在他於1920年發表的《關於社會主義公有制中的經濟核算問題》的論文中論及。米瑟斯提出了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不可能進行經濟核算的論斷。他指出，在這種社會制度下，所有的生產要素，包括土地資源和土地在內均屬公有，既不能買，又不能賣，因此，不存在著由於短缺而形成的市場價格。沒有市場價格，就無法進行成本核算，更無法進行成本和收入的比較。社會主義並不像它的信仰者所認為的那樣，意味著「更多或更好的計劃」。而恰恰相反，社會主義意味著混亂：由於這種制度不具有任何合理的、可以用計量表示的計劃和商業行為規則，它必然會導致對各種生產要素的持續不斷的錯誤判斷，造成資本的扭曲和社會生活水平的持續下降。米瑟斯在這些分析的基礎上，在《公有制經濟》一書中闡述了國家對市場的各種干預方式，進而在他於1927年發表的《自由主義》一書以及1929年發表的論文集《關於對干預主義的批判》中完整地提出了關於社會合作的理論體系。這一理論體系的核心是開創性地闡明了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沒有任何可行的「第三條道路」。在所有的干預主義制度下，儘管名義上仍然保留著私有財產和私人企業，但是，國家擁有「糾正」企業經營活動的職權，可以隨時不斷地干預市場，其結果不是逐步走上社會主義道路，就是退回到資本主義制度的老路。這是因為，每一項對市場實施干預的措施都會製造並產生出更多的、人們本想通過干預措施來解決的同類問題。例如，國家採取有利於窮人和失業者的收入再分配措施，不可避免地會造成更多的貧困潦倒的窮人和失業者，接踵而至的問題是，國家不得不再次提高救濟金，擴大救濟範圍，最終的結局不是全面廢除私有財產制，就是不得不減少乃至停止發放救濟，兩者必居其一。無論採取什麼樣的措施，國家都不可能實現它預定的干預目標。 三 早在米瑟斯提出他的貨幣理論時，就已經確立了他的歷史地位，使他成為了門格爾和波姆的傑出繼承人。此時，他又以其《公有制經濟》這一新著聞名於全歐洲。正是由於此書的影響，整整一代年輕的經濟學家，如弗里德里希·A.哈耶克、威廉·羅普克、伯爾梯爾·歐林、萊昂內爾·羅賓斯才先後由原來的社會主義者或社會改良主義者轉變成為市場經濟的捍衛者和理論家。 波姆—巴威克於1914年逝世，弗里德里希·馮·威賽爾在戰後不久離開了維也納大學，[11]格呂貝爾遷往法蘭克福。他們的離去使維也納大學原有的三個講授國民經濟學的教授席位相繼全部空缺。許多人都期待著米瑟斯能夠獲得其中的一個教席，而且他本人也認為沒有任何事物比在維也納大學任教更值得追求了。但是，他早已看出，他在奧地利或德國獲得一個正教授職位的願望是註定無法實現的。主要有三個不利因素：其一，米瑟斯是猶太人，由於戰敗的後果以及隨之而來的經濟混亂，奧地利同德國一樣，仇視和排斥猶太人的風浪日甚一日；其二，米瑟斯是一個傳統的自由主義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歐洲自由主義的最後殘存的一點影響被推殘殆盡，人們紛紛轉而熱衷社會主義（其中一些人信仰社會主義的左翼——馬克思主義，另一些人信仰社會主義的右翼——民主社會主義），或者成為法西斯主義的追隨者；其三，米瑟斯是一個堅持原則的人，他堅決拒絕向所有與他的理論和觀點不同的人作出妥協和讓步，而充斥了共和思想的維也納大學需要的卻是善於見風使舵的機會主義者。米瑟斯當年的兩個學生弗里德里希·A.哈耶克和弗利茨·馬赫魯普後來回憶這段歷史時談到，由於米瑟斯在學術上成果卓著，在上述三個原因中，只有其中的兩個因素導致了他的謀職未獲成功。[12]後來，維也納大學聘請了其他幾位二流的、毫無影響的，但頗知迎合時尚的人接替了這三個教授的教席。[13] 直到1934年離開奧地利為止，米瑟斯不得不靠從事一些與科學研究無關的職業維持生計。作為工商行政事務管理局的項目專家，他每天都與當時的一些經濟政策問題打交道，特別是處理一些有關財政、金融、信貸和稅務政策方面的事務性工作，擬寫報告和鑑定，作為奧地利派往一些國際組織、委員會以及代表團的代表參與國內外眾多的談判，為政府和經濟界提供諮詢，等等。這段時間的科研成果都是他利用業餘時間完成的。 令人驚異的是，米瑟斯除了完成了大量的、多得出乎人們預料的學術著作的寫作之外，還從事了內容極為廣泛、富有成果的教學活動。作為維也納大學的兼職講師和不拿薪金的副教授，他幾乎二十年如一日地定期舉辦經濟理論研討會。他的教學成果日積月累，一年比一年增多。米瑟斯教學活動的成績越大，教研室主任，特別是施潘和邁耶爾就越嫉恨，並且把這種嫉恨變成了對米瑟斯的學生們的歧視。只要哪位學生正式報名選修米瑟斯的課，那麼他在考試中准難逃過穿小鞋的厄運。因此，米瑟斯的博士研究生和進修生們越來越明顯地感受到他們所面臨的人為製造的麻煩和歧視。[14]但是，這一切都無法減少米瑟斯的魅力和影響，他舉辦的研討班總是場場爆滿，唯一的區別是絕大多數學生報名參加時都巧妙地填寫「非正式聽課生」的欄目。 米瑟斯教學活動的重點在校外，即在他的工商行政管理局的辦公室里定期舉辦「私人研討會」。從1920年到1934年離開維也納前往日內瓦為止，每兩周舉辦一次，從不間斷。二十多位定期與米瑟斯聚會的研討會參加者大都是他很器重的青年學者，他們都是來自幾乎所有學科的代表，具有堅定的政治信仰，並且掌握各種不同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只要看一看這些人的名單就能知道米瑟斯及其研討會的意義。當時絕大多數參加研討班的人同米瑟斯一樣，是利用業餘時間從事科研的學者，幾乎所有的人後來都在事業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中絕大多數人在遠離奧地利之後，成為聞名遐邇的科學家。弗里德里希·A.哈耶克、戈特弗里德·馮·哈勃勒爾、奧斯卡·摩根斯坦、保爾·羅森斯坦—羅丹以及理察·馮·施特利格爾成為國際知名的經濟學家。米瑟斯的研討會在維也納出名之後，當時負責米瑟斯與莫利茲·施利克領導的「維也納交流圈」之間聯絡任務的腓利克斯·考夫曼後來成為一名著名哲學家和方法論專家。深受埃德蒙德·胡塞爾的現象學影響的阿爾弗雷德·舒茨成為國際知名的社會學家。埃里希·伏格林成為著名的政治學家和歷史學家。卡爾·門格爾——門格爾的兒子，成為一位傑出的數學家。這種現象幾乎是無與倫比的。正如弗里茨·馬赫魯普所說的那樣：「不知道世界上還有什麼地方出現過產生了如此眾多的國際知名學者的科研小組。」[15]這個含金量極高，而且經常因著名的外國學者造訪而獲得豐富信息的學術圈子，在米瑟斯的領導下，聚到一起無拘無束地討論國民經濟學、社會哲學、社會學以及人類行為科學、認識論和方法論等方面的中心問題，前來造訪的著名外國學者有約翰·V.范西克爾（洛克菲勒基金會），霍華德·S.埃利斯（伯克利）以及萊昂內爾·羅賓斯（倫敦經濟學派），等等。研討會從晚上7時持續到大約晚上10時，隨後大多數參加者同米瑟斯一道去「安科拉·維爾德」飯店夜餐，然後再前往「藝術家咖啡館」，在那裡以非正式的形式繼續討論，通常持續到次日凌晨才結束。 此外，米瑟斯還參加了維也納「國民經濟學會」，並通過在這個學會的活動中發揮其影響。學會的核心成員是他舉辦的私人研討會的參加者。米瑟斯任副會長，他的傑出領導才能使學會的工作獲得了巨大動力，幾乎所有的工作都是由他和他的朋友們完成的。[16]這個同樣是每兩個星期舉行一次活動的國民經濟學會的會員範圍明顯比私人研討會出席人的範圍大得多。學會會員或來自國外的客人們參加該學會舉辦的會議，通常是先作學術報告，然後進行討論，先後前來參加討論會和報告會的外國客人幾乎包括了國際上所有的一流經濟學家。 四 儘管他孜孜不倦地努力工作，奧地利仍然繼續滑向了可怕的深淵。對此，米瑟斯不抱任何幻想，他清楚地知道，雖然他也許能夠推遲毀滅的進程或可以阻止零星的、更可怕的事件的發生，但他無力挽狂瀾於既倒。他在回憶錄中寫道：「我本想做一名改革者，但我卻變成了一位崩潰的歷史記錄員。」 米瑟斯曾在戰後成功地使奧地利避免了布爾什維克主義可能帶來的災難，而且也為奧地利1922年成功地實現金融穩定作出了顯著的貢獻。但他卻無力制止國家持續不斷地濫發貨幣和漫無止境地擴大信貸範圍，更無法阻止政府日益頑固地轉向干預主義政策的進程。 大量的理論研究使米瑟斯清楚地認識到，國家的每一項干預行動都是破壞性的，原想通過干預政策來克服的問題不但不能得以解決，反而還會帶來更多同樣的問題。實行干預主義政策的最終結果必然是一步一步地走向社會主義。有鑒於此，他判斷，奧地利政府推行的政策是造成資本不斷扭曲的原因，在這一研究基礎上，他進而提出了經濟周期理論，並且指出，信貸規模一旦擴大到超出實際儲蓄量的程度時——或者把利息率降低到儲蓄顯示的市場利息率的水平之下時，先是會形成投資繁榮的現象，但接踵而至的就是糾正性收縮，最終不得不以經濟衰退告終。作為著名的貨幣專家和金融（銀行）專家，米瑟斯多次收到各大銀行邀請他參加銀行董事會任董事會成員的聘書，但他在1921年以前對這些邀請均予以謝絕，因為這些銀行沒有保證他們將採納他的建議。嗣後，信貸規模擴大到他認為所有的銀行都不再具有償還能力的程度。弗里茨·馬赫魯普寫道，早在1924年，米瑟斯就預言，地產信貸銀行和當時歐洲最大的銀行之一的信貸銀行必將土崩瓦解。他的預言是準確的，這兩家銀行終於在1929年和1931年年初先後破產。1927年年初，米瑟斯創辦了「奧地利經濟周期研究所」，並聘請弗里德里希·A.哈耶克任該所所長。1931年，哈耶克去英國之後，由奧斯卡·摩根斯坦繼任所長職務。由米瑟斯倡導，哈耶克、摩根斯坦以及哈勃勒爾等人付諸實施的研究結果清楚地論證了國際性的信貸規模過大和資本扭曲的範圍和程度。而此時此刻，幾乎所有的經濟學家都被眼前經濟繁榮的表面現象所迷惑。例如，當時美國最著名的經濟學家歐文·費希爾就宣布：一場持續不斷的、不可阻擋的經濟高潮即將到來。與此相反，米瑟斯和哈耶克卻預言：一場世界性的經濟危機已迫在眉睫。事實果然如此，1929年果真爆發了全球性的經濟危機。 基於對經濟發展趨勢及嚴峻形勢的預測，1927年，米瑟斯也同樣堅信奧地利正在走向深淵。自1922年以來，在奧地利執政的是基督教社會主義者和大德意志黨人組成的聯合政府，社會民主黨是在野黨。但政治權力的重心掌握在各州的州政府手中。社會民主黨人是奧地利最重要的州和首都維也納市政府的絕對統治者，下奧地利州和施泰爾馬克州是兩個第二重要的州，均由基督教社會黨和大德意志黨聯合執政。社會民主黨掌握了工會、聯邦鐵路、郵政和電信管理權。該黨擁有自己的黨軍和衛隊，這支軍隊擁有機關槍和輕型炮兵武器，其人數超過了政府正規軍的三倍以上，還擁有一個規模龐大的恐怖機構，他們肆無忌憚地行使著「街頭權利」。米瑟斯預言：作為對社會民主黨人恐怖行為的反應，納粹黨必將崛起，並將最終奪取政權。因此，他反覆警告他的學生們，政治流亡的命運很快就會降臨到他們每一個人頭上。 果然不出所料，1934年年初，社會民主黨在同家鄉保衛團之間的一場公開內戰中被打垮，該黨的領袖被驅逐出境。同年7月，恩格爾貝特·多爾弗斯——這位自1932年以來擔任奧地利總理的基督教社會黨的政治領袖——在納粹黨人發動的一場未遂政變中被人謀殺。自從納粹黨在德國攫取了政權以後，多爾弗斯利用粉碎奧地利社會民主黨的時機，將他的權力迅速擴大到非常的程度，並藉此建立了一個專制的等級憲法制度。在墨索里尼支持下，他曾試圖阻止德國吞併奧地利的企圖。然而，當奧地利—義大利同盟於1938年3月破裂之後，希特勒就迅速吞併了奧地利。德國人進軍維也納的當天晚上，納粹黨人就衝進了米瑟斯在維也納的住宅，沒收了他的圖書館以及所有的文件和手稿。米瑟斯本人因離開了奧地利而幸免於難。許多及時得到米瑟斯提醒的學生也同樣在此之前就遷往異國他鄉。[17]實際上，在奧地利被吞併之後，幾乎所有的米瑟斯圈內的成員都被迫走上了流亡的道路。 五 1934年年初，正當家鄉保衛團與社會民主黨的準軍事組織之間的街壘戰發展到決定勝負的緊要關頭，米瑟斯收到了日內瓦大學高級國際經濟關係學院邀請他擔任該院1934—1935學年的國際經濟關係專業客座教授的邀請信。於是，他毫不遲疑地接受了這一邀請。直到1938年奧地利被吞併為止，他一直與維也納工商行政管理局保持著聯繫，並且經常回維也納處理一些公務。然而，從他的學生和朋友們唱著悲傷的歌伴送他遷往日內瓦的那一天起，就意味著他永遠告別了奧地利。後來，他在日內瓦的教學合同被延長，因此，到1940年流亡美國之前，他一直住在那裡。由於完全擺脫了日常瑣事的糾纏，在日內瓦的那幾年是米瑟斯最幸福、成果最豐富的幾年。在威利安姆·拉柏爾德和保爾這兩位學院的領導人以及威廉·羅普克、路易斯·鮑丁、古克里爾莫·費萊羅，還有他在孩提時代就建立了親密友情的漢斯·克爾森等志趣相投的學術圈子裡，米瑟斯可以無拘無束地從事他的科研工作。 1933年，也就是在移居瑞士之前，米瑟斯發表了題為《國民經濟學的基本問題》的論文集。這是一本在理論研究方面具有開創性意義的系列論文集。在這些論文中，他首次系統地研究並提出了如何根據邏輯學和認識論的基本原理來表述經濟學問題、經濟法規問題以及經濟學理論與歷史學之間的關係等方面的問題。他後來發表的一系列重要著作，特別是1957年發表的《理論與歷史》這一哲學傑作以及1962年發表的最後一部著作《經濟學的根本基礎》，其基本觀點都來源於這部論文集。 歷史主義和傳統至上主義斷然否定經濟法則的存在，並且認為，人類社會只有歷史，舍此之外，別無他物。此外，實證主義的出現以及由卡爾·波普爾提出的所謂「批判理性主義」的觀點也形成了新的挑戰。沒有任何人像米瑟斯那樣了解這種挑戰的意義了。「維也納學派」，或者更精確地說「施利克圈子」是實證主義者的中心。米瑟斯的弟弟理察就是這個圈子裡的一名重要成員。腓利克斯·考夫曼則既是「米瑟斯圈子」的成員，又是「施利克圈子」的成員，他經常把施利克圈子裡的人帶到米瑟斯舉辦的私人研討會上作客。施利克的學術圈比米瑟斯的學術圈要小一些，起初幾乎沒有什麼影響力。但是，自從這個學術圈的絕大部分成員流亡到盎格魯—撒克遜的英美等國之後，實證主義哲學才開始引人注目，其影響歷經數十年而不衰，至今它已成為西方世界的一種占主導地位的哲學。[18]與歷史主義不同的是，實證主義並不否認經濟法則存在的可能性，但是，它認為，經濟法則只有兩種表述方式：其一，任意（隨機）作出術語規定，採用各種同義反覆的方式對經濟現象進行推導分析，這種表述形式沒有規定某些前提和假設，因此，它不包含任何經驗分析的成分。其二，以經驗和現實為根據的表述形式，這種形式只有在規定前提和假設的情況下才具有實用價值，因此，採用這種形式來表述經濟法則時必須不斷地用經驗來加以檢驗和證明（按照實證主義的觀點，經濟學要麼變成一種毫無意義、毫無實用價值的數學遊戲，要麼變成一種「經驗性的經濟分析手段」或者變成「社會學的不完整的技術手段」，實證主義的這一觀點與歷史主義極為相似，它們均認為，經濟理論和經濟歷史這兩者之間沒有系統的區別；經濟歷史是測驗所有經濟理論的須臾不可缺少的基礎和試驗場）。 同其他絕大部分古典經濟學家一樣，米瑟斯認為。用歷史主義，尤其是實證主義及其錯誤的認識論和方法論來從事經濟科學的研究是不恰當的，因此，他駁斥了實證主義，並且指出實證主義理論是錯誤的。 人們也許認為，實證主義的研究方法在自然科學範疇內的立足點是可靠的。但是，如果把實證主義的研究方法引進經濟學範疇，必然會產生全面的錯誤認識（幾乎所有的實證主義的領袖人物，包括波普爾在內，都是訓練有素的數學家或自然科學家，這種現象絕非偶然）。實證主義者所觀察的僅僅是一些典型的、最基本的經濟現象：其一，無論何時每個人都希望占有更多的財富，即，在財富的多寡之間作出選擇時，每個人都願取其「多」者；其二，每一次在自願的前提下進行的貨物交換都是對交換的雙方有利的（否則這種交換就不可能發生），而且雙方都認為，被交換的商品或勞務是「不平等的」（與付給對方的商品相比，雙方更喜歡通過交換而獲得的商品）。同時，交換的雙方都聲稱在交換過程中給予了對方優惠（即雙方均對自己的商品的價值實行高估，與此同時，對另一方的商品價值實行低估）；其三，貨幣發行量的增加會導致貨幣購買力的下降（從而形成收入再分配的過程）；其四，人為規定的最低工資標準若高於市場形成的最低工資標準會導致失業率的增加。對於波普爾之類的實證主義者而言，以上經濟現象的表述要麼是沒有內容的同義反覆，要麼就是內容豐富的、可以用經驗加以證明的假定或假設。但是，實際上這兩種表述都不能從根本上說明問題。這些現象所反映的只是明顯的事實（它們並不是任意的術語規定，因此，不能用實證主義的方法進行「分析」），是不用假設就客觀存在著的現實狀況（規定最低工資標準是否會導致更高的社會福利水平或者反之會導致更高的失業率以及加劇相對貧困化等問題。人們既不能「嘗試」，也不能「測試」。因為人們清楚地知道，規定最低工資標準絕不可能導致社會福利水平的提高，而只會造成更高的失業率和更嚴重的貧困現象）。上述現象的表述準確地說明了實證主義者和波普爾的門徒們認為不可能或不能科學地闡明的問題：即非假設性的現實認知。按照康德的術語來表述，即先驗的真實的綜合判斷。 然而，米瑟斯並沒有對此滿足，他繼續向前邁進了決定性的一步，將經濟學拓展成為一種十分清楚的演繹科學。一切真正的經濟學原理的出發點都基於一個公理：即人們在其行為過程中都追求某種特定的目標，他們在若干個較高或較低的目標中作出自己的選擇（即作出擇優選擇），以便使他們主觀想像的利益（即幸福）能夠在最大限度上得到滿足。毫無疑問，這一公理真實的，不論是否認它的人或反對它的人都不得不按照這個公理辦事。同公理具有非假設性、先驗性和真實性一樣，在藉助附加的、以經驗為根據的，而且可以證實的假設的前提下，所有直接或間接地從公理中演繹和推導出來的表述也具有非假設性、先驗性和真實性。以經濟法則中的基本理論之一——邊際效用理論為例，它從上述不容置疑的經濟現象的表述中邏輯地推論：每個人的行為方式都相同，即他在任何時候都會對能更滿足其願望的事情作出擇優選擇。邊際效用理論還假定：在具有相同使用價值的前提下，人們為了增加另一種貨物單位，必須使自己儲存的貨物變成可以實行交換的單位，通過交換而獲得的新的貨物單位可以滿足再增加這種原有的貨物儲存而不能滿足的需求（即邊際效用遞減定理）。如果認為這一定理需要用假設或經驗來證明的話，那麼，這種看法不僅是荒謬的，而且也是一種智力紊亂的表現。這一定理的真實性是不可否認的，經濟歷史和社會歷史不可能來「測試」這一定理，而僅能在很有限的程度上以歷史上的具體事例來說明這一定理的有效性。 在日內瓦任教期間，米瑟斯每星期只有兩節課的教學任務，加上良好的外部環境，使他能夠專心致志地從事研究工作。1940年他發表了《國民經濟學：行為與經濟》這部他的主要著作。米瑟斯運用了他在認識論方面的研究成果，以人的行為為出發點，逐步歸納和發展了他過去在貨幣理論、經濟周期理論以及社會制度理論等方面的科研成果，從而創立了完整的理論經濟學體系。 六 到此時為止，米瑟斯在國民經濟學領域的一系列科研成果已達到無人攀越的頂峰。然而，這些豐碩的成果並沒有引起人們的關注和重視，他的著作發表後猶如石沉大海，沒有產生任何影響。直到十年以後，隨著他的著作《人類行為》的發表以及1949年一部用英文重新擴展編纂的《關於經濟學的論文》的發表，米瑟斯的國民經濟學理論才開始產生影響並發揮作用。[19] 自1939年以來，歐洲處於戰爭狀況之中。1940年，當他的《國民經濟學》一書發表的時候，希特勒的軍隊正在向法國挺進，6月14日，德軍占領巴黎，兩天之後法國政府投降。此時的米瑟斯感到他已處在敵國的包圍之中：奧地利、德國、義大利，再加上直通日內瓦門戶的法國陷落。在這種情況下，由於夫人馬爾吉特（她是一位喪夫寡居的歌劇演員，米瑟斯長期向她求婚，1938年兩人才結為伉儷）的催促，米瑟斯決定離開日內瓦，離開歐洲。 在當時紐約蔡斯·曼哈頓銀行的高級經濟師、米瑟斯的好友班傑明·安德森教授的斡旋和幫助下，米瑟斯夫婦獲得了美國的長期移民簽證。1940年7月初，他們夫婦二人乘汽車從日內瓦出發，後來，為了躲避正在向前推進的德軍，他們同其他一些逃亡者一道，不得不選擇危險的秘密小道晝伏夜行，從法國南部輾轉前往西班牙，然後從西班牙轉道里斯本，最後從里斯本前往紐約。 當他們於1940年8月初抵達美國時，米瑟斯已年近六旬。此時，他已是國際上知名的科學家。他的重要著作《貨幣理論及貨幣流通理論》和《公有制經濟》已於30年代中期被譯成英文發表（英譯本的書名分別是《貨幣和信貸理論》和《社會主義》）。此時，任何一位來自歐洲的三流的馬克思主義者或「馬克思主義的門徒」都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地在美國找到一個體面的科研位置，而當米瑟斯——這位最偉大的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理論家——來到資本主義的美國時，美國的各所大學和知識界卻對他表示出一種毫不修飾的、無恥的無情和冷漠。 同許多西歐國家一樣，美國從19世紀以來越來越明顯地走上了福利國家和干預主義政策的道路。自1913年來，美國實行了歷史上前所未有的聯邦國家收入所得稅，建立了聯邦儲備金（FED）制度，成立了中央銀行以及確定了國家對貨幣的壟斷地位。在20年代，美國經歷了一場由聯邦銀行導演的貨幣和信貸的規模空前膨脹過程，最後以「大蕭條」而告終。1929年，美國的失業率為3%，次年就高達10%以上。為了克服這次危機，在赫伯特·胡佛總統任期內，更多的卻是在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任內，美國以法西斯主義的義大利和民族社會主義的德國為榜樣，按照正宗的凱恩斯主義理論實行了一系列「新政」，即：取消金本位制（禁止私人擁有黃金），再次擴大貨幣發行量，擴大信貸規模，由政府控制物價和信貸發行規模，實行關稅保護政策，採取充分就業措施，實行平等的收入再分配調整和社會保障政策，提高稅收，發行國債，等等。儘管這一系列政策導致了明顯的失敗——到1933年，美國的失業率已高達25%，直到美國正式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失業率也從未降低到15%以下——但賦予這些政策以科學合法性的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及凱恩斯主義在科學上的影響和勢力達到了無人企及的程度。[20]對於那些順應所謂的時代精神，向當時占統治地位的凱恩斯主義妥協讓步並鞠躬致敬的人，例如米瑟斯當年的學生戈特弗里德·馮·哈勃勒爾，弗里茨·馬赫魯普以及奧斯卡·摩根斯坦，所有科學殿堂的大門都敞開著的：哈勃勒爾當上了哈佛大學教授；馬赫魯普先是進入了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後來轉入普林斯頓大學；摩根斯坦也進入了普林斯頓大學。相反，像米瑟斯這樣一位絲毫不向所謂的「新經濟學」作出妥協和讓步，並且把凱恩斯主義視為已有上百年歷史的通貨膨脹的錯誤理論的新翻版的著名學者，在美國的「一流」大學的眼中，是不可接受的。 此時，米瑟斯跌入了他個人生活的最低點。但是，他的意志力和知識分子的勇氣依然頑強旺盛，他並沒有被逆境摧垮。當時他住在貧民窟似的最簡陋的房子裡，依靠自己的積蓄維持生活，並在如此困難的條件下開始撰寫自己的回憶錄，這本胸懷坦蕩、真實感人的回憶錄直到他逝世五年之後才得以發表。直到1941年年初，米瑟斯的境況才開始略有改善。通過他過去的學生約翰·范西克爾的介紹，米瑟斯從洛克菲勒基金會得到了一筆微薄的年度獎學金。後來，這個獎學金一直延長發放到1944年年底。由於獎學金的資助，米瑟斯完成了兩部著作的寫作，即《萬能的政府——極權國家的興起和總體戰》和《論官僚主義》。在《萬能的政府》這一著作中，他分析和研究了國家主義和國家主義意識形態在德國的崛起過程，揭示了納粹黨的民族社會主義與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反資本主義主張在結構上具有相似性，他著重強調了民族社會主義現象是德國傳統的國家主義的繼續。米瑟斯的這一著作是對後來信譽喪盡，但在當時卻風靡一時的德國馬克思主義者弗蘭茨·諾依曼（此時他正擔任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提出的關於民族社會主義是德國大工業家們為了從社會主義的人民大眾手中拯救資本主義的最後一次絕望的嘗試的論點所發起的首次抨擊。他在此間撰寫的《論官僚主義》一書中，系統地分析了私有制經濟的官僚主義——即以贏利為目的的，同時又受到虧損威脅的企業官僚主義的經營管理——與國家官僚主義——即依靠稅收提供財政來源而進行的生產或勞務的管理——這兩者之間的區別。 在同一時期內，由於紐約《時代》雜誌負責經濟政策的專欄「社論主筆」、美國著名的經濟新聞記者亨利·黑茲利特的推薦，米瑟斯在《時代》雜誌上發表了一系列有關世界經濟問題的論文。[21]這些論文引起了美國製造商協會的重視。應該協會的邀請，米瑟斯成為協會行動準則委員會的成員。他從1943年至1954年在該協會持續十一年的活動中結識了許多信奉市場經濟的著名企業家。1945年，米瑟斯應邀到紐約大學（NYU）擔任臨時客座教授，從此，他又開始了他的教學生涯。從1949年起，到以87歲高齡、作為全美國年資最高、學術活動最為活躍的教授退休為止，他終於從一位臨時客座教授變成了擁有終生的、全位置的客座教授。令人感到極為驚訝的是，在這麼漫長的歲月里，米瑟斯的薪水並不是由他執教的大學，而是由一家私人基金會——威利安·福爾克基金會支付。儘管如此，或許恰恰因此，紐約大學始終把米瑟斯視為一位二流教授。 七 1949年，米瑟斯發表了厚達上千頁的長篇巨著《人類行為》。在這部科學巨著問世之際，亨利·黑茲利特在為《新聞周刊》撰寫的一篇評論中寫道：「簡而言之，《人類行為》是一部有史以來最不妥協、最旗幟鮮明的捍衛資本主義的著作。如果有一本書能夠阻止國家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和專制主義在過去的年代裡造成的意識形態泛濫成災的狀況的話，那麼，《人類行為》就是一本這樣的書。」該著的前身是米瑟斯著寫的《國民經濟學》，由於時間的推移，《國民經濟學》這部著作已經從德文的書市上完全消失，原書亦絕版，那位出版此書的瑞士出版商在印行了這部著作之後不久，就因戰亂而破產。《人類行為》是一部難度極大的純理論著作，它的問世無疑是出版業的一個巨大成就。儘管這部著作遭到了在美國各名牌大學中占統治地位的那些信奉社會主義和凱恩斯主義知識分子的激烈攻擊和無情批判，如約翰·肯尼思·加爾布雷思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但所有的這一切都無法阻止《人類行為》不斷地——至今仍然如此——贏得越來越多的讀者，其發行量歷經40年而不衰，出版商除了印行了精裝本外，還增印了簡裝本。 更重要的是，米瑟斯清楚地認識到，美國的科學精英層同歐洲的知識界一樣，他們中間的大部分人具有濃厚的反資本主義傾向，他們從政府的稅收中獲得資助和津貼。因此，他們無一例外地都是國家主義者。要想改變這種表面上看來無法阻擋的國家主義傾向，唯一的辦法是直接地、不經任何中介或過濾地向廣大讀者全面地闡明這一事實。《人類行為》以其清晰明快的語言、系統的構思以及米瑟斯特有的對人類行為學中的公理演繹法的運用，逐步深入的邏輯論證，圓滿地實現了這一目標。《人類行為》的讀者範圍以及因這部著作的影響而變成米瑟斯主義者的人們，從當年到如今，包括了所有社會階層和處在各種不同生活環境中的人：學者、大學生、企業家、牧師、記者、律師、醫生、工程師和家庭婦女。後來，這部著作被譯成義大利文、法文、西班牙文、中文和日文。米瑟斯和他的《人類行為》這一著作的影響範圍從一國擴展到全世界，從而形成了一場以「奧地利學派」和「奧地利經濟學派」為代表的國際性的知識分子運動。 《人類行為》一書的出版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導致了《社會主義》和《貨幣和信貸理論》這兩部著作在50年代的再版和發行量的擴大。1957年，米瑟斯又發表了另一部著作《理論與歷史學——關於社會和經濟發展的解釋》。這是繼《人類行為》之後他最鍾愛的一部著作。在該著作中，米瑟斯再次深入全面地闡述了經濟學、經濟法則與歷史學、社會學和心理學及其對世界的解釋這兩類學科之間的關係。他把經濟學和經濟法則視為一門演繹科學，一種先驗的、真實的陳述以及一種不容置疑的預言。把歷史學、社會學和心理學及其對世界的解釋稱為一些建立在對行為意義（Handlungssinn）的「理解」（這個理解是W.迪爾泰斯和M.韋伯定義的理解）基礎上的，始終「只有」非先驗性的真實陳述，並且不斷提出「單純的」推測性預言的學科。米瑟斯在此書中闡述的觀點使馬克思主義和歷史主義受到了系統性的，甚至是毀滅性的批判。60年代初，米瑟斯的《自由主義》和《國民經濟學的基本問題》這兩部著作的英譯本在美國發表。1962年，年逾八旬的米瑟斯又發表了他的新著《經濟學的根本基礎》，從而在哲學領域內完成了他對實證主義以及波普爾理論的最後一次清算。 米瑟斯在撰寫以上著作的同時，還非常活躍地從事教學工作，應邀作專題講座、報告，等等。1948年年底，他再次發揚了他在維也納舉辦私人研討會的傳統，開始在紐約大學每周舉辦一次「經濟理論研討會」。從此，他二十多年堅持不懈地舉辦這個研討會，直到1969年才因年邁體弱而停止這項學術交流活動。「經濟理論研討會」的參加者既有正式大學生，也有非正式的聽眾。居住在紐約附近的一些米瑟斯的崇拜者，如青少年和退休老人，企業家和家庭主婦，新聞記者和法律學家，成果卓著的學者或即將成名的學者都紛紛與會，濟濟一堂。與維也納時期相同的是，後來從紐約研討會的圈子也湧現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科學家。其中有如今在紐約大學擔任經濟學教授的伊斯雷爾·柯茲納；如今在內華達大學當經濟學教授的大名鼎鼎的默里·N.羅斯巴德；有「奧地利學派」的領袖人物、米瑟斯的繼承人拉斯·維加斯。當年以中學生的身份闖進米瑟斯的研討會、後來在芝加哥大學的弗里德里希·A.哈耶克教授指導下取得博士學位、如今已是歷史學家的拉爾夫·雷科教授是如此描述米瑟斯的魅力的：「米瑟斯具有博大精深的學術造詣……他闡述的問題像笛卡爾的學說一樣清晰明了（他以深入淺出的語言，簡單明了的例子來說明複雜的學術問題，只有真正的大師才能如此駕輕就熟）；他的每一個手勢，每一個目光都充滿了對理智的崇敬；他以禮貌、友好和理解的態度平等地對待每一個人，即使對初學者也依然如此；他的演講充滿了知識和睿智，幽默風趣，人們說，米瑟斯是一名在大都市中成長起來的學者，既像柏林人，又像巴黎人或紐約人，但更具有維也納人的那種溫文爾雅的特點。這一切都使我有理由說：我在我的青少年時代就結識了偉大的米瑟斯，他為我的一生樹立了一個精神典範，告訴我怎樣才能成為一名完美的知識分子。這樣的典範在其他一些學者中間是永遠無法找到的。與芝加哥、普林斯頓或哈佛等大學的那些才智一般的教授們相比，米瑟斯的水平無人能夠超越（當然，用米瑟斯的標準來衡量這些教授似乎並不公平，因為他們與米瑟斯是兩種截然不同類型的人）。」[22] 1947年，弗里德里希·A.哈耶克和W.羅普克發起成立了由一批主張實行市場經濟的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組成的國際性的學術組織——蒙·佩爾蘭協會。米瑟斯也是該會的創始人之一。直至60年代，他定期參加協會在世界各地舉行的年會。他滿意地看到參加這一協會的學生和朋友中的一部分人走上了戰後歐洲各國的最高領導崗位，其中，路德維希·艾哈德擔任德國經濟部長；阿爾弗雷德·米勒—阿爾馬克和W.羅普克任艾哈德的顧問，路易基·艾納烏迪成為義大利共和國的第一任總統；雅克·呂埃夫擔任法國總統戴高樂的經濟顧問。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芝加哥學派」在蒙·佩爾蘭協會裡的影響越來越大，協會不斷地向國家主義路線靠攏，並且越來越明顯地暴露出知識分子樂於妥協的弱點，這一切，使米瑟斯的失望感與日俱增。例如，米爾頓·弗里德曼就是對國家實行貨幣壟斷以及發行不能兌現的紙幣等政策的狂熱捍衛者，他主張由國家規定最低工資標準，實行低收入補助，無保留地贊成福利國家的基本原則；他還竭力主張實行累進收入所得稅稅制，並以此作為調整收入的平均再分配的工具。[23]米瑟斯對弗里德曼以及芝加哥學派進行了極為猛烈的批判，他甚至當著眾人之面毫無懼色地將他們斥為一群社會主義的信徒。[24] 1946年，一些私人捐助者為了傳播自由市場經濟的思想，集資並贊助成立了經濟學教育基金會，米瑟斯也是這個基金會的成員之一。基金會會址設在哈德遜河畔的一個名叫歐文頓的鄉村中，離米瑟斯在曼哈頓的住宅只有近一小時的汽車裡程。他定期到基金會為大學生、學者，以及來自各行各業的經濟學愛好者授課、作報告、舉辦研討會，他堅持不懈地舉行上述活動，歷時長達二十年之久。此外，由於他與美國製造商協會的密切聯繫及與威利安·福爾克基金會之間的關係，請他到美國各地的基金會、協會、各種團體以及各大學作報告的邀請信如雪片般飛來。隨著這些頻繁的邀請和米瑟斯的傑出演講，他的聲望與日俱增，其演講和報告的旅程從全美國的範圍擴展到歐洲、中美洲和南美洲各地。 由於多年來患有重聽耳疾，1969年，米瑟斯終於告別了他的大學講壇。在他生命的最後兩年里，他的體力明顯不支。1973年10月10日，結束了在瑞士阿爾卑斯山的度假旅行剛剛返回美國不久的路德維希·馮·米瑟斯在紐約與世長辭，享年92歲。 八 同他在奧地利的經歷一樣，在他的第二故鄉——美國，米瑟斯最終也沒有從根本上成功地改變政治發展的方向。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的社會向福利國家方向的轉變進程一如既往地向前發展。這一進程在民主黨執政期間發展較快，在共和黨執政期間發展較慢。但無論是哪一個政黨執政，其發展方向總是相同的。與當年在奧地利（包括德國在內）的情況不同的是，米瑟斯成功地使「奧地利經濟學派」在美國的大地上紮下根來。該學派的成員不單由科學家組成，而且還包括許多並非從事科研工作的普通群眾。在各種流行的學術模式的興盛與衰敗的不斷更替之中，奧地利經濟學派不但生存下來，而且始終昂首挺立，成為思想運動中的一面旗幟。在他逝世的時候，無論是他的敵人還是朋友，都一致公認路德維希·馮·米瑟斯——這位奧地利人——是徹底的反對國家主義，主張意志自由和保守主義運動及文化運動的傑出的知識領袖。[25]這場反對國家主義、主張意志自由和保守主義的思想運動及文化運動最初發軔於反對羅斯福的「新政」，主張維護美國的自由傳統，即「古典的保守主義」（Old Right）。[26]它使許多美國人緊密地團結在一起，而米瑟斯是他們公認的領袖。 米瑟斯逝世之後，這場曾經由他領導的運動經歷了多次波折。同其他大部分西歐國家一樣，從70年代開始，在美國的經濟生活中首次出現了滯脹現象——即經濟蕭條與通貨膨脹同時並存的現象（而以往通常是通貨膨脹之後緊隨而至的是緊縮信貸，因此導致蕭條）。按照凱恩斯的理論，這種現象是「不可能」出現的。凱恩斯認為，通貨膨脹恰恰是擺脫蕭條的手段！因此，到那時為止，幾乎在所有美國一流大學中具有至高無上統治地位的凱恩斯主義的理論基礎從根本上動搖了，而且至今仍未從這一危機中恢復過來。1974年，在米瑟斯逝世一周年後，哈耶克因在發展米瑟斯—哈耶克經濟周期理論方面所作出的傑出貢獻而獲諾貝爾經濟學獎，他是第一位獲此殊榮的非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米瑟斯的逝世以及哈耶克獲諾貝爾獎這兩個事件引起了人們對「奧地利經濟學派」的更大興趣。學術界重新開始尊重並研究在凱恩斯主義鼎盛時期他們曾經置之不理或曾經遺忘的「奧地利經濟學派」。許多基金會明確表示它們願意承擔有關資助項目。有關「奧地利學派」的大型研討會不斷舉行，這方面的著作成堆成捆地發表。米瑟斯當年的一些學生，後來改換門庭投靠凱恩斯學派的知名人士，如弗利茨·馬赫魯普和戈特弗里德·馮·哈勃勒爾再次易幟，宣布他們是「奧地利學派的學者或傳人」。 70年代末，尤其是里根總統的任期開始以來，人們對奧地利學派的興趣再次下降。其間，「芝加哥學派」取代了凱恩斯學派的地位，成為在學術界占主導地位的學派。為了在里根政府內謀得一官半職，一些原來的奧地利學派的學者以及從該學派得到好處的人開始同米瑟斯的思想體系、同奧地利學派的人類行為學的科學方法論分道揚鑣：哈耶克——這位「適度的、有節制的福利國家論」的擁護者——認為，波普爾的學說以及反理性主義是可以接受的，米瑟斯「太極端」，「太武斷」，「太理性主義了」，必須將他作為「反動分子」從運動中開除出去。[27] 自80年代以來，為了回擊這種賣身求榮的行為，米瑟斯多年的學生默里·N.羅斯巴德領導了一場思想抵抗運動。早在米瑟斯仍健在的1962年，羅斯巴德就發表了《人、經濟和國家》一書，這部著作奠定了他作為米瑟斯精神遺產的繼承人的地位。米瑟斯為這部內容豐富、全面的著作撰寫了書評，並且給予最高的評價。此後，羅斯巴德又發表了許多具有深遠影響的著作[28]和數不勝數的學術論文，因此，在學術能力和學術實力方面奠定了他本人同他極為尊敬的米瑟斯之間不相仲伯的地位。在羅斯巴德的幫助下，米瑟斯的崇拜者、新聞記者盧埃林·H.羅克韋爾於1982年在亞拉巴馬的奧本大學建立了一所路德維希·馮·米瑟斯研究所，該所的全部建所費用和活動經費均由私人捐助。研究所通過它的一系列活動，如舉辦大型學術研討會、教學研討會、資助獎學金生、出版書籍、發行學術雜誌和通俗刊物等，為人們創造了學習和傾聽自由社會思想的場所和機會。研究所再次出版了米瑟斯在幾十年前發表的著作《自由主義》。在這部任何時候都具有現實意義的不朽著作中，米瑟斯明確無誤、言簡意賅地指出：私有制以及建立在勞動分工基礎之上的互利互惠的商品交換是人類的道德倫理和經濟繁榮以及人類幸福的基礎；政府的唯一職能是保護私有財產、私人產權以及實行與此密不可分的市場經濟，政府既不能干預和「糾正」市場上自然形成的人們的收入分配關係和財產分配關係，也不能干預和「糾正」國民教育以及教育事業，政府不應當擁有不受任何制約的權力，隨時並任意地去以大欺小、以強凌弱；必須貫徹實行自由貿易的主張，在國際範圍內實行金本位制。 上述工作取得了顯著成效。如今，由米瑟斯發起的自由主義思想運動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加深入普及、更富有影響力。米瑟斯的全部著作目前都在重新印刷和出版過程中，他的新著《論文集》也將問世。許多米瑟斯主義者目前正在美國的眾多大學執教，很多經濟學家都把奧地利學派作為自己的研究範圍和研究方向。大學生們對以米瑟斯為代表的奧地利經濟學派的學習興趣也在持續、快速地增長。奧地利學派—米瑟斯主義的影響與日俱增。如今，它在美國的公眾輿論以及國家的政治生活中已形成了一種明顯的、不可忽視的知識力量。米瑟斯早就準確預言的社會主義的不可行性，由於社會主義在東歐的迅速、急劇的虛脫而得到證實，這一點，更增加了奧地利學派—米瑟斯主義在國際上的影響。 在20世紀末行將到來的今天，儘管米瑟斯預測的美國和西歐福利國家的危機徵兆越來越明顯尖銳，但是，他的思想還遠遠沒有獲得全面的勝利。正如他為1962年在美國出版的《自由主義》一書撰寫的前言中所指出的那樣：「當我在35年前試圖將以自由主義的思想和原則聞名於世的社會哲學作一個歸納和總結的時候，我並沒有奢望我的這些論著將能阻止由於歐洲各國公開奉行的政策所導致的迫在眉睫的危險和災難。我僅僅是想藉此為那些正在思索的少數人提供一個學習古典自由主義的目標及其作用的機會，以便使人們在經歷了這場即將到來的災難和崩潰之後，為重新樹立自由的精神鋪通一條道路。」 參考書目 路德維希·馮·米瑟斯著： Theorie des Geldes und Umlaufsmittel，München，1912（2.Auflage 1924）；englisch：Theory of Money and Credit，1981（engl.Erstveröffentlichung 1934）. 《貨幣理論及貨幣流通理論》，慕尼黑，1912年第一版，1924年再版，1934年發行英文第一版，英譯本書名為《貨幣和信貸理論》，1981年再次印行。 Nation，Staat und Wirtschaft：Beiträge zur Politik und Geschichte der Zeit，Wien，1919；englisch：Nation，State and Economy，New York，1983. 《民族，國家與經濟》，維也納，1919年版，英譯本於1983年出版。 Die Gemeinwirtschaft：Untersuchung über den Sozialismus，Jena，1922（2.Auflage 1932；Neuauflage im Philosophia Verlag，München）；englisch：Socialism：An Economic and Socidogical Analysis，Indianapolis，1981（engl.Erstveröffentlichung 1936）. 《公有制經濟——對社會主義的考察》，耶拿，1922年版，1932年由慕尼黑哲學出版社重新印行，英譯本於1936年第一次發行，1981年再版。 Geldwertstabilisierung 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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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äuerlichen Verhältnisses in Galizien（1772—1848），Wiener Staats—wissenschaftliche Studien，4.Bd，2Hft.〕 卡爾·格呂貝格（Carl Grünberg）於20年代初應邀到梅茵河畔的法蘭克福大學任教，並擔任這所大學的社會學研究所第一任所長。後來，該所在馬克斯·赫爾克海姆的領導下，與特奧多·阿多爾塔、海爾貝爾特·馬爾科澤以及尤爾根·哈勃爾馬斯等人建立了密切聯繫，成果卓著，贏得了很高的聲譽。 [4] 卡爾·門格爾（1840—1921年），他單獨或與W.St.耶馮斯以及L.瓦爾拉斯合作，創立了主觀主義價值論和新古典經濟學，同時也是維也納邊際效用學派的創始人。在「方法論的論爭」中，他作為純理論的辯護者反對施莫勒和歷史學派的理論。當米瑟斯在維也納大學開始其學業時，門格爾正準備結束他自1873年就已在該校從事的教學生涯。門格爾與米瑟斯兩人之間的個人關係直到1910年以後才建立起來。 門格爾過早退出社會生活舞台的原因是他個人的悲觀主義情緒日趨強烈。在19世紀最後的三十多年時間裡，歐洲各國紛紛背棄了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尤其是在19世紀70年代末，奧地利也加入了背棄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行列之中，門格爾將這一切視為即將到來的災難的徵兆。他認為這場災難勢所難免。在維也納大學，他變得越來越孤立，其個人影響也日漸消失。奧地利和維也納的講台越來越多地被普魯士德國的歷史學派所占據。門格爾將他的悲觀主義觀點告訴了他的學生和朋友、奧匈帝國皇太子魯道爾夫大公，魯道爾夫大公與他的戀人於1889年在邁耶林雙雙自殺身亡。 [5] 歐根·馮·波姆—巴威克（1815—1914年）系統地發展了門格爾關於利息理論和資本理論方面的思想。他的紀念碑似的代表作是三卷本著作《資本和資本利息》。他對勞動價值的批判給予馬克思的經濟學以致命的一擊。波姆與卡爾·門格爾一樣信奉自由主義。他在擔任財政部長期間主張嚴格地保持奧地利貨幣的金本位制，而且主張在沒有中央銀行幫助的前提下實現預算平衡。 其他參加波姆舉辦的研討會的著名人士有瓦爾拉斯學派的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得；實證主義哲學家奧托·紐拉特；原馬克思主義者，後任奧地利社會民主黨領袖的奧托·鮑爾。 [6] 只有當貨幣是一種商品貨幣，而且具有其他非錢幣性的用途時（例如黃金可用來做裝飾品），這種貨幣量的增加才理所當然是有利的。也就是說，只有貨幣以消費品或資本貨物的形態、用於非錢幣的目的時，其總量的增加才有益無害，在這個前提下，當它作為錢幣使用時，無論其總量的大小如何，均同樣是「最佳的」。 [7] 米瑟斯在他後來發表的著作中甚至走得更遠。他指出：為了完全避免經濟周期的循環問題，必須制止任何用黃金來支付空頭紙幣的行為。作為儲蓄銀行的商業銀行，在進行儲蓄業務時，必須保證每一個儲蓄人有權在任何時候都可以從銀行提取現金（這與儲蓄銀行和借貸銀行的功能相反，客戶在這種銀行提取現金，必須預先通知解約期限），而且，銀行還必須擁有百分之百的儲備金。 米瑟斯關於經濟周期理論的論述詳見他於1928年發表的《貨幣價值的穩定和周期政策》（Geldwertstabilisierung und Konjunktur-Politik）一書。他的這一理論被哈耶克本人以及哈耶克撰寫的《價格與生產》（Prices and Production）一書介紹到講英語的國家和地區。1974年，米瑟斯去世剛剛一周年，哈耶克就因他在發展米瑟斯—哈耶克的周期理論方面對經濟學作出的貢獻而獲得諾貝爾獎。 米瑟斯的《貨幣理論及貨幣流通理論》（Theorie des Geldes und Umlaufmittel）一書發表後，凱恩斯即於1914年對該書發表了評論（詳見《經濟評論》第14期，第417—419頁。Economic Journal XXIV：417—419）。凱恩斯對該書進行了一番讚揚之後，繼而評價米瑟斯的觀點是「非建設性的」，而且「並不新穎」。後來凱恩斯承認他當時不懂德語。他在1930年發表的《論貨幣》（Treatise on Money）一書中承認：「使用德文時，我只能清楚地看懂我已知道的東西，所以，往往因我的語言障礙而不能了解一些新的思想。」 [8] 鮑爾因這次「出賣」行為受到了他的同志們的猛烈抨擊。因此，他轉而對米瑟斯大動公憤，唆使一些大學生攻擊米瑟斯，但終未能達到將他從維也納大學的教師崗位上趕走這一目的。 [9] 美元與德國馬克之間的比價在1914年是1∶4，而在德國養老金制度改革開始之前的1923年11月，其比價已高達1∶4.2萬億！ [10] 早在1919年米瑟斯就發表了《民族、國家和經濟》（Nation，Staat und Wirtschaft）一書。在這部著作中，他利用了許多當代歷史資料來研究戰後的國際秩序問題，尤其是民族主義問題。正如他在後來發表的、今天再版的《自由主義》（中譯本：《自由與繁榮的國度》）一書中所指出的那樣，只有嚴格地奉行不干預主義政策，其中包括國家放棄對學校和教育事業的任何干預，才能保證各個不同的國家、不同的宗教以及不同的民族之間和諧的共同生活。 [11] 弗里德里希·馮·威塞爾（1842—1926年）與波姆—巴威克有姻親關係，他是繼波姆之後維也納學派的第二代學者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於1903年接替了門格爾在維也納大學的教席。與門格爾和波姆的區別在於，威塞爾既是國家主義者，又是社會改良主義者，他是哈耶克的第一位老師。 [12] 參閱E.克雷文《僑居國外的奧地利經濟學家》，載《政治經濟學史》1987年第18期，第5頁。（The Emigration of Austrian Economists，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實際上排猶問題對米瑟斯謀求大學教授席位所造成的影響不大。哈耶克在他的一篇未寫完的關於《帕爾格雷夫新辭典》（New Palgrave Dictionary）的論文中認定：當時在維也納大學，尤其在經濟專業所屬的法律系裡，就有許多猶太人擔任教授職務。但按慣例，聘任一名猶太人必須得到維也納猶太教公會的批准，而且能否獲得這一批准對於聘任有著至關重要的意義。由於米瑟斯對社會主義思想體系進行了猛烈的、近乎毀滅性的批判，引起了維也納猶太教公會的極大不滿。因此，聘請米瑟斯擔任教授一事與反資本主義的維也納猶太教公會從中阻攔有著重要的關係。 [13] 奧特馬爾·施番、漢斯·邁耶爾和腓迪南德·克拉夫·德根費爾德—熊堡爾格三人接替了這三個教授席位。施潘是一名工會社會理論（普遍主義）學派的代表人物，對國民經濟學理論幾乎一竅不通，而且他還是一位反猶主義者，是知名的民族社會主義（納粹）理論家。邁耶爾是最受威塞爾寵愛的學生，他毫無保留，而且毫無創新地繼承了威塞爾的衣缽，堪稱為機會主義的大師。為了不斷地適應當時變化無常的政治現實，他先是國家主義的社會改良分子，自從1938年奧地利被納粹德國吞併後，他又變成了一名納粹分子，藉機抨擊他的仇人施潘還納粹得不徹底（不久以後，施潘就被逮捕並遭到拷打）。蘇聯紅軍占領維也納後，他又變成了一名共產黨員，最後變成社會民主黨的信徒。德根費爾德是格呂貝格的繼承人，他是一位無足輕重、毫無影響的經濟學理論家，他的資格和能力僅限於擁有貴族封號，以及使他的模樣變了形的戰爭創傷和對猶太人的仇視。 其間，米瑟斯得到了兩次應聘去德國高等學府擔任教授的機會。一次是1925年去基爾大學，另一次是1928年去柏林高等商業學院，但每次對方談到這一意向時，立即就有人煽動起針對米瑟斯的運動，使這兩次聘請均未成功。 米瑟斯對由德國歷史學派占主導地位的、由一批無甚名氣的德國社會科學家們組成的德國社會政治研究會進行了毀滅性的批判。但是，在德意志帝國里仍有一批與米瑟斯友好相處、相交甚篤的學者。其中知名的就有馬克斯·韋伯、馬克斯·謝勒、雷歐波爾德·馮·威澤、阿爾伯特·漢恩、瓦爾特·祖爾茲巴赫、威廉·羅普克、亞力山大·呂斯托夫、戈茲·布里夫斯、格奧爾格·哈爾姆、理察·巴索夫、愛伯哈德·戈特漢和路德維希·波勒，等等。 [14] 弗里茨·馬赫魯普是唯一的一位在米瑟斯的指導下完成博士論文的學生，他後來成為著名經濟學家。弗里德里希·A.哈耶克、戈特弗里德·馮·哈勃勒爾和奧斯卡·摩根斯坦等人直到獲得博士學位之後才「正式」成為米瑟斯的學生。這幾位後來的學生都通過了在大學授課的資格考試，而唯獨馬赫魯普未能通過。他至少必須獲得三個正教授中的其中一位的支持才行，但邁耶爾教授拒絕了他的請求，因為他是米瑟斯的學生。而施潘教授和德根費爾德教授不支持他的理由是他與哈耶克、哈勃勒爾以及摩根斯坦等人不同，因為他是猶太人。 [15] 參閱馬爾吉特·馮·米瑟斯《我與路德維希·馮·米瑟斯的共同歲月》，第203頁。（My Years with Ludwig，von Mises，Appendix One，S.203.） [16] 為了不至於對大學教授失禮，形式上選舉了漢斯·邁耶爾教授擔任學會會長。自從米瑟斯於1934年離開維也納以後，該學會逐漸陷於癱瘓。漢斯·邁耶爾於1938年寫信通知米瑟斯；由於他不屬於雅利安人種，已被學會開除會籍。 [17] 哈耶克於1931年離開奧地利，應聘前往倫敦經濟學院擔任教授；馬赫魯普於1933年流亡美國；哈勃勒爾於1934年去日內瓦，後於1936年遷往美國；摩根斯坦於1937年移居美國。 [18] 維也納圈子的其他成員有奧托·紐拉特、魯道爾夫·卡爾納普、卡爾·G.亨姆佩爾、海爾伯特·費格爾、維克多·克拉夫特、弗里茨·瓦斯曼和古斯塔夫·貝爾格曼。路德維希·威特根斯坦和卡爾·波普爾兩人屬該圈子的外圍人士。 米瑟斯兄弟兩人之間的關係長期以來就很緊張。這種緊張關係在他們的流亡生活中有所緩和，但從未密切交往過。米瑟斯在評論理察撰寫的那本《實證主義》著作時，認為此書從第一頁到最後一頁都是錯誤的。但他卻很讚賞理察關於機率論的客觀頻率分析這一研究成果。米瑟斯通過提出偶然性及無規律性概念的準確定義，在國民經濟學領域內對發展和完善理察·馮·米瑟斯的理論具有決定性的意義，這一重大理論問題在當時很少有人予以關注。 在經濟學領域內對實證主義哲學的全面突破是由米爾頓·弗雷德曼完成的，他於1953年發表的關於《實證主義經濟學的方法論》（The Methodology of Positive Economics）的學術論文澄清了這一理論問題。 [19] 為了強調經濟學具有一種非假設性的、先驗的現實科學的特性，米瑟斯最初將它稱為社會學。後來，由於這一術語被人理解成其他完全不同的含義，於是，他又將經濟學稱為「人類行為學」（行為的邏輯）。 米瑟斯的學生萊昂內爾·羅賓斯率先將米瑟斯有關經濟學的基礎研究成果介紹給講英語的國家和地區。羅賓斯在1932年發表的《經濟學的本質和重要性》（The Nature and Significance of Economic Science）一書中表明了與米瑟斯相同的認識論和方法論的立場。但他在論述過程中也摻雜了一定的水分。直到50年代初實證主義和波普爾的學說實現突破並嶄露頭角為止，羅賓斯的這部著作一直被看成是經濟學方法論的基礎教材和指南。 [20] 凱恩斯學派的學者們竭力掩蓋T.M.凱恩斯曾經認為他的學說與民族社會主義經濟政策是一致的，並利用他們學術權威賦予納粹黨的經濟政策以合法性的這一事實。事實上，凱恩斯在1936年年底為他的《就業、利息、貨幣通論》一書的德文版撰寫的導言中明確無誤地寫道（見該書德文版第8頁）：「19世紀在英國占統治地位的正統傳統從未對德國人的思想產生重大影響。在德國，長期以來就存在著一些重要的經濟學派，它們以其充分的理由對那些採用古典的理論來分析當代出現的問題的做法提出了質疑。……因此，當我將一些在關鍵問題上偏離正統理論的就業和生產理論作為一個整體送呈到你們面前的時候，我也許有理由期待著我本人在德國讀者中所遇到的反抗要比英國讀者的反抗要少得多。……與在自由競爭的條件下以及不干預主義生產條件下的生產和分配的理論相比較，作為整體的就業和生產理論更容易符合和適應專制國家的國情。」 [21] 亨利·黑茲利特在經濟理論、政治問題和哲學問題等方面的著述上頗豐，他的最著名、最有影響的著作《經濟學一課》（Economics in One Lesson）被譯成十多種文字（其中包括德語），至今仍是一本熱門的暢銷書。 黑茲利特曾為米瑟斯的《公有制經濟》一書的英譯文撰寫了書評，因此，他也成為一位米瑟斯的崇拜者和最親密的私人朋友。 [22] R.雷柯：《路德維希·馮·米瑟斯的遺產》，載《自由評論》，1981年9月。（The Legacy of Ludwig von Mises，The Liberarian Review，September 1981.） [23] 參見M.弗里德曼《保證經濟穩定的金融和財政機構》，載《美國經濟評論》，1948年6月。（A Monetary and Fiscal Framework for Economic Stabilit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June1948.）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弗里德曼在美國財政部工作，主管制定和實施企業主的自動預扣稅（Withholding tax），因而對美國政府稅收來源的迅速增加作出了顯著貢獻。 [24] 這也是奧地利學派與芝加哥學派尖銳對立的一種具體表現。另一個明顯的例子是當弗里德里希·A.哈耶克於1950年年初從英國移居美國之後，芝加哥大學經濟系（當時弗里德曼也在該校任教）拒絕了他在該系謀求教職的請求。因此，哈耶克只得在該校的「社會思想委員會」擔任社會學和道德倫理學教授。他的薪水也不由芝加哥大學支付，而是同米瑟斯一樣，由威利安·福爾克基金會支付。 米瑟斯直到他逝世之前一直與哈耶克保持著親密無間的關係，而且深為他自己的得意門生和助教的成就而感到驕傲與自豪。儘管如此，這種良好的師生關係也曾一度被蒙上陰影，因為哈耶克在倫敦經濟學院任教期間深受該學院的同事們以及米瑟斯當年在維也納的朋友卡爾·波普爾的錯誤學說和方法論的影響，這種影響也反映在哈耶克後來從事的政治哲學的科研工作之中，集中體現在他撰寫的《自由憲章》（Verfassung der Freiheit）一書中。哈耶克同弗里德曼一樣，認為福利國家與自由這兩者之間是可以並行不悖、相互統一的。關於米瑟斯與哈耶克之間的區別請參閱J.沙雷爾諾《作為社會理性主義者的路德維希·馮·米瑟斯》（J.Salerno：Ludwig von Mises as Social Rationalist，Review of Austrian Economics.Vol.4，1990）；J.海伯勒爾《路德維希·馮·米瑟斯與奧地利經濟學派》（J.Herbener：Ludwig von Mises and the Austrian School of Economics，Review of Austrian Economics，Vol.5，2，1991）；M.N.羅斯巴德《奧地利經濟學派的現狀》（M.N.Rothbard：The Present State of Austrian Economics，Working Paper，Auburn，Al：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1992）；以及H.H.赫柏《哈耶克論政府和社會進步》（H.H.Hoppe：F.A.Hayek on Government and Social Evolution.A Critique，Review of Austrian Economics，Vol.7，2，1993）。 [25] 在美國「自由」（Liberal）一詞的含義與歐洲的「社會民主主義」（Sozialdemokratisch）一詞的含義相同。因此，米瑟斯等古典自由主義理論家選用了「意志自由」（Libertarian）這一表達方式，以示他們與社會民主主義者之間的區別。 [26] 20年代至30年代，美國的「古典保守主義」（Old Right）最有影響的代表人物是一些新聞記者和作家，例如亨利·L.門肯、艾伯特·傑伊·諾克、羅莎·懷爾德·萊恩和加雷特·加勒特等人。 [27] 哈耶克有意或無意地助長了這種趨勢，在米瑟斯去世之前以及哈耶克獲諾貝爾獎之前，他一直毫無保留地將米瑟斯稱為「大師」。嗣後，他在為米瑟斯的《回憶錄》（1978年出版）以及《社會主義》（1981年出版）撰寫引言時，一方面對米瑟斯大加讚揚，另一方面卻在這些讚揚的包裝之下不斷地抨擊、指責他「過分的理性主義」「武斷和不容爭辯」「先驗論」，等等。 [28] 例如：《美國的大蕭條》（America’s Great Depression，1963）；《權力與市場》（Power and Market，1970）；《為了新的自由》（For A New Liberty，1973）；《自由的倫理觀》（The Ethics of Liberty，1982）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