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人生 · 廬山遊記（節選）
十七，四，九
昨夜大雨，終夜聽見松濤聲與雨聲，初不能分別，聽久了才分得出有雨時的松濤與雨止時的松濤，聲勢皆很夠震動人心，使我終夜睡眠甚少。
早起雨已止了，我們就出發。從海會寺到白鹿洞的路上，樹木很多，雨後清翠可愛。滿山滿谷都是杜鵑花，有兩種顏色，紅的和輕紫的，後者更鮮艷可喜。去年過日本時，櫻花已過，正值杜鵑花盛開，顏色種類很多，但多在公園及私人家宅中見之，不如今日滿山滿谷的氣象更可愛。因作絕句記之：
長松鼓吹尋常事，最喜山花滿眼開。
嫩紫鮮紅都可愛，此行應為杜鵑來。
到白鹿洞。書院舊址前清時用作江西高等農業學校，添有校舍，建築簡陋潦草，真不成個樣子。農校已遷去，現設習林事務所。附近大松樹都釘有木片，寫明保存古松第幾號。此地建築雖極不堪，然洞外風景尚好。有小溪，淺水急流，琤琮可聽；溪名貫道溪，上有石橋，即貫道橋，皆朱子起的名字。橋上望見洞後諸松中一松有紫藤花直上到樹杪，藤花正盛開，艷麗可喜。
白鹿洞本無洞；正德中，南康守王溱開後山作洞，知府何濬鑿石鹿置洞中。這兩人真是大笨伯！
白鹿洞在歷史上占一個特殊地位，有兩個原因。第一，因為白鹿洞書院是最早的一個書院。南唐昇元中（937-942）建為廬山國學，置田聚徒，以李善道為洞主。宋初因置為書院，與睢陽石鼓嶽麓三書院並稱為「四大書院」，為書院的四個祖宗。第二，因為朱子重建白鹿洞書院，明定學規，遂成後世幾百年「講學式」的書院的規模。宋末以至清初的書院皆屬於這一種。到乾隆以後，樸學之風氣已成，方才有一種新式的書院起來；阮元所創的詁經精舍、學海堂，可算是這種新式書院的代表。南宋的書院祀北宋周邵程諸先生；元明的書院祀程朱；晚明的書院多祀陽明；王學衰後，書院多祀程朱。乾嘉以後的書院乃不祀理學家而改祀許慎鄭玄等。所祀的不同便是這兩大派書院的根本不同。
朱子立白鹿洞書院在淳熙己亥（1178），他極看重此事，曾札上丞相說：
願得比祠官例，為白鹿洞主，假之稍廩，使得終與諸生講習其中，猶愈於崇奉異教香火，無事而食也。 (《廬山志》八，頁二，引《洞志》。)
他明明指斥宋代為道教官觀設祀官的制度，想從白鹿洞開一個儒門創例來抵制道教。他後來奏對孝宗，申說請賜書院額，並賜書的事，說：
今老佛之宮布滿天下，大都逾百，小邑亦不下數十，而公私增益勢猶未已。至於學校，則一郡一邑僅置一區，附廓之縣又不復有。盛衰多寡相懸如此！(同上，頁三。)
這都可見他當日的用心。他定的《白鹿洞規》，簡要明白，遂成為後世七百年的教育宗旨。
廬山有三處史跡代表三大趨勢：（一）慧遠的東林，代表中國「佛教化」與佛教「中國化」的大趨勢。（二）白鹿洞，代表中國近世七百年的宋學大趨勢。（三）牯嶺，代表西方文化侵人中國的大趨勢。
從白鹿洞到萬杉寺。古為慶雲庵，為「律」居，宋景德中有大超和尚手種杉樹萬株，天聖中賜名萬杉。後禪學盛行，遂成「禪寺」。南宋張孝祥有詩云：
老乾參天一萬株，廬山佳處浮著圖。
只因買斷山中景，破費神龍百斛珠。
(《志》五，頁六十四，引《程史》。)
今所見杉樹，粗僅如瘦碗，皆近年種的。有幾株大樟樹，其一為「五爪樟」，大概有三四百年的生命了；《指南》(編者按指《廬山指南》)說「皆宋時物」，似無據。
從萬杉寺西行約二三里，到秀峰寺。吳氏舊《志》無秀峰寺，只有開先寺。毛德琦《廬山新志》（康熙五十九年成書。我在海會寺買得一部，有同治十年，宣統二年，民國四年補版。我的日記內注的卷頁數，皆指此書。）說：
康熙丁亥（1707）寺僧超淵往淮迎駕，御書秀峰寺賜額，改今名。
明光寺起於雨唐中主李瓊。李主年少好文學，讀書於廬山；後來先主代楊氏而建國，李璟為世子，遂嗣位。他想念廬山書堂，遂於其地立寺，因有開國之祥，故名開先寺，以紹宗和尚主之。宋初賜名開先華藏；後有善暹，為禪門大師，有眾數百人。至行瑛，有治事才，黃山谷稱「其材器能立事，任人役物如轉石於千仞之溪，無不如意。」行瑛發願重建此寺。
開先之屋無慮四百楹，成於瑛世者十之六，窮壯極麗，迄九年乃即功。(黃庭堅《開先禪院修造記》，《志》五，頁十六至十八。)
此是開先極盛時。康熙間改名時，皇帝賜額，賜御書《心經》，其時「世之人無不知有秀峰」（郎廷極《秀峰寺記》，《志》五，頁六至七。）其時也可稱是盛世。到了今日，當時所謂「窮壯極麗」的規模只剩敗屋十幾間，其餘只是頹垣廢址了。讀書台上有康熙帝臨米芾書碑，尚完好；其下有石刻黃山谷書《七佛偈》，及王陽明正德庚辰（1520）三月《紀功題名碑》，皆略有損壞。
寺中雖頹廢令人感嘆，然寺外風景則絕佳，為山南諸處的最好風景。寺址在鶴鳴峰下，其西為龜背峰，又西為黃石岩，又西為雙劍峰，又西南為香爐峰，都嵌奇可喜。鶴鳴與龜背之間有馬尾泉瀑布，雙劍之左有瀑布水；兩個瀑泉遙遙相對，平行齊下，下流入壑，匯合為一水，進出山峽中，遂成最著名的青玉峽奇景。水流出峽，入於龍潭。崑山與祖望先到青玉峽，徘徊不肯去，叫人來催我們去看。我同夢旦到了那邊，也徘徊不肯離去。峽上石刻甚多，有米芾書「第一山」大字，今鉤摹作寺門題榜。
徐凝詩「今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即是詠瀑布的。李白《瀑布泉》詩也是指此瀑。舊《志》載瀑布水的詩甚多，但總沒有能使人滿意的。
由秀峰往西約十二里，到歸宗寺。我們在此午餐，時已下午三點多鐘，餓的不得了。歸宗寺為廬山大寺，也很衰落了。我向寺中借得《歸宗寺志》四卷，是民國甲寅先勤本坤重修的，用活字排印，錯誤不少，然可供我的參考。
我們吃了飯，往游溫泉。溫泉在柴桑橋附近，離歸宗寺約五六里，在一田溝里。雨後溝水渾濁，微見有兩處起水泡，即是溫泉。我們下手去試探，一處頗熱，一處稍減。向農家買得三個雞蛋，放在兩處，約七八分鐘，因天下雨了，取出雞蛋，內里已溫而未熟。田隴間有新碑，我去看，乃是星子縣的告示，署民國十五年，中說，接康南海先生函述在此買田十畝，立界碑為記的事。康先生去年死了。他若不死，也許能在此建立一所浴室。他買的地橫跨溫泉的兩岸。今地為康氏私產，而業歸海會寺管理，那班和尚未必有此見識做此事了。
此地離栗里不遠，但雨已來了，我們要趕回歸宗，不能去尋訪陶淵明的故里了。道上見一石碑，有「柴桑橋」大字。舊《志》已說「淵明故居，今不知處」。桑喬疏說，去柴桑橋一里許有淵明的醉石。舊《志》又說，醉石谷中有五柳館，歸去來館。歸去來館是朱子建的，即在醉石之側。朱子為手書顏真卿《醉石詩》，並作長跋，皆刻石上，其年月為淳熙辛丑
1月9日早晨6點多，船到了廣州，因有大霧，直到7點，船才能靠碼頭。有一些新舊朋友到船上來接我，還有一些新聞記者圍住我要談話，有一位老朋友托人帶了一封信來，要我立時開看。我拆開信，中有云：「兄此次到粵，諸須謹慎。」我不很了解，但我知道這位朋友說話是可靠的。那時和我同船從香港來的有嶺南大學教務長陳榮捷先生，到船上來歡迎的有中山大學文學院長吳康先生、教授朱謙之先生，還有地方法院院長陳達材先生，他們還都不知道廣州當局對我的態度。陳榮捷先生和吳康先生還在船上和我商量我的講演和宴會的日程。那日程確是可怕！除了原定的中山大學和嶺南大學各講演兩次之外，還有第一女子中學、青年會、歐美同學會等，四天之中差不多有十次講演。上船來的朋友還告訴我：中山大學鄒魯校長出了布告，全校學生停課兩天，使他們好去聽我的講演。又有人說：青年會昨天下午開始賣聽講券，一個下午賣出了兩千多張。
我跟著一班朋友到了新亞酒店，已是8點多鐘了。我看廣州報紙，才知道昨天下午西南政務會議開會，就有人提起胡適在香港華僑教育會演說公然反對廣東讀經政策，但報紙上都沒有說明政務會議議決如何處置我的方法。一會兒，吳康先生送了一封信來，說：
適晤鄒海濱先生云：此間黨部對先生在港言論不滿，擬勸先生今日快車離省，暫勿演講，以免發生糾紛。
鄒吳兩君的好意是可感的，但我既來了，並且是第—次來觀光，頗不願意就走開。恰好陳達材先生問我要不要看看廣州當局，我說：林雲陔主席是舊交，我應該去看看他。達材就陪我去到省政府，見著林雲陔先生，他大談廣東省政府的「三年建設計劃」。他問我要不要見見陳總司令，我說，很好。達材去打電話，一會兒他回來說：陳總司令本來今早要出發向派出剿匪的軍隊訓話，因為他要和我談話，特別改遲出發。總司令部就在省政府隔壁，可以從樓上穿過去。我和達材走過去，在會客室里略坐，陳濟棠先生就進來了。
陳濟棠先生的廣東官話，我差不多可以全懂。我們談了一點半鐘，大概他談了四十五分鐘，我也談了四十五分鐘。他說的話很不客氣：「讀經是我主張的，祀孔是我主張的，拜關岳也是我主張的。我有我的理由。」他這樣說下去，滔滔不絕。他說：「我民國十五年到莫斯科去研究，我是預備回來做紅軍總司令的。」但他後來覺得共產主義是錯的，所以他決心反共了。他繼續說他的兩大政綱：第一是生產建設，第二是做人。生產的政策就是那個「三年計劃」，包括那已設未設的二十幾個工廠，其中有那成立已久的水泥廠，有那前五六天才開工出糖的糖廠。他談完了他的生產建設，轉到「做人」，他的聲音更高了，好像是怕我聽不清似的。他說：生產建設可以儘量用外國機器、外國科學，甚至於不妨用外國工程師。但「做人」必須有「本」，這個「本」必須要到本國古文化里去尋求。這就是他主張讀經祀孔的理論。他演說這「生產」、「做人」兩大股，足足說了半點多鐘。他的大旨和胡政之先生《粵桂寫影》所記的陳濟棠先生一小時半的談話相同，大概這段大議論是他時常說的。
我靜聽到他說完了，我才很客氣的答他，大意說：依我的看法，伯南先生的主張和我的主張只有一點不同。我們都要那個「本」，所不同的是：伯南先生要的是「二本」，我要的是「一本」。生產建設須要科學，做人須要讀經祀孔，這是「二本」之學。我個人的看法是：生產要用科學知識，做人也要用科學知識，這是「一本」之學。
他很嚴厲的睜著兩眼，大聲說：「你們都是忘本！難道我們五千年的老祖宗都不知道做人嗎？」
我平心靜氣的對他說：五千年的老祖宗，當然也有知道做人的。但就絕大多數的老祖宗說來，他們在許多方面實在夠不上作我們「做人」的榜樣。舉一類很淺的例子來說罷。女人裹小腳，裹到把骨頭折斷，這是全世界的野蠻民族都沒有的殘酷風俗。然而我們的老祖宗居然行了一千多年。大聖大賢，兩位程夫子沒有抗議過，朱夫子也沒有抗議過，王陽明文文i山也沒有抗議過。這難道是做人的好榜樣？
他似乎很生氣，但也不能反駁我。他只能罵現在中國的教育，說「都是亡國教育」；他又說，現在中國人學的科學，都是皮毛，都沒有「本」，所以都學不到人家的科學精神，所以都不能創造。在這一點上，我不能不老實告訴他：他實在不知道中國這二十年中的科學工作。我告訴他：現在中國的科學家也有很能做有價值的貢獻的了，並且這些第一流的科學家又都有很高明的道德。他問：「有些什麼人？」我隨口舉了數學家的姜蔣佐、地質學家的翁文灝李四光、生物學家的秉志——都是他不認識的。
關於讀經的問題，我也很老實的對他說：我並不反對古經典的研究，但我不能贊成一班不懂得古書的人們假借經典來做復古的運動。「這回我在中山大學的講演題目本來是兩天都講『儒與孔子』，這也是古經典的一種研究。昨天他們寫信到香港，要我一次講完，第二次另講一個文學的題目。我想讀經問題正是廣東人士眼前最注意的問題，所以我告訴中山大學吳院長，第二題何不就改做『怎樣讀經』。我可以同這裡的少年人談談怎樣研究古經典的方法。」我說這話時，陳濟棠先生回過頭去望著陳達材，臉上做出一種很難看的獰笑。我當做不看見，仍舊談下去。但我現在完全明白是誰不願意我在廣州「賣膏藥」了。
以上記的，是我們那天談話的大概神情。旁聽的只有陳達材先生一位。出門的時候，達材說，陳伯南不是不能聽人忠告的，他相信我的話可以發生好影響。我是相信天下沒有白費的努力的，但對達材的樂觀，我卻不免懷疑。這種久握大權的人，從來沒有人敢對他們說一句逆耳之言，天天只聽得先意承志的阿諛諂媚，如何聽得進我的老實話呢？
在這裡我要更正一個很流行的傳說。在十天之後，我在廣西遇見一位從廣州去的朋友，他說，廣州人盛傳胡適之對陳伯南說：「岳武穆曾說，文官不要錢，武官不怕死，天下太平矣。我們此時應該倒過來說，武官不要錢，文官不怕死，天下太平矣。」——這句話確是我在香港對胡漢民先生說的。我在廣州，朋友問我見過胡展堂沒有，我總提到這段談話。那天見陳濟棠先生時，我是否曾提到這句話，我現在記不清了。大概廣州人的一般心理，覺得這句話是我應該對陳濟棠將軍說的，所以不久外間就有了這種傳說。
我們從總司令部出來，回到新亞酒店，羅鈞任先生、但怒剛先生、劉毅夫（沛泉）先生、羅努生先生、黃深微（騷）先生、陳榮捷先生，都在那裡。中山大學文學院長吳康先生又送了一封信來，說：
鄙意留省以勿演講為妙。黨部方面空氣不佳，發生糾紛，反為不妙。鄒先生云：昨為黨部高級人員包圍，渠無法解釋。故中大演講只好布告作罷。渠雲，個人極推重先生，故前布告學生停課出席聽先生講演。唯事已至此，只好向先生道歉，並功先生離省，冀免發生糾紛。
1月9日午前11時
鄒校長的為難，我當然能諒解。中山大學學生的兩天放假沒有成為事實，我卻可以得著四天的假期，豈不是意外的奇遇？所以我和陳榮捷先生商量，爽性把嶺南大學和其他幾處的講演都停止了，讓我痛痛快快的玩兩天。我本來買了來回船票，預備趕16日的塔虎脫總統船北回，所以只預備在廣州四天，在梧州一天。現在我和西南航空公司劉毅夫先生商量，決定在廣州只玩兩天，又把船期改到18日的麥荊尼總統船，前後多出四天，坐飛機又可省出三天，我有七天可以飛游南寧和柳州桂林了。羅鈞任先生本想遊覽桂林山水，他到了南寧，因為他的哥哥端甫先生（文莊）死了，他半途折回廣州。他和羅努生先生都願意陪我游桂林，我先去梧州講演，鈞任等到13日端甫開弔事完，飛到南寧會齊，同去游柳州桂林。我們商定了，我很高興，就同陳榮捷先生坐小汽船過河到嶺南大學鍾榮先校長家吃午飯去了。
那天下午5點，我到嶺南大學的教職員茶會。那天天氣很熱，茶會就在校中的一塊草地上，大家圍坐吃茶點談天。嶺大的學生知道了，就有許多學生來旁觀。人越來越多，就把茶會的人包圍住了。起先他們只在外面看看，後來有一個學生走過來對我說：「胡先生肯不肯在我的小冊子上寫幾個字？」我說可以，他就摸出一本小冊來請我題字。這個端一開，外面的學生就擁進茶會的團坐圈子裡來了。人人都拿著小冊子和自來水筆，我寫的手都酸了。天漸漸黑下來了，草地上蚊子多的很，我的薄襪子抵擋不住，我一面寫字，一面運動兩隻腳，想趕開蚊子。後來陳榮捷先生把我拉走，我上車時，兩隻腳背都腫了好幾塊。
晚上黃深微先生和他的夫人邀我到他們家中去住，我因為旅館裡來客太多，就搬到東山，住在他們家裡。10點鐘以後，報館裡有人送來明天新聞的校樣，才知道中山大學鄒魯校長今天出了這樣一張布告：
國立中山大學布告第七十九號
為布告事。前定本星期四五兩日下午2時請胡適演講，業經布告在案。現閱香港華字日報，胡適此次南來接受香港大學博士學位之後，在港華僑教育會所發表之言論。竟謂香港最高教育當局，也想改進中國的文化。又謂各位應該把他做成南方的文化中心。復謂廣東自古為中國的殖民地等語。此等言論，在中國國家立場言之，胡適為認人做父。在廣東人民地位言之，胡適竟以吾粵為生番蠻族。實失學者態度。應即停止其在本校演講。合行布告。仰各學院各附校員生一體知照，屆時照常上課為要。此布。
校長 鄒魯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一月九日
這個布告使我不能不佩服鄒魯先生的聰明過人。早晨的各報記載 8日下午西南政務會議席上討論的胡適的罪過，明明是反對廣東的讀經政策。現在這一樁罪名完全不提起了，我的罪名變成了「認人做父」和「以吾粵為生番蠻族」兩項！廣州的當局大概也知道「反對讀經」的罪名是不夠引起廣東人的同情的，也許多數人的同情反在我的一邊。況且讀經是武人的主張——這是陳濟棠先生親口告訴我的——如果用「反對讀經」做我的罪名，這就成了陳濟棠反對胡適了。所以奉行武人意旨的人們必須避免這個真罪名，必須向我的華僑教育會演說里去另尋我的罪名。恰好我的演說里有這麼一段話：
我覺得一個地方的文化傳到它的殖民地或邊境，本地方已經變了，而邊境或殖民地仍是保留著它祖宗的遺物。廣東自古是中國的殖民地，中原的文化許多都變了，而在廣東尚留著。像現在的廣東音是最古的，我現在說的話才是新的。
假使一個無知的苦力聽了這話忽然大生氣，我一定不覺得奇怪。但是一位國立大學校長，或是一位國立大學的中國文學系主任居然聽不懂這一段話，居然大生氣，說我是罵他們「為生番蠻族」，這未免有點奇怪罷。
我自己當然很高興，因為我的反對讀經現在居然不算是我的罪狀了，這總算是一大進步。孟子說的好；「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去。」鄒魯先生們受了讀經的訓練，硬要我學孔子的「做人」，要我「以微罪行」，我當然是很感謝的。
但9日的廣州各報記載是無法追改的，9日從廣州電傳到海內外各地的消息也是無法追改的。廣州諸公終不甘心讓我蒙「反對讀經」的惡名，所以1月14日的香港英文《南華晨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上登出了中山大學教授兼廣州《民國日報》總主筆梁民志（prof．liang min-chi）的一封英文來函，說：
我盼望能借貴報轉告說英國話的公眾，胡適博士在廣州所受冷淡的待遇，並非因為（如貴報所記）「他批評廣州政府恢復學校讀經課程」，其實完全因為他在一個香港教員聚會席上說了一些對廣東人民很侮辱又「非中國的」（un-chinese）批評。我確信任何人對於廣州政府的教育政策如提出積極的批評，廣州當局諸公總是很樂意聽受的。
我現在把梁教授這封信全譯在這裡，也許可以幫助廣州當局諸公多解除一點同樣的誤解。
我的膏藥賣不成了，我就充分利用那兩天半的時間去遊覽廣州的地方。黃花崗、觀音山、魚珠炮台、石牌的中山大學新校舍、禪宗六祖的六榕寺、六百年前的五層樓的鎮海樓、中山紀念塔、中山紀念大禮堂，都游遍了。中山紀念塔是亡友呂彥直先生（康南爾大學同學）設計的，圖案簡單而雄渾，為彥直生平最成功的建築，遠勝於中山陵的圖案。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中有亡友饒可權先生）墓是二十年前的新建築，中西雜湊，全不諧和，墓頂中間置一個小小的自由神石像，全仿紐約港的自由神大像，尤不相襯。我們看了民元的黃花崗墓，再看呂彥直設計的中山紀念塔，可以知道這二十年中國新建築學的大進步了。
我在中山紀念塔下遊覽時，忽然想起學海堂和廣雅書院，想去看看這兩個有名學府的遺蹟。同游的陳達材先生說，廣雅書院現在用做第一中學的校址，很容易去參觀。我們坐汽車到一中，門口的警察問我們要名片，達材給了他一張名片。我們走進去，路上遇著一中校長，達材給我介紹，校長就引導我們去參觀。東邊有荷花池，池後有小亭，亭上有張之洞的浮雕石像，刻的很工致。我們正在賞玩，不知為何被校中學生知道了，那時正是12點一刻，餐堂里的學生紛紛跑出來看，一會兒荷花池的四圍都是學生了。我們過橋時，有個學生拿著照相機走過來問我：「胡先生可以讓我照個相嗎？」我笑著立定，讓他照了一張相。這時候，學生從各方面圍攏來，跟著我們走。有些學生跑到前面路上去等候我們走過。校長說：「這裡有一千三百學生，他們曉得胡先生來了，都要看看你。」我很想趕快離開此地。校長說：「這裡是東齋，因為老房屋有倒壞了的，所以全拆了重蓋新式齋舍。
那邊是西齋，還保存著廣雅書院齋舍的原樣子，不可以不去看。」我只好跟他走，走到西齋，西齋的學生也知道我來了，也都跑出來看我們。七八百個少年圍著我們，跟著我們，大家都不說話，但他們臉上的神氣都很使我感動。校牆上有石刻的廣雅書院學規，我站住讀了幾條，回頭看時，後面學生都紛紛擠上來圍著我們，我們幾乎走不開了。我們匆匆出來，許多學生跟著校長一直送我們到校門口。我們上了汽車，我對同游的兩位朋友說：「廣州的武人政客未免太笨了。我若在廣州講演，大家也許來看熱鬧，也許來看看胡適之是個什麼樣子；我說的話，他們也許可以懂得五六成；人看見了，話聽完了，大家散了，也就完了。講演的影響不過如此。可是我的不講演，影響反大的多了。因為廣州的少年人都不能不想想為什麼胡適之在廣州不講演。我的最大辯才至多只能使他們想想一兩個問題，我的不講演卻可以使他們想想無數的問題。陳伯南先生們真是替胡適之宣傳他的『不言之教』了！」
我在廣州玩了兩天半，1月11日下午，我和劉毅夫先生同坐西南航空公司的「長庚」機離開廣州了。
我走後的第二天，廣州各報登出了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古直、鍾應梅、李滄萍三位先生的兩個「真電」，全文如下：
（一）廣州分送西南政務委員會，陳總司令、林主席，省黨部，林憲兵司令、何公安局長勛鑒，昔顏介庾信，北陷虜廷，尚有鄉關之思，今胡適南履故土，反發盜憎之論，在道德為無恥，在法律為亂賊矣，又況指廣東為殖民，置公等於何地，雖立正典刑，如孔子之誅少正卯可也，何乃令其逍遙法外，造謠惑眾，為侵略主義張目哉，今聞尚未出境，請即電令截回，徑付執憲，庶幾亂臣賊子，稍知警悚矣，否則老□北返，將笑廣東為無人也，國立中山大學中文系主任古直教員李滄萍鍾應梅，等叩，真辰。
（二）送梧州南寧李總司令、白副總司令、黃主席、馬校長勛鑒，（前段與上電同略）今聞將入貴境，請即電令所在截留，徑付執憲，庶幾亂臣賊子稍知警悚矣，否則公方剿滅共匪，明恥教戰，而反容受劉豫張邦昌一流人物以自玷，天下其謂公何，心所謂危，不敢不告，國立中山大學中文系主任古直教員李滄萍鍾應梅叩，真午。
電文中列名的李滄萍先生，事前並未與聞，事後曾發表談話否認列名真電。所以1月16日《中山大學日報》上登出《古直鍾應梅啟事》，其文如下：
胡適出言侮辱宗國，侮辱廣東三千萬人。中山大學布告驅之，定其罪名為認人做父。夫認人做父，此賊子也，刑罰不加，直等以為遺憾。真日代電，所以義形於色矣。李滄萍教授同此慷慨，是以分之以義，其實未嘗與聞。今知其為北大出身也。則直等過矣。嗚呼道真之妒，昔人所嘆，自今以往。吾猶敢高談教育救國乎。先民有言，丈夫行事當磊磊落落。特此相明，不欺其心。謹啟。
古 直 鍾應梅 啟
這三篇很有趣的文字大可以做我的《廣州雜記》的尾聲了。
193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