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人生 · 高夢旦先生小傳
民國十年的春末夏初，高夢旦先生從上海到北京來看我。他說，他現在決定辭去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所長的事，他希望我肯去做他的繼任者。他說：「北京大學固然重要，我們總希望你不會看不起商務印書館的事業。我們的意思確是十分誠懇的。」
那時我還不滿三十歲，高先生已是五十多歲的人了。他的談話很誠懇，我很受感動。我對他說:「我決不會看不起商務印書館的工作。一個支配幾千萬兒童的知識思想的機關，當然比北京大學重要多了。我所慮的只是怕我自己幹不了這件事。」當時我答應他夏天到上海商務印書館去住一兩個月，看看裡面的工作， 並且看看我自己配不配接受夢旦先生的付託。
那年暑假期中，我在上海住了四十五天，天天到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去，高先生每天把編譯所各部分的工作指示給我看，把所中的同事介紹和我談話。每天他家中送飯來，我若沒有外面的約會，總是和他同吃午飯。
我知道他和館中的老輩張菊生先生、鮑咸昌先生、李拔可先生，對我的意思都很誠懇。但是我研究的結果，我始終承認我的性情和訓練都不配做這件事。我很誠懇的辭謝了高先生。他問我意中有誰可任這事。我推薦王雲五先生，並且介紹他和館中各位老輩相見。他們會見了兩次之後，我就回北京去了。
我走後，高先生就請王雲五先生每天到編譯所去，把所中的工作指示給他看，和他從前指示給我看一樣。一個月之後，高先生就辭去了編譯所所長，請王先生繼他的任，他自己退居出版部部長，盡心盡力的襄助王先生做改革的事業。
民國十九年，王雲五先生做了商務印書館的總理。民國二十一年一月，商務印書館的閘北各廠都被日本軍隊燒毀了。兵禍稍定，王先生決心要做恢復的工作。高先生和張菊生先生本來都已退休了，當那危急的時期，他們每天都到館中來襄助王先生辦事。兩年之中，王先生苦心硬幹，就做到了恢復商務印書館的奇績。
我特記載這個故事，因為我覺得這是一件美談。王雲五先生是我的教師，又是我的朋友，我推薦他自代，這並不足奇怪。最難能的是高夢旦先生和館中幾位老輩，他們看中了一個少年書生，就要把他們畢生經營的事業付託給他；後來又聽信這個少年人的幾句話，就把這件重要的事業付託給了一個他們平素不相識的人。這是老成人為一件大事業求付託人的苦心，是大政治家謀國的風度。這是值得大書深刻，留給世人思念的。
高夢旦先生，福建長樂縣人，原名鳳謙，晚年只用他的表字「夢旦」為名。「夢旦」是在夢夢長夜裡想望晨光的到來，最足以表現他一生追求光明的理想。他早年自號「崇有」，取晉人裴頠《崇有論》之旨， 也最可以表現他一生崇尚實事痛恨清談的精神。
因為他期望光明，所以他最能欣賞也最能了解這個新鮮的世界。因為他崇尚實事，所以他不夢想那光明可以立刻來臨，他知道進步是一點一滴的積聚成的，光明是一線一線的慢慢來的。最要緊的條件只是人人盡他的一點一滴的責任，貢獻他一分一秒的光明。高夢旦先生晚年發表了幾件改革的建議，標題引一個朋友的一句話:「都是小問題，並且不難辦到。」這句引語最能寫出他的志趣。他一生做的事，三十年編纂小學教科書，三十年提倡他的十三個月的曆法，三十年提倡簡筆字，提倡電報的改革，提倡度量衡的改革，都是他認為不難做到的小問題。他的賞識我，也是因為我一生只提出一兩個小問題，鍥而不捨的做去，不敢好高騖遠，不敢輕談根本改革，夠得上做他的一個小同志。
高先生的做人，最慈祥，最熱心，他那古板的外貌里藏著一顆最仁愛暖熱的心。在他的大家庭里，他的兒子、女兒都說:「吾父不僅是一個好父親， 實兼一個友誼至篤的朋友。」他的侄兒、侄女們都說:「十一叔是聖人。」這個聖人不是聖廟裡陪吃冷豬肉的聖人，是一個處處能體諒人，能了解人，能幫助人， 能熱烈的、愛人的、新時代的聖人。他愛朋友，愛社會，愛國家，愛世界。他愛真理，崇拜自由，信仰科學。因為他信仰科學，所以他痛恨玄談，痛恨迷信，痛恨中醫。因為他愛國家、社會，所以他愛護人才真如同性命一樣。他愛敬張菊生先生，就如同愛敬他的兩個哥哥一樣。他愛惜我們一班年輕的朋友，就如同他愛護他自己的兒女一樣。
他的最可愛之處，是因為他最能忘了自己。他沒有利心，沒有名心，沒有勝心。人都說他沖澹，其實他是濃摯熱烈。在他那濃摯熱烈的心裡，他期望一切有力量而又肯努力的人都能成功勝利，別人的成功勝利都使他歡喜安慰，如同他自己的成功勝利一樣。因為濃摯熱烈，所以沖澹的好像沒有自己了。
高先生生於公曆一八七○年一月二十八日，死於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三日，葬在上海虹橋公墓。葬後第四個月，他的朋友胡適在太平洋船上寫這篇小傳。
1936年11月26日
介紹我自己的思想
我在這十年之中，出版了三集《胡適文存》，約計有一百四五十萬字。我希望少年學生能讀我的書，故用報紙印刷，要使定價不貴。但現在三集的書價已在七元以上，貧寒的中學生已無力全買了。字數近百五十萬，也不是中學生能全讀的了。所以我現在從這三集裡選出了二十二篇論文，印作一冊，預備給國內的少年朋友們作一種課外讀物。如有學校教師願意選我的文字作課本的，我也希望他們用這個選本。
我選的這二十二篇文字，可以分作五組。
第一組六篇，泛論思想的方法。
第二組三篇，論人生觀。
第三組三篇，論中西文化。
第四組六篇，代表我對於中國文學的見解。
第五組四篇，代表我對於整理國故問題的態度與方法。
為讀者的便利起見，我現在給每一組作一個簡短的提要，使我的少年朋友們容易明白我的思想的路徑。
第一組收的文字是：
《演化論與存疑主義》
《杜威先生與中國》
《杜威論思想》
《問題與主義》
《新生活》
《新思潮的意義》
我的思想受兩個人的影響最大：一個是赫胥黎，一個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樣懷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沒有充分證據的東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樣思想，教我處處顧到當前的問題，教我把一切學說理想都看做待證的假設，教我處處顧到思想的結果。這兩個人使我明了科學方法的性質與功用，故我選前三篇介紹這兩位大師給我的少年朋友們。
從前陳獨秀先生曾說實驗主義和辯證法的唯物史觀是近代兩個最重要的思想方法，他希望這兩種方法能合作一條聯合戰線。這個希望是錯誤的。辯證法出於海格爾的哲學，是生物進化論成立以前的玄學方法。實驗主義是生物進化論出世以後的科學方法。這兩種方法所以根本不相容，只是因為中間隔了一層達爾文主義。達爾文的生物演化學說給了我們一個大教訓：就是教我們明了生物進化，無論是自然的演變，或是人為的選擇，都由於一點一滴的變異，所以是一種很複雜的現象，決沒有一個簡單的目的地可以一步跳到，更不會有一步跳到之後可以一成不變。辯證法的哲學本來也是生物學發達以前的一種進化理論；依他本身的理論，這個一正一反相毀相成的階段應該永遠不斷的呈現。
實驗主義從達爾文主義出發，故只能承認一點一滴的不斷的改進是真實可靠的進化。我在《問題與主義》和《新思潮的意義》兩篇里，只發揮這個根本觀念。我認定民國六年以後的新文化運動的目的是再造中國文明，而再造文明的途徑全靠研究一個個的具體問題。我說：
文明不是籠統造成的，是一點一滴的造成的。進化不是一個晚上籠統進化的，是一點一滴的進化的。現今的人愛談「解放」與「改造」，須知解放不是籠統解放，改造也不是籠統改造。解放是這個那個制度的解放，這種那種思想的解放，這個那個人的解放：都是一點一滴的解放。改造是這個那個制度的改造，這種那種思想的改造，這個那個人的改造：都是一點一滴的改造。
再造文明的下手功夫是這個那個問題的研究。再造文明的進行是這個那個問題的解決。我這個主張在當時最不能得各方面的了解。當時（民國八年）承「五四」、「六三」之後，國內正傾向於談主義。我預料到這個趨勢的危險，故發表「多研究問題，少談些主義」的警告。我說：
凡是有價值的思想，都是從這個那個具體的問題下手的。先研究了問題的種種方面的種種事實，看看究竟病在何處，這是思想的第一步功夫。然後根據於一生的經驗學問，提出種種解決的辦法，提出種種醫病的丹方，這是思想的第二步功夫。然後用一生的經驗學問，加上想像的能力，推想每一種假定的解決法應該可以有什麼樣的效果，更推想這種效果是否真能解決眼前這個困難問題。推想的結果，揀定一種假定的（最滿意的）解決，認為我的主張，這是思想的第三步功夫。凡是有價值的主張，都是先經過這三步功夫來的。
我又說：
一切主義，一切學理，都該研究。但只可認做一些假設的（待證的）見解，不可認作天經地義的信條；只可認作參考印證的材料，不可奉為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用做啟發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做蒙蔽聰明，停止思想的絕對真理。如此方才可以漸漸養成人類的創造的思想力，方才可以漸漸使人類有解決具體問題的能力，方才可以漸漸解放人類對於抽象名詞的迷信。
這些話是民國八年七月寫的。於今已隔了十幾年，當日和我討論的朋友，一個已被殺死了，一個也頹唐了，但這些話字字句句都還可以應用到今日思想界的現狀。十幾年前我所預料的種種危險——「目的熱」和「方法盲」，迷信抽象名詞，把主義用做蒙蔽聰明停止思想的絕對真理——一一都顯現在眼前了。所以我十分誠懇的把這些老話貢獻給我的少年朋友們，希望他們不可再走錯了思想的路子。
《新生活》一篇，本是為一個通俗周報寫的；十幾年來，這篇短文走進了中小學的教科書里，讀過的人應該在一千萬以上了。但我盼望讀過此文的朋友們把這篇短文放在同組的五篇里重新讀一遍。赫胥黎教人記得一句「拿證據來」，我現在教人記得一句「為什麼？」少年的朋友們，請仔細想想：你進學校是為什麼？你進一個政黨是為什麼？你努力做革命工作是為什麼？革命是為了什麼而革命？政府是為了什麼而存在？
請大家記得：人同畜生的分別，就在這個「為什麼」上。
第二組的文字只有三篇：
《科學與人生觀》序
不朽
易卜生主義
這三篇代表我的人生觀，代表我的宗教。
《易卜生主義》一篇寫的最早，最初的英文稿是民國三年在康奈爾大學哲學會宣讀的，中文稿是民國七年寫的。易卜生最可代表十九世紀歐洲的個人主義的精華，故我這篇文章只寫得一種健全的個人主義的人生觀。這篇文章在民國七八年間所以能有最大的興奮作用和解放作用，也正是因為它所提倡的個人主義在當日確是最新鮮又最需要的一針注射。
娜拉拋棄了家庭丈夫兒女，飄然而去，只因為她覺悟了她自己也是一個人，只因為她感覺到她「無論如何，務必努力做一個人」。這便是易卜生主義。易卜生說：
我所最期望於你的是一種真實純粹的為我主義，要使你有時覺得天下只有關於你的事最要緊，其餘的都算不得什麼……你要想有益於社會，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這塊材料鑄造成器。……有的時候我真覺得全世界都象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緊的還是救出自己。
這便是最健全的個人主義。救出自己的唯一法子便是把你自己這塊材料鑄造成器。
把自己鑄造成器，方才可以希望有益於社會。真實的為我，便是最有益的為人。把自己鑄造成了自由獨立的人格，你自然會不知足，不滿意於現狀，敢說老實話，敢攻擊社會上的腐敗情形，做一個「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曲」的斯鐸曼醫生。斯鐸曼醫生為了說老實話，為了揭穿本地社會的黑幕，遂被全社會的人喊作「國民公敵」。但他不肯避「國民公敵」的惡名，他還要說老實話。他大膽的宣言：
世上最強有力的人就是那最孤立的人！
這也是健全的個人主義的真精神。
這個個人主義的人生觀一面教我們學娜拉，要努力把自己鑄造成個人；一面教我們學斯鐸曼醫生，要特立獨行，敢說老實話，敢向惡勢力作戰。少年的朋友們，不要笑這是十九世紀維多利亞時代的陳腐思想！我們去維多利亞時代還老遠哩。歐洲有了十八九世紀的個人主義，造出了無數愛自由過於麵包、愛真理過於生命的特立獨行之士，方才有今日的文明世界。
現在有人對你們說：「犧牲你們個人的自由，去求國家的自由！」我對你們說：「爭你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爭你們自己的人格，便是為國家爭人格！自由平等的國家不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
《科學與人生觀序》一篇略述民國十二年的中國思想界裡的一場大論戰的背景和內容。在此序的末段，我提出我所謂「自然主義的人生觀」。這不過是一個輪廓，我希望少年的朋友們不要僅僅接受這個輪廓，我希望他們能把這十條都拿到科學教室和實驗室里去細細證實或否證。
這十條的最後一條是：
根據生物學及社會學的知識，叫人知道個人———「小我」——是要死滅的，而人類——「大我」——是不死的，不朽的；叫人知道「為全種萬世而生活」就是宗教，就是最高的宗教；而那些替個人謀死後的天堂淨土的宗教乃是自私自利的宗教。
這個意思在這裡說的太簡單了，讀者容易起誤解。所以我把《不朽》一篇收在後面，專門說明這一點。
我不信靈魂不朽之說，也不信天堂地獄之說，故我說這個「小我」是會死滅的。死滅是一切生物的普遍現象，不足怕，也不足惜。但個人自有他不死不滅的部分：他的一切作為，一切功德罪惡，一切語言行事，無論大小，都在那「大我」上留下不能磨滅的結果和影響。他吐一口痰在地上，也許可以毀滅一村一族。他起一個念頭，也許可以引起幾十年的血戰。他也許「一言可以興邦，一言可以喪邦」。善亦不朽，惡亦不朽；功蓋萬世固然不朽，種一擔穀子也可以不朽，喝一杯酒，吐一口痰也可以不朽。古人說：「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我們應該說：「說一句話而不敢忘這句話的社會影響，走一步路而不敢忘這步路的社會影響。」這才是對於大我復責任，能如此做，便是道德，便是宗教。
這樣說法，並不是推崇社會而抹殺個人。這正是極力抬高個人的重要。個人雖渺小，而他的一言一動都在社會上留下不朽的痕跡，芳不止流百世，臭也不止遺萬年，這不是絕對承認個人的重要嗎？成功不必在我，也許在我千百年後，但沒有我也絕不能成功。毒害不必在眼前，「我躬不閱，惶恤我後」！然而我豈能不負這毒害的責任？今日的世界便是我們的祖宗積的德，造的孽。未來的世界全看我們自己積什麼德或造什麼孽。世界的關鍵全在我們手裡，真如古人說的「任重而道遠」，我們豈可錯過這絕好的機會，放下這絕大的擔子？
有人對你說：「人生如夢。」就算是一場夢罷，可是你只有這一個做夢的機會。豈可不振作一番，做一個痛痛快快轟轟烈烈的夢？
有人對你說：「人生如戲。」就說是做戲罷，可是，吳稚暉先生說的好：「這唱的是義務戲，自己要好看才唱的；誰便無端的自己扮做跑龍套，辛苦的出台，止算做沒有呢？」
其實人生不是夢，也不是戲，是一件最嚴重的事實。你種穀子，便有人充飢；你種樹，便有人砍柴，便有人乘涼；你拆爛污，便有人遭瘟；你放野火，便有人燒死。你種瓜便得瓜種豆便得豆，種荊棘便得荊棘。少年的朋友們，你愛種什麼？你能種什麼？
第三組的文字，也只有三篇：
《我們對於西洋近代文明的態度》
《漫遊的感想》
《請大家來照鏡子》
在這三篇里，我很不客氣的指摘我們的東方文明，很熱烈的頌揚西洋的近代文明。
人們常說東方文明是精神的文明，西方文明是物質的文明，或唯物的文明。這是有誇大狂的妄人捏造出來的謠言，用來遮掩我們的羞臉的。其實一切文明都有物質和精神的兩部分：材料都是物質的，而運用材料的心思才智都是精神的。木頭是物質；而刳木為舟，構木為屋，都靠人的智力，那便是精神的部分。器物越完備複雜，精神的因子越多。一隻蒸汽鍋爐、一輛摩托車、一部有聲電影機器，其中所含的精神因子比我們老祖宗的瓦罐、大車、毛筆多的多了。我們不能坐在舢板船上自誇精神文明，而嘲笑五萬噸大汽船是物質文明。
但物質是倔強的東西，你不征服他，他便要征服你。東方人在過去的時代，也曾製造器物，做出一點利用厚生的文明。但後世的懶惰子孫得過且過，不肯用手用腦去和物質抗爭，並且編出「不以人易天」的懶人哲學，於是不久便被物質戰勝了。天旱了，只會求雨；河決了，只會拜金龍大王；風浪大了，只會禱告觀音菩薩或天后娘娘。荒年了，只好逃荒去；瘟疫來了，只好閉門等死；病上身了，只好求神許願；樹砍完了，只好燒茅草；山都精光了，只好對著嘆氣。這樣又愚又懶的民族，不能征服物質，便完全被壓死在物質環境之下，成了一分像人九分象鬼的不長進民族。所以我說：
這樣受物質環境的拘束與支配，不能跳出來，不能運用人的心思智力來改造環境改良現狀的文明，是懶惰不長進的民族的文明，是真正唯物的文明。
反過來看看西洋的文明：
這樣充分運用人的聰明智慧來尋求真理以解放人的心靈，來制服天行以供人用，來改造物質的環境，來改革社會政治的制度，來謀求人類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這樣的文明是精神的文明。
這是我的東西文化論的大旨。
少年的朋友們，現在有一些妄人要煽動你們的誇大狂，天天要你們相信中國的舊文化比任何國高，中國的舊道德比任何國好。還有一些不曾出國門的愚人鼓起喉嚨對你們喊道：「往東走！往東走！西方的這一套把戲是行不通的了！」
我要對你們說：不要上他們的當！不要拿耳朵當眼睛！睜開眼睛看看自己，再看看世界。我們如果還要把這個國家整頓起來，如果還希望這個民族在世界上占一個地位——只有一條生路，就是我們自己要認錯。我們必須承認我們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質機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並且道德不如人，知識不如人，文學不如人，音樂不如人，藝術不如人，身體不如人。
肯認錯了，方才肯死心塌地的去學人家。不要怕模仿，因為模仿是創造的必要預備功夫。不要怕喪失我們自己的民族文化，因為絕大多數人的惰性已盡夠保守那舊文化了，用不著你們少年人去擔心。你們的職務在進取，不在保守。
請大家認清我們當前的緊急問題。我們的問題是救國，救這個衰病的民族，救這半死的文化。在這件大工作的歷程里，無論什麼文化，凡可以使我們起死回生，返老還童的，都可以充分採用，都應該充分吸受。我們救國建國，正如大匠建屋，只求材料可以應用，不管他來自何方。
第四組的文字有六篇：
《建設的文學革命論》
《自序》
《文學進化觀念》
《國語的進化》
《文學革命運動》
《自序》
這裡有一部分是敘述文學革命運動的經過的，有一部分是我自己對於文學的見解。
我在這十幾年的中國文學革命運動上，如果有一點貢獻，我的貢獻只在：
（一）我指出了「用白話作新文學」的一條路子。
（二）我供給了一種根據歷史事實的中國文學演變論，使人明了國語是古文的進化，使人明了白話文學在中國史上占什麼地位。
（三）我發起了白話新詩的嘗試。
這些文字都可以表出我的文學革命論也只是進化論和實驗主義的一種實際應用。
第五組的文字有四篇：
《發刊宣言》
《古史討論的讀後感》
《考證》
《治學的方法與材料》
這都是關於整理國故的文字。
《發刊宣言》是一篇整理國故的方法總論，有三個要點：
第一，用歷史的眼光來擴大研究的範圍。
第二，用系統的整理來幫助研究的資料。
第三，用比較的研究來幫助材料的整理與解釋。
這一篇是一種概論，故未免覺的太懸空一點。以下的兩篇便是兩個具體的例子，都可以說明歷史考證的方法。
《古史討論的讀後感》一篇，在我的《文存》里要算是最精彩的方法論。這裡面討論了兩個基本方法：一個是用歷史演變的眼光來追求傳說的演變，一個是用嚴格的考據方法來評判史料。
顧頡剛先生在他的《古史辯》的目序里曾說他從我的《考證》和《井田辯》等文字里得著歷史方法的暗示。這個方法便是用歷史演化的眼光來追求每一個傳說演變的歷程。我考證《水滸》的故事、包公的傳說、狸貓換太子的故事、井田的制度，都是用這個方法。顧先生用這個方法來研究中國古史，曾有很好的成績。顧先生說的最好：「我們看史跡的整理還輕而看傳說的經歷卻重。凡是一件史事，應看他最先是怎樣，以後逐步的變遷是怎樣。」其實對於紙上的古史跡追求其演變的步驟，便是整理它了。
在這篇文字里，我又略述考證的方法，我說：
我們對於「證據」的態度是：一切史料都是證據。但史家要問：
（一）這種證據是在什麼地方尋出的？
（二）什麼時候尋出的？
（三）什麼人尋出的？
（四）依地方和時候上看起來，這個人有做證人的資格嗎？
（五）這個人雖有證人資格，而他說這句話有作偽（無心的，或有意的）的可能嗎？
《考證》諸篇只是考證方法的一個實例。我說：
我覺得我們做《紅樓夢》的考證，只能在「著者」和「本子」兩個問題上著手；只能運用我們力所能搜集的材料，參考互證，然後抽出一些比較的最近情理的結論。這是考證學的方法。我在這篇文章里，處處想撇開一切先入的成見，處處存一個求證據的目的，處處尊重證據，讓證據做嚮導，引我到相當的結論上去。
這不過是赫胥黎、杜威的思想方法的實際應用。我的幾十萬字的小說考證，都只是用一些「深切而著名」的實例來教人怎樣思想。
試舉曹雪芹的年代一個問題作個實例。民國十年，我收得了一些證據，得著這些結論：
我們可以斷定曹雪芹死於乾隆三十年左右。（約西曆1765）……我們可以猜想雪芹大約生於康熙末葉（約1715-1720）。 當他死時，約五十歲左右。
民國十一年五月，我得著了《四松堂集》的原本。見敦誠挽曹雪芹的詩題下注「甲申」二字，又詩中有「四十年華」的話，故修正我的結論如下：
曹雪芹死在乾隆二十九年甲申（1764）……他死時只有「四十年華」，我們可以斷定他的年紀不能在四十五歲以上。假定他死時年四十五歲，他的生時當康熙五十八年（1719）。
但到了民國十六年，我又得了脂硯齋評本《石頭記》，其中有「壬午除夕，書未成，芹為淚盡而逝」的話。壬午為乾隆二十七年，除夕當西曆1763年2月十12日，和我七年前的斷定（乾隆三十年左右，約西曆1765）只差一年多。又假定他活了四十五歲，他的生年大概在康熙五十六年（1717），這也和我七年前的猜測正相符合。
考證兩個年代，經過七年的時間，方才得著證實。證實是思想方法的最後又最重要的一步。不曾證實的理論，只可算是假設；證實之後，才是定論，才是真理。我在別處說過：
我為什麼要考證《紅樓夢》？
在消極方面，我要教人懷疑王夢阮徐柳泉一班人的謬說。
在積極方面，我要教人一個思想學問的方法。我要教人疑而後信，考而後信，有充分證據而後信。我為什麼要替《水滸傳》作五萬字的考證？我為什麼要替廬山一個塔作四千字的考證？
我要教人知道學問是平等的，思想是一貫的。……肯疑問「佛陀耶舍究竟到過廬山沒有」的人，方才肯疑問「夏禹是神是人」。有了不肯放過一個塔的真偽的思想習慣，方才敢疑上帝的有無。
少年的朋友們，莫把這些小說考證看做我教你們讀小說的文字。這些都只是思想學問的方法的一些例子。在這些文字里，我要讀者學得一點科學精神、一點科學態度、一點科學方法。科學精神在於尋求事實，尋求真理。科學態度在於撇開成見，擱起感情，只認得事實，只跟著證據走。科學方法只是「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十個字。沒有證據，只可懸而不斷，證據不夠，只可假設，不可武斷；必須等到證實之後，方才奉為定論。
少年的朋友們，用這個方法來做學問，可以無大差失；用這種態度來做人處事，可以不至被人蒙著眼睛牽著鼻子走。
從前禪宗和尚曾說：「菩提達摩東來，只要尋一個不受人惑的人。」我這裡千言萬語，也只是要教人一個不受人惑的方法。我只希望盡我的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們學一點防身的本領，努力做一個不受人惑的人。
抱著無限的愛和無限的希望，我很誠摯的把這一本小書貢獻給全國的少年朋友！
1930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