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人生 · 青年人的苦悶
今年六月二日早晨，一個北京大學一年級學生，在悲觀與煩悶之中，寫了一封很沉痛的信給我。這封信使我很感動，所以我在那個六月二日的半夜後寫了一封一千多字的信回答他。
我覺得這個青年學生訴說他的苦悶不僅是他一個人感受的苦悶，他要解答的問題也不僅是他一個人要問的問題。今日無數青年都感覺大同小異的苦痛與煩悶，我們必須充分了解這件絕不容諱飾的事實，我們必須幫助青年人解答他們渴望解答的問題。
這個北大一年級學生來信里有這一段話：
生自小學畢業到中學，過了八年淪陷生活，苦悶萬分，夜中偷聽後方消息，日夜企盼祖國勝利，在深夜時暗自流淚，自恨不能為祖國做事。對蔣主席之崇拜，無法形容。但勝利後，我們接收大員及政府所表現的，實在大不像話。……生從淪陷起對政府所懷各種希望完全變成失望，且曾一度悲觀到萌自殺的念頭。……自四月下旬物價暴漲，同時內戰更打的起勁。生親眼見到同胞受飢餓而自殺，以及內戰的慘酷，聯想到祖國的今後前途，不禁悲從中來，原因是生受過敵人壓迫，實再怕做第二次亡國奴!……我傷心，我悲哀，同時絕望——
在絕望的最後幾分鐘，問您幾個問題。
他問了我七個問題，我現在挑出這三個：
一、國家是否有救？救的方法為何？
二、國家前途是否絕望；若有，希望在那裡？請具體示知。
三、青年人將苦悶死了，如何發泄？
以上我摘抄這個青年朋友的話，以下是我答覆他的話的大致，加上後來我自己修改引伸的話。這都是我心裡要對一切苦悶青年說的老實話。
我們今日所受的苦痛，都是我們這個民族努力不夠的當然結果。我們事事不如人：科學不如人，工業生產不如人，教育不如人，知識水準不如人，社會政治組織不如人；所以我們經過了八年的苦戰，大破壞之後．恢復很不容易。人家送兵船給我們，我們沒有技術人才去駕駛。人家送工廠給我們，——如勝利之後敵人留下了多少大工廠，——而我們沒有技術人才去接收使用，繼續生產，所以許多煙囪不冒煙了，機器上了銹，無數老百姓失業了！
青年人的苦悶失望——其實豈但青年人苦悶失望嗎？——最大原因都是因為我們前幾年太樂觀了，大家都夢想「天亮」，都夢想一旦天亮之後就會「天朗氣清，惠風和暢」，有好日子過了！
這種過度的樂觀是今日一切苦悶悲觀的主要心理因素。大家在那「夜中偷聽後方消息，日夜企盼祖國勝利」的心境裡，當然不會想到戰爭是比較容易的事，而和平善後是最困難的事。在勝利的初期，國家的地位忽然抬高了，從一個垂亡的國家一跳就成了世界上第四強國了！大家在那狂喜的心境裡，更不肯去想想坐穩那世界第四把交椅是多大困難的事業。天下那有科學落後，工業生產落後，政治經濟社會組織事事落後的國家可以坐享世界第四強國的福分！
試看世界的幾個先進國家，戰勝之後，至今都還不能享受和平的清福，都還免不了飢餓的恐慌。美國是唯一的例外。前年十一月我到英國，住在倫敦第一等旅館裡，整整三個星期，沒有看見一個雞蛋！我到英國公教人員家去，很少人家有一盒火柴，卻只用小木片向爐上點火供客。大多數人的衣服都是舊的補綻的。試想英國在三十年前多麼威風！在第二次大戰之中，英國人一面咬牙苦戰，一面都明白戰勝之後英國的殖民地必須丟去一大半，英國必須降為二等大國，英國人民必須吃大苦痛。但英國人的知識水準高，大家絕不悲觀，都能明白戰後恢復工作的巨大與艱難，必須靠大家束緊褲帶，挺起脊樑，埋頭苦幹。
我們中國今日無數人的苦悶悲觀，都由於當年期望太奢而努力不夠。我們在今日必須深刻的了解：和平善後要比八年抗戰困難的多多。大戰時須要吃苦努力，勝利之後更要吃苦努力，才可以希望在十年二十年之中做到一點復興的成績。
國家當然有救，國家的前途當然不絕望。這一次日本的全面侵略，中國確有亡國的危險。我們居然得救了。現存的幾個強國，除了一個國家還不能使我們完全放心之外，都絕對沒有侵略我們的企圖。我們的將來全靠我們自己今後如何努力。
正因為我們今日的種種苦痛都是從前努力不夠的結果，所以我們將來的恢復與興盛決沒有捷徑，只有努力工作一條窄路，一點一滴的努力，一寸一尺的改善。
悲觀是不能救國的，吶喊是不能救國的，口號標語是不能救國的，責人而自己不努力是不能救國的。
我在二十多年前最愛引易卜生對他的青年朋友說的一句話：「你要想有益於社會，最好的法子莫如把自己這塊材料鑄造成器。」我現在還要把這句話贈送給一切悲觀苦悶的青年朋友。社會國家需要你們做最大的努力，所以你們必須先把自己這塊材料鑄造成有用的東西，方才有資格為社會國家努力。
今年四月十六，美國南加羅林那州的州議會舉行了一個很隆重的典禮，懸掛本州最有名的公民巴魯克（bernard m．baruch）的畫像在州議會的壁上，請巴魯克先生自己來演說。巴魯克先生今年七十七歲了，是個猶太種的美國大名人。當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威爾遜總統的國防顧問，是原料委員會的主任，後來專管戰時工業原料。巴黎和會時，他是威爾遜的經濟顧問。當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他是戰時動員總署的專家顧問，是羅斯福總統特派的人造橡皮研究委員會的主任。戰爭結束後，他是總統特任的原子能管理委員會的主席。他是兩次世界大戰都曾出大力有大功的一個公民。
這一天，這位七十七歲的巴魯克先生起來答謝他的故鄉同胞對他的好意，他的演說辭是廣播全國對全國人民說的。他的演說，從頭至尾，只有一句話：美國人民必須努力工作，必須為和平努力工作，必須比戰時更努力工作。
巴魯克先生說：「現在許多人說借款給人可以拯救世界，這是一個最大的錯覺。只有人們大家努力做工可以使世界復興，如果我們美國願意擔負起保存文化的使命，我們必須做更大的努力，比我們四年苦戰還更大的努力。我們必須準備出大汗，努力撙節，努力製造世界人類需要的東西，使人們有麵包吃，有衣服穿，有房子住，有教育，有精神上的享受，有娛樂。」
他說：「工作是把苦悶變成快樂的煉丹仙人。」他又說：美國工人現在的工作時間太短了，不夠應付世界的需要。他主張：如果不能回到每周六天，每天八小時的工作時間，至少要大家同心做到每周四十四小時的工作；不罷工，不停頓，才可以做出震驚全世界的工作成績來。
巴魯克先生最後說：「我們必須認清：今天我們正在四面包圍攏來的通貨膨脹的危崖上，只有一條生路，那就是工作。我們生產越多，生活費用就越減低；我們能購買的貨物也就越加多，我們的剩餘力量（物質的、經濟的、精神的）也就越容易積聚。」
我引巴魯克先生的演說，要我們知道，美國在這極強盛極光榮的時候，他們遠見的領袖還這樣力勸全國人民努力工作。「工作是把苦悶變成快樂的煉丹仙人」。我們中國青年不應該想想這句話嗎？
學生與社會
今天我同諸君所談的題目是「學生與社會」。這個題目可以分兩層講：（一）個人與社會，（二）學生與社會。現在先說第一層。
個人與社會
（一）個人與社會有密切的關係，個人就是社會的出產品。我們雖然常說「人有個性」，並且提倡發展個性，其實個性於人，不過是千分之一，而千分之九百九十九全是社會的。我們的說話，是照社會的習慣發音；我們的衣服，是按社會的風尚為式樣；就是我們的一舉一動，無一不受社會的影響。
六年前我作過一首《朋友篇》，在這篇詩里我說：「清夜每自思，此身非吾有：一半屬父母，一半屬朋友。」如今想來，這百分之五十的比例算法是錯了。此身至少有千分之九百九十九是屬於廣義的朋友的。我們現在雖在此地，而幾千里外的人，不少的同我們發生關係。我們不能不穿衣，不能不點燈，這衣服與燈，不知經過多少人的手才造成功的。這許多為我們製衣造燈的人，都是我們不認識的朋友，這衣與燈就是這許多人不認識的朋友給與我們的。
再進一步說，我們的思想、習慣、信仰……等等都是社會的出產品，社會上都說「吃飯」，我們不能改轉來說「飯吃」。我們所以為我們，就是這些思想、信仰、習慣……，這些既都是社會的，那末除開社會，還能有我嗎？
這第一點的要義：我之所以為我，在物質方面，是無數認識與不認識的朋友的，在精神方面，是社會的，所謂「個人」差不多完全是社會的出產品。
（二）個人——我——雖僅是千分之一，但是這千分之一的「我」是很可寶貴的。普通一班的人，差不多千分之千都是社會的，思想、舉動、言語、服食都是跟著社會跑。有一二特出者，有千分之一的我——個性，於跟著社會跑的時候，要另外創作，說人家未說的話，做人家不做的事。社會一班人就給他一個渾號，叫他「怪物」。
怪物原有兩種：一種是發瘋，一種是個性的表現。這種個性表現的怪物，是社會進化的種子，因為人類若是一代一代的互相仿照，不有變更，那就沒有進化可言了。惟其有些怪物出世，特立獨行，做人不做的事，說人未說的話，雖有人罵他打他，甚而逼他至死，他仍是不改他的怪言、怪行。久而久之，漸漸地就有人模仿他了，由少數的怪，變為多數，更變而為大多數，社會的風尚從此改變，把先前所怪的反視為常了。
宗教中的人物，大都是些怪物，耶穌就是一個大怪物。當時的人都以為有人打我一掌，我就應該還他一掌。耶穌偏要說：「有人打我左臉一掌，我應該把右邊的臉轉送給他。」他的言語、行為，處處與當時的習尚相反，所以當時的人就以為他是一個怪物，把他釘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他雖死不改其言行，所以他死後就有人尊敬他，愛慕、模仿他的言行，成為一個大宗教。
怪事往往可以轟動一時，凡轟動一時的事，起先無不是可怪異的。比如纏足，當初一定是很可怪異的，而後來風行了幾百年。近來把纏小的足放為天足，起先社會上同樣以為可怪，而現在也漸風行了。可見不是可怪，就不能轟動一時。社會的進化，純是千分之一的怪物，可以犧牲名譽、性命，而做可怪的事，說可怪的話以演成的。
社會的習尚，本來是革不盡，也不能夠革盡的，但是改革一次，雖不能達完全目的，至少也可改革一部分的弊習。譬如辛亥革命，本是一個大改革，以現在的政治社會情況看，固不能說是完全成功，而社會的弊習——如北京的男風、官家廳的公門，……等等——附帶革除的，實在不少。所以在實際上說，總算是進化的多了。
這第二點的要義：個人的成分，雖僅占千分之一，而這千分之一的個人，就是社會進化的原因。人類的一切發明，都是由個人一點一點改良而成功的。惟有個人可以改良社會，社會的進化全靠個人。
學生與社會
由上一層推到這一層，其關係已很明白。不過在文明的國家，學生與社會的特殊關係，當不大顯明，而學生所負的責任，也不大很重。惟有在文明程度很低的國家，如像現在的中國，學生與社會的關係特深，所負的改良的責任也特重。這是因為學生是受過教育的人，中國現在受過完全教育的學生，真不足千分之一，這千分之一受過完全教育的學生，在社會上所負的改良責任，豈不是比全數受過教育的國家的學生，特別重大嗎？
教育是給人戴一副有光的眼鏡，能明白觀察；不是給人穿一件錦繡的衣服，在人前誇耀。未受教育的人，是近視眼，沒有明白的認識，遠大的視力；受了教育，就是近視眼戴了一副近視鏡，眼光變了，可以看明清楚遠大。學生讀了書，造下學問，不是為要到他的爸爸面前，要吃肉菜，穿綢緞；是要認他爸爸認不得的，替他爸爸說明，來幫他爸爸的忙。他爸爸不知道肥料的用法，土壤的選擇，他能知道，告訴他爸爸，給他爸爸制肥料，選土壤，那他家中的收穫，就可以比別人家多出許多了。
從前的學生都喜歡戴平光的眼鏡，那種平光的眼鏡戴如不戴，不是教育的結果。教育是要人戴能看從前看不見，並能看人家看不見的眼鏡。我說社會的改良，全靠個人，其實就是靠這些戴近視鏡，能看人所看不見的個人。
從前眼鏡鋪不發達，配眼鏡的機會少，所以近視眼，老是近視看不遠。現在不然了，戴眼鏡的機會容易的多了，差不多是送上門來，讓你去戴。若是我們不配一副眼鏡戴，那不是自棄嗎？若是僅戴一副看不清、看不遠的平光鏡，那也是可恥的事呀。
這是一個比喻，眼鏡就是知識，學生應當求知部優，並應當求其所要的知識。
戴上眼鏡，往往容易招人家厭惡。從前是近視眼，看不見人家臉上的麻子，戴上眼鏡，看見人家臉上有麻子，就要說：「你是個麻子臉。」有麻子的人，多不願意別人說他的麻子。要聽見你說他是麻子，他一定要罵你，甚而或許打你。這一改意思，就是說受過教育，就認識清社會的惡習，而發不滿意的批評。這種不滿意社會的批評，最容易引起社會的反感。但是人受教育，求知識，原是為發現社會的弊端，若是受了教育，而對於社會仍是處處覺得滿意，那就是你的眼鏡配錯了光了，應該返回去審查一審查，重配一副光度合適的才好。
從前伽俐略因人家造的望遠鏡不適用，他自己造了一個擴大幾百倍的望遠鏡，能看木星現象。他請人來看，而社會上的人反以為他是魔術迷人，罵他為怪物、革命黨，幾乎把他弄死。他惟其不屈不撓，不可拋棄他的學說，停止他的研究，而望遠鏡竟成為今日學問上、社會上重要的東西了。
總之，第一要有知識，第二要有圖書。若是沒骨子便在社會上站不住。有骨子就是有奮鬥精神，認為是真理，雖死不畏，都要去說去做。不以我看見我知道而已，還要使一班人都認識，都知道。由少數變為多數，由多數變成大多數，使一班人都承認這個真理。譬如現在有人反對修鐵路，鐵路是便利交通，有益社會的，你們應該站在房上喊叫宣傳，使人人都知道修鐵路的好處。若是有人厭惡你們，阻擋你們，你們就要拿出奮鬥的精神，與他抵抗，非把你們的目的達到。不止你們的喊叫宣傳，這種奮鬥的精神，是改造社會絕不可少的。
二十年前的革命家，現在哪裡去了？他們的消滅不外兩個原因：（1）眼鏡不適用了。二十年前的康有為是一個出風頭的革命家，不怕死的好漢子。現在人都笑他為守舊、老古董，都是由他不去把不適用的眼鏡換一換的緣故。（2）無骨子。有一班革命家，骨子軟了，人家給他些錢，或給他一個差事，教他不要干，他就不敢幹了。沒有一種奮鬥精神，不能拿出「你不要我干，我偏要干」的決心，所以都消滅了。
我們學生應當注意的就是這兩點：眼鏡的光若是不對了，就去換一副對的來戴；摸著脊骨軟了，要吃一點硬骨藥。
我的話講完了，現在講一個故事來做結束。易卜生所做的《國家公敵》一劇，寫一個醫生司鐸門發現了本地浴場的水裡有傳染病菌，他還不敢自信，請一位大學教授代為化驗，果然不錯。他就想要去改良它。不料浴場董事和一班股東因為改造浴池要耗費資本，拚死反對，他的老大哥與他的老丈人也都多方的以情感利誘，但他總是不可軟化。他於萬分困難之下設法開了一個公民會議，報告他的發明。會場中的人不但不聽他的老實話，還把他趕出場去，褲子撕破，宣告他為國民公敵。他氣憤不過，說：「出去爭真理，不要穿好褲子。」他是真有奮鬥精神，能夠特立獨行的人，於這種逼迫之下還是不少退縮。他說：「世界最有強力的人就是那最孤立的人。」我們要改良社會，就要學這「爭真理不穿好褲子」的態度，相信這「最孤立的人是最有強力的人」的名言。
1922年2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