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人生 · 易卜生主義

一 易卜生最後所作的《我們死人再生時》（when we dead awaken）一本戲裡面有一段話，很可表出易卜生所作文學的根本方法。這本戲的主人翁是一個美術家，費了全副精神，雕成一副像，名為「復活日」。這位美術家自己說他這副雕像的歷史道： 我那時年紀還輕，不懂得世事。我以為這「復活日」應該是一個極精緻、極美的少女像，不帶著一毫人世的經驗，平空地醒來，自然光明莊嚴，沒有什麼過惡可除。……但是我後來地幾年，懂得些世事了，才知道這「復活日」不是這樣簡單的，原來是很複雜的。……我眼裡所見的人情世故，都到我理想中來，我不能不把這些現狀包括進去。我只好把這像的座子放大了，放寬了。 我在那座子上雕了一片曲折爆裂的地面。從那地的裂縫裡，鑽出來無數模糊不分明，人身獸面的男男女女。這都是我在世間親自見過的男男女女。（二幕） 這是「易卜生主義」的根本方法。那不帶一毫人世罪惡的少女像，是指那盲目的理想派文學。那無數模糊不分明，人身獸面的男男女女，是指寫實派的文學。易卜生早年和晚年的著作雖不能全說是寫實主義，但我們看他極盛時期的著作，盡可以說，易卜生的文學，易卜生的人生觀，只是一個寫實主義。一八八二年，他有一封信給一個朋友，信中說道： 我做書的目的，要使讀者人人心中都覺得他所讀的全是實事。（《尺牘》第一五九號） 人生的大病根在於不肯睜開眼睛來看世間的真實現狀。明明是男盜女娼的社會，我們偏說是聖賢禮義之邦；明明是贓官污吏的政治，我們偏要歌功頌德；明明是不可救藥的大病，我們偏要說一點病都沒有！卻不知道：若要病好，須先認有病；若要政治好，須先認現今的政治實在不好；若要改良社會，須先知道現今的社會實是男盜女娼的社會！易卜生的長處，只在他肯說老實話，只在他能把社會種種腐敗齷齪的實在情形寫出來叫大家仔細看。他並不是愛說社會的壞處，他只是不得不說。一八八○年，他對一個朋友說： 我無論做什麼詩，編什麼戲，我的目的只要我自己精神上的舒服清淨。因為我們對於社會的罪惡，都脫不了干係的。（《尺牘》第一四八號） 因為我們對於社會的罪惡都脫不了干係，故不得不說老實話。 我們且看易卜生寫近世的社會，說的是一些什麼樣的老實話。第一，先說家庭。 易卜生所寫的家庭，是極不堪的。家庭裡面，有四種大惡德：一是自私自利；二是依賴性，奴隸性；三是假道德，裝腔作戲；四是懦怯沒有膽子。做丈夫的便是自私自利的代表。他要快樂，要安逸，還要體面，所以他要娶一個妻子。正如《娜拉》戲中的郝爾茂，他覺得同他妻子有愛情是很好玩的。他叫他妻子做「小寶貝」、「小鳥兒」、「小松鼠兒」、「我的最親愛的」，等等肉麻名字。他給他妻子一點錢去買糖吃，買粉搽，買好衣服穿。他要他妻子穿得好看，打扮的標緻。做妻子的完全是一個奴隸。她丈夫喜歡什麼，她也該喜歡什麼，她自己是不許有什麼選擇的。她的責任在於使丈夫歡喜。她自己不用有思想：她丈夫會替她思想。她自己不過是她丈夫的玩意兒，很像叫化子的猴子專替他變把戲引人開心的。 （所以《娜拉》又名《玩偶之家》）丈夫要妻子守節，妻子卻不能要丈夫守節，正如《群鬼》（ghosts）戲裡的阿爾文夫人受不過丈夫的氣，跑到一個朋友家去；那位朋友是個牧師，狠教訓了她一頓，說她不守婦道。但是阿爾文夫人的丈夫在外面偷婦人，甚至淫亂他妻子的婢女；人家都毫不介意，那位牧師朋友也覺得這是男人常有的事，不足為奇！妻子對丈夫，什麼都可以犧牲；丈夫對妻子，是不犯著犧牲什麼的。《娜拉》戲內的娜拉因為要救她丈夫的生命，所以冒她父親的名字，簽了借據去借錢。後來事體鬧穿了，她丈夫不但不肯替娜拉分擔冒名的干係，還要痛罵她帶累他自己的名譽。後來和平了結了，沒有危險了，她丈夫又裝出大度的樣子，說不追究她的錯處了。他得意揚揚地說道：「一個男人赦了他妻子的過犯是很暢快的事！」（《娜拉》三幕） 這種極不堪的情形，何以居然忍耐得住呢？第一，因為人都要顧面子，不得不裝腔作戲，做假道德遮著面孔。第二，因為大多數的人都是沒有膽子的懦夫。因為要顧面子，故不肯鬧翻；因為沒有膽子，故不敢鬧翻。那《娜拉》戲裡的娜拉忽然看破家庭是一座作猴子戲的戲台，她自己是台上的猴子。她有膽子，又不肯裝假面子，所以告別了掌班的，跳下了戲台，去干她自己的生活，那《群鬼》戲裡的阿爾文夫人沒有娜拉的膽子，又要顧面子，所以被她的牧師朋友一勸，就勸回頭了，還是回家去盡她的「天職」，守她的「婦道」。她丈夫仍舊做那種淫蕩的行為。 阿爾文夫人只好犧牲自己的人格，盡力把他羈縻在家。後來生下一個兒子，他母親恐怕他在家學了他父親的壞榜樣，所以到了七歲便把他送到巴黎去。她一面要哄她丈夫在家，一面要在外邊替她丈夫修名譽，一面要騙她兒子說她父親是怎樣一個正人君子。這種情形，過了十九個足年，她丈夫才死。死後，他妻子還要替他裝面子，花了許多錢，造了一所孤兒院，作她亡夫的遺愛。孤兒院造成了，把她兒子喚回來參與孤兒院落成的慶典。誰知她兒子從胎里就得了他父親的花柳病的遺毒，變成一種腦腐症，到家沒幾天，那孤兒院也被火燒了，她兒子的遺傳病發作，腦子壞了，就成了瘋人了。這是沒有膽子，又要面子的結局。這就是腐敗家庭的下場！ 其次，且看易卜生的社會的三種大勢力。那三種大勢力：一是法律，二是宗教，三是道德。 第一，法律。法律的效能在於除暴去惡，禁民為非。但是法律有好處也有壞處。好處在於法律是無有偏私的；犯了什麼法，就該得什麼罪。壞處也在於此。法律是死板板的條文，不通人情世故；不知道一樣的罪名卻有幾等幾樣的居心，有幾等幾樣的境遇情形；同犯一罪的人卻有幾等幾樣的知識程度。法律只說某人犯了某法的某某篇某某章某某節，該得某某罪，全不管犯罪的人的知識不同，境遇不同，居心不同。《娜拉》戲裡有兩件冒名簽字的事：一件是一個律師做的，一件是一個不懂法律的婦人做的。那律師犯這罪全由於自私自利，那婦人兒這罪全因為她要救她丈夫的性命。但是法律不問這些區別。請看兩個「罪人」討論這個問題： （律師）郝夫人，你好像不知道你犯了什麼罪，我老實對你說，我犯的那樁使我一生名譽掃地的事，和你所做的事恰恰相同，一毫也不多，一毫也不少。 （娜拉）你！難道你居然也敢冒險去救你的妻子的命嗎？ （律師）法律不管人的居心如何。 （娜拉）如此說來，這種法律是笨極了。 （律師）不問他笨不笨，你總要受他的裁判。 （娜拉）我不相信。難道法律不許做女兒的想個法子免得她臨死的父親煩惱嗎？難道法律不許做妻子的救她的丈夫的命嗎？我不大懂得法律，但是我想總該有這種法律承認這些事的。你是一個律師，你難道不知道有這樣的法律嗎？柯先生，你真是一個不中用的律師了。（《娜拉》一幕） 最可憐的是世上真沒有這種入情入理的法律！ 第二，宗教。易卜生眼裡的宗教久已失去了那種可以感化人的能力；久已變成毫無生氣的儀節信條，只配口頭念得爛熟，卻不配使人奮發鼓舞了。《娜拉》戲裡說： （郝爾茂）你難道沒有宗教嗎？ （娜拉）我不很懂得究竟宗教是什麼東西。 我只知道我進教時那位牧師告訴我的一些話。他對我說宗教是這個，是那個，是這樣，是那樣。（三幕） 如今人的宗教，都是如此，你問他信什麼教，他就把他的牧師或是他的先生告訴他的話背給你聽。他會背耶穌的祈禱文，他會念阿彌陀佛，他會背一部《聖諭廣訓》。這就是宗教了。 宗教的本意，是為人而做的，正如耶穌說的：「禮拜是為人造的，不是人為禮拜造的。」不料後世的宗教處處與人類的天性相反，處處反乎人情。如《群鬼》戲中的牧師，逼著阿爾文夫人回家去受那盪子丈夫的待遇，去受那十九年極不堪的慘痛。那牧師說，宗教不許人求快樂；求快樂便是受了惡魔的魔力了。他說，宗教不許做妻子的批評丈夫的行為。他說，宗教教人無論如何總要守婦道，總須盡責任。那牧師口口聲聲所說是「是」的，阿爾文夫人心中總覺得都是「不是」的。後來阿爾文夫人仔細去研究那牧師的宗教，忽然大悟。原來那些教條都是假的，都是「機器造的」！（《群鬼》二幕） 但是這種機器造的宗教何以居然能這樣興旺呢？原來現在的宗教雖沒有精神上的價值，卻極有物質上的用場。宗教是可以利用的，是可以使人發財得意的。那《群鬼》戲裡的木匠，本是一個極下流的酒鬼，賣妻賣女都肯乾的。但是他見了那位道學的牧師，立刻就裝出宗教家的樣子，說宗教家的話，做宗教家的唱歌祈禱，把這位蠢牧師哄得滴溜溜的轉。（二幕）那《羅斯馬莊》（rosmersholm）戲裡面的主人翁羅斯馬本是一個牧師，後來他的思想改變了，遂不信教了。他那時想加入本地的自由黨，不料黨中的領袖卻不許羅斯馬宣告他脫離教會的事。為什麼呢？因為他們黨里很少信教的人，故想借羅斯馬的名譽來號召那些信教的人家。可見宗教的興旺，並不是因為宗教真有興旺的價值，不過是因為宗教有可以利用的好處罷了。 第三，道德。法律宗教既沒有裁製社會的本領，我們且看「道德」可有這種本事。據易卜生看來，社會上所謂「道德」不過是許多陳腐的舊習慣。合於社會習慣的，便是道德；不合於社會習慣的，便是不道德。正如我們中國的老輩人看見少年男女實行自由結婚，便說是「不道德」。為什麼呢？因為這事不合於「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社會習慣。但是這班老輩人自己討過許多小老婆，卻以為是很平常的事，沒有什麼不道德。為什麼呢？因為習慣如此。又如中國人死了父母，發出訃書，人人都說「泣血稽顙」，「苫塊昏迷」。其實他們何嘗泣血？又何嘗「寢苫枕塊」？這種自欺欺人的事，人人都以為是「道德」，人人都不以為羞恥。為什麼呢？因為社會的習慣如此，所以不道德的也覺得道德了。 這種不道德的道德，在社會上，造出一種詐偽不自然的偽君子。面子上都是仁義道德，骨子裡都是男盜女娼。易卜生最恨這種人。他有一本戲，叫做《社會的棟樑》（pillars of society）。戲中的主人名叫褒匿，是一個極壞的偽君子：他犯了一樁姦情，卻讓他兄弟受這惡名，還要誣賴他兄弟偷了錢跑脫了。不但如此，他還雇了一隻爛脫底的船送他兄弟出海，指望把他兄弟和一船的人都沉死在海底，可以滅口。 這樣一個大奸，面子上卻做得十分道德，社會上都尊敬他，稱他做「全市第一個公民」，「公民的模範」，「社會的棟樑」！他謀害他兄弟的那一天，本城的公民，聚了幾千人，排起隊來，打著旗，奏著軍樂，上他的門來表示社會的敬意，高聲喊道，「褒匿萬歲！社會的棟樑褒匿萬歲！」 這就是道德！ 其次，我們且看易卜生寫個人與社會的關係。 易卜生的戲劇中，有一條極顯而易見的學說，是說社會與個人互相損害；社會最愛專制，往往用強力摧折個人的個性，壓制個人自由獨立的精神；等到個人的個性都消滅了，等到自由獨立的精神都完了，社會自身也沒有生氣了，也不會進步了。社會裡有許多陳腐的習慣，老朽的思想，極不堪的迷信，個人生在社會中，不能不受這些勢力的影響。有時有一兩個獨立的少年，不甘心受這種陳腐規矩的束縛，於是東衝西突想與社會作對。上文所說的褒匿，當少年時，也曾想和社會反抗。但是社會的權力很大，網羅很密；個人的能力有限，如何是社會的敵手？社會對個人道：「你們順我者生，逆我者死；順我者有賞，逆我者有罰。 」那些和社會反對的少年，一個一個的都受家庭的責備，遭朋友的怨恨，受社會的侮辱驅逐。再看那些奉承社會旨意的人，一個個的都升官發財，安富尊榮了。當此境地，不是頂天立地的好漢，決不能堅持到底。所以像褒匿那般人，做了幾時的維新志士，不久也漸漸的受社會同化，仍舊回到舊社會去做「社會的棟樑」了。社會如同一個大火爐，什麼金銀銅鐵錫，進了爐子，都要熔化。易卜生有一個戲叫《雁》（the wild duck），寫一個人捉到一隻雁，把它養在樓上半閣里，每天給他一桶水，讓它在水裡打滾遊戲。那雁本是一個海闊天空逍遙自得的飛鳥，如今在半閣里關久了，也會生活，也會長得胖胖的，後來竟完全忘記了它從前那種海闊天空來去自由的樂處了！個人在社會裡，就同這雁在人家半閣上一般，起初未必滿意，久而久之，也就慣了，也漸漸的把黑暗世界當作安樂窩了。 社會對於那班服從社會命令，維持陳舊迷信，傳播腐敗思想的人，一個一個的都有重賞。有的發財了，有的升官了，有的享大名譽了。這些人有了錢，有了勢，有了名譽，就像老虎長了翅膀，更可橫行無忌了，更可借著「公益」的名義去騙人錢財，害人生命，做種種無法無天的行為。易卜生的《社會的棟樑》和《博曼克》（john gabriel borkman）兩本戲的主人翁都是這種人物。他們錢賺得夠了，然後掏出幾個小錢來，開一個學堂，造一所孤兒院，立一個公共遊戲場，「捐二十磅金去買麵包給貧人吃」（用《社會性棟樑》二幕中語）。於是社會格外恭維他們，打著旗子，奏著軍樂，上他們家來，大喊「社會的棟樑萬歲！」 那些不懂事又不安本分的理想家，處處和社會的風俗習慣反對，是該受重罰的。執行這種重罰的機關，便是「輿論」，便是大多數的「公論」。世間有一種最通行的迷信，叫做「服從多數的迷信」。人都以為多數人的公論總是不錯的。易卜生絕對的不承認這種迷信。他說「多數黨總在錯的一邊，少數黨總在不錯的一邊。」（《國民公敵》五幕）一切維新革命，都是少數人發起的，都是大多數人所極力反對的。大多數人總是守舊麻木不仁的，只有極少數人，有時只有一個人，不滿意於社會的現狀，要想維新，要想革命。這種理想家是社會所最忌的。 大多數人都罵他是「搗亂分子」，都恨他「擾亂治安」，都說他「大逆不道」；所以他們用大多數的專制威權去壓制那「搗亂」的理想志士，不許他開口，不許他行動自由；把他關在監牢里，把他趕出境去，把他殺了，把他釘在十字架上活活的釘死，把他捆在柴草上活活的燒死。過了幾十年幾百年，那少數人的主張漸漸的變成多數人的主張了，於是社會的多數人又把他們從前殺死釘死燒死的地些「搗亂分子」一個一個的重新推崇起來，替他們修墓，替他們作傳，替他們立廟，替他們鑄銅像。卻不知道從前那種「新」思想，到了這時候，又早已成了「陳腐的」迷信！當他們替從前那些特立獨行的人修墓鑄銅像的時候，社會裡早已發生了幾個新派少數人，又要受他們殺死釘死燒死的刑罰了！所以說「多數黨總是錯的，少數黨總是不錯的」。 易卜生有一本戲叫做《國民公敵》，裡面寫的就是這個道理。這本戲的主人翁斯鐸曼醫生從前發現本地的水可以造成幾處衛生浴池。本地的人聽了他的話，覺得有利可圖，便集了資本造了幾處衛生浴池。後來四方的人聞了這浴池的名，紛紛來這裡避暑養病。來的人多了，本地的商業市面便漸漸發達興旺。斯鐸曼醫生便做了浴池的官醫。後來洗浴的人之中，忽然發生一種流行病症；經這位醫生仔細考察，知道這病症是從浴池的水裡來的，他便裝了一瓶水寄與大學的化學師請他化驗。化驗出來，才知道浴池的水管安的太低了，上流的污穢，停積在浴池裡，發生一種傳染病的微生物，極有害於公眾衛生。斯鐸曼醫生得了這種科學證據，便做了一篇切切實實的報告書，請浴池的董事會把浴池的水管重行改造，以免妨礙衛生。 不料改造浴池須要花費許多錢，又要把浴池閉歇一兩年；浴池一閉歇，本地的商務便要受許多損失。所以本地的人全體用死力反對斯鐸曼醫生的提議。他們寧可聽任那些來避暑養病的人受毒病死，卻不情願受這種金錢的損失，所以他們用大多數的專制威權壓制這位說老實話的醫生，不許他開口。他做了報告，本地的報館都不肯登載。他要自己印刷，印刷局也不肯替他印。他要開會演說，全城的人都不把空屋借他做會場。後來好容易找到了一所會場，開了一個公民會議，會場上的人不但不聽他的老實話，還把他趕下台去，由全體一致表決，宣告斯鐸曼醫生從此是國民的公敵。他逃出會場，把褲子都撕破了，還被眾人趕到他家，用石頭擲他，把窗戶都打碎了。到了明天，本地政府革了他的官醫；本地商民發了傳單不許人請他看病；他的房東請他趕快搬出屋去；他的女兒在學堂教書，也被校長辭退了。這就是「特立獨行」的好結果！這就是大多數懲罰少數「搗亂分子」的辣手段！ 其次，我們且說易卜生的政治主義。易卜生的戲劇不大討論政治問題，所以我們須要用他的《尺牘》（letters, ed. by his son, sigurd ibsen, english trans. 1905）做參考的材料。 易卜生起初完全是一個主張無政府主義的人。當普法之戰（1870至1871）時，他的無政府主義最為激烈。一八七一年，他有信與一個朋友道： ……個人絕無做國民的需要。不但如此，國家簡直是個人的大害。請看普魯士的國力，不是犧牲了個人的個性去買來的嗎？國民都成了酒館裡跑堂的了，自然個個是好兵了。再看猶太民族：豈不是最高貴的人類嗎？無論受了何種野蠻的待遇，那猶太民族還能保存本來的面目。這都因為他們沒有國家的原故。國家總得毀去。這種毀除國家的革命，我也情願加入。毀去國家觀念，單靠個人的情願和精神上的團結做人類社會的基本，——若能做到這步田地，這可算得有價值的自由起點。那些國體的變遷，換來換去，都不過是弄把戲，——都不過是全無道理的胡鬧。（《尺牘》第七九） 易卜生的純粹無政府主義，後來漸漸的改變了。他親自看見巴黎「市民政府」（commune）的完全失敗（一八七一），便把他主張無政府主義的熱心滅了許多。（《尺牘》第八一）到了一八八四年，他寫信給他的朋友說，他在本國若有機會，定要把國中無權的人民聯合成一個大政黨，主張極力推廣選舉權，提高婦女的地位，改良國家教育，要使脫除一切中古陋習。（《尺牘》第一七八）這就不是無政府的口氣了。但是他自己到底不曾加入政黨。他以為加入政黨是很下流的事。（《尺牘》第一五八）他最恨那班政客，他以為「那班政客所力爭的，全是表面上的權利，全是胡鬧。最要緊的是人心的大革命」（《尺牘》第七七）。 易卜生從來不主張狹義的國家主義，從來不是狹義的愛國者。一八八八年，他寫信給一個朋友說道： 知識思想略為發達的人，對於舊式的國家觀念，總不滿意。我們不能以為有了我們所屬的政治團體便足夠了。據我看來，國家觀念不久就要消滅了，將來定有一種觀念起來代他。即以我個人而論，我已經過這種變化，我起初覺得我是挪威國人，後來變成斯堪丁納維亞人，（挪威與瑞典總名斯堪丁納維亞。）我現在已成了條頓人了。（《尺牘》第二○六） 這是一八八八年的話。我想易卜生晚年臨死的時候，（1906）一定已進到世界主義的進步了。 我開篇便說過易卜生的人生觀只是一個寫實主義。易卜生把家庭社會的實在情形都寫了出來，叫人看了動心，叫人看了覺得我們的家庭社會原來是如此黑暗腐敗，叫人看了覺得家庭社會真正不得不維新革命：——這就是「易卜生主義」。表面上看去，像是破壞的，其實完全是建設的。譬如醫生診了病，開的一個脈案，把病狀詳細寫出，這難道是消極的破壞的手續嗎？但是易卜生雖開了許多脈案，卻不肯輕易開藥方。他知道人類社會是極複雜的組織，有種種絕不相同的境地，有種種絕不相同的情形。社會的病，種類紛繁，決不是什麼「包醫百病」的藥方所能治得好的。因此他只好開個脈案，說出病情，讓病人各人自己去尋醫病的藥方。 雖然如此，但是易卜生生平卻也有一種完全積極的主張。他主張個人須要充分發達自己的天才性；須要充分發展自己的個性，他有一封信給他的朋友白蘭戴說道： 我所最期望於你的是一種真益純粹的為我主義。要使你有時覺得天下只有關於我的事最要緊，其餘的都算不得什麼。……你要想有益於社會，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這塊材料鑄造成器。……有的時候我真覺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緊的還是救出自己。（《尺牘》第八四） 最可笑的是有些人明知世界「陸沉」，卻要跟著「陸沉」，跟著墮落，不肯「救出自己！」卻不知道社會是個人組成的，多救出一個人便是多備下一個再造新社會的分子。所以孟軻說「窮則獨善其身」，這便是易卜生所說「救出自己」的意思。這種「為我主義」，其實是最有價值的利人主義。所以易卜生說，「你要想有益於社會，最妙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這塊材料鑄造成器。」《娜拉》戲裡，寫娜拉拋棄了丈夫兒女飄然而去，也只為要「救出自己」。那戲中說： （郝爾茂）……你就是這樣拋棄你的最神聖的責任嗎？ （娜拉）你以為我的最神聖的責任是什麼？ （郝）還等我說嗎？可不是你對於你的丈夫和你的兒女的責任嗎？ （娜）我還有別的責任同這些一樣的神聖。 （郝）沒有的。你且說，那些責任是什麼。 （娜）是我對於我自己的責任。 （郝）最要緊的，你是一個妻子，又是一個母親。 （娜）這種話我現在不相信了。我相信第一我是一個人正同你一樣。——無論如何，我務必努力做一個人。（三幕） 一八八二年，易卜生有信給朋友道： 這樣生活，須使各人自己充分發展：——這是人類功業頂高的一層；這是我們大家都應該做的事。（《尺牘》第一六四） 社會最大的罪惡莫過於摧折個人的個性，不使他自由發展。那本《雁》戲所寫的只是一件摧殘個人才性的慘劇。那戲寫一個人少年時本極有高尚的志氣，後來被一個惡人害得破家蕩產，不能度日；那惡人又把他自己通姦有孕的下等女子配給他做妻子，從此家累日重一日，他的志氣便日低一日。到了後來，他墮落深了，竟變成了一個懶人懦夫，天天受那下賤婦人和兩個無賴的恭維，他洋洋得意的覺得這種生活很可以終身的。所以那本戲借一個雁做比喻：那雁在半閣上關得久了，它從前那種高飛遠舉的志氣全消滅了。居然把人家的半閣做它的極樂國了！ 發展個人的個性，須要有兩個條件。第一，須使個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須使個人擔干係，負責任。娜拉戲中寫郝爾茂的最大錯處只在他把娜拉當作「玩意兒」看待，既不許她有自由意志，又不許她擔負家庭的責任，所以娜拉竟沒有發展她自己個性的機會。所以娜拉一旦覺悟時，恨極她的丈夫，決意棄家遠去，也正為這個緣故。易卜生又有一本戲，叫做《海上夫人》（the lady from the sea），裡面寫一個女子哀梨妲少年時嫁給人家做後母，她丈夫和前妻的兩個女兒看她年輕，不讓她管家務，只叫她過安閒日子。哀梨妲在家覺得這種不自由的妻子，不負責任的後母，是極沒趣的事。因此她天天想跟人到海外去過那海闊天空的生活。她丈夫越不許她自由，她偏越想自由。後來她丈夫知道留她不住，只得許她自由出去，她丈夫說道： （丈夫）……我現在立刻和你毀約，現在你可以有完全自由揀定你自己的路子。……現在你可以自己決定，你有完全的自由，你自己擔干係。 （哀梨妲）完全自由！還要自己擔干係！還擔干係咧！有這麼一來，樣樣事都不同了。 哀梨妲有了自由又自己負責任了，忽然大變了，也不想那海上的生活了，決意不跟人走了。（《海上夫人》第五幕）這是為什麼呢？因為世間只有奴隸的生活是不能自由選擇的，是不用擔干係的。個人若沒有自由權，又不負責任，便和做奴隸一樣，所以無論怎樣好玩，無論怎樣高興，到底沒有真正樂趣，到底不能發展個人的人格。所以哀梨妲說，有了完全自由，還要自己擔干係，有這麼一來，樣樣事都不同了。 家庭是如此，社會國家也是如此。自治的社會，共和的國家，只是要個人有自由選擇之權，還要個人對於自己所行所為都負責任。若不如此，決不能造出自己獨立的人格。社會國家沒有自由獨立的人格如同酒里少了酒麴，麵包里少了酵，人身上少了腦筋：那種社會國家決沒有改良進步的希望。 所以易卜生的一生目的只是要社會極力容忍，極力鼓勵斯鐸曼醫生一流的人物。（斯鐸曼事見上文四節）要想社會上生出無數永不知足，永不滿意，敢說老實話攻擊社會腐敗情形的「國民公敵」；要想社會上有許多人都能像斯鐸曼醫生那樣宣言道：「世上最強有力的人就是那個孤立的人！」 社會國家是時刻變遷的，所以不能指定哪一種方法是救世的良藥：十年前用補藥，十年後或者須用泄藥了；十年前用涼藥，十年後或者須用熱藥了。況且各地的社會國家都不相同，適用於日本的藥，未必完全適用於中國；適用於德國的藥，未必適用於美國。只有康有為那種「聖人」，還想用他們的「戊戌政策」來救戊午的中國；只有辜鴻銘那班怪物，還想用二千年前的「尊王大義」來施行於二十世紀的中國。易卜生是聰明的人，他知道世上沒有「包醫百病」的仙方，也沒有「施諸四海而皆準，推之百世而不悖」的真理。因此他對於社會的種種罪惡污穢，只開脈案，只說病狀，卻不肯下藥。但他雖不肯下藥，卻到處告訴我們一個保衛社會健康的衛生良法。他仿佛說道：「人的身體全靠血裡面有無量數的白血輪時時刻刻與人身的病菌開戰，把一切病菌撲滅乾淨，方才可使身體健全，精神充足。社會國家的健康也全靠社會中有許多永不知足，永不滿意，時刻與罪惡分子宣戰的白血輪，方才有改良進步的希望。我們若要保衛社會的健康，須要使社會裡時時刻刻有斯鐸曼醫生一般的白血輪分子。但使社會常有這種白血輪精神，社會決沒有不改良進步的道理。」一八八三年，易卜生寫信給朋友道： 十年之後，社會的多數人大概也會到了斯鐸曼醫生開公民大會時的見地了。但是這十年之中，斯鐸曼自己也刻刻向前進；所以到了十年之後，他的見地仍舊比社會的多數人還高十年。即以我個人而論，我覺得時時刻刻總有進境。我從前每做一本戲時的主張，如今都已漸漸變成了很多數人的主張。但是等到他們趕到那裡時，我久已不在那裡了。我又到別處去了。我希望我總是向前去了。 漫遊的感想 一  東西文化的界線 我離了北京，不上幾天，到了哈爾濱。在此地我得了一個絕大的發現：我發現了東西文明的交界點。 哈爾濱本是俄國在遠東侵略的一個重要中心。當初俄國人經營哈爾濱的時候，早就預備要把此地闢作一個二百萬居民的大城，所以一切文明設備，應有盡有；幾十年來，哈爾濱就成了北中國的上海。這是哈爾濱的租界，本地人叫做「道里」，現在租界收回，改為特別區。 租界的影響，在幾十年中，使附近的一個村莊逐漸發展，也變成了一個繁盛的大城。這是「道外」。 「道里」現在收歸中國管理了。但俄國人的勢力還是很大的，向來租界時代的許多舊習慣至今還保存著。其中的一種遺風就是不准用人力車（東洋車）。「道外」的街道上都是人力車。一到了「道里」，只見電車與汽車，不見一部人力車。道外的東洋車可以拉到道里，但不准再拉客，只可拉空車回去。 我到了哈爾濱，看了道里與道外的區別，忍不住嘆口氣，自己想道：這不是東方文明與西方文明的交界點嗎？東西洋文明的界線只是人力車文明與摩托車文明的界線——這是我的一大發現。 人力車又叫做東洋車，這真是確切不移。請看世界之上，人力車所至之地，北起哈爾濱，西至四川，南至南洋，東至日本，這不是東方文明的區域嗎？ 人力車代表的文明就是那用人做牛馬的文明。摩托車代表的文明就是用人的心思才智製做出機械來代替人力的文明。把人做牛馬看待，無論如何，夠不上叫做精神文明。用人的智慧造做出機械來，減少人類的苦痛，便利人類的交通，增加人類的幸福，——這種文明卻含有不少的理想主義，含有不少的精神文明的可能性。 我們坐在人力車上，眼看那些圓顱方趾的同胞努起筋肉，彎著背脊樑，流著血汗，替我們做牛做馬，施我們行遠登高，為的是要掙幾十個銅子去活命養家，——我們當此時候，不能不感謝那發明蒸汽機的大聖人，不能不感謝那發明電力的大聖人，不能不祝福那製作汽船汽車的大聖人：感謝他們的心思才智節省了人類多少精力，減除了人類多少苦痛！你們嫌我用「聖人」一個字嗎？孔夫子不說過嗎？「制而用之謂之器。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孔老先生還嫌「聖」字不夠，他簡直要尊他們為「神」呢！ 二  摩托車的文明 去年八月十七日的《倫敦晚報》（evening standard）有下列的統計： 全世界的摩托車共二四，五九o，ooo輛。 全世界人口平均每七十一人有一輛摩托車。 美國每六人有車一輛。 加拿大與紐西蘭每十二人有車一輛。 澳洲每二十人有車一輛。 今年一月十六日紐約的《國民周報》（the nation）有下列的統計： 全世界摩托車    二七，五oo，ooo輛 美國摩托車      二二，三三o，ooo輛 美國摩托車數占全世界百分之八十一。 美國人口平均每五人有車一輛。 去年（1926）美國造的摩托車凡四百五十萬輛，出口五十萬輛。 美國的路上，無論是大城裡或鄉間，都是不斷的汽車。《紐約時報》上曾說一個故事：有一個北方人駕著摩托車走過miami的一條大道，他開的速度是每點鐘三十五英里。後面一個駕著兩輪摩托車的警察趕上來問他為什麼擋住大路。他說，「我開的已是三十五里了。」警察喝道：「開六十里！」 今年三月里我到費城（philadelphia）演講，一個朋友請我到鄉間haverford去住一天。我和他同車往鄉間去，到了一處，只見那邊停著一二百輛摩托車。我說：「這裡開汽車賽會嗎？」他用手指道；「那邊不在造房子嗎？這些都是木匠泥水匠坐來做工的汽車。」 這真是一個摩托車的國家！木匠泥水匠坐了汽車去做工，大學教員自己開著汽車去上課，鄉間兒童上學都有公共汽車接送，農家出的雞蛋牛乳每天都自己用汽車送上火車或直送進城。十字街頭，向來總有一兩家酒店的；近年酒禁實行了，十字街頭往往建著汽油的小站。車多了，停車的空場遂成為都市建築的一個大問題。此外還發生了許多連帶的問題，很能使都市因此改觀。例如我到丹佛城（danver），看見牆上都沒有街道的名字，我很詫異。後來才看見街名都用白漆寫在馬路兩邊的「行道」（pavement or side walk）的底下，為的是要使夜間汽車燈光容易照著。這一件事便可以看出摩托車在都市經營上的影響了。 摩托車的文明的好處真是一言難盡。汽車公司近年通行「分月付款」的法子，使普通人家都可以購買汽車。據最近統計，去年一年之中美國人買的汽車有三分之二是分月付錢的。這種人家向來是不肯出遠門的。如今有了汽車，旅行便利了，所以每日工作完畢之後，在家帶了家中妻兒，自己開著汽車，到郊外去遊玩；每星期日，可以全家到遠地旅行遊覽。例如舊金山的「金門公園」，遠在海濱，可以縱觀太平洋上的水光島色；每到星期日，四方男女來游的真是人山人海！這都是摩托車的恩賜。這種遠遊的便利可以增進健康，開拓眼界，增加知識，——這都是我們的轎子文明與人力車文明底下想像不到的幸福。 最大的功效還在人的官能的訓練。人的四肢五官都是要訓練的；不練就不靈巧了，久不練就遲鈍麻木了。中國鄉間的老百姓，看見汽車來了，往往手足失措，不知道怎樣迴避；你盡著嗚嗚地壓著號筒，他們只聽不見；連街上的狗與雞也只是懶洋洋地踱來擺去，不知避開。但是你若把這班老百姓請到上海來，請他們從先施公司走到永安公司去，他們便不能不用耳目手足了。走過大馬路的人，真如《封神傳》上的黃天化說的「須要眼觀四處，耳聽八方」。你若眼不明，耳不聽，手足不靈動，必難免危險。這便是摩托車文明的訓練。 美國的汽車大概都是各人自己駕駛的。往往一家中，父母子女都會開車。人工貴了，只有頂富的人家可以僱人開車。這種開車的訓練真是「勝讀十年書」！你開著汽車，兩手各有職務，兩腳也各有職務，眼要觀四處，耳要聽八方，還要手足眼耳一時並用，同力合作。你不但要會開車，還要會修車；隨你是什麼大學教授、詩人詩哲，到了半路車壞的時候，也不能不捲起袖管，替機器醫病。什麼書呆子，書踱頭，傻瓜，若受了這種訓練，都不會四體不勤，五官不靈了。你們不常聽見人說大學教授「心不在焉」的笑話嗎？我這回新到美國，有些大學教授如孟錄博士等請我坐他們自己開的車，我總覺得有點慄慄危懼，怕他們開到半路上忽然想起什麼哲學問題或天文學問題來，那才危險呢！便是我經過幾回之後，才覺得這些大學教授已受了摩托車文明的洗禮，把從前的「心不在焉」的呆氣都趕跑了，坐在輪子前便一心在輪子上，手足也靈活了，耳目也聰明了！猗歟休哉！摩托車的教育 ！ 三  一個勞工代表 有些自命「先知」的人常常說：「美國的物質發展終有到頭的一天；到了物質文明破產的時候，社會革命便起來了。」 我可以武斷地說：美國是不會有社會革命的，因為美國天天在社會革命之中。這種革命是漸進的，天天有進步，故天天是革命。如所得稅的實行，不過是十四年來的事，然而現在所得稅已成了國家稅收的一大宗，巨富的家私有納稅百分之五十以上的。這種「社會化」的現象隨地都可以看見。從前馬克思派的經濟學者說資本愈集中則財產所有權也愈集中，必做到資本全歸極少數人之手的地步。但美國近年的變化卻是資本集中而所有權分散在民眾。一個公司可以有一萬萬的資本，而股票可由雇員與工人購買，故一萬萬元的資本就不妨有一萬人的股東。近年移民進口的限制加嚴，賤工絕跡，故國內工資天天增漲；工人收入既豐，多有積蓄，往往購買股票，逐漸成為小資本家。不但白人如此，黑人的生活也逐漸抬高。紐約城的哈倫區，向為白人居住的，十年之中土地房屋全被發財的黑人買去了，遂成了一片五十萬人的黑人區域。人人都可以做有產階級，故階級戰爭的煽動不發生效力。 我且說一個故事。 我在紐約時，有一次被邀去參加一個「兩周討論會」（fortnightly forum）。這一次討論的題目是「我們這個時代應該叫什麼時代」？十八世紀是「理智時代」，十九世紀是「民治時代」，這個時期應該叫什麼？究竟是好是壞？ 依這個討論會規矩，這一次請了六位客人作辯論員：一個是俄國克倫斯基革命政府的交通總長；一個是印度人；一個是我；一個是有名的「效率工程師」，（efficiency engineer）是一位老女士；一個是紐約有名的牧師holmes；一個是工會代表。 這是俄國1905年資產階級革命後成立的政府。 有些人的話是可以預料的。那位印度人一定痛罵這個物質文明時代；那位俄國交通總長一定痛罵鮑爾雪維克，那位牧師一定是很悲觀的；我一定是很樂觀的；那位女效率專家一定鼓吹她的效率主義。一言表過不提。 即布爾什維克。 單說那位勞工代表frahne（？）先生。他站起來演說了。他穿著晚餐禮服，挺著雪白的硬襯衫，頭髮蒼白了。他站起來，一手向裡面衣袋裡抽出一卷打字的演說稿，一手向外面袋裡摸出眼鏡盒，取出眼鏡戴上。他高聲演說了。 他一開口便使我詫異。他說：我們這個時代可以說是人類有歷史以來最好的偉大的時代，最可驚嘆的時代。 這是他的主文。以下他一條一條地舉例來證明這個主旨。他先說科學的進步，尤其注重醫學的發明；次說工業的進步；次說美術的新貢獻，特別注重近年的新音樂與新建築。最後他敘述社會的進步，列舉資本制裁的成績，勞工待遇的改善，教育的普及，幸福的增加。他在十二分鐘之內描寫世界人類各方面的大進步，證明這個時代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好的時代。 我聽了他的演說，忍不住對自己說道：這才是真正的社會革命。社會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做到向來被壓迫的社會分子能站在大庭廣眾之中歌頌他的時代為人類有史以來最好的時代。 四  往西去！ 我在莫斯科住了三天，見著一些中國共產黨的朋友，他們很勸我在俄國多考察一些時。我因為要趕到英國去開會，所以不能久留。那時馮玉祥將軍在莫斯科郊外避暑，我聽說他很崇拜蘇俄，常常繪畫列寧的肖像。我對他的秘書劉伯堅諸君說：我很盼望馮先生從俄國向西去看看。即使不能看美國，至少也應該看看德國。 我的老朋友李大釗先生在他被捕之前一兩月曾對北京朋友說：「我們應該寫信給適之，勸他仍舊從俄國回來，不要讓他往西去打美國回來。」但他說這話時，我早已到了美國了。 我希望馮玉祥先生帶了他的朋友往西去看看德國美國；李大釗先生卻希望我不要往西去。要明白此中的意義，且聽我再說一件有趣味的故事。 我在日本時，同了馬伯援先生去訪問日本最有名的經濟學家福田德三博士。我說：「福田先生，聽說先生新近到歐洲遊歷回來之後，先生的思想主張頗有改變，這話可靠嗎？」 他說：「沒有什麼大的改變。」 我問：「改變的大致是什麼？」 他說：「從前我主張社會政策；這次從歐洲回來之後，我不主張這種妥協的緩和的社會政策了。我現在以為這其間只有兩條路：不是純粹的馬克思派社會主義，就是純粹的資本主義。沒有第三條路。」 我說：「可惜先生到了歐洲不曾走的遠點，索性到美國去看看，也許可以看見第三條路，也未可知。」 福田博士搖頭說：「美國我不敢去，我怕到了美國會把我的學說完全推翻了。」 我說：「先生這話使我頗失望。學者似乎應該尊重事實。若事實可以推翻學說，那麼，我們似乎應該拋棄那學說，另尋更滿意的假設。」 福田博士搖頭說：「我不敢到美國去。我今年五十五了，等到我六十歲時，我的思想定了，不會改變了，那時候我要往美國看看去。」 這一次的談話給了我一個絕大的刺激。世間的大問題決不是一兩個抽象名詞（如「資本主義」「共產主義」等等）所能完全包括的。最要緊的是事實。現今許多朋友卻只高談主義，不肯看看事實。孫中山先生曾引外國俗語說「社會主義有五十七種，不知那一種是真的。」豈但社會主義有五十七種？資本主義還不止五百七十種呢！拿一個「赤」字抹殺新運動，那是張作霖、吳佩孚的把戲。然而拿一個「資本主義」來抹殺一切現代國家，這種眼光究竟比張作霖、吳佩孚高明多少？ 朋友們，不要笑那位日本學者。他還知道美國有些事實足以動搖他的學說，所以他不敢去。我們之中卻有許多人決不承認世上會有事實足以動搖我們的迷信的。 五  東方人的「精神生活」 我到紐約後的第十天——一月二十一日——《紐約時報》上登出一條很有趣味的新聞： 昨天下午一點鐘，紐吉賽邦的恩格兒塢（englewood，n．j．）的山郎先生住宅面前，圍了許多男男女女，小孩子，小狗，等著要看一位埃及道人（fakir）名叫哈密（harold bey）的被活埋的奇事。 哈密道人站在那掘好的墳坑旁邊；微微的雨點灑在他的飄飄的長袍上。他身邊站著兩個同道的助手。 人越來越多了。到了一點一分的時候，哈密道人忽然倒在地下省人事了。兩個請來的醫生同了三個報館訪員動手把他的耳朵、鼻子、嘴，都用棉花塞好。隨後便有人來把哈密道人抬下墳坑，放在墳里的內穴里。他臉上撒了一薄層的沙。內穴上面用木板蓋好。 內穴上面還有三尺深的空坑，他們也用泥土填滿了。填滿了後，活埋的工作算完了。 到場的許多人都走進山郎先生的家裡去吃茶點。山郎夫人未嫁之前就是那位綽號「千眼姑娘」的李麻小姐。她在那邊招待來賓，大家談著「人生無涯」一類的問題，靜候那活埋道人的復活。 一點鐘過去了。……一點半過去了。……兩點鐘過去了。…… 到了下午四點，三個愛爾蘭的工人動手把墳掘開。三個黑種工人站在旁邊陪著，——也許是給那三個白種同伴鎮壓邪鬼罷。 四點鐘敲過不久，哈密道人扶起來了。扶到了空氣里，他便顫動了，漸漸活過來了。他低低地喊了一聲「胡帝尼」，微微一笑，他回生了。 他未埋之先，醫生驗過他的脈跳是七十二，呼吸是十八。復活之後，脈跳與呼吸仍是七十二與十八。他在坑裡足足埋了兩點五十二分。 這回的安排布置全是勒烏公司（loew’s）的杜納先生辦理的。杜納先生說，本想同這位埃及道人訂一個「雜耍戲」的契約，不過還得考慮一會，因為看戲的人等不得三個鐘頭就都會跑光了。 哈密道人卻很得意，他說他還可以活埋三天咧。 美國是個有錢的地方，世界各國的奇奇怪怪的宗教掮客都趕到這裡來招攬信徒，炫賣花樣。前一年，有個埃及道人名叫拉曼 （rahman）的，自稱能收斂心神，停止呼吸。他當大眾試驗，閉在鐵棺內，沉在赫貞河裡，過一點鐘之久。當時美國有大幻術胡帝尼（harry houdini）研究此事，說這不是停止呼吸，乃是一種「淺呼吸」，是可以操練出來的。胡帝尼自己練習，到了去年夏間，他也公開試驗：睡在鐵棺里，叫人沉在紐約謝爾敦大旅館的水池裡，過了一點半鐘，方才撈起來。開棺之後，依然復生，不過脈跳增加至一百四十二跳而已。胡帝尼的成績比拉曼加長半點鐘，頗能使人明白這種把戲不過是一種技術上的訓練，並沒有什麼精神作用。 胡帝尼死後，這班東方道人還不服氣，所以有今年一月二十日哈密道人的公開試驗。哈密的成績又比胡帝尼加長了八十二分鐘，應該夠得上和勒烏公司訂六個月的「雜耍戲」的契約了，然而杜納先生又嫌活埋三點鐘太乾燥無味了，怕不能號召看戲的群眾！可惜，可惜！大概哈密先生和他的道友們後來仍舊回到東方去繼續他們的「內心生活」了罷。 胡帝尼的試驗的精神是很可佩服的。其實即使這班東方道人真能活埋三點鐘以至三天，完全停止呼吸，這又算得什麼精神生活？這裡面那有什麼「精神的分子」？泥里的蚯蚓，以至一切冬天蟄伏的爬蟲，不是都能這樣嗎？ 六  麻將 前幾年，麻將牌忽然行到海外，成為出口貨的一宗。歐洲與美洲的社會裡，很有許多人打麻將的；後來日本也傳染到了。有一個時期，麻將竟成了西洋社會裡最時髦的一種遊戲：俱樂部里差不多桌桌都是麻將，書店裡出了許多種研究麻將的小冊子，中國留學生沒有錢的可以靠教麻將吃飯掙錢。歐美人竟發了麻將狂熱了。 誰也夢想不到東方文明徵服西洋的先鋒隊卻是那一百三十六個麻將軍！ 這回我從西伯利亞到歐洲，從歐洲到美洲，從美洲到日本，十個月之中，只有一次在日本京都的一個俱樂部里看見有人打麻將牌。在歐美簡直看不見麻將了。我曾問過歐洲和美國的朋友，他們說：「婦女俱樂部里，偶然還可以看見一桌兩桌打麻將的，但那是很少的事了。」我在美國人家裡，也常看見麻將牌盒子——雕刻裝潢很精緻的——陳列在室內，有時一家竟有兩三副的。但從不見主人主婦談起麻將；他們從不向我這位麻將國的代表請教此中的玄妙！麻將在西洋已成了架上的古玩了；麻將的狂熱已退涼了。 我問一個美國朋友，為什麼麻將的狂熱過去的這樣快？他說：「女士太太們喜歡麻將，男子們卻很反對，終於是男子們戰勝了。」 這是我們意想得到的。西洋的勤勞奮鬥的民族決不會做麻將的信徒，決不會受麻將的征服。麻將只是我們這種好閒愛盪、不愛惜光陰的「精神文明」的中華民族的專利品。 當明朝晚年，民間盛行一種紙牌，名為「馬吊」。馬吊中有四十張牌，有一文至九文，一千至九千，一萬至九萬等，等於麻將牌的筒子，索子，萬子。還有一張「零」，即是「白板」的祖宗。還有一張「千萬」，即是徽州紙牌的「千萬」。馬吊牌上每張上畫有《水滸傳》的人物。徽州紙牌上的「王英」即是矮腳虎王英的遺蹟。乾隆嘉慶間人汪師韓的全集裡收有幾種明人的馬吊牌（在《叢睦汪氏叢書》內）。 馬吊在當日風行一時，士大夫整日整夜的打馬吊，把正事都荒廢了。所以明亡之後，吳梅村作《緩寇紀略》說，明之亡是亡於馬吊。 三百年來，四十張的馬吊逐漸演變，變成每樣五張的紙牌，近七八十年中又變為每樣四張的麻將牌。（馬吊三人對一人，故名「馬吊腳」，省稱「馬吊」；「麻將」稱「麻雀」的音變，「麻雀」為「馬腳」的音變。）越變越繁複巧妙了，所以更能迷惑人心，使國中的男男女女，無論富貴貧賤，不分日夜寒暑，把精力和光陰葬送在這一百三十六張牌上。 英國的「國戲」是cricket，美國的國戲是baseball，日本的國戲是角牴。中國呢？中國的國戲是麻將。 麻將平均每四圈費時約兩點鐘。少說一點，全國每日只有一百萬桌麻將，每桌只打八圈，就得費四百萬點鐘，就是損失十六萬七千日的光陰，金錢的輸贏，精力的消磨，都還在外。 我們走遍世界，可曾看見那一個長進的民族，文明的國家，肯這樣荒時廢業的嗎？一個留學日本的朋友對我說：「日本人的勤苦真不可及！到了晚上，登高一望，家家板屋裡都是燈光；燈光之下，不是少年人跳著讀書，便是老年人跪著翻書，或是老婦人跪著做活計。到了天明，滿街上，滿電車上都是上學去的兒童。單只這一點勤苦就可以征服我們了。」 其實何止日本？凡是長進的民族都是這樣的。只有咱們這種不長進的民族以「閒」為幸福，以「消閒」為急務，男人以打麻將為消閒，女人以打麻將為家常，老太婆以打麻將為下半生的大事業！ 從前的革新家說中國有三害：鴉片，八股，小腳。鴉片雖然沒禁絕，總算是犯法的了。雖然還有做「洋八股」與更時髦的「黨八股」的，但八股的四書文是過去的了。小腳也差不多沒有了。只有這第四害，麻將，還是日興月盛，沒有一點衰歇的樣子，沒有人說它是可以亡國的大害。新近麻將先生居然大搖大擺地跑到西洋去招搖一次，幾乎做了鴉片與楊梅瘡的還敬禮物。但如今它仍舊縮回來了，仍舊回來做東方精神文明的國家的國粹，國戲！ 後  記 《漫遊的感想》本不止這六條，我預備寫四五十條，做成一本遊記。但我當時正在趕寫《白話文學史》，忙不過來，便把遊記擱下來了。現在我把這六條保存在這裡，因為遊記專書大概是寫不成的了。 1930年3月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