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與本我 · 第五章　自我的依賴關係

我們的論題的複雜性必然是這樣一個事實的藉口，那就是本書的章節標題沒有一個是與它們的內容相一致的，並且在轉向新的話題方向的時候，我們經常回到早已經解決了的問題上。 因此我們反覆地說過，自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取代了被本我拋棄的情感灌注位置的自居形成的，並且這些自居中的第一個總是表現得像自我中的一支特殊力量，並且以超我的形式從自我中分離出來，而後來隨著它變得更強，自我可能會變得更加抵抗這類自居造成的影響。超我在自我中或者說在與自我的關係中，有著自己特殊的位置，這個特殊的位置應當歸功於一個必須從兩面考慮的因素：從一方面來說它是第一個自居，也是一個發生在自我還很弱小的時候的自居，而從另一方面來看它是俄狄浦斯情結的繼承，並且因此將最重要的對象引進了自我之中。超我與自我之後發生的變化的關係大體上同兒童最初的性階段與青春期之後的性生活之間的關係是一致的。儘管它對之後的所有影響來說都是易於接近的，然而它在生命中一直保持著由父親情結的衍生而賦予它的特性——換句話來說就是脫離自我和掌控自我的能力。它是自我前期的弱小和依賴的紀念物，而成熟的自我則是它統治的主題。正如小孩曾被迫服從父母的命令一樣，自我也必須無條件地服從它的超我。 但是由本我的第一個對象性情感灌注，由俄狄浦斯情結而來的超我的衍生物對它來說更具有重要性。正如我們所展示的那樣，這個衍生使超我與本我的種系發生的獲得物產生了聯繫，並且使超我成為了之前的自我結構的再生，這個再生已經將它們的產物遺留在了本我之中。因此超我總是與自我很接近，並且可以在面對自我的時候擔當起本我的代表。它深入了本我之中，並且因為這個原因，相比於自我，它離意識更遠。(1) 我們可以通過轉向特定的臨床事實來最好地鑑別這些關係，這些臨床事實雖然早就已經失去了它們的新奇性，但是它們仍在等著我們對它們進行理論上的討論。 有一些人在分析的工作中使用的是一種非常古怪的方式。當有人在治療的過程中充滿希望地同他們交談並表示滿足時，他們會表露出一種不滿的表情，情況則總是會變壞。人們一開始把這看作挑釁和一種試圖證明他們比醫生更優越的嘗試，但是後來便用一種更深層次和更公正的眼光來看待。人們開始相信，這類人不僅不能忍受一點點讚美或者褒獎，還會對治療的進程做出相反的反應。每一個應該讓症狀有所好轉或者暫時中止的局部解決方案在別人身上都產生了相應的效果，但是在他們身上卻導致了暫時的病情惡化，他們的情況在治療的過程中變得更糟，而不是好轉。他們的表現被稱作「陰性治療反應」。 毫無疑問在這些人中，有一些東西在與他們的康復做抗爭，並且它的做法是令人恐懼的，似乎看起來就像是一種危險的東西。我們已經習慣這麼說，在他們身上，對病症的需要要比康復的欲望更占據上風。如果我們用普通的方法來分析這種抗拒行為，甚至默許它對醫生持有的挑釁態度和對各種從病症里獲得好處的方式的固著之戀，它的絕大部分還是會留下來。這表明它是康復的最強大障礙，比其他相似的「自戀型疏遠」（narcissistic inaccessibility）更為強大，展現出一種對醫生的負面態度以及對病症加重的依戀。 最後我們發現我們正在處理的是一種可以被稱為「道德」因素的事物，一種罪惡感，它在病症中尋找滿足感，並拒絕放棄病痛的懲罰。我們將這個令人沮喪的解釋看作最終的解釋是正確的。但是只要是與患者有關，那這種罪惡感就會沉默，它不會告訴患者他是有罪的，他也不會感到自己是有罪的，他只是覺得難受。這種罪惡感只會以一種對康復的抗拒形式出現，這個抗拒是非常難以克服的。想要讓患者相信這個動機在他背後讓他一直處於生病的狀態也是尤為困難的。他堅持相信一個更為明顯的解釋，那就是分析方式的治療對於他自身的情況來說並不是正確的治療方式。(2) 我們所描述的東西適用於這類事件最為極端的案例，但是在很多情況中，或許在所有相對嚴重神經症的情況中，這個因素必須只在一個較小程度上被考慮在內。實際上可能是這樣，在自我理想的態度這個處境中，恰恰是這樣一個要素決定了神經官能病症的嚴重程度。因此我們應當毫不猶豫地更充分徹底地討論罪惡感在不同情況下出現的方式。 對普通的、有意識的罪惡感（良知）進行解釋並沒有什麼難度，它是基於自我和自我理想之間的張力，也是一種通過自我的批評力量對自我進行譴責的表達。在神經症中被人們所熟知的低人一等的感覺可能也與它不遠。在兩種非常相似的病症中，罪惡感被過分強烈地感覺到，在它們之中，自我理想表現得非常嚴重，並且常常以一種無情的方式攻擊自我。自我理想在強迫症和憂鬱症這兩種情況下的態度除了表現出相似性之外，還表現出具有重要性的區別。 在一些強迫症的特定形式中，罪惡感過於聒噪了，但卻不能向自我證明自己。因此患者的自我便對有罪的非難進行抵抗，並尋求醫生的支持來否認它。默許這樣的行為是愚蠢的，因為這樣做起不到任何效果。分析最終表明，超我正在受到對自我來說還是未知的進程的影響。要找到早已經存在於罪惡感底部的壓抑的衝動也是可能的。因此在這樣的情況下，超我比自我更了解無意識的本我。 在憂鬱症中，超我已經獲得了意識的控制這樣一個印象更為強烈。但是在這裡，自我並沒有冒著被反對的危險，它承認自己有罪，並甘受懲罰。我們明白這樣的差別。在強迫症中，被考慮的東西是停留在自我之外的令人不快的衝動，而在憂鬱症中，讓超我憤怒的事物已經通過自居被帶到了自我當中。 為什麼罪惡感在這兩種神經失調的病症中會有這樣非凡的力量當然還不清楚，但是在事物狀況中的主要的問題存在於另一個方向。我們應當將對它的討論延期，直到我們將罪惡感還仍保持無意識狀態的另外的一些事例處理好了再來進行。 這種情況大體上是在癔病（歇斯底里症）和類似癔病的狀態下被發現的。在這樣的情況中，罪惡感仍保持無意識的機制是很容易被發現的。歇斯底里的自我會用一種它已經習慣了的，用於抵禦一種不能忍受的對象性情感灌注的方法——壓抑的行為，來抵禦一種超我的批判用來威脅它的痛苦知覺。因此，對罪惡感保持無意識負責的是自我。我們知道作為一種規則，自我會在服務超我和應答超我的命令的時候實行抗拒，但是在癔病的情況下，自我會將它的武器掉過頭來對準它的監工。正如我們所知的，在強迫症中，心理反應形成這種現象是占據主導地位的，但是在這裡，自我只是成功地與關於罪惡感的物質保持了一定的距離。 人們能更進一步並進行大膽的假設認為，大部分的罪惡感必然通常是保持無意識的，因為道德良心的起源是與俄狄浦斯情結緊密地聯結在一起的，而俄狄浦斯情結是屬於無意識的。如果有人趨向於提出矛盾的主張，認為普通人不僅遠比他自己所認為的更無德，也遠比他知道的更有德，這個主張的前半部分所依靠的是精神分析學的發現，而精神分析學對於引起對後半部分的反對並沒有異議。(3) 我們發現這種無意識的罪惡感的增加能將人們變為罪犯，對於這個發現我們感到很驚訝。但是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在許多犯罪，特別是青少年犯罪中，是有可能在犯罪行為進行之前查探出非常強烈的罪惡感的，因此罪惡感不是犯罪的結果而是犯罪的動機。能把這種無意識的罪惡感與一些真實的、直接的事情牢牢系在一起似乎是一種寬慰。 在所有的這些情況中，超我顯示出了它對於意識自我的獨立性以及對無意識本我的親密關係。現在意識到我們歸結於自我中前意識言語殘餘的重要性之後，問題便產生了，超我作為無意識而言，究竟是否是存在於這樣的詞表象之中？如果不是，那它存在於什麼之中？我們假定的回答是，超我像自我一樣不可能否決自己的起源是聽到的東西，因為它是自我的一部分，並且通過詞表象（理念、抽象）對意識保持著易於接近的狀態。但是情感灌注的能量並沒有從聽覺知覺（傳授或者閱讀）中，而是從本我的本源中達到超我的滿足。 我們所推遲回答的問題是這樣的：超我是怎樣從本質上將自己表現為罪惡感的（或者說，表現為批評——因為罪惡感在自我中是符合批評的知覺），並同時變得對自我有了這樣一種不尋常的嚴肅和嚴格？如果我們首先求助於憂鬱症，我們就會發現，過於強大並操控著意識的超我，通過無情的暴虐來反對自我，就好像擁有了所有人類的施虐欲一樣。按我們關於施虐欲的觀點，我們應該說，破壞性的成分已經在超我中牢固地確立了自己的位置，並轉為反對自我。現在在超我中占有統治權的正如之前一樣，是死亡本能的純粹文化，並且如果自我沒有及時地通過轉變成狂熱來抵禦死亡本能的專橫的話，那死亡本能早就成功地將自我帶向死亡了。 在強迫症的一些特定形式中，良知的譴責也一樣令人痛苦和苦惱，但是在這裡，情況並不是那麼明了。值得注意的是，強迫症與憂鬱症相反，是絕不會在實質上採取自我毀滅的行為的，似乎強迫症患者就免疫了自殺的危險，並且比癔病患者受到更好的保護，防止自殺。我們可以看到確保了自我安全的東西是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對象是被保留的。在強迫症中，通過回退到性發育之前的組構，愛的衝動有了將自己轉變為對抗對象的攻擊型衝動的可能性。再次破壞的本能再一次被釋放並設法摧毀對象，或者至少表現出這樣的意圖。這些意圖沒有被自我採納，並且自我還會通過心理反應形成防範措施來與它們抗爭，於是它們留在了本我之中。但是超我卻表現得好像自我應該為這些意圖負責一樣，並且與此同時，超我通過對這些破壞性意圖的嚴懲的嚴肅性表明了，它們並不僅是像表面上的那樣，由回退誘發，而實際上，它們是由於恨替代了愛而產生的。自我在這兩個方面都很無助，徒勞地保護著自己，對殘忍本我的煽動的抵抗和對於懲罰譴責的抵抗也是同樣徒勞的。它至少成功地約束了來自兩方而的野蠻行徑，在它所能達到的範圍之內，第一個結果就是無盡的自我折磨，並且最終引起了對象的系統性折磨。 個體中的危險的死亡本能有多種應對方式：它們的一部分通過與性慾成分融合而變得無害了，一部分通過攻擊的方式轉移給了外部世界，同時它們在很大程度上繼續著它們毫無阻礙的內部工作。在憂鬱症中，超我是怎樣才能變成一種死亡本能的聚集地的呢？ 從本能控制和道德的觀點看來，本我可以說完全是非道德的，自我在努力變為道德，而超我是可以變為超道德，然後變為只有本我才有的那種殘酷的。引人注目的是，一個人越是抑制他對外界的攻擊性，他越是會在自我理想中變得苛刻——也就是說好鬥。普通的觀點是從另一個方向看待這個情況的：由自我理想樹立起來的標準似乎是抑制攻擊性的動機。但是事實仍像我們表述的那樣：一個人越是控制他的攻擊性，他對於反對自我的攻擊性的理想傾向就會越強烈。這就像是一種替代，施加在他的自我上的轉換循環。但是即便是普通尋常的道德也有被嚴格控制和殘酷禁止的特性。確實，這樣一個高等生物無情地實施懲罰的設想正是產生於這個特性的。 我無法對這些問題進行進一步的思考，除非引進一個新的假設。正如我們所知，超我是產生於將父親作為典範的自居的。每一個這樣的自居都是非性慾化的，甚至是升華的本性。而現在，似乎每當這樣的轉變發生的時候，一種本能的離解就會同時產生。通過升華之後，性慾成分就再也沒有力量將與它產生聯繫的整個破壞性約束在一起了，並且這是以一種對攻擊和破壞的傾向的形式釋放的。這樣的離解將會成為普遍的嚴肅性格和被理想狀態展示出來的殘酷行為——也就是它的獨斷的「你必須」——的根源。 讓我們再一次思考一下強迫症吧。事物的狀態在這裡是不同的。由受到攻擊性的離解並不是受到自我的影響的結果，而是一個源於本我的倒退的結果。但是這個過程已經延伸擴大超過了本我，達到了超我，而現在超我正對無辜的自我變得愈加嚴格。但是看起來在這種情況中，自我似乎通過自居，獲得了比在憂鬱症中獲得的更多的對欲望的控制權，而它則因此受到了超我的懲罰，超我是通過具有與欲望混合在一起的攻擊性的手段來對自我進行懲罰的。 我們對於自我觀點開始變得清晰，自我的各種關係也變得明顯了。我們現在既看到了強大的自我，也看到了弱小的自我。它被委託了重要的功能。它靠著與知覺系統之間的關係及時地給予了心理進程一個秩序，並讓它們接受「現實檢驗」。通過打斷思考的過程，它確保了運動神經發泄的延遲並控制了通往能動性的道路。誠然，最後一種力量是形式問題多過實際的問題，就行為來看，自我的位置就像一個立憲的君主的位置，沒有律法可以不通過他的批准而成立，但是對於將他的否決權加於議會提出的所有措施上，他卻會猶豫很長時間。所有這些源自外部生命的經歷都豐富了自我，但是本我是自我的第二個外部世界，自我力求將這個外部世界納入服從於自己。它從本我中取出欲望，並將本我中的對象性情感灌注轉變為自我結構。自我還通過超我的幫助，通過一種對我們來說仍然是朦朧晦澀的方式，利用了本我中的過去儲存的經驗。 本我的內容可以通過兩種方式滲透到自我當中。一種是直接的，另一種是通過自我理想的帶領。它們將採取哪種方式對於一些心理活動來說具有決斷的重要性。自我從發覺本能發展到了控制它們，從服從本能發展到了抑制它們。在這樣的成就中，自我理想占據了很大的一份，自我理想實際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種反對本我的本能進程的心理反應形成。精神分析學是一種手段，它讓自我可以達到不斷進步，征服本我的目的。 但是從另一個觀點看來，我們將同樣的這個自我看作為三個主人服務，並因此遭受三種危險威脅的可憐之物。它遭受的是外界世界的威脅，本能欲望的威脅和超我的嚴格對待的威脅。由於焦慮是一種逃離危險的表達方式，所以這三種威脅還有與之對應的三種焦慮。作為一個邊緣之物，自我嘗試著在世界和本我中進行調節，讓本我變得能適應世界，並且通過它的肌肉運動，讓世界符合本我的希望。實際上，它的行為就像在分析治療中的醫生角色：它帶著對真實世界的灌注，將自己作為欲望的對象提供給了本我，並且它的目標是讓本我的欲望從屬於自己。它不僅是本我的幫助者，它也是想設法獲得主人喜愛的唯命是從的奴隸。在任何可能的時候，它都會設法與本我保持好的關係。它用自己前意識的合理化作用來覆蓋本我的無意識命令；甚至有時本我實際上還很固執不屈的時候，它都會自以為本我正在對現實的告誡表示服從；它會掩飾本我與現實的衝突，並且如果可能的話，也會掩飾它自己與超我的衝突。它處在本我與現實的中間位置，經常會受到誘惑，變成阿諛奉承的機會主義者，還會說謊，就像一個看到了事實，但是為了保住公眾地位而說謊的政客。 自我對於兩種不同的本能的態度是不公正的。通過它的自居和升華，它在獲得欲望的掌控上幫助了本我中的死亡本能，但是它這樣做是冒著成為死亡本能對象和自己消亡的危險的。為了能夠這樣幫助死亡本能，它得讓自己被欲望填滿，這樣的話，它自己就變成了性愛本能的代表，並且從此以後渴望生存、渴望被愛。 但是由於自我的升華工作會導致本能的離解和超我中的攻擊本能的釋放，它反對欲望的鬥爭將它暴露在了虐待和死亡的危險之下。 正處在遭受超我的攻擊的苦難中，或者甚至已經屈服於它們的自我，正面對著一種如同原生生物般的命運，這些原生生物被自己創造出來的分解產物給摧毀了。從經濟學的觀點來看，超我中起到一定作用的道德看起來就像是一種類似的分解產物。 在自我所處在的這些相互依賴的關係中，與超我的關係也許是最有趣的。 自我是焦慮的實際所在地。由於受到了三個方向的危險的威脅，自我通過從威脅的知覺中或者從本能中受到相似對待的進程中拿回自己的情感灌注，並將之通過焦慮的形式發射出去，形成了一種逃跑反射。這個初級的反應之後被一種保護性情感灌注（恐懼的機制）的實施替代了。在外部世界中和欲望的危險中，自我所恐懼的東西是無法被明確說明的，我們知道這種恐懼將會被擊垮和消除，但是卻無法由分析的方式來抓住它。自我只是在簡單地服從唯樂原則的警告。從另一方面來說，我們可以分辨出躲藏在自我對於超我的畏懼，和對於良知的恐懼之後的東西。轉變為了自我理想的更高級的存在曾經預示了閹割的危險，並且這種對於閹割的恐懼也許是後來的良知的恐懼聚集環繞的核心，是這種恐懼作為良知的恐懼繼續存在。 「每一種恐懼基本上都是對死亡的恐懼」這個誇張的說法並沒有什麼意義，並且無論如何也不能被證明。相反，在我看來將對死亡的恐懼和對於對象的恐懼（現實焦慮）以及和神經質的欲望焦慮區別開來，才是完全正確的。這給精神分析帶來了一個難題，因為死亡是一種抽象的概念，有著一種消極的內容，並且找不到一種與之相關的無意識。看起來死亡恐懼的機制只能在很大程度上看作一種自我放棄它自己的自戀之欲的情感灌注——也就是說，它放棄了它自己，就如同它在其他感到焦慮的情況下放棄了一些外部對象一樣。我認為對死亡的恐懼是某種發生在自我和本我之間的東西。 我們知道對死亡的恐懼會出現在兩種情況之下（此外，這兩種情況與其他種類的恐懼產生的情況是完全相似的），那就是作為對外部恐懼的反應出現和作為一種內部進程出現，比如憂鬱症的例子。神經症的表現將再一次幫助我們理解一個正常的人。 憂鬱症中的對死亡的恐懼只有一種解釋：自我因為覺得自己受到了超我的憎恨和迫害，而不是喜愛，於是放棄了自己。因此對於自我來說，活著與被愛——被在這裡再一次作為本我代表的超我所喜愛——是有著同樣的意義的。超我起到了與早期的父親和之後的「上天」或者「命運」起到的相同的保護的功能和拯救的作用。但是當自我發現自己處在一個過度真實的危險之中，並且認為自己無法通過自己的力量來克服這個險境時，它不免會做出相同的結論。它看到自己被所有保護力量拋棄，便會放任自己死亡。此外，這裡再一次出現了與出生時的第一個強烈的焦慮狀態和嬰兒的渴望焦慮——由於從母親的保護中分離而產生的焦慮——狀態完全相同的情況。 這些思考使得對死亡的恐懼，可以像對良知的恐懼一樣被看作被閹割的恐懼的發展。罪惡感在神經症中的重要性使得普遍的神經質焦慮有可能在苛刻的情況中因自我和超我之間的焦慮（對閹割的恐懼、對良知的恐懼、對死亡的恐懼）的產生而被加強。 我們最終再一次回到本我上來，而本我沒有向自我表示愛或者恨的辦法。它無法說出它想要什麼，也沒有得到統一的意願。性愛本能和死亡本能在本我中做著鬥爭，我們也看到了一組本能是靠著什麼武器來抵禦對抗另一組本能的。本我可以被描述為處在無聲但是強大的死亡本能之下，而死亡本能渴望處於平靜的狀態之下，並且（在唯樂原則的促使下）將性愛本能這個惹是生非的傢伙安定下來。但是，那樣或許就低估了性愛本能所扮演的角色的作用了。 ———————————————————— (1) 可以說心理分析的自我或者超心理學的自我同結構上的自我（「大腦皮質人像」）一樣是倒立著的。 (2) 對分析者來說，與無意識罪惡感這一障礙的鬥爭不是容易的事情。沒有直接反對它的事情可做，間接的也沒有，除去了解無意識按壓抑根源的緩慢程序和這樣漸漸地把它變成意識罪惡感的緩慢程序。當這個無意識罪惡感是「借來的」，當它是一個對其他曾經作為性精力灌注對象的人發生自居作用的產物時，人們就有了把握它的特殊機會。這樣來認識的罪惡感常常是被拋棄的愛的關係（love-relation）遺留下來的唯一痕跡，因此根本不容易認出它是一種愛的關係。（這個進程與在憂鬱症中發生的事情的相似是十分清楚的。）如果人們能暴露無意識罪惡感後面的這個以前的對象性情感灌注，那麼療效常常是十分顯著的，否則一個人努力的結果就毫不確定。療效主要取決於罪惡感的強烈程度；這裡通常沒有治療措施能用來反對罪惡感的同等強度的對抗力量，也許療效也取決於分析者的人格是否允許病人找分析者放在他的自我理想的位置上，這會誘惑分析者使他想當病人的先知、救世主和挽救者的角色。因為分析學的法則正好反對醫生以任何這類方式運用他的人格，所以必須如實坦白承認我們在這裡對分析學的效力又有一個限制；總之，分析學並不表明產生病理的反應是不可能的，但是卻給病人的自我決定這種方法或另一種方法的自由。 (3) 這個主張只是一個表面上的悖論，它簡單地陳述了人類的本性不論是從善還是從惡上來說，都有著遠比自己所想像的範圍——比如自我通過意識知覺所知道的——擁有更廣闊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