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平自傳 · 一
我的故鄉是廣東梅縣。在前清，稱為嘉應州。嘉應州是直隸州，轄有四縣。但它自身也直轄有相當面積的區域。辛亥革命後，改這直轄區域為縣區。故認真說來，嘉應州和梅縣是不能混稱的。因為現在的梅縣，在地域上說，只是從前的嘉應州的一小部分。這縣區再細分為三十六堡。
在梅城的東門外，離城約三里多路，有一所小小的鄉村，名叫三坑約，屬於三十六堡中之一的東廂堡，我就是在這三坑約，——一個半鄉半市的村里生長的。
我所住的屋非常宏大，名叫留余堂，是我的高祖所建造的。容積也很寬，有似一所兵營。至今凡屬我高祖系統的子孫，約三百餘人，都容納在這所破舊的老屋裡。這是在嶺南極平常的族聚而居的現象。
在這家老屋的環近，無山無水，風景至為單調。並且氣候非常惡劣，在夏季是赤日當空，酷熱不堪，在冬季雖不見怎樣寒冷，但因雨水很少，常常降霜。建築已經不適於衛生，（因講風水而朝西建築，在北首又不植防風林，是其一例。）防寒設備則可謂全無。而我們在嶺南的普通人家，在冬期最多只穿一件短棉襖，故在嚴冬的早晨，我們是非常痛苦的。
對於這樣類似沙漠的故鄉，我仍然禁不住要常常思戀。第一大原因，當然是因為先人的墳墓在那邊。並且我的生命最初期的十六年是在那村里消費過去的，從十七歲那年起，其間雖然有幾次回到故鄉去，但停留的期日非常之淺（短），可以說是和這個足令人懷戀的故鄉永別了吧。
一想念到故鄉，便會感傷到自己數十年來的漂泊。所以我不想提起故鄉的事來說，也不願意傾聽從鄉里出來的人向我說故鄉的事。
當我五六歲的時候，喜歡和村童一起頑（玩），東走西跑，有時跟他們走到離我的住家兩里多路的饒公橋橋下的小河裡去泅泳，有時又跟他們走到約一里多遠的關爺廟裡去攫明聖經。對於「學而」「先進」一句也不能記憶，而對於「漢壽亭侯……」的明聖經反背誦得非常熟口。
老祖母擔心著我會迷失道路，不能回來，故她常教我說：
「你要記著，若你迷失了道路，有人問你是那地方人時，你便說，我是廣東省，嘉應州，東廂堡，三坑約，留余堂，張××的第三孫兒！」
童年時代的我，在一年中，有七八個月是打赤腳，三四個月穿木屐，其餘有鞋襪穿的期間，多則一個月，少則二十多天，那即是過年、過節和有慶弔應酬的時節。我穿的是什麼呢？除涼秋九月以後直入冬期須穿棉衣袷衣之外，由四月初（舊曆）至八月杪，我是或打赤膊，或穿一件單衣度過去，天熱時，我的全背部都發生痱子，癢不可耐，那裡穿得上衣服。在這五六個月間，也只有兩條深藍色的夏布褲兒對換。我因為時時扯起前面的褲腰來揩鼻水，經久之後，那個褲腰的一部分，便變成一塊硬布箔了。
我因為營養不良，蒼瘦得非常可憐，常披著一頭的棕色頭髮，真是蓬頭垢面。所以同族的伯叔和堂兄弟們，也不把我當族人看待，而只當我是外來的一個小乞丐。
我生長世家，而竟窮至這個樣子，讀者或許不會相信吧。但是事實如此，沒落了的大家庭的子孫，多數流落，本是很平常的現象。在村里，我的祖父是一名增生，我的父親也是一名秀才，表面上似乎是可以噹噹紳士，但實際上，這些功名反限制了他們的職業範圍。我的祖父只靠一點祖嘗，要養活一大家人，當然是家事日趨崩潰。
到了我九歲那年，我的父親不能再忍受失業的痛苦，決意赴南洋謀活了。我的祖父也因為年老了，希望我的父親能夠幫他把家事負擔下去。所以他允許了父親轉變方向了。在祖父原意是仍想叫父親出省赴鄉試，博取一名舉人的。到後來受了經濟的壓迫，他知道這一途是絕望了。
父親往南洋去後，我更受苦。當我五歲的時節（其實尚未滿四周年），祖父要我破學。父親遂開始教我念《論語》，一直念到八歲那年冬，居然念完了《詩經》。不過書里的一個字義也不懂。
九歲那年春，我改進了村裡的一家蒙塾「公孚當」，塾師是一個族人，大家叫他做燕卿先生。在那時代，各蒙塾的門首都貼著「某某書館」的紅條子。「公孚當」是一家歇閉了的舊當店。張燕卿也在門壁上貼上了「張燕卿書館」的紅條子，但一般仍叫這家蒙塾做「公孚當」。
我和一位堂兄同進這家蒙塾，還是燕卿先生向我的祖父招攬來的生意。最初他表示十分的歡迎我們，說我們是「書種」，是「將門之子」，幾年之後，秀才是包拿得過手的。可是到了後來，看見我那樣的頑皮，便常常罵我不像留余堂人，罵我只配當一個牧童了。我想我巴不得能夠有一隻牛給我看呢，那樣念死書，有什麼意思！
這年，是辛丑年，冬十月，祖父逝世。父親在南洋漂泊至大霹靂，才接到祖父身故的消息，趕回家來時，已是殘冬的時節了。
父親由南洋只攜回兩百餘元，還不夠祖父的治喪及營葬的費用。到了壬寅年的荒月（即由正月杪至六月中旬收穫期止），家中一貧如洗，差不多一天三頓稀飯都不能維持了。加以旱魃為虐，這年的上半期全無收穫。指望著有一點祖嘗可以值收的，也終成畫餅了。家裡的衣服，（其實就沒有幾件值錢的衣服，）可以典當的也典當盡了。一大家人，每兩天半就需要一塊錢的糙米。父親那時只二十八歲，接著祖父之後，管理家事。又因初由南洋回來，很少交際，走出市場上去，沒有許多認識的人。所以想向外通融，也不可能。
在我們村里，雖然也有許多農民種稻。但是主要的農產品還是菸葉和芋薯。一般都以米食為正統，而以芋薯為雜牌。祖母不知從那家鄰舍賒得了些便宜的芋薯來准餮（？）。不敢多耗米糧，最多，只燒一大鍋的和米湯相似的粥來送這些雜糧。
父親剛從南洋回來，社會對他，尚無信用，故他對於今後的生活，還沒有作一個通盤的計劃，也無心教我們讀書，仍然把我和一位堂兄送到「公孚當」來。
在這裡，有一段有趣的插話。張燕卿先生是瞎了左眼的老童，他仍然很努力去赴童子試，想博得一個附生，以增高他在村中的聲譽。但是，一般的批評是縱令他的文章好，學問飽，但學台老師也決不會為國家錄取這個半殘廢的老童了。
燕卿先生雖然是一個和厚的人，但有時也未免感情用事，先入為主，處罰學生，常多偏頗失當的地方。不服輸他的學生，因為他瞎了左眼，便背後罵他：「單邊哥，沒凳坐！」當然，我對他也是無好感的。因為他日常對我的批評是：「行動越軌，性質頑皮，頭腦遲鈍，面貌不揚！」有時還叫我擔板凳到他面前去給他打屁股。在那時，我雖然只是九歲，但亦知道是受了一種侮辱。
到了十二月的中旬，我們從「公孚當」把桌椅搬回家裡來了。我以為從此可以從張燕卿先生的威壓之下解放出來了，從此可以和他脫離師生的關係了。有一天下午，北風吹得很緊，祖母把十文小錢給我，要我到「公孚當」旁邊的的一家小豆腐店裡去買四塊豆腐乾。我買了四塊豆腐乾後，遠遠地望見燕卿先生帶著紅風帽朝這邊走來。我想罵罵他消消一年來打我的屁股的氣憤。於是我向著他高叫起來：
「張燕卿，單邊哥，沒凳坐！」
叫完了兩次，便拔腳飛跑，逃回自己家裡來。但到了第二年春，才真悔恨自己之有這樣的輕舉妄動。因為過了新年，父親又對我們說：
「還是回『公孚當』，去再混一年吧。」
照族譜上的系統，燕卿先生要叫我們做叔父。這位老侄兒，到了開學後的第三天，擎著一根竹板，走到我的書桌前來，在我頭上敲了三下，算報復了我罵他「單邊哥」的仇。
「我雖是你的侄輩，但是老師還是老師。將來你入學中舉時，我還得坐首席呢！」
他的態度這時是很誠摯的。他的這樣輕的責罰，也叫我喜出望外。首先我以為一定要挨幾十板的屁股呢。
在「公孚當」兩年，只是念死書，完全等於失學。到了壬寅年的十一月杪，因為有一個同學打了我，父親便叫我把書桌搬回家裡來了。父親的意思是，我在「公孚當」差不多隔天就要和同學吵鬧或打架，不如早日放學回來，可省是非。但燕卿先生則以為是父親怪他沒有處罰那一個同學，因此生氣而叫我搬學的。他幾次托人來向父親說，他可以處罰那個同學，而明年他也決意不在「公孚當」坐蒙塾了，希望父親送我回「公孚當」去，等到臘月中旬再搬回去不遲。
張燕卿先生到底是一個善人。在中國的善人盡都是境遇坎坷的。燕卿先生和我的父親都是在那個時代沒落中的intelligentsia。【英文，知識分子】
癸卯年，父親在家中教我讀《左傳》。在這時候，改科舉為學校的聲浪非常之高。本年的科考因有位堂叔和堂兄入了學。父親說，只有明年一年有科考，過後便取消科舉了。他要我們開筆寫文章，——「義」和「論，」——和練習小楷。父親是在做夢。我想，明年我縱令會寫文章，並且也只十二歲，怎麼會進場考試呢？
但是父親真箇叫我們開始學寫文章了。第一次出的題目是「父母唯其疾之憂義」。同時也叫我們每天早上起來寫字，大楷和小楷同時並進。父親也不限時刻，不分晝夜，一有空暇，便為我們講釋《左傳》和《四書》，而講前者的次數多於後者。第一次講給我們聽的是，鄭莊公的故事。未審是何道理，我當時對於《左傳》發生了很大的興趣。我因為讀《左傳》，曾創作了許多有系統的圖表以資記憶，大得了父親的讚賞。
甲辰年，父親也決意出來教蒙館了。他在鄰村的廖屋崗，開設了蒙熟。照例也在學塾的外牆上，貼上了一張長方形的紅條子「張××館」。我望著這個條子，心裡有說不出來的愉快。但看父親的神色，似乎是無可奈何般的。於是我又悶悶不樂了。其次，我還因為「張××館」四個字和父親爭論了一次。因我看見其他的蒙塾多用「書館」兩字，何以父親只用一個「館」字，那不是和城市裡的什麼和珍館、清華館等席店（酒樓）沒有區別了麼？
「你懂什麼！」
父親苦笑著對我說。隨後他解釋給我聽。在外面，如汕頭、香港、上海等大埠的校書住家，都是寫「××書館」或「××書寓」。所以書館這兩個字要不得。父親又說，最好是不貼那樣的條子。但因為招報學童，又不能不貼這樣的招牌。
在這村里，因為有三家蒙塾，所以進父親的學館來的，只有二十多個學生。學生的束修是由他們的家長隨意捐題。過了正月半後開館。到了二月杪或三月初，有所謂議關。即是請學生們的父兄到來吃一餐晚飯，請東家們中的一人執筆寫關。即是由他們聯合起來關聘這位塾師的意思。當塾師的當然不便啟口要求東家們多捐束修，所以需要一位執筆的人為之代言。可憐父親第一年在廖屋崗所得的束修金只有五十四元半。有幾個由貧農家中來的破學的兒童名為捐題一元的束修，其實到了年終，只收到五角。故父親常笑著嘆氣說：
「替人家看一年的牛羊也不止這一點點的工銀啊！」
但是打聽了一下其他的兩家蒙塾的束修全額，只有值四十元左右。然則父親的蒙塾，在這小村中，還算是占最優的地位。
第二年父親的學生增加至二十五六人了，束修全額也增加至六十餘元，近七十元了。
在祖父當家的時候，父親只是一位少爺，並且是進了學的少爺，又因沒有職業，每天只是和那些有功名熱的老童或秀才們交遊。結果學會了抹牌的習慣。但不是麻雀，只是一種我們故鄉所特有的紙牌（葉子）。他輸了錢，便把衣服拿到當店裡去。最值錢的是圓領（前清秀才穿的制服）。父親是常靠這件制服來做金融的周轉。但到後來他覺悟了，故有赴南洋謀生的決心。自祖父死後負了一家的責任了，父親不會再到賭場中去了。而蒙塾的束修又增加了十餘元。因此我們的生活便也改善了些了。
但是父親還是喜歡買彩票。他以為單買一二張票（每張一角五分），按公算計，極少中彩的可能。父親對於數學頗有研究，他考究了一種買彩票的科學方法，——即是用與代數裡面Combination相似的方法——以之遊說族人，集資買三四百張的彩票，這比較有中彩的可能，即不能中頭二彩，亦有三四彩可以彌縫。第一次果然發生了效力，即投資二十餘元而得獎達五十餘元之多，——足與父親坐一年蒙塾所得報酬相匹敵。——於是不單震動了全留余堂，也誘惑了全農村。第二次加股的人便突增了。
父親的這種平民化的經濟方法，特別是買彩票性質與賭博相類似，不免引起了他的叔父和堂兄們，所謂紳耆的側目。但現在回想起來，父親的這種調劑金融的方法，似乎比士劣的包攬訴訟要光明磊落些。
那年學台又來了。但父親審查了一下我們一年來的成績，確無投考的資格。他便放棄了要我做一名秀才的野心了。
父親漸次和城市社會發生了關係，金錢的周轉比從前靈活了許多。有許多家商店可以記帳賒貨品給我的父親了。
那年冬我們總算穿上了新制的粗藍布的大褂兒了。
但是父親的樣子似乎是一天疲勞一天。他那時候，只有三十二三歲而蒼老得似五十許人。
在廖屋崗的兩年間，《左傳》繼續著念至「定公」了。父親一方面教我們念《左傳》，為我們改削文章，一方面又要教我們習算術。因為他看見了由北京城禮部頒發下來的小學課程中，是有讀經、講經、歷史、地理、算術等科目。為子弟的日後出身計，非趕緊灌注一些這類科學的知識進去，將來恐怕要落人之後。故父親又找出一部《瀛環志略》來講給我們聽。至於歷史，他不惜重資買了兩大部《御批通鑑輯覽》來叫我們趕快念下去。父親對於我們的希望這樣急，而他的苦心則決不是當子弟的人所能領會的啊。
乙巳年，即父親在廖屋崗的第二年，在我們城裡，陸續地開辦幾家小學堂。聽說明年即要開辦全州的最高學府——官立中學堂了。
父親受了新學潮流的推動，知道對於子侄的教育，再不能像科舉時代由他一手包辦下去了。然則等到明年春李嘉應五屬官立中學麼？第一恐怕考不進去。縱令考上了，而每年每人二十元大洋的學費，對於父親實在一種極大的威嚇。因為若我和一位堂兄一同考進了中學，每年單學費一項，就要大洋四十元，還要制服、膳、宿，在當時真是駭人聽聞。父親坐蒙塾一年間的收入究幾何啊？
因為我們求學的問題，父親恐怕有幾星期沒有好好的睡覺吧。
「一、七、三、九、五」是蒙塾出課題的日子，即是說，在每月中，逢初一、初七、十三、十九、廿五便不念書，由塾師出課題或對子給學生們去做。父親雖然仍按「一、七、三、九、五」的日子出課題，但我們所作的義和論，多壓積著沒有加以改削了。因為父親實在太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