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母殺手俱樂部 · 序

《字母殺手俱樂部》這本書是一個悖論。 它始於對文字的厭倦：書與人開始對立，詞語與生命互相敵視，書架與空虛逐漸媾和，一個寫作者因為自己凌虐字母、鞭笞詞語、殺死構思而懺悔。 作家，本質上是專業的馴詞人。如果那些排成行列走來的詞語是活物的話，他們肯定會畏懼與憎恨鋼筆尖，就像被訓練的動物畏懼與憎恨被人高高揚起的鞭子。 書架上、頭腦里，文字都已過剩，這種現狀一定要打破。你必須在別人的構思里清理出一小塊地方，才能容納自己的構思：每個人都有權利構思——專業的，業餘的，都行。 他組織了一個俱樂部。一些隱去名姓，甚至從代號中脫掉有意義音節的構思者（書中沒有明說，但應該都是些前作者）每周一次，聚集於此，但他們並不彼此傾訴，也不心理互助，而是殘忍地交換各自的「遺腹子」——那些在他們有生之年應該永遠保持胚芽狀態的構思，但他們卻把它們強行催生出來，仿佛是他們自己的幽靈回到生前來完成遺願。 這就是「字母殺手俱樂部」的緣起，也是它最終必然毀滅的根由。 構思者沉默的時候，應當覺得充實；一旦開口，必將感到空虛；用文字將它記錄，則墮入悖論。為了消解，或者至少是延遲這一悖論，《字母殺手俱樂部》的敘事者「我」，被設計為一個莫明的被捲入者，一個消極的參與者，一個缺乏寫作能力的人，也就是說，一個本來沒有能力對文字「施暴」的人，一個文學世界的純粹旁觀者。 我知道一個完美的人選。我們可以把所有的主題都告訴他，絲毫不用擔心。他碰都不會碰……因為他笨手笨腳，是費希特所謂的純粹的讀者：是純粹構思的最佳拍檔。 然而，貌似無辜的「我」最終也向詞語揮起了鞭子。在俱樂部的一位成員拉爾（Rar）形而上地自殺後，記錄者的使命突然降臨到「我」身上。 詞語突然從全部五張嘴裡湧出，在鋼筆尖的縫裡推搡，又饑渴，又不耐煩，它們狂吞墨水，讓我暈頭轉向，從這一行到下一行。黑色書架的空無突然振作起來：我所能做的就只有記下奔涌的形象。 然而，倘若我們相信這個敘事者，那就得承認，他的鞭子所揮向的，並非哀嚎的詞語——動物，而是激越的詞語——陀螺，甚至是呼嘯的詞語——旋渦。不是他馴化了詞語，而是詞語俘虜了他，鞭打著他，凌虐著他，耗盡了他，並且，對他始亂終棄。 我的習作生涯——開始得如此出乎意料——將會初生即死。永遠不要再生。作為一個作者，我非常笨拙，真的——我並不擅長把弄詞語；是它們在把弄我，把我徵用為一件復仇的武器。既然它們的意志已經達成，我也就會被拋棄。 那麼，「字母殺手俱樂部」失敗了麼？ 是的。 失敗了。 詞語是惡毒的、頑強的——想要殺死它們的人，會被它們更早殺死。 從一開始，「字母殺手俱樂部」所陷入的悖論就註定了它終將自我拆解、自我毀滅。它用不可能的努力，逼近詞與物斷裂的深淵，卻最終被詞語反噬。 然而，別忘了，《字母殺手俱樂部》不是一篇論文，而是一部小說。小說有無視悖論的特權，小說有高於悖論的特權，小說有融於悖論的特權，小說甚至可以有悖論本身的特權。《字母殺手俱樂部》把成功建立在自身的失敗上，成就了一部前渺古人後罕來者的、奇特的、詭異的、反身的形而上小說。 讀者啊，請原諒我越出譯者的本分，對《字母殺手俱樂部》的成功與失敗橫加指點。因為，詞語那抽打「我」的鞭子也抽打了我——作為一個譯者，同時也是寫作者的我。因為，同科爾扎諾夫斯基一樣，我們都是被詞語所困的人。 1887年，西吉茨蒙德·多米尼科維奇·科爾扎諾夫斯基（Sigizmund Dominikovich Krzhizhanovsky）出生於烏克蘭基輔附近一個信奉天主教的波蘭裔家庭。他曾就讀於基輔大學，學習法律和古典語言學。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他活躍於莫斯科的文化圈，動盪不寧地從事多種職業（編輯、翻譯、舞台編劇、莫斯科室內劇場表演工作室的講師、蘇聯大百科全書的校勘、廣播電台的助理研究員等）。在二十多年的寫作生涯中，他寫下大量劇作，有關於莎士比亞和戲劇哲學的隨筆，還有上百篇實驗性的散文作品，體量不一，從中短篇小說到只有一段的微型小品都有。 據說他的手稿有3000多頁，但都以私人閱讀的方式在文化圈中流傳，在1950年他去世前幾乎沒有出版過一本書。他自嘲「因不為人知而小有名氣」。1976年，作家兼學者瓦季姆·佩雷爾穆特（Vadim Perelmuter）重新發現了他。1989年，科爾扎諾夫斯基的一部小說得以出版，隨後是五卷本文集的問世。這位被忽視、被遺忘的作者一鳴驚人，被評為20世紀最偉大的俄語作家之一。 科爾扎諾夫斯基的作品受果戈里、切斯特頓、威爾斯、愛倫·坡、霍夫曼等作家的影響。雖然他絕無可能看到博爾赫斯的作品，但卻與之有不少相似之處。他和博爾赫斯一樣，懾服於詞語的力量，樂於通過小說處理觀念，對人類心智的運作充滿興趣，以文學的手段對世界的可能性與不可能性加以探索。 科爾扎諾夫斯基的小說，背景往往是抽象的空間，充滿形而上的虛構，模糊詞與物、觀念與塵世的界限，但又不乏魔幻、幽默與諷刺。《字母殺手俱樂部》是他最具野心的作品，寫於1925年至1927年間。他曾經將其片段給朋友與同行朗讀，但在尋求出版時被拒。大約因為這部作品的氣質與當時蘇聯文壇的大氣候格格不入——高爾基曾經看過他的幾篇小說，稱其對工人階級毫無價值，更適合19世紀晚期，而不是當代蘇聯。 《字母殺手俱樂部》分為七章，第一章為楔子。「我」訪問著名作家澤斯（Zez），意外得知其已散盡藏書，摒棄寫作。澤斯的講述中包含科爾扎諾夫斯基的諸多自傳性細節（如賣書換取路費趕回基輔參加母親葬禮），但這一角色更應被視為一種觀念的化身。澤斯將「我」引入一個隱秘的小型俱樂部，俱樂部每周六聚會，成員遵循摒棄文字的規則，自稱構思者，彼此之間甚至不稱呼名字，只使用代號，而代號是極度簡單的無意義音節。 第二章到第六章，每一章均描寫了俱樂部的一次聚會，由一個成員講述自己的構思，其他的成員或辯論，或駁詰，或哂笑，或步步緊逼，或旁逸斜出。章節主題跳躍性極大：第一次聚會的構思是莎士比亞話劇《哈姆雷特》的同人劇作，其中的一個角色吉爾登斯吞被講述者「一折兩段」，變為兩個角色，隨後進入角色之國。那是一個非存在的空間，現實劇場中歷代演員對劇中人物的每一種扮演都會在其中投下對應物，而角色就要在這個國度里尋找自己的位置。這一劇本很容易讓人聯想到皮蘭德婁的《尋找劇作家的六個角色》，但抽象性更強。第一個構思隨著聚會結束被生生中斷。 第二次聚會的構思者講述了中世紀法國南部鄉村的愚人慶典，一個女人被命運控制的貞潔與淫蕩，一個吟遊神父的榮辱與生死，一個音樂家對古樂譜的追尋與發現，每個故事都在關鍵時刻中止。不論是這一章，還是整本小說的拼貼手法，都讓人不禁想到卡爾維諾的《寒冬夜行人》。 第三次聚會的構思最長，也最完整，是一個典型的威爾斯式反烏托邦小說，其敘述風格也讓人聯想到弗里茨·朗導演的著名電影《大都會》（這部電影1926年在德國上映，不知科爾扎諾夫斯基是否看過或聽說過）。科學家發現弧菌屬噬菌體可用於解除人腦與身體的聯繫，這一發現首先被用於精神病患者，隨後被少數統治者廣泛利用，製造出大量身體不接受大腦命令而被中央控制器發射的以太風操控的形同殭屍的人。這個故事同大多反烏托邦小說一樣，在恐怖與絕望中收場，比《大都會》更殘酷、更冷峻。 第四次聚會講述了中世紀背景下三個浪遊者（他們也用顛倒迴環的無意義的音節作為名字）的荒誕之旅，其敘述節奏和母題都遵循歐洲民間故事的規則，但更加荒腔走板、唐突無稽。 第五次聚會講到一個古羅馬的死者，由於種種原因，他被困於冥河之前，處於不生不死的境地。其核心意象「死者口中的歐布」似乎對作家自身的處境有所隱喻。 第六次聚會沒能實現。因為故事已經來到了小說的最後一章。俱樂部的一位重要成員突然自殺，俱樂部暫時關閉，而「我」一方面對俱樂部充滿厭恨，另一方面又受到隱秘的吸引。死亡的衝擊令「我」突然開始記錄，寫下這荒誕的一切。整部作品至此戛然而止。 科爾扎諾夫斯基寫作時始終在探索詞語、觀念的邊界，往往把讀者帶往存在斷裂的深淵邊緣。而他的命運終局，幾乎是他作品的現實投影。 在多次尋求出版均未獲成功之後，20世紀30年代的科爾扎諾夫斯基事業跌入低谷。二戰中，德軍入侵蘇聯逼近莫斯科時，他拒絕疏散。同其他一些被邊緣化的作家類似，戰爭期間他的文學活動居然獲得了較大的認可。例如，他的歌劇劇本《蘇沃羅夫》在1943年上演，成為鼓舞戰時士氣的節目。但隨之而來的是二戰後蘇聯文化界的全面壓抑。他的作品沒能出版，劇本也無法上演。事實上，他逐漸停止了原創性的寫作，並從文學團體中退出。根據他的妻子安娜·布夫什克（Anna Bovshek）的說法，他感覺自己是一個「過氣的演員、失敗者，羞於自己的角色，但同時還沒有停止相信自己這些無用的作品，以及自身的創造力」。 1949年的一天，妻子安娜發現丈夫坐在扶手椅中看報紙，突然露出茫然的表情，面色蒼白而恐懼，喃喃自語：「我看不明白……我什麼都看不懂了……一隻黑色渡鴉，黑色渡鴉……」一場中風襲擊了他大腦左半球掌管視知覺的某些區域，剝奪了他辨認字母的能力。 安娜把丈夫送往醫院。「他還能寫字，」後來她記錄道，「但無法讀出自己寫的東西，總而言之，他完全無法閱讀了。」把他翻譯的波蘭浪漫主義詩人密茨凱維奇的詩作校樣放到面前，他卻認不出那列印出來的文字是一種語言。 醫生得知他是一位作家，詢問他：「你愛普希金嗎？」 他結結巴巴：「我……我……普希金。」然後他無助地落淚，像個孩子一樣哭泣。 失去語言能力，這是作家最可怕的命運。生命的最後階段，作為作家的科爾扎諾夫斯基變成了非存在。 是的，這些墨跡猶濕的紙張教給我許多：詞語是惡毒的、頑強的——想要殺死它們的人，會被它們更早殺死。 是的，這就是全部，我的筆墨已經見底。我又沒詞兒了——永遠。這四個夜晚的狂喜已經從我身上取走了一切：我被挖空了。但我還是寫下了少數幾個瞬間——只因短暫，才得留存——它們擺脫了我的軌道，走出了我的「我」！ 在此——我要歸還詞語；全部歸還，除了那一個：生活。 這是《字母殺手俱樂部》的結尾，包括這整本小說，都是一個可怕的讖語，一個絕望的隱喻。 「詞語是惡毒的、頑強的」，作家科爾扎諾夫斯基也許並沒有真正想過要殺死它們，但卻被它們提前殺死。在那失語中，作家科爾扎諾夫斯基「歸還了全部詞語」，他是否給自己留下了「那一個」（生活）？我們不得而知。那必定是來自愛倫·坡的黑色渡鴉，猶如冥神，牽引著作家科爾扎諾夫斯基走出了角色的國度、詞語的國度、存在的國度。 ---方軍 ---2019.1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