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論日本 · 佛文化使者鑒真和尚
今年一九六三年是鑒真和尚的逝世一千二百年紀念，聽說中日兩國都要盛大地開會紀念他，所以我來寫這篇東西湊個熱鬧吧。不過參考材料十分難得，我所有的只是安藤更生的兩部著作，一是《鑒真》，一是《鑒真大和上傳之研究》，他是早稻田大學的日本美術史教授，是專門研究鑒真的，因為那部《鑒真大和上傳之研究》得到了文學博士的學位，出版的那本傳就要日金二千七百圓，我也沒法去購得，還是承他送給他一冊，這才能夠看到，但是，我覺得獨占有點可惜，所以轉送了北京圖書館了，現在留著做我的參考的就是那小冊的《鑒真》而已。安藤氏還在研究中日的「肉身佛[111]」，著有《日本的木乃伊》一書，不過那是題外的話了。
鑒真和尚（日本稱他作「大和上」，因為在七百五十八年曾經敕封他這個稱號）是江蘇揚州的江陽縣人，俗姓淳于，生於唐中宗嗣聖五年（六百八十八年）也即是武后的垂拱四年，其時正是盛唐時代，比王摩詰還要早生十一年，比李太白早十三年了。小時候在揚州大雲寺出家，神龍元年（七百零五年）十八歲的時候從道岸律師受了菩薩戒，在三年之後又在長安實際寺從弘景律師受了具足戒，就成了一個資格完備的僧人了。他的專門研究乃是律宗，對於道宣的《四分律行事鈔》和法勵的《四分律疏》最有研究，此外也跟了弘景學過天台宗的教義。以後在洛陽長安遊學七年，在二十六歲的時候開始登座講演律疏，就成為有名的律宗大師了。
其時日本政府很需一個律學專家，傳授戒律，這事似乎是專屬宗教問題，裡邊卻有政治的關係。雖然大化革新（六百四十六年）仿行中國古時的善政，但是奉行的官吏不良，結果反增加人民的苦痛，因此農民生活困難，為免除租稅課役起見，多削髮變為僧尼。那時佛教盛行，但因制度還未完備，就是正式僧侶也因缺「三師七證」這些傳戒導師，多是「自誓受戒」，不能如法授得出家人的「具足戒」。為得要補救這個缺陷，必須從中國迎接傑出的戒師，建立起正確的傳戒規範來才好。當時首相舍人親王接受了高僧隆尊的這一建議，便在天平五年（日本年號，七百三十三年）四月派出「遣唐使」去的時候，叫同船出發的留學僧榮睿、普照兩人兼辦招請戒師的事務。榮睿、普照首先請得敕許，從洛陽大福先寺的定賓受了具足戒。以後在京洛各處留學，到了玄宗天寶元年（七百四十二年）已經過了十年，便打算回國去了，想到招請戒師的事，便同長安大安國寺的道抗商量。道抗乃是鑒真的一個弟子，說這頂好是請教於他，反正到日本去那時是要從揚州出發的，其時鑒真五十五歲，正在揚州大明寺講律。大約當時並沒有想請他自己去的意思，因為像他一個淮南第一流的名僧怎能請他屈尊去呢，無非是想他推薦一個適當的弟子罷了。榮睿、普照就請道抗一同到揚州去，道抗答應了，同行的人還有長安僧澄觀，洛陽僧德清，朝鮮僧如海，此外有從日本來的留學僧玄朗、玄法，也一同去揚州預備回國去。
道抗與首相李林甫的哥哥林宗相識，榮睿等因此去見李林甫，請求出國的幫助，林甫不但答應，還替他們出主意道，對外可說是往天台山去進香，因為陸路不便所以從海道去，如幸得順風可以直去日本，萬一風向不對，漂流到中國沿岸，有天台去的公文作證，也就無妨了。當時政府禁止人民私自出國，所以這樣安排，林甫又給寫信介紹在揚州作官的侄兒李湊，叫他幫助造船預備渡海。
這年冬天榮睿等到了揚州，去謁見鑒真，跪述請求戒師的意思，希望在眾弟子中間任擇一人前去，鑒真便問人誰願意去，卻無人回答，末了有祥彥說道：
「日本道路遼遠，生命難保，渡淼漫的滄海，百不一到。《涅經》雲，人身難保，中國難生。現在進修未備，道果未得，為此大眾皆不能回答。」鑒真便道：
「此為了佛法，何惜身命。你們如不去，就是我去吧。」祥彥大驚道：
「若是和尚自己親去，那就不一樣了。那麼，彥亦隨從了去！」
於是事情就決定了，願意隨行的有道抗、思托、如海、澄觀、德清等共二十一人，這個結果殊出於榮睿等的原來希望之外了。計劃等第二年天寶二年春天出發，那時候在浙江沿海地方有海賊吳令光一班人四出劫掠，海路不通，但是他們卻不以為意，著手準備，滿擬準時出發。到四月里道抗忽然提議道：
「我們去到外國，是為傳戒法的關係，都是品行高尚的人，像如海這樣學行缺乏的人，叫他不要去好了。」如海聽了這話大怒，不顧前後，便自裹頭徑往採訪使官廳，說道抗通謀海賊，造船儲糧食，集合海賊五百人於各寺，預備進城來。那時淮南道採訪使是班景倩，聞報大驚，先將如海下獄詢問，遣人往各寺搜捕賊黨。道抗被捕，供如李林甫所教的那樣，有他給李湊的信可證，得以沒有事，只把那船沒收銷案，將誣告的如海革除僧籍，杖六十，流放本籍。第一次的航海計劃就是這樣失敗了。
第二次的航海就是這一年的十二月里舉行的，同去的人是祥彥、道興、德清、思托、榮睿、普照等十七人，前回鬧事的道抗已經不在，那另外兩個留學僧也已自去了，加上水手十八名，畫家、雕刻家、玉石工、刺繡工，一總共有一百八十五人，可見此去原意大興佛教藝術，只可惜遭了頓挫，船從揚州出了揚子江口，遇見大風，飄到明州（寧波）附近，為巡邏船所救，收容在阿育王寺里。
可是航海的計劃還在進行，鑒真等一行人則應了越州（紹興）的龍興寺僧侶的招請，前來講律授戒，隨後往杭州湖州等地方講學。等到回到阿育王寺的時候，越州的僧人知道鑒真要往日本去，便去告訴州官，說榮睿主使鑒真將去日本，山陰縣尉便差人把榮睿捉來，戴上行枷送到京里去，到了杭州卻生了病，因請保釋醫治，末後報了死亡，得以逃生，到阿育王寺去，這樣子第三次的計劃便無形消滅了。
鑒真叫他的弟子法進帶了兩個人前往福州辦具船隻，預備作第四次的航海，自己卻慢慢地從台州經由永嘉（溫州）前去。可是到了台州黃巖縣住在禪林寺里，次日早晨卻突然來了採訪使署官差，一行都被逮捕了。這一次的計劃又被妨礙了，隨後知道這乃是由於鑒真的弟子靈的告密，這似乎有點奇怪了。靈雖是弟子，可是他很不贊成他老師去日本的計劃，以為高年不宜冒海路的危險，而又無法阻止，所以末了只好這樣的辦。其實越州僧人當初請鑒真去講學，隨後又去告發，似乎也可不必，但是連起來想，大概也是好意的要破壞這計劃，因為在越州有曇一，杭州有靈一，都是靈師事法慎時候的同門，所以紹興的和尚們或者是受了靈的託付，也未可知呢。但是這在鑒真看來，為佛法故應當不惜身命，今乃顧慮個人安危，乃是不明大義，非吾徒也。靈在揚州龍興寺里對於鑒真表示十分懺悔，每日從晚八時直站到早晨四時，如是者經六十日，還是不蒙許宥，後來經別人調解，這才算了。
以後三年計劃似乎停頓了，直到天寶七年（七百四十八年），這才又發起第五次的航海，同行者計祥彥、德清、思托、榮睿、普照等十四人，水手十八人，其他希望同行的人一共三十五人，於六月二十七日出發。這一回在大海上漂流了很久，終於半年之後到了海南島，隨後由對岸的雷州上了岸，經由桂林、廣州、贛州、江寧回到揚州的龍興寺里。但是在這回旅行期中，鑒真卻有不小的損失。其一是在端州，榮睿病重終於逝去了，其二是鑒真的眼睛很不好，漸漸的要看不見東西了，廣州有胡人善治眼病，叫他治療也沒有見好，據推想原是白內障，大約因為手術的預後不良，所以終於瞎了。其三則是在贛江舟次，祥彥也得病死了。堅持渡日，冒險五次沒有成功，隨後徒眾凋謝，自己又複目盲，年紀也已六十三歲了，但是立志不改，這種強毅的精神的確值得後人的敬佩的了。
鑒真於次年二月到了平城京（即奈良，是那時的京城），敕使安宿王率儀仗兵至羅城門相接，至東大寺居住，就是有新鑄五丈余的大佛的所在。三月里吉備真備當敕使來了，宣敕語道：
「大德和上遠涉滄波來投此國，誠副朕意，喜慰無可言喻。朕造此東大寺，經十餘年，建立戒壇，欲傳受戒律，自有此心，日夜不忘。今諸大德遠來傳戒，冥契朕心，自今以後，授戒傳律之事，一以任諸和上。」未幾奉敕賜鑒真及法進，普照、思托等八人以傳燈大法師的稱號，並賜鑒真絹二十匹、繒二十匹、粗布三十端、細布一百屯（古代以綿六兩為一屯，此似即以重量計），餘人各給一半。是年四月初在東大寺大佛殿前築戒壇，聖武天皇（應該稱作上皇，因為日本那時也是女帝，即孝謙天皇，似乎是受了唐朝的影響，正是同中宗即武后和孝宗的關係一樣）登壇從鑒真受了菩薩戒，太皇太后和孝謙天皇也受了戒，隨後受戒的沙彌證修等四百餘人。五月一日將天皇受戒的壇土移至西邊，別造一個戒壇院，這至今尚存，又造四天王銅像，至次年（七百五十五年）落成，舉行授戒，自此具備三師七證，有正式受過戒的師僧十八到場的，受戒才算有效，佛教的戒法正式成立了。
天平寶字三年（七百五十九年）鑒真從僧綱的事務引退，離去東大寺的唐禪院，另找住處，是為「唐招提寺」。其前一年有敕法：
「大僧都鑒真和上，戒行純潔，白頭不變，遠涉滄波，歸我聖朝，號大和上，恭敬供養，政事躁煩，不敢勞老，宜停僧綱之任，集諸寺僧尼欲學戒律者，悉從之學習。」奈良朝漢文學家淡海三船所著《唐大和上東征傳》里記這事的緣起道：「時從四方來有欲學戒律者，以無供卷故多退還。此事上達天聽，乃於寶字元年丁酉十一月二十三日，敕賜備前國水田一百町。（古代地制一町為百畝。）大和上欲以此田建立伽藍。時有敕旨施大和上園地一區，此故一品新田部王之舊宅也。普照、思托請於大和上，以此地為伽藍，俾長傳《四分律藏》，法勵之《四分律疏》，《鎮國道場飾宗義記》，道宣律師之《行事鈔》，以持戒之力保護國家，大和上言甚善。即於寶字三年八月一日私立唐律招提之名，後請官額，因此而定，以是日請善俊律師，講彼疏記等書。其所建立，即今之唐招提寺也。」淡海三船乃是當時有名文人，與鑒真也友善，在鑒真死後因了思托的請，乃寫這一卷《東征傳》，給他作紀念，不但是鑒真傳的史料，也是奈良時代漢文學的貴重資料，因為那時候日本還沒有「假名」，所用全是漢文，現在留存的除了漢字拼寫的《萬葉集》和《古事記》以外，就只有那些漢文所寫的了。三船曾經做過中央和地方的長官，長期任「大學頭」兼文章博士，在古代文學史上是有適當的地位的人。
那時鑒真已是七十六歲了，在天平寶字七年（七百六十三年）也就是唐代宗廣德元年五月初六日，終於圓寂了。從那年春天起，鑒真就身體不大好，他的弟子忍基夢見唐招提寺的棟樑折了，覺得是老師圓寂的先兆，於是同弟子們商量，給他造像，這便是現在的國寶，招提寺的「鑒真和上坐像」。像高二尺六寸五分，安置在開山堂里，因為生前模寫，故製作特精妙，為日本古代塑像的惟一佳作，但因缺乏漆料，故所制乾漆夾像甚為單薄，故稍現駝背，唯金堂本尊的夾像亦是乾漆極薄，此蓋由於物質條件之差，亦是無可如何。此外雕塑佛像甚多，大率是木像或木心乾漆及木心塑像，皆是唐代式樣，也是極為難得，但此是美術史上的事，不是外行人所能懂得的了。
關於鑒真的事跡現在只存淡海三船的一卷《東征傳》可為依據，至永仁六年（元大德二年，即一千二百九十八年）有僧運行繪為《東征繪傳》五卷，至今尚有傳本。鑒真的弟子思托寫有《大唐傳戒師名記大和上鑒真傳》三卷，略稱《大和尚傳》，對於《東征傳》也稱作《廣傳》，大概是他做了供三船參考用的，可惜散逸不傳了。至於中國方面的材料，則聽說在《宋高僧傳》卷十四，有講鑒真的文章，不過沒有看見，所以也不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