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論日本 · 日本民間劇「狂言」

「狂言」是日本中古的民間喜劇。這時期相當於中國明朝，即公元十四世紀後半至十六世紀，正是西歐的文藝復興時代。在日本歷史上，這是武士專政七百年間的中段，在源氏鎌倉幕府與德川氏江戶幕府的中間，足利氏世襲將軍，幕府設在室町，所以稱為室町時代。這時代的文學普通稱作武士文學。 這武士文學的代表作品是近於歷史演義的戰記，以及悲劇類的謠曲。戰記種類很多，最有名的「平家物語」是講平源兩家爭奪政權的殊死斗，結果是平氏全族的滅亡，沉沒在九州的海里。謠曲則是歌詠英雄美人的事跡的。 與謠曲相併發生的，便是這裡所譯的喜劇類的狂言了。這戲劇發生的歷史還未能詳知，但是出於所謂「猿樂」，那是沒有問題的了。據說猿樂這名字乃是散樂的傳訛，原是隋唐時代從中國傳過去的雜劇，內容包括音樂歌舞，扮演雜耍各項花樣，加上日本固有的音曲。這些歌舞雜耍音曲，在民間本來流行著。這時候大概又受著中國元曲若干的影響，便結合起來，造出一種特殊的東西。這最初叫作「猿樂之能」，能便是技能，後來改稱為「能樂」，那腳本即是謠曲。謠曲是悲劇。其中又反映著佛教思想，所以它只取了猿樂中比較嚴肅的一部分，原來還有些輕鬆詼諧的一部分收容不進去，這便分了出來，獨自成功一種東西，就是狂言這種喜劇了。 狂言與謠曲同出一源，所以也稱作「能狂言」，照例在演能樂的時候，在兩個悲劇中間演出，不但可以讓能樂主角來得及改換裝飾，也叫觀眾看得不單調。但是話雖如此，狂言的性質還是獨立的，而且與謠曲相對，更顯出它的特質來。謠曲用的是文言，它集合中國日本和佛教文學上的詞藻典故，靈活地安排成一種曲詞，需要文化有程度的人才能了解，狂言則全是當時的口語，與四百年後的今日當然頗有不同，但根本上還是相通的，這在語言研究上也有它很大的價值。至於內容上，兩者的不同更是顯著了。謠曲的腳色都是正面的，英雄勇將，名士美人，都各有他們的本色，至於高僧大德那自更不必說了。狂言裡的角色正和這些相反。武士是時代的寵兒，坐在幕府里代做天皇的將軍便是他們的頭兒，其次是占有多數土地的「大名」(譯文中稱作侯爺)，他手下還有許多武士，都是騎在人民頭上的，如說平民對他們「不敬」，便可以斬殺勿論。他們實際上是人世間的虎狼，可是在狂言裡出現時，卻都顯得有點像是豬狗了。太平享樂消磨了他們的兇悍氣，武士變得怯懦，荒唐愚蠢。例如侯爺出門沒人跟隨，強迫過路人給他捧刀，等到那人拔刀在手，便都嚇壞了，蹲在地上學鬥雞和不倒翁的樣子(《兩位侯爺》)。或者出去賞花，學做吟詩模樣，卻全都搞錯了(《侯爺賞花》)。又或和蚊子精摔跤，被吹得兩眼發昏，跌倒在地(《蚊子摔跤》）。和尚們都由名僧變成了賊禿，大抵因為犯了色戒，被徒弟揭發，弄得下不了台(《骨皮》等)。頭陀在日本稱「山伏」，是神道教的修煉法術的人，也是庸碌無用，偷吃柿子，被人家侮弄(《柿頭陀》)，有的還連看見一隻蟹和一隻貓頭鷹，也都沒有什麼辦法。鬼神本來是可怕的，這裡也都成了喜劇的腳色，雷公從空中失腳落地，跌壞了腰骨，要庸醫給他打針，而且打得啊啊地叫喚，這才能夠飛上天去(《雷公》)。蓬萊島的鬼於過節時到人間來，迷戀女人，被騙去了一切寶貝，末了給豆子打了出來(《立春》)。《連歌毗沙門》是一篇圓滿結局的喜劇，主角毗沙門出台來也是小丑似的樣兒，用矛來切開梨子，恐怕銹了，問信徒們要磨刀費，又說梨子流出許多汁水來，算作他的所得，這雖然都說是玩笑話，但卻諷刺了主角毗沙門的市儈口氣。此外如夫婦反目(《石神》)，翁婿打架(《船戶的女婿》)等也收作材料。 這裡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便是狂言與民間故事的關係。如上邊所說，有許多事都是社會上的實相，不過由作者獨自著眼，把它抓住了編寫下來，正如民間笑話情形相同。一方面有愚蠢無能的人，一方會也有狡獪的，趁此使乖作弊，狂言裡的大管家即是一例，對面也就是侯爺那一類了。我們說到笑話，常有看不起的意思，其實是不對的，這是老百姓對於現實社會的諷刺，對於權威的一種反抗。日本儒教的封建學者很慨嘆後世的「下克上」的現象，這在狂言裡是表現得很明顯的。 日本的民間故事與笑話後來演變成為「落語」，發達很早，狂言有好些篇看來便是從此取材的。本書中所收的《三個殘疾人》，《人變馬》，《附子》，《狐狸洞》，《骨皮》，《工東》以及《養老水》，可能都屬於這一類。狂言的特質是滑稽，但是這安排得很有工夫，不顯得惡俗，特別很少色情的成分。正當的民間文學是壯健的，這正是一個很好的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