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 · 章學誠「六經皆史説」初探

「經」、「史」關係問題，是中國經學史和中國史學史研究的重要課題之一。對這問題，過去學術界怎樣的看法，今天我們又該怎樣正確對待，都是值得探索的。但這問題的範圍相當廣，不是一篇論文所能解決，其中，我們認爲章學誠的「六經皆史説」是較有代表性和具有較大影響的一種説法。因此，擬先從研究章氏的「六經皆史説」入手。並爲避免架空，減少枝蔓，試圖採取「以章證章」的方式，以探索它的真相。 一 章學誠在《文史通義》的首卷，提出了「六經皆史」的命題。他認爲： 第一，古代「未嘗有著述之事」，六經只是「先王」政典的歷史記録。他説：「古人不著書；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先王之政典也。」 [1] 「六經則以先王政教典章綱維天下。」 [2] 這些政典掌在官府，「官師守其典章，史臣録其職載」 [3] ，例如：「《易》掌太卜，《書》藏外史，《禮》在宗伯，《樂》隸司樂，《詩》領於太師，《春秋》存乎國史。」 [4] 六經只是「典章」、「職載」的記録，「初不爲尊稱」，後來「學者崇奉六經，以謂聖人立言以垂教；不知三代盛時各守專官之掌故，而非聖人有意作爲文章」 [5] 。 第二，六經既是「先王」的政典，所以他不是空洞説教，而是「有德有位」的人，用以「綱維天下」的。孔子「生不得位」，只是「述而不作」，因此，「集古聖之成」的，不是孔子而是周公。他説：「六經皆先王得位行道、經緯世宙之跡，而非託於空言。故以夫子之聖，猶且述而不作。」 [6] 這種思想，是從他的哲學思想「道」、「器」關係的認識出發的。他認爲「道不離器，猶影不離形；後世服夫子之教者自六經，以謂六經載道之書也，而不知六經皆器」 [7] 。器指存在的事物，道指自然的規律，「道」是不能離開「器」的。「離器言道」，便是空洞説教。而道器「合一之故」，又必「求端於周、孔之分」。「周公成文、武之德，適當帝全王備、殷因夏監、至於無可復加之際，故得藉爲製作典章，而以周道集古聖之成，斯乃所謂集大成也。孔子有德無位，即無從得製作之權，不得列於一成，安有大成可集乎！非孔子之聖遜於周公也，時會使然也。」 [8] 「孔子除學周公之外，更無可言。」周公「集治統之成」，而孔子只是「明立教之極」。周公「有德有位」，「經綸製作」；孔子「有德無位」，只是「表章六籍，存周公之舊典。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9] 。 第三，六經既是「有德有位」的人用以「綱維天下」，他們都不是爲了垂教立言而故意編造的。所以它「協於天道」而「切於人事」。如「《易》以天道而切人事，《春秋》以人事而協天道」。由於時代不同，「三王不相襲，三皇五帝亦不相沿」 [10] ，「聖人創制」，「一本天理之自然」，「而非有所容心，以謂吾必如是而後可以異於前人，吾必如是而後可以齊名前聖」 [11] 。周公「製作典章」，才是集「自有天地而至唐、虞、夏、商，跡既多而窮變通久之理亦大備」的大成。自古以來，「政典」不是絶對因循不變，而是因時制宜的。 第四，六經既是「有德有位」的周公匯集其大成的，所以「六經皆史」的「史」，是指夏、商、周三代以上的「史」，同我們理解爲「史料」的「史」，自有區別。章學誠提出「六經皆史」，不以爲「六經皆史料」，是因爲六經「未嘗離事而言理」，它只是當時典章政教的歷史記録。他説：「古無經史之分，聖人亦無私自作經、以寓道法之理。六藝皆古史之遺，後人不盡覺其淵源，故覺經異於史耳！」 [12] 「三代以上之爲史，與三代以下之爲史，其同異之故可知也」 [13] 。 於此，我們須將章學誠的「史」的概念進一步加以窺測。 有人以爲章學誠曾經説過「盈天地間，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學」 [14] ，從而認爲章學誠所謂「六經皆史」的史，就是歷史資料，這是不夠恰當的。誠然，章學誠以爲「盈天地間，凡涉著作之林」的，都和「史學」有關，但歷史資料畢竟是歷史資料，並不是他所指的「史學」，更不是他所指的「六經皆史」的史。他在《上朱大司馬論文》一文中，對「史」的涵義，作了如下的闡釋： 「乙部之學，近日所見，似覺更有進步，殆於杜陵所謂『晚節漸於詩律細』者。世士以博稽言史，則史考也；以文筆言史，則史選也；以故實言史，則史纂也；以議論言史，則史評也；以體裁言史，則史例也。唐、宋至今，積學之士，不過史纂、史考、史例；能文之士，不過史選、史評；古人所謂史學，則未之聞矣。」 唐、宋以來的史部著作，只是史纂、史考、史例、史選、史評，而非「史學」，這是他的深入研究的創見。 史學之所以和史纂、史考、史例、史選、史評有別，是因爲它特具有史學的「義」；「史學」之「義」，也就是《春秋》「筆削」之「義」。他説： 「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義昭乎筆削。筆削之義，不僅事具始末、文成規矩已也；以夫子『義則竊取』之旨觀之，固將綱紀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變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詳人之所略，異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輕，而忽人之所謹，繩墨之所不可得而拘，類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後微茫杪忽之際，有以獨斷於一心。及其書之成也，自然可以參天地而質鬼神，契前修而俟後聖。此家學之所以可貴也。」 [15] 史學的「義」，或稱「史意」，也就是道。「史之所貴者義也」 [16] ；六經之所以「皆史」，是因爲它是先王的「政典」，其中有「史意」存在，「六經特聖人取此六種之史以垂訓者耳」。他説：後世「載筆之士，有志《春秋》之業，固將惟義之求；其事與文，所以藉爲存義之資也。」 [17] 與其「空言著述」，不如「見諸行事」；所以，「史」必具有「史意」，「史」必有「經世」之用。 照這説來，章學誠所指的「史」，主要是指具有「史意」、能夠「經世」的史。三代以前，六經「以示帝王經世之大略」，所以「六經皆史」。至於「盈天地間凡涉著作之林」的，雖和史學有關，但不具「史意」，不足以「經世」，只能稱爲史纂、史考、史例、史選、史評，而不得稱爲「史學」。 章學誠「史學所以經世」的理論，在《文史通義》內篇二《浙東學術》篇中曾予發揮，他説： 「或問：『事功、氣節，果可與著述相提並論乎？』曰：『史學所以經世，固非空言著述也。且如六經同出於孔子，先儒以爲其功莫大於《春秋》，正以切合當時人事耳。後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則吾不得而知之矣。學者不知斯義，不足言史學也。』」（自註：「整輯排比，謂之史纂；參互搜討，謂之史考；皆非史學。」） 正由於「史學所以經世」，六經是「先王」的政典，「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未嘗「空言著述」，所以「六經皆史」。 那麽，章學誠的「史學所以經世」，是否因循古訓、泥古不化？決不是的。「三王不相襲，三皇五帝亦不相沿」，應該通時達變，折衷同異。拿今天的話來説，就是主張「古爲今用」。他説： 「所謂好古者，非謂古之必勝乎今也，正以今不殊古，而於因革異同求其折衷也。古之糟魄，可以爲今之精華；非貴糟魄而直以爲精華也，因糟魄之存而可以想見精華之所出也。古之疵病，可以爲後世之典型；非取疵病而直以之爲典型也，因疵病之存而可以想見典型之所在也。」 [18] 「鄙人不甚好古，往往隨人愛慕而旋置之，以謂古猶今耳。至於古而有用，則幾於身命徇之矣。」 [19] 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章學誠的「經世」理論，只能以「託古改制」的姿態提出；但他以六經是三代盛世各守專官的掌故，是當時典章政教的歷史記録，切於人倫日用，而非聖人爲了垂教立言而故意編造，從而提出「六經皆史」、「六經皆器」的命題，反駁了「離器言道」的空洞説教，發揮了他的「經世」理論，不僅在中國史學史上，而且在中國哲學史上具有積極意義。 二 章學誠以前，已有人提到「經」、「史」關係問題，但同章學誠的「六經皆史説」卻大有區別。 今人認爲考查「六經皆史説」的來源，以「經」爲「史」最早的恐怕是文中子（王通）。按文中子《中説》卷一《王道》篇説： 「昔聖人述史三焉：其述《書》也，帝王之制備矣，故索焉而皆獲；其制《詩》也，興衰之由顯，故究焉而皆得；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跡明，故考焉而皆當。此三者，同出於史而不可雜也，故聖人分焉。」 王通以《書》、《詩》、《春秋》三經爲「聖人述史」，似與章學誠「六經皆史説」相類。但是： 第一，古代「經」、「史」不分，隋代王通也不能説是「以經爲史」的最早者。如果上溯的話，孔子即曾説過：「《春秋》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那麽，孔子就是以《春秋》爲史了。《史記》將「六經經文」作爲「史事」敘述；《漢書·藝文志序》謂：「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帝王靡不同之。」又列《太史公百三十篇》於「春秋類」之後，那麽，司馬遷、班固也可以説「以經爲史」了。 第二，王通只是提到《書》、《詩》、《春秋》三經，而章學誠則是主張「六經皆史」。章氏對王通的「述史有三」，不包括「掌故典要」的《禮》，曾經直接提出異議： 「或曰：『文中子曰：聖人述史有三，《書》、《詩》與《春秋》也。今論三史，則去《書》加《禮》，文中之説，豈異指歟？』曰：『《書》與《春秋》本一家之學也。……後人不解，而以《尚書》、《春秋》分別記言、記事者，不知六藝之流別者也。若夫《官禮》之不可闕，則前言已備矣。』」 [20] 「昔隋儒王通，嘗謂古史有三：《詩》、《書》與《春秋》也。臣愚以謂方誌義本百國《春秋》，掌故義本三百《官禮》，文徵義本十五《國風》。」 [21] 章氏闡述《詩》、《禮》、《春秋》「皆史」特詳，以爲這是「後世襲用而莫之或廢者」，王通未曾將「禮」列入，他不贊同。 第三，王通以爲《書》「備帝王之制」，《詩》「顯興衰之由」，《春秋》「明邪正之跡」，其重在「分」；而章學誠則以六經爲古代政典，「切於人倫日用」，其重在「通」，即「明其會通」，貴在「經世」。因此，他的「六經皆史説」是和王通不相入的。 第四，更重要的是：章學誠的「六經皆史説」中，有其「道不離器」的理論，有其「經世」的理論，它同王通專就形式或體裁而立論的根本不同。 王通以後，提到「經」、「史」關係的，還有南宋陳傅良，明宋濂、王守仁和李贄 [22] ，但他們説得都較簡單，有的只是偶爾涉及，並未構成一種系統學説。直到章學誠「六經皆史」，才真正成爲一種系統學説，有其「經世」理論。因此，他的「六經皆史説」顯然是賦有新的涵義的。 事實上，如果追溯章學誠的學術淵源，實出於漢代的劉歆、班固，益以清代浙東史學的孳育，而與王通無涉。 章學誠去世後，他的兒子章華紱在編訂《章氏遺書》時説： 「著有《文史通義》一書，其中倡言立議，多前人所未發，大抵推原官禮，而有得於向、歆父子之傳，故於古今學術淵源，輒能條別而得其宗旨。」 [23] 他對章學誠學術淵源的闡述，是中肯的。劉向在漢代曾校閲群書，著有《別録》；劉歆繼承父業，撰成《七略》，對古代學術，「條別」淵源。向、歆之書，雖已無存，但它的主要內容，卻保存在《漢書·藝文志》中。章學誠的「備知學術源流同異，以所聞見證平日之見解」；以至以六經爲古代「王官」所守的政典，實導源於劉歆。 章學誠以爲班固《漢書》含有劉歆撰作的遺緒，《漢書》「體方用智，多得官禮之意」 [24] ，如《漢書·董仲舒傳》、《漢書·賈誼傳》，「敘賈、董生平行事，無意求詳，前後寂寥數言，不過爲政事諸疏、天人三策，備始末耳。」這是以「《春秋》之學爲《尚書》」，「觀史裁者必知此意，而始可與言《尚書》、《春秋》之學」 [25] ，而譽爲「後世不祧之宗」 [26] 。可知他對班固《漢書》的推崇。 劉歆、班固之學，爲章學誠學術思想的所自出；而明末清初以來的浙東史學，也予他以很大影響。 浙東史學創自黃宗羲。黃宗羲師事劉宗周，提倡讀史，嘗説：「明人講學，襲『語録』糟粕，不以六經爲根柢，束書而從事於游談，更滋流弊。故學者必先窮經；然拘執經術，不適於用，欲免迂儒，必兼讀史。」 [27] 提出「窮經」「讀史」，反對「拘執經術」，主張要「適於用」。他和顧炎武都談經世致用。 本來，黃宗羲和顧炎武並爲一代大師，他們互相推服，未分門戶。但到乾嘉時代，惠、戴並起，闡發顧炎武「舍經學無理學」之説，尊古隆文，崇漢抑宋，顧炎武幾爲「開國儒宗」，而黃學則除萬斯同與纂《明史》、全祖望「盡瘁文獻」外，不及吳派、皖派的流行廣泛。吳派、皖派不言經世而「尚博雅」，浙東學派則注重事功而「貴專家」。章學誠是浙江會稽人，受浙東學派的孳育，曾嘲笑惠、戴學者崇尚顧炎武，而不知同時有黃宗羲，他説：黃「出於浙東，雖與顧氏並峙，而上宗王、劉，下開二萬，較之顧氏，源遠而流長」。又説：「浙東之學，言性命者，必究於史，此其所以卓也。」 [28] 浙東學派和吳派、皖派的「舍今而求古」不同，和宋學的「舍人事而言性天」也不同；浙東學派「究史」而不空言性命，「窮經」而不「拘執經術」。這些，對章學誠「經世」理論的影響，是深巨的。 基於上述，章學誠之學，遠紹劉歆、班固，近承浙東史學；他的「六經皆史説」不是源於王通。 三 我們應該再進一層去探索，章學誠爲什麽提出「六經皆史説」呢？他的「六經皆史説」中的「經世」理論又是爲什麽緣由而發呢？ 章學誠生在漢學盛行的乾嘉時代（公元一七三八——一八〇一年，乾隆三年——嘉慶六年）。「漢學」是講究訓詁考據的經學流派，導源於明末清初的顧炎武，主張根據經書和歷史立篇，以達到「明道救世」的目的。但到了乾、嘉時代，由於政治、社會各種歷史因素的改變，學者只繼承古文經學派的訓詁方法，加以條理發展，施於古籍整理和語言文字的研究，形成所謂「樸學」。他們從校訂經書擴大到史籍和諸子，從解釋經義擴大到考證歷史、地理、曆算、音律、典章制度。他們對古籍和史料的整理，有其極大的貢獻，但逐漸脫離了「明道救世」的政治實踐。這是當時盛行的一種學術風氣。 另一方面，宋明以來的「宋學」（理學），由於君主和高級官僚的利用，在士大夫中也仍佔優勢。他們高談義理，稱説「性命」；尊崇程、朱「語録」，以爲上接孔、孟的真傳；形成不顧歷史，空洞説教，以與「漢學」對抗，這又是當時另一種學風。 「漢學」專治歷史而不講義理，「宋學」空談義理而不顧歷史；「漢學」講考據而脫離實際，「宋學」好空言而「離事言理」，實在各有所偏。章學誠「六經皆史説」中的「經世」理論是對準當時這兩種學風而予以針砭，正所謂「有的放矢」！ 一般説來，乾嘉「漢學」可分起源於吳中（今江蘇蘇州）惠周惕而成於惠棟的「吳派」，和起源於江永而成於皖南戴震的「皖派」兩大支。 「吳派」以遵循漢人學説爲主，主張搜集漢儒經説，加以疏通，而旁及史學與文學。章學誠認爲「吳派」以「墨守爲至詣，則害於道矣」。「墨守者流，非愚則黠」。真是「有志之士」，不當「墨守」前人，「不可泥於古」。他説： 「大約學者於古，未能深究其所以然，必當墨守師説；及其學之既成，會通於群經與諸儒治經之言，而有以灼見前人之説之不可以據，於是始得古人大體而進窺天地之純。故學於鄭而不敢盡由於鄭，乃謹嚴之至，好古之至，非蔑古也。乃世之學者，喜言墨守。墨守固專家之習業，然以墨守爲至詣，則害於道矣。昔人謂『寧道周、孔誤，勿言馬、鄭非』，墨守之弊，必至乎此。墨守而愚，猶可言也；墨守而黠，不可言矣。……惟墨守者流，非愚則黠，於是有志之士，以謂學當求其是，不可泥於古所云矣。」 [29] 「皖派」主張以文字學爲基礎，從訓詁、音韻、典章制度方面考釋經義。章學誠認爲「訓詁註疏所以釋經，俗師反溺訓詁註疏而晦經旨」 [30] ，是不對的。如果繳繞於經書的文字訓詁，「不求其義」，那只是「執形跡之末」而已。他説： 「六書小學，古人童蒙所業，原非奇異。世遠失傳，非專門名家，且兼人之資，竭畢生之力，莫由得其統貫；然猶此糾彼議，不能劃一。後進之士，將何所適從乎？或曰：聯文而後成辭，屬辭而後著義，六書不明，五經不可得而誦也。然則，數千年來，諸儒尚無定論，數千年人不得誦五經乎？……近日考訂之學，正患不求其義，而執形跡之末，銖黍較量，小有同異，則囂然紛爭，而不知古人之真不在是也。」 [31] 乾嘉時代的「吳派」和「皖派」，長於考據而鮮言經世，章學誠認爲這種「徵實太多、發揮太少」的學風「有如桑蠶食葉而不能抽絲」 [32] 。不明義理，脫離實際，應該正其所失。 當時的「宋學」，又與「漢學」截然兩途。「漢學」不談「義理」，而「宋學」好談「義理」。而且「宋學」所談的義理，卻又每每脫離了歷史實際，形成「空言」。章學誠認爲「儒者欲尊德性，而空言義理以爲功，此宋學之所以見譏於大雅也」。孔子曾經説過：「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所以《春秋》是「經世」之作；而善言天人性命，「未有不切於人事者」 [33] 。「宋學」「枵腹空談性天」，無怪爲「通儒」所恥言。他説： 「宋儒之學，自是三代以後講求誠正治平正路；第其流弊，則於學問、文章、經濟、事功之外，別見有所謂『道』耳。以『道』名學，而外輕經濟事功，內輕學問文章，則守陋自是，枵腹空談性天，無怪通儒恥言宋學矣。……吾謂維持宋學，最忌鑿空立説。誠以班、馬之業而明程、朱之道，若家念魯志也，宜善成之！」 [34] 所以，章學誠不是不要義理，而是反對宋學的空談義理；反對宋學的脫離歷史實際而高談性天，結果「墮入理障」；反對「宋學」的只是「師孔子」、「稱程、朱」，而忽視了孔子作《春秋》的「經世」實際。 正因爲如此，他以爲孔子不是最高的理想人物，而周公卻是「集大成」者。周公「有德有位」，理論與實際一致，故「六經」是「經世」政典，也就是「史」。而孔子則是「有德無位」、「不得其位」的聖人，後人即使要學孔子，也不應學孔子的「著書」，而應學孔子的不得已而著書。「六經皆器」，不能離「器而言『道』」，形成空洞的説教。 漢學的務求「考索」，「宋學」的空談「義理」，都爲章學誠所反對。他説： 「學博者長於考索，侈其富於山海豈非道中之實積；而騖於博者，終身敝精勞神以徇之，不思博之何所取也。……言義理者，似能思矣，而不知義理虛懸而無薄，則義理亦無當於道矣。此皆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也。」 [35] 他認爲「君子之學術」，貴「能持世而救偏」 [36] 。所謂「持世」，就是爲當時的政治服務，用以「經世」；所謂「救偏」，就是指斥「漢學」、「宋學」等的各執一偏。 章學誠對當時學風的批判，以及撰著《文史通義》的目的，在《與陳鑑亭論學》一文中，有較具體的説明。他説： 「《文史通義》專爲著作之林較讐得失。著作本乎學問，而近人所謂學問，則以《爾雅》名物、六書訓故，謂足盡經世之大業；雖以周、程義理，韓、歐文辭，不難一吷置之。其稍通方者，則分考訂、義理、文辭爲三家，而謂各有其所長；不知此皆道中之一事耳。著述紛紛，出奴入主，正坐此也。……夫文章以六藝爲歸，人倫以孔子爲極，三尺孺子能言之矣；然學術之未進於古，正坐儒者流，誤欲法六經而師孔子耳。……故學孔子者，當學孔子之所學，不當學孔子之不得已。……以孔子之不得已而誤謂孔子之本志，則虛尊道德文章，別爲一物，大而經緯世宙，細而日用倫常，視爲粗跡矣。故知道器合一，方可言學。道器合一之故，必求端於周、孔之分。此實古今學術之要旨，而前人於此，言議或有未盡也。」 [37] 《文史通義》之作，「專爲著作之林較讐得失」，也就是「較讐」漢學家、宋學家們「著作」的得失。漢學家「尚考證」，而失在「薄詞章」；宋學家「索義理」，而失在「略證實」。漢學家拘泥於「服、鄭訓詁」，宋學家束縛在程、朱《語録》，結果「義理入於虛無，考證徒爲糟魄」 [38] ，而這兩種偏失都是他所深切反對的。 《文史通義》之作，既爲「著作之林較讐得失」；而「六經皆史」之説，又是《文史通義》的「開宗明義」之言。因此，我們可以説：「六經皆史説」是章學誠的「經世」理論，是他的歷史哲學的核心。「六經皆史説」是在乾嘉時代漢學盛行、宋學仍佔優勢的歷史條件下提出的，並以之反對「漢學」、「宋學」的偏失的。在當時，他有所立、有所破。他大膽地提出「六經皆史」的命題，建立道器合一的哲學，反對風靡一時的「漢學」和高據堂廟的「宋學」，在中國思想史上是值得大書特書的。 我們論述章學誠「六經皆史説」的積極意義，只是因爲他有「經世」理論的內容，因爲他敢於「較讐」「漢學」、「宋學」的得失，並不意味著「六經皆史説」中沒有糟粕；章學誠對「漢學」、「宋學」，「正其所失」，有不少精闢的見解，但他的批判，也不是都中肯的。例如他在《書朱陸篇書後》説：「戴看學問，深見古人大體，不愧一代鉅儒；而心術未醇，頗爲近日學者之患，故余作《朱陸》篇正之。」《朱陸》篇是專爲「正戴」的，是專爲批判戴震的。但他所正的，實不足爲戴震病。戴氏用訓詁學的形式以探求儒家「本義」，以建立自己的哲學，以痛斥當時代表統治地位的「宋學」，而章學誠卻以爲是其所病，這就和他的「較讐得失」不完全合符了。 同時，章學誠提出學貴「持世而救偏」，但對「達人顯貴」，還是有所顧慮。他擔心《文史通義》「驚心駭俗，爲不知己者詬厲」，只敢「擇其近情而可聽者，稍刊一二，以爲就正同志之質，亦尚不欲遍示於人」 [39] 。他不欲多爲人知，而以「太史公欲藏之名山，傳之其人」爲「有戒心」 [40] ，臨終前，才「以全稿付蕭山王穀塍先生，乞爲校定」 [41] 。可見他還未能逕攖「權貴」。因此，他的「六經皆史説」，只能以「託古改制」的姿態提出；而他生前未能印行「全書」，也就限制了他在當時應起的影響。 不過，儘管章學誠的「六經皆史説」有其一定的局限性，但他在「漢學」盛行、「宋學」高據堂廟的「乾嘉時代」，不爲時俗所囿，「較讐得失」，發揮他的「經世」理論，在中國思想史上，無可否認，還是有其相當地位的。 原載《中華文史論叢》第一輯（一九六二年八月） * * * [1] 章學誠：《文史通義》內篇一《易教》上。 [2] 章學誠：《文史通義》內篇一《經解》上。 [3] 章學誠：《文史通義》內篇一《詩教》上。 [4] 章學誠：《校讎通義》內篇一《原道》。 [5] 章學誠：《文史通義》內篇五《史釋》。 [6] 章學誠：《文史通義》內篇一《易教》上。 [7] 章學誠：《文史通義》內篇二《原道》中。 [8] 章學誠：《文史通義》內篇二《原道》上。 [9] 章學誠：《文史通義》內篇二《原道》中。 [10] 章學誠：《文史通義》內篇一《易教》上。 [11] 章學誠：《文史通義》內篇二《原道》上。 [12] 章學誠：《丙辰劄記》，見《章氏遺書》外編。 [13] 章學誠：《文史通義》內篇一《書教》上。 [14] 章學誠：《文史通義》外篇三《報孫淵如書》。 [15] 章學誠：《文史通義》內篇四《答客問》上。 [16] 章學誠：《亳州志掌故例議》中，見《章氏遺書》卷十五《方誌略例》二。 [17] 章學誠：《文史通義》內篇四《言公》上。 [18] 章學誠：《文史通義》內篇四《説林》。 [19] 章學誠：《與阮學使論求遺書》，見《章氏遺書》卷二十九。 [20] 章學誠：《方誌立三書議》，見《章氏遺書》卷十四《方誌略例》一。 [21] 章學誠：《爲畢制府撰湖北通志序》，見《章氏遺書》卷二十四。 [22] 見陳傅良：《止齋先生文集》卷四十《徐得之左氏國紀序》；宋濂：《龍門子凝道記》卷下《大學微》；王守仁：《王文成公全書》卷一《傳習録》上；李贄：《焚書》卷五《經史相爲表裏》。 [23] 章華紱：《章氏遺書·序》。 [24] 章學誠：《文史通義》內篇一《書教》下。 [25] 章學誠：《文史通義》內篇一《書教》中。 [26] 章學誠：《文史通義》內篇一《書教》下。 [27] 《清史列傳》卷六十八《黃宗羲傳》。 [28] 章學誠：《文史通義》內篇二《浙東學術》。 [29] 章學誠：《文史通義》外篇二《鄭學齋記書後》。 [30] 章學誠：《文史通義》內篇一《書教》下。 [31] 章學誠：《文史通義》外篇二《説文字原課本書後》。 [32] 章學誠：《文史通義》外篇三《與汪龍莊書》。 [33] 章學誠：《文史通義》內篇二《浙東學術》。 [34] 章學誠：《文史通義》外篇三《家書》五。 [35] 章學誠：《文史通義》內篇二《原學》下。 [36] 章學誠：《文史通義》內篇二《原學》下。 [37] 章學誠：《文史通義》外篇三《與陳鑑亭論學》。 [38] 章學誠：《與族孫汝楠論學書》，見《章氏遺書》卷二十二。 [39] 章學誠：《文史通義》外篇三《與汪龍莊書》。 [40] 章學誠：《上錢辛楣宮詹書》，見《章氏遺書》卷二十九外集二。 [41] 章華紱：《章氏遺書·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