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殖民八大偉人傳 · 戴東原先生傳
民國十二年
啟超謹按：關於東原先生傳記之資料，最詳者為洪初堂所著《行狀》及段茂堂所著《年譜》；次則王述庵著有《墓志銘》，錢竹汀著有《傳》，凌次仲著有《事略狀》，孔巽軒著有《遺書總序》；次則阮芸台之《國史儒林傳》稿，錢東生之《文獻征存錄》，江子屏之《漢學師承記》，李次青之《先正事略》，咸各有專篇。洪為先生同里後學，其《狀》作於乾隆丁酉六月，先生卒後之一月耳。洪於先生所學，能深知其意，且時近地切，見聞最真，故所記實為一切資料之基本。段為先生門下老宿，所作《年譜》，最為詳贍，但書成於嘉慶甲戌，譜中未記著作年月，據《經韻樓集》卷七《東原先生札冊跋》知之。距先生卒三十八年，茂堂年且八十矣，所追憶或涉影響，其大節目則多取諸洪也。王、錢、凌、孔皆先生同時摯友或後輩，所記足互相補者尚不少。阮《傳》為國史館稿，芸集眾篇，務取簡潔。錢、江、李以下則鈔錄舊文而已。本篇以洪、段二氏為主，參以諸家，其本集及他文集筆記中有可取材者亦附入焉，不敢雲備，庶可見先生風裁學詣之崖略云爾。體例依前代史稿，專采前人成文，不自撰一語，時或為行文便利起見竄易增加數字而已。私見所及，則別為按語綴各段之後。所據重要篇目及其略號如下。
洪 榜 《初堂遺稿》內《戴先生行狀》。略稱洪《狀》。
段玉裁 《戴東原先生年譜》。略稱段《譜》。
王 昶 《述庵文鈔》內《戴先生墓志銘》。略稱王《志》。
錢大昕 《潛研堂集》內《戴東原傳》。略稱錢《傳》。
余廷燦 《戴東原事略》。略稱余《略》。
凌廷堪 《校禮堂集》內《東原先生事略狀》。略稱凌《略》。
孔廣森 《巽軒駢儷文》內《戴氏遺書總序》。略稱孔《序》。
江 藩 《國朝漢學師承記》。略稱江《記》。
李元度 《國朝先正事略》。略稱李《略》。
先生姓戴，諱震，字慎修，一字東原。戴氏當唐時有自江西饒州樂平遷安徽歙州者，卒葬休寧之隆阜，因家焉，故世為休寧人。父名弁，母朱氏。（洪《狀》）先生以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乙巳生於里第。（段《譜》）乾隆十六年補縣學生，二十七年舉於鄉，三十八年奉召充《四庫全書》館纂修官，四十年同賜進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越二年卒於官。（王《志》）實乾隆四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時客京師崇文門西范氏之穎園，年五十有五。（段《譜》）
先生生而體貌厚重，性端嚴。（洪《狀》）十歲乃能言，蓋聰明蘊蓄者深矣。（段《譜》）就傳讀書，授《大學章句》至「右經一章」以下，問其塾師曰：「此何以知其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其為『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師應之曰：「此先儒朱子所注云爾。」即問：「朱子何時人？」曰：「南宋。」又問：「孔子、曾子何時人？」曰：「東周。」又問：「宋去周幾何時？」曰：「幾二千年矣。」又問：「然則朱子何以知其然？」師無以應，大奇之。（洪《狀》）讀《詩經》至《秦風·小戎篇》，即自繪《小戎圖》，觀者咸訝其詳核。（凌《略》）讀書每一字必求其義，塾師略舉傳注訓解之，意每不釋然。師不勝其煩，授以許氏《說文解字》，先生大好之，學三年盡得其節目。（洪《狀》）性強記，《十三經註疏》能盡舉其辭，嘗語段玉裁曰：「余於疏不盡記，經注則無不能背誦也。」（段《譜》）時年十六七耳。（洪《狀》）
先生家極貧，無以為業。（洪《狀》）年十八，隨父客南豐，設塾於邵武，課童蒙自給，越二年乃歸。（段《譜》）時婺源江慎修先生永治經數十年，精於三《禮》及步算、鐘律、聲韻、地名沿革，博綜淹貫，巋然大師。先生一見傾心，（段《譜》）偕其縣人鄭牧、歙人汪肇漋、方矩、汪梧鳳、程瑤田、金榜師事之，先生獨能得其全。（凌《略》）及江先生卒（乾隆二十七年），先生為之狀其行實及著書數上之史館。秦惠田纂《五禮通考》，延先生商榷，先生因出所藏江氏《推步法解》示秦，秦全采載入。後朱筠督學安徽，為祠祀江，且檄取江書盡上之朝，亦由先生力為表揚也。（洪《狀》）
啟超謹按：魏默深謂：「戴為江永門人，及名既盛，書中稱引師說，但稱『同里老儒江慎修』，不稱先生『背師盜名』。」（周壽昌《思益堂日札》引）啟超謂先生所以推崇慎修者，具見於所撰《江慎修先生事略狀》。（文集卷十二）其不背慎修不俟辯。至其曾否受業慎修稱弟子，則難確考。先生與姚姬傳書謂：「古之所謂友，固分師之半，仆與足下無妨交相師。」（文集卷九）段茂堂上書稱弟子，先生復札云：「古人所謂友，原有相師之義，我輩但還古之友道可耳。」（段《譜》頁十六）其平時持論如是，則其所以慎修者，固當率此義以行，況其學原非盡出慎修耶？且子貢、子思，皆字稱仲尼，未有疑其慢者。甚矣！魏氏之責人無已也。
自宋以來，儒者多剽襲釋氏之言之精者以說經。其所謂學，不求之於經而但求之於理，不求之於故訓、典章、制度而但求之於心。好古之士，雖欲矯其非，然僅取漢人傳注之一名一物而輾轉考證之，則又煩細而不能至於道。於是有漢儒經學、宋儒經學之分，一主於故訓，一主於義理也。先生則謂義理不可舍經而空憑胸臆，必求之於古經；求之古經而遺文垂絕，今古懸隔，然後求之故訓。故訓明則古經明，古經明則賢人聖人之義理明，而我心之同然者乃因之而明。義理非他，存乎典章制度者也。彼歧故訓、義理而二之，是故訓非以明義理，而故訓何為？義理不存乎典章制度，勢必流入於異學曲說而不自知。（凌《略》）先生自十七歲時即有志聞道，謂當先從事於字義、制度、名物，以通六經之語言。為之三十餘年，灼然知古今治亂之原。（《與段茂堂書》，段《譜》引）蓋自其早歲，稽古綜核，博聞強識，而尤長於論述。晚益窺於性與天道之傳，於老莊釋氏之說入人最深者辭而辟之，使與六經孔孟之書截然不可以相亂。其學之本末次第大略如此。（洪《狀》）
先生之論治學也，曰：「尋求所獲，有十分之見，有未至十分之見。所謂十分之見，必征之古而靡不條貫，合諸道而不留余議，巨細畢究，本末兼察。若夫依於傳聞以擬其是，擇於眾說以裁其優，出於空言以定其論，據於孤證以信其通，雖溯流可以知源，不目睹淵泉所導，循根可以達杪，不手披枝肄所歧，皆未至十分之見也。以此治經，失不知為不知之意，而徒增一惑以滋識者之辯也。」（文集九《與姚姬傳書》）又曰：「為學之道，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不為一時之名，亦不期後世之名。有名之見其弊二：非掊擊前人以自表襮，即依傍昔賢以附驥尾。二者不同，而鄙陋之心同。」（文集九《答鄭用牧書》）又曰：「學有三難，淹博難，識斷難，精審難。三者仆誠不足以與其間，其私自持暨為書之大概端在乎是。」（文集九《與是仲明書》）又曰：「知十而皆非真，不若知一之為真知也。」段玉裁《經韻樓集·娛親雅言序引》。又曰：「學者莫病於株守舊聞而不復能造新意，莫病於好立異說而不深求之以至其精微所存。」（文集十《春秋究遺序》）其治學之方大略如此。時東吳惠棟，三世傳經，信而好古，王鳴盛嘗合評兩家曰：「方今學者，斷推兩先生，惠君求其古，戴君求其是。」（洪《狀》引）錢大昕曰：「先生實事求是，不偏主一家，亦不過騁其辨以排擊前賢。每立一義，初若創穫，及參互考之，果不可易。」（錢《傳》）可謂知言。
先生之學無所不通，而其所由以至道者則有三：曰小學，曰測算，曰典章制度。（凌《略》）
先生以為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辭也，所以成辭者，字也。必由字以通其辭，由辭以通其道，乃可得之。（洪《狀》）嘗謂今人讀書，尚未識字，輒薄訓詁之學。夫文字之未能通，妄謂通其語言，語言之未能通，妄謂通其心志，此惑之甚者也。（錢《傳》）於是考諸篆書，由《說文》以睹古聖人制書本始，更念《爾雅》為承學津筏，又殫心其書，旁推交勘，盡得古畫、古義、古音聲。有一字不准六書，一解不貫群經，即無稽者不信，不信者必反覆參證而後即安。（余《略》）其小學之書，有《聲韻考》四卷，《聲類表》十卷，《方言疏證》十三卷。夫字書主於故訓，韻書主於音聲，二者恆相因。音聲有不隨故訓而變者，則一音或數義；音聲有隨故訓而變者，則一字或數音。其例或義由聲出，或聲同義別，或聲義各別，唯洞究其旨。凡異字異音絕不相通者，其誤自能別之，庶釋經論字，不至茫然失據也。自漢以來，轉注之說失傳，徐鉉、徐鍇、鄭樵、戴仲達、周伯琦，皆穿鑿附會不得其解，而蕭、楚、張有諸人以轉聲為轉注之論為尤謬，雖好古如顧炎武，亦不復深省。先生則謂指事、象形、諧聲、會意四者為書之體，假借、轉注二者為書之用。一字具數用者為假借，依於義以引申，依於聲而旁寄，假此以施於彼也。數字共一用者為轉注，如初、哉、首、基之皆為始，卬、吾、台、予之皆為我，其義轉相為注也。轉注與假借正相反，說文於「考」字訓之曰「老也」，於「老」字訓之曰「考也」，即轉相為注也。以《說文》證《說文》可不復致疑矣。（凌《略》）
自漢以來，古音寢微，學者於六書諧聲之故，靡所從入。《廣韻》東、冬、鍾、江、真、諄、臻、文、欣、元、魂、痕、寒、桓、刪、山、先、仙、陽、唐、庚、耕、清、青、蒸、登、侵、覃、談、鹽、添、咸、銜、嚴，凡共三十五韻有入聲，外此如支、脂等二十二韻無入聲。顧氏《古音表》反是。先生則謂有入無入之韻當兩兩相配，以入聲為之樞紐，真以下十四韻與脂、微、齊、皆、灰五韻同入聲，東以下四韻及陽以下八韻，與支、之、佳、咍、蕭、宵、餚、豪、尤、侯、幽十一韻同入聲。侵以下九韻之入聲，則從《廣韻》無與之配，魚、虞、模、歌、戈、麻六韻，《廣韻》無入聲，今同以鐸為入聲，不與唐相配。而古音遞轉及六書諧聲之故，胥可由此得之。此古人所未發也。（凌《略》）
其測算之書，有《原象》四篇，《迎日推策記》一篇，《勾股割園記》三篇，《續天文略》三卷，《策算》一卷。（凌《略》）先生以算在六藝，古者以賓興賢能，教習國子。《周髀》之書雖傳於今，歷家不能通其用，有「正北極」及「北極璇璣」之名，有「七衡」「六閒」「冬至日當外衡，夏至當內衡，春秋分當中衡」之規法，釋《周髀》者數家，未解「北極璇璣」所指。先生以為「正北極」者，今之赤道極也，所謂「北極璇璣」者，今之黃道極也。赤道極為在左旋之樞，黃道極為右旋之樞。自中土言之，皆在北方，故通曰北極。赤道極不動，黃道極每晝夜左旋環繞之而過一度，每一歲而周四游，故《周髀》謂赤道極曰正北極。而黃道極無其名，取諸測器之名命之。用是知唐虞時設璇璣環轉於中，擬夫黃道極者也。此論匪惟得《周髀》之解，並以見古璇璣玉衡之遺制。（洪《狀》）曾自指點巧匠，製成其器，藏於孔繼涵家，繼涵又曾命工仿造雲。（段《譜》）
自漢以來，九數佚於秦火，儒者測天，多不能盡句股之蘊。明末西人傳弧三角之術，推步始為精密。其「三邊求角」及「兩邊夾一角求對角之邊」加減捷法，梅氏用平儀之理為圖闡之，可謂剖析淵微。然用餘弦折半為中數，則「過象限」與「不過象限」有相加相減之殊，猶未為甚捷也。先生則謂用餘弦者或加或減，易生歧惑，乃立新術，用總較兩弧之矢相較折半為中數，則一例用減，更簡而捷矣。蓋餘弦者，矢之餘也，八線法，弧小則餘弦大，弧大則餘弦小，弧若大過象限九十度，則餘弦反由小而漸大。唯矢不然，弧小則矢小，弧大則矢大，弧若大過象限九十度，則矢更隨之而大。是矢與弧大小相應，不似餘弦之參差，故以易之。此二法之限，先生所常言者，亦皆古人所未發也。（凌《略》）先生在《四庫》館，校《周髀經》，悉心正其訛舛，補圖以進。又於《永樂大典》內得《九章》《五曹》算經凡七種，自通人王寅旭、謝野臣、梅定九諸子，皆以算名家，未之獲見，先生則正訛補脫。審知劉征法內舊有圖而今闕，補之以進，而古書之晦者以顯。（洪《狀》）
啟超謹按：先生於天文學，所言不能與今世科學家吻合，此自時代所限，不容苟求。先生之功，則在能考古術，知吾國二千年前《周髀》時代。之天文學如是而已。其在數學上所創造，上不逮王（寅旭）、梅（定九），下不逮汪（孝嬰）、李（尚之），然搜校諸遺籍於暗忽既久之後，能理棼正舛而復其舊，使人知三國六朝間此學之若何發達，而因以引起研究興味以促斯學之獨立，則先生之功也。
清初治地理學者，有顧景范、顧亭林、閻百詩、胡朏明、黃子鴻、趙東潛、錢竹汀諸家，然皆以郡國為主而求山川。先生則以山川為主而求郡縣，（李《略》）嘗謂因川原之派別，知山勢之逶迤，由山鎮之陰陽，水行所經過，知州郡之沿革遷徙。大凡水之上流，川出於兩山之間，歷千百年如其故道；至其委流，地平衍而土疏斥，不數歲輒遷徙不常。是以滹沱、桑乾、漳水之流，號最難考。先生屢應志局之聘，文書圖冊，雜錯糾紛於前，先生披圖覽冊，有謬誤即圖上批示令再圖以進。戶吏始不服，及親履其地，果如先生言，無不驚嘆以為神奇。後魏酈道元《水經注》一書，流傳至今，經注混淆，前後錯簡，文章家以為掇拾辭采之書而已。先生究心於是者八九年，尋其義例，按以准望，整之俾還其舊，（洪《狀》）其所得經與注分別之例有三（段《譜》）：一曰獨舉復舉之不同。經文甚簡，首舉水名，下不再出；注文繁，一水內必詳其注入之小水，是以主水名屢舉而不厭。一曰「過」與「徑」之不同也。經必曰「過某」，注則必曰「徑某」，所以別於經。一曰某縣及某縣故城之不同也。注所謂某縣故城者，即經之某縣也；經時之縣，注時多為故城，經無言故城者也。執此三例，沛乎莫御，厘之有如振槁，承學讀至白首不解者，豁然開朗。《經韻樓集》卷七《與梁耀北論戴趙二家〈水經注〉》。時杭州趙東潛研磨《水經注》數十年，鄞縣全謝山七校是書，深窺秘奧，而其說皆往往與先生同。（段《譜》）先生又嘗應直隸總督方觀承聘，修《直隸河渠書》百十一卷，未成而方卒，稿藏後任總督周元理家。嘉慶間，為王履泰所竊，刪其半，益以乾隆己丑以後事實，易名《畿輔安瀾志》。後先生嗣子攜原稿人都欲為辨正，不果雲。（李《略》）
啟超謹按：趙東潛與先生同時先後並校《水經注》，而所校十九相同，於是孰為剽竊，成為學界一場公案。以啟超觀之，蓋純屬閉門造車出門合轍，絕不成為道德責任問題。其事實始末及兩造爭論之點，別於拙著《東原著述考篇》中詳敘之。
又按：《直隸河渠書》稿晚出，故初堂、述庵、竹汀、次仲諸《狀》《志》皆未言及，惟段《譜》記其大略。此書亦與東潛有關，段氏復有《與方葆岩》兩書及《趙戴直隸河渠書辨》，記始末頗詳，具見《東原著述考》中。
其典章制度之書未成。（凌《略》）有《考工記圖》二卷，蓋少作。（據段《譜》）又因西人龍尾車法，作《贏旋車記》，因西人引重法作《自轉車記》，皆見文集。（凌《略》）
啟超謹按：此兩篇及《原象》卷四所記璇璣玉衡製法，皆足見先生之垂意工學。先生髮願成七經小記，七經者，《詩》《書》《易》《禮》《春秋》《論語》《孟子》也。謂治經必分數大端以從事，各究洞原委，始於六書九數。故有《詁訓篇》，有《原象篇》，繼以《學禮篇》，繼以《水地篇》，約之於《原善篇》。《詁訓》《學禮》兩篇未成。《水地篇》三十卷，成者僅一卷。《原象》《原善》則已成。節段《譜》文。
啟超謹按：七經小記之著述體例，略見段《譜》卷末，觀此可見先生治學方法及其精神。蓋先生雖以考證名家，然所考證並非枝枝節節、疲精神於一字句一名物之間，彼每研究一對象，必貫通群籍而斷之以己之所自得，其言曰：「最要體會『條理』二字，得其條理，由合而分，由分而合。」段《譜》卷末引。所謂極分析綜合之能事也。
先生之言曰：「六書九數等事，如轎夫然，所以舁轎中人也。以六書九數等事盡我，是猶誤認轎夫為轎中人也。」又嘗與段玉裁書曰：「仆生平著述之大，以《孟子字義疏證》為第一，所以正人心也。」噫！是可以知先生矣。經韻樓本《東原集·段玉裁序》。先生以為：「宋以前，孔孟自孔孟，老釋自老釋。談老釋者高妙其言，不依附孔孟。宋已來，孔孟之書，盡失其解，儒者雜襲老釋之言以解之，於是有讀儒書而流入老釋者，有好老釋溺於其中，既而觸於儒書，樂其道之得助，因憑藉儒書以讀老釋者。孔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言徒紛然詞費也。」文集卷八《答彭允初書》。於是為《原善》三篇，尋衍之為三卷，又著《緒言》三卷，晚更改名為《孟子字義疏證》，約段《譜》語。蓋先生至道之書也。（凌《略》）其大旨以為釋道自貴其神識，而儒者在善治事情。凡人之患二：曰私，曰蔽。私生於欲之失，蔽生於知之失。異氏尚無欲，君子尚無蔽；異氏之學，主靜以為治；君子強恕以去私，而學問以去蔽，主以忠信而止於明善，凡生於其心必發於其事。私者，逞己以縱慾，無良而憯不畏明，無私矣，尚不能無蔽。蔽者，不求諸情事，以其意見信為義理，公而不能明，廉潔而流於刻。《記》曰：「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喜怒哀樂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凡有血氣心知，於是乎有欲；性之徵於欲，聲色臭味而愛畏分。既有欲矣，於是乎有情；性之徵於情，喜怒哀樂而慘舒分。既有欲有情矣，於是乎有巧與智；性之徵於巧與智，美惡是非而好惡分。生養之道，存乎欲者也；感通之道，存乎情者也。二者自然之符，天下之事舉矣。盡美惡之極致，存乎巧者也；宰御之方，由斯而出。儘是非之極致，存乎智者也；聖賢之德，由斯而備。二者亦自然之符，精之以底於必然，天下之能舉矣。君子之治天下也，使人各得其情各遂其欲，勿悖於道義；君子之自治世，情與欲使一於道義。夫遏欲之害，甚於防川，絕情去智，充塞仁義！人之飲食也，養其血氣；而其問學也，養其心知。是以貴乎自得。血氣得其養，雖弱必強；心知得其養，雖愚必明。是以貴乎擴充。君子獨居思仁，公言言義，動止應禮。竭所能謂之忠，履所明謂之信，平所施謂之恕。馴而致之仁且智，不私不蔽者也。君子之未應事也，敬而不肆以虞其疏；事至而動，正而無邪以虞其偽；必敬必正而要於致中和，以虞其偏與謬。戒疏在乎戒懼，去偽在乎慎獨，致中和在乎達禮精義至仁盡倫。天下之人同然而歸之善，可請至善矣！夫以理為學，以道為統，以心為宗，控之茫茫，索之冥冥，不若反求諸六經。此《原善》之書所以作也。洪《狀》。
啟超謹按：先生之學，體大思精，《原善》《孟子字義疏證》兩書，語極簡而義極豐，殆於一字一金。洪氏此《狀》，頗能擷其要點，故全錄之。其他精語，別於拙著《東原哲學篇》中分別徵引。
先生自述其著書之意曰：「……當孟子時，群共稱其好辯，而孟子曰：『我知言。』蓋言之謬，非終於言也，將轉移人心，心受其蔽，必害於事，害於政，……是又後乎孟子者之不可已也。苟吾不能知之亦已矣，吾知之而不言，是不忠也！是對古聖人賢人而自負其學，對天下後世之仁人而自遠於仁也，吾用是懼。」……《孟子字義疏證序》。然則所謂害政者如之何？先生曰：「理與事分為二而與意見合為一，是以害事。」《疏證》頁十。又曰：「惟以情潔情，故其於事也非心出一意見以處之；苟舍情求理，其所謂理無非意見也。未有任其意見而不禍斯民者！」《疏證》頁五。又曰：「程朱以理為如有物焉，得於天而具於心，啟後世人人憑在己之意見而執之曰理，以禍斯民。更淆以無欲之說，於得理益遠，於執其意見益堅，而禍斯民益烈！豈理禍斯民哉？不自知其為意見也。離人情而求諸心之所具，安得不以心之意見當之。」文集卷八《答彭允初書》。又曰：「聖人之道，使天下無不達之情，求遂其欲而天下治。後儒不知情之至於纖微無憾是謂理，而其所謂理者同於酷吏之所謂法。酷吏以法殺人，後儒以理殺人。……」文集卷九《與某書》。先生所不能已於言者以此。
先生終身在貧困中,年三十時，家中乏食，與面鋪相約，日取面屑為饔飧，以其時閉戶著《屈原賦注》。三十三歲避仇入都，行李衣服皆無有，寄旅於歙縣會館，饘粥或不繼，而歌聲出金石。是時紀昀、王鳴盛、錢大昕、王昶、朱筠俱甲戌進士，以學問名一時。耳先生名，往訪之，莫不擊節嘆賞，於是聲重京師，名公卿爭納交焉。秦惠田方纂《五禮通考》，延主其邸，朝夕講論。王安國延之課子，子即念孫，最能傳先生學，復以傳其子引之，所謂高郵王氏父子也。既屢試不第，旅食諸方，嘗游山西，修《汾州府志》《汾陽縣誌》，游直隸，修《直隸河渠書》，嘗主講浙東金華書院。五十歲當乾隆三十八年，《四庫》館開，以舉人充纂修官，蓋異數也。旋特賜進士出身授庶吉士，在館五年，校《水經注》《算經》等書，積勞卒於官。以上約舉洪《狀》段《譜》語。先生事親至孝，夫婦躬操井臼，酒漿飲食，親自進之。父性方嚴，先生怡怡孺慕，曲得其歡，治家和而有法。嘗言子弟有小過，當立加斥責，至有大過，當微示以意，苟顯揭之，令不可為人，則自棄於惡矣，所謂「中也棄不中」也。行己嚴介，然不為矯激之行。謀人之事，惟恐其不忠，揚人之善，如恐其不及。其教誨人終日矻矻，不以為倦也。先生之言，平正通達，近而易知，博極群書，而不事馳騁。有所請各如其量以答之，未嘗不有所得也。其學雖未設施於時，既沒，其言立，所謂不朽者歟？（洪《狀》）
先生終其身未嘗廢學，《聲類表》一書，為臨終十數日前所作，五日而成。《答彭允初書》五千言——段茂堂所謂「以六經孔孟之旨還諸六經孔孟，以程、朱之旨還之程、朱，以陸、王、佛氏之旨還諸陸、王、佛氏」者，亦臨終前一月作也。約段《譜》語。易簀時語人曰：「生平讀書，絕不復記，到此方知義理之學可以養心。」王惕甫未定稿引戴衍善所述。世人或引為先生懺悔所學而復歸於宋儒，焦理堂（循）曰：「不然。東原所著書，惟《孟子字義疏證》最為精善，蓋精魄所屬，故臨歿時往來於心。其所謂『義理之學可以養心』者，即東原自得之義理，非講學家《西銘》《太極》之義理也。」（《雕菰樓集·申戴篇》）
梁啓超曰：同治間，戴子高撰《顏氏學記》，謂「東原之學，衍自顏、李」，信也。李恕谷嘗南遊，而程綿莊、惲皋聞大弘其學於江介，東原合有聞焉，不然，何其揆之相合若此甚也？然習齋尊行絀知，東原則言「強恕以去私而學問以去蔽」，知行並進，視習齋周矣。其踸踔蹈厲不如習齋，弟子中又無恕谷其人，故學中斬焉。當時學者雖萬口翕然誦東原，顧能知其學者實鮮。王述庵、錢竹汀所撰《傳》《志》，美其能考證，而於其自得之學無所發明。洪蕊登之《狀》，善矣，原稿全載《答彭進士書》。而朱笥河怫然，謂「何圖更於程、朱之外復有論說，戴氏可傳者不在此」。蕊登雖上書力爭，看《初堂遺稿·上朱笥河先生書》。然無如何，其孤竟削狀中此文雲。凌次仲極能知東原者，猶曰：「義理固先生晚年之極詣，非造其境者亦無知其是非。」是又以《原善》諸篇所謂為東原一家之「意見」，而儕諸其所謂「探之茫茫、索之冥冥」者，豈為知東原哉！乾嘉諸老揭櫫漢學以傲宋學，乃其神識所濡染所充塞，皆宋學之餘也。漢學則以嘩世而自文已耳，其不能有契於東原也固宜。東原之學，其朋輩中能受之者，莫如程易疇，次則金檠齋。其鄉後學能受之者，莫如洪蕊登，次則凌次仲。蕊登壽僅三十五，倘假以年，亦東原之恕谷也。其弟子最著者段茂堂、孔巽軒、王懷祖及其子伯申，語其一曲，知或過師，雖然，未可雲能傳東原學也。無已，則私淑艾之焦里堂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