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哲學小史 · 第十四章 從儒教到老莊
後漢亡（公元220年），便成了魏、吳、蜀三國鼎立的時代。魏國創業主是曹操武帝，其子曹丕文帝，善繼其父業。文帝有稱為《典論》的著述。其序中說：「上雅好詩書文籍，雖在軍旅，手不釋卷。每定省，從容常言：人少好學，則思專，長則善忘；長大而能勤學者，唯吾與袁伯業耳。余是以少誦詩論，及長而備歷五經四部，史漢諸子百家之言，靡不畢覽。」所稱「上」，即指武帝，所稱「余」，即指文帝，故可知武帝父子是愛好學問的。武帝有《兵書接要》這著述，似乎該書乃集《太公陰謀解》三卷、《孫子略解》三卷、《續孫子兵法》二卷、《司馬兵法注》一卷、《兵法要論》一卷總計十卷而成；惟至今尚存的，只不過是作為魏武《注孫子》的《孫子略解》三卷。就此來看，武帝似是兵法學者。《魏書》評判他說：「太祖御軍三十餘年，手不釋書，書則講武策，夜則思經典。」在參與他的軍事的學者中，有仲長統那般的儒者，因此，武帝或者也是通達儒教的人。仲長統是《昌言》的著者，前面已說過，《昌言》乃帶有濃厚的法家色彩的儒家言，劉勰氏的《文心雕龍》說：魏初兼霸術名法。又《魏志》評曹操曰：「攬申商之法術，該韓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就此去推測，則曹操的儒學，一定是和《昌言》同樣屬於法家的。而魏朝的施政方針，乃強迫極端節儉；雖後宮，亦食不兼肉，衣不用錦帛，茵蓐不取緣，器物不施丹漆（《衛覬傳》），其臣下亦與此同化，大吏亦揣壺飱上官署（《和繪傳》），列卿亦日食乾飯，衣破則以紙補綴之（《衛覬傳》）。這一切或許都是根據那誡浮靡的《昌言》的主張的。
繼曹操之後的文帝，在黃初之初，興學宮，增博士員額，圖儒學之興隆，當時的學者中，有王肅其人。王肅，字子雍，其父王朗乃後漢末學者，賜姓楊，是傳授今文學的人，故其子王肅，顯然亦精通今文學；他又好賈逵、馬融之學，折衷今古文，撰錄《書》《詩》《三禮》《左氏》《論語》的註解，都為學官所採用，他折衷今古文的態度，雖亦與鄭玄同樣，惟他反對鄭玄。據說，鄭玄用今文之處，他便用古文，鄭玄采古文之點，他則改為今文。他又有《聖證論》十二卷，該書乃依據《孔子家語》以駁斥鄭玄。據說，他所根據的《家語》，乃他個人偽增的。這麼一來，他每事都反對鄭玄，惟其意見之不同，主要的是禮制和字句的解釋，與大義有關者很少。其後，《聖證論》便成為鄭學和王學論爭的中心，奉鄭學的馬昭既駁斥他，王學之徒孔晁則答辯，博士張融亦批判之。同時，孫炎亦奉鄭學，著《聖證論駁》，孫炎又著《爾雅注》六卷及《爾雅音》一卷，潛心於文字的訓詁。就這些事實來推測，則大約是自古文學興起以來，便側重於文字的研究，漸次討論到細小的問題，當時研究文字是很盛的事實，看了張緝的《廣雅》三卷，《古今字詁》三卷、曹侯彥的《古今字苑》十卷等書籍的陸續出世，便可知道，同時，由三字石經設立的事實亦可明了。所謂三字石經，乃用古文篆隸三體書寫《尚書》《春秋》的文章，此古文乃根據魏初邯鄲淳所傳的古文經傳，當時在學者間，似乎很注意這古文的筆法，於是，文字的訓詁及筆法，是當時經學的主要問題，並無與大義有關的。魚豢的《魏略》這樣地記述當時學界的狀態：大學始開時，有弟子數百人。到太和、青龍（公元227—236年），中外多事，人盡避就，雖不解性學，多請求大學，大學諸生有千數人，而諸博士率皆粗疏，因不能教育弟子，弟子原本為避役，因亦不能努力修學，冬來春去，年年如此。有時雖有勤學者，亦止於台閣舉格，加之不念「統大義」，只在字指、墨法、點注之間問學，百人同試，未有十焉，因此，志學之士終復陵遲，求浮虛者各競逐焉。（《魏志》卷十三注引《魏略》）
就此看來，當時的學問，似乎拘泥於文字的意義與筆法的枝節，毫無生意。因而，在這個時代，社會的方面是受後漢末諸子的影響，強制在嚴厲的法律下過極端的禁慾生活，在思想方面則受訓詁學之餘弊失卻指道精神，其結果，稍有才能者，都脫離儒教而走到老莊。
所謂老莊之學乃信奉老聃、莊周之道的學派名稱，是道家之一派，漢初信奉道家之人很多，特別竇太后是熱心的信奉者，故這教勢力很大，當時此派的人們，並稱黃帝與老子，名為黃老學。惟及至武帝即位，儒家既得勢力，黃老之學便失勢於中央，僅集於淮南王劉安之下維持其餘勢。他們在淮南王之門，編纂《淮南子內書》二十一篇、《外書》三十三篇、《中書》八卷，同時並注意莊周，編纂《莊子》五十二篇，似乎是從此便敬仰老聃、莊周為宗師而形成了老莊學。可是，其後的兩漢思想界，已成為儒家獨霸的舞台，不見有老莊的活躍，僅由於後漢的許慎和高誘註解《淮南子內書》，著成《淮南子閒詁》及《淮南鴻烈解》，可想像一部分人們尚不忘卻他。然而，及魏晉之際，時勢一變，老莊之學抬頭，老莊思想壓倒儒學而居其上。這迴轉期的代表者，是王弼和何晏。
王弼字輔嗣，正始十年（公元249年）二十四歲逝世。王弼的族祖王粲，得後漢名儒蔡邕之遺留書籍，其後把它讓給王弼之父王業，王業又把它傳給其長子王弘。王弼幼時便讀誦其兄之書籍，有博覽名，其著述有《老子注》二卷和《易注》六卷。他的《老子注》，乃以莊子思想解釋老子，較從前的解釋更進一步。他的《易注》，乃根據《費氏易》（古文《易》之始祖），借老莊之哲學以說明《易》，此乃以前所無者。試舉其一例而言，他在《易》復卦的彖傳「復其見天地之心乎」一句之下，註解說：
復，返本之謂也。天地以本為心。凡道息則靜；靜，非對動者也。語息則默；默廣非對語者也。然則天地雖大，富有萬物，雷動風行，運化萬變，而寂然至無是其本也。故動地中息，則天地之心見。如以有為心，則異類未獲具存。
其解釋完全本老莊之說。他的《易注》，僅解上下經和彖象傳，尚未及繫辭傳，惟韓康伯受他的見解，便寫成繫辭之注，且在繫辭「一陰一陽之謂道」句下注解說：「所謂道者，何也？元之稱也，非不通，非無由也，況之謂道。」由此看來，可想像王弼、韓康伯之《易注》，如何地受老莊之影響。
何晏，字平叔，有天聰之譽，好老莊，書《老子》之注。傳聞其後及見王弼之《老子注》，服其清奇，嘆為如斯之人可與語天人之際。遂焚自己的註解，故他也算是王弼一流的人。又有《論語集解》二卷的著述。《集解》是集積他以前對《論語》的註解，更補其不足之點，他這補足的部分，乃受老莊思想的影響，例如，注於《述而第七》「子曰，志於道」句下說：所謂志，慕也，道不可體，故僅志之。又注於《先進第十一》：「回也其庶乎，屢空。」句下說：空，猶如虛中也。皆以老莊哲學解儒書。總之，後漢末至魏初，古文學之進展，既有作為傾向於文字訓詁一方面的反動——以《易》和《論語》來闡明儒教精神的傾向，至正始以後，又有借用老莊哲學來說明《易》《論語》的意義的人們。其後老莊學的研究，日盛一日，自魏至晉之間，便有無數的老莊注釋書。鍾繇的《老子訓》，董遇的《老子訓》，張揖的《老子注》，何晏的《老子道德論》，阮籍的《道德論》，鍾會的《老子注》，孟康的《老子注》，荀融的《老子義》，虞翻的《老子注》，范望的《老子注訓》，王尚的《述老子》，程韶的《老子集解》，張憑的《注老子》，孫登的《老子集注》，崔譔的《莊子注》，向秀的《莊子注》，司馬彪的《莊子注》，李頤的《莊子集解》，張湛的《列子注》等等，幾不勝枚舉的與儒者的註解講疏相對抗。劉勰在《文心雕龍》說：正始中，何晏之徒始盛玄論，於是聃周當路，與尼父一爭途。誠非我欺之言。老莊學這般地盛行，便形成了避俗事尚清談這一種時代思潮，趙甌北《二十二史答記》中論這風潮說：
清談，起於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祖述老莊，謂天地萬物皆以無為本，無者，開物成務，往而不存者也。（《王衍傳》）阮籍亦素有高名，口談浮虛，不遵禮法。（《裴傳》）籍作《大人先生傳》，謂世之禮法之君子，如虱處褌中。（《阮籍傳》）其後王衍、樂廣，俱宅心於事外，名為時重，天下之風流者，以王、樂稱首。（《樂廣傳》）後進無不競為浮誕，遂成風俗。（《王衍傳》）學者以老莊為宗，黜《六經》；談者以虛盪辨，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為通，以節信為狹。仕進者以苟得為貴，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笑勤恪。
這實為簡略而得其要之言。而時尚之所趨，湯湯成俗，雖偶有裴、江淳、范寧等二三憂時之士，思有以矯正之，亦不能挽狂瀾於既倒，徒傳有阮籍、阮咸、嵇康、山濤、向秀、王戎、劉伶等竹林七賢之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