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哲學小史 · 第十一章　前漢的經學

第一節　易學 秦始皇焚書坑儒，儒家的經典被燒棄，學者逃匿，於是儒學的傳統完全沉沒在黑暗中了；只有《易》，因為被看作卜筮之書，結果，逃避了災厄，其傳統能夠不絕。因此，漢興，最早顯現的，是《易》的學者。試依據《史記》及《漢書》的《儒林傳》，表示易學的傳授如次： 上表是極其簡略的；但是由於這個表，《易》的傳授，可以很明白地知道。 在《漢書·藝文志》中，除《王氏易傳》二篇，《楊氏易傳》二篇、《周氏易傳》二篇、《丁氏易傳》二篇、《服氏易傳》二篇之外，還有不見於上列傳授表中的《蔡公易傳》二篇、《韓氏易傳》二篇等，這可以想像，在漢初，易學是如何地興盛。這些易家，都重師法，不妄加自己的意見；只孟喜的《易》與京房的《易》，很有特色。 孟喜，東海蘭陵人，其父孟卿是《禮》與《春秋》的學者，喜曾從田王孫學《易》，後來得陰陽災變之書，把它附會到其師田生身上，詐稱其師田生死時，枕著喜之膝而傳授的。同門的梁丘賀，反駁孟喜的宣傳，說田生是由施讎看護著而死去的，當時孟喜已歸東海，不曾有這樣的事情。後來，《易》的博士有缺額，有推薦孟喜的人，但是，當時的天子，因為孟喜改易師法，沒有採用這個建議。 京房是焦延壽的弟子；延壽，據說曾從孟喜學《易》，但同門的翟牧及白生，卻不承認。後來，劉向校訂秘中之書的時候，將各家的易說，加以比較研究，都以田何、楊何、丁寬為祖，大義相同，惟獨京房易是異黨，說述災異，這恐怕是焦延壽得了隱士之易而托諸孟喜，由京房傳承了的吧。 據上述的話來看，由孟喜與京房，才產生了異說；在他們以前，都是傳述同一的思想的，《易》的傳統，很是明確。 第二節　魯學派 易學的傳統是如此地彰著，但其他的經典卻都還埋藏在陰暗中，因此，不能看到一般儒學的興隆。到秦亡漢興，陸賈以《詩》《書》說高祖，高祖說：「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賈對答說：天下即令於馬上取之，但不能於馬上治之。因著《新語》十二篇。這，可以說為迄今被秦之虐政所壓抑的儒家，吐萬丈之氣。但當時還是在戎馬倥傯的時候，沒有興盛儒家的餘裕；到了孝惠呂后的時代，朝廷上的重臣儘是以武立功的人；到文帝的時代，天下大定，文藝復興的氣運已經成熟了，魯人申培，燕人韓嬰，以《詩》任博士，這才顯現了儒學勃興的曙光。 申培，魯人，一般稱為申公，曾從齊人浮丘伯學《詩》，當漢高祖赴魯的時候，申培與其師浮丘伯見高祖於魯之南宮；後來，與其師赴長安，與楚元王交及其子郢客相交，後郢客封夷王，郢客遣其子戊受學於申公，但戊不好學，且侮辱申公，因此，申公恥於為師，便歸魯，專從事於教育門弟子，弟子越千餘人，其中有蘭陵的王臧、代的趙綰、臨淮太守孔安國等後來成了著名的人物的人。申公之師浮丘伯，據說曾與李斯學於荀卿，所以，可以知道，申公一派的學問，是淵源於荀子的。試據《史記》及《漢書》的《儒林傳》，立表顯示其學派如後： 上表，只是列舉其著名的人物，並非申公門下的全體。又，徐公上面的徐生，與徐公是否同一人，不甚明了，從其年代上來推算，怕是同一人，所以在這裡附記一下，說明並不確鑿。 表的下面，寫在括弧裡面的字，是說明上列的學者所專門的經學。由這些說明來看，申公是以魯《詩》的學者著名的，但是，實在，他是兼治《禮》及《穀梁春秋》的人，是承受了荀子的學問的。荀子的學問，如前所述，是以《禮》為中心的，但是，他的著作，到處引證《詩》作立論的根據；申公的詩說，恐怕是出諸荀子的吧。與申公同時任博士的學者中，有韓嬰，別立稱為《韓詩》的一派，現在殘存的《韓詩外傳》，引荀子的詩說的達四十四條之多，所以，《韓詩》也與申公一樣，是嗣續荀子的詩說的別派吧。其次，《穀梁春秋》，是魯人穀梁淑（又叫穀梁赤；「赤」字，恐怕是「淑」字毀壞了而訛成的吧）所傳的學問；荀子的《春秋》說，與穀梁義是一致的，所以，傳述申公的弟子瑕丘江公的說法的穀梁家，也定然淵源於荀子的。其次，禮學的系統最不明了。孝文時，魯的徐生以能禮容，任禮官大夫，瑕丘的蕭奮，以禮任淮陽太守，禮家都本於徐氏。徐生，與申公的弟子徐公相似，蕭奮與江公為同里人，由這兩點上來看，他們也是申公系統的人吧。蕭奮的門人中有孟卿，孟卿的門人中有后蒼，后蒼之下出了戴德、戴聖；孟卿是蘭陵人，且取「卿」字，所以，似是私淑荀子的；又，孟卿的再傳弟子戴德的《大戴禮記》中的《勸學》《禮三本》及《哀公問五義》三篇及戴聖的《禮記》中的《三年問》《鄉飲酒義》，是與荀子一致的，由這兩點上來看，可以想像，禮學的淵源，也由於荀子。總之，從孝文的時候起著名了的經學，大多是淵源於荀子，而由魯人繼承的。所以，這叫作魯學派。 從孝文的時候起，儒學開始興盛，但是，當時還是儒家的草昧時代，講申商之學的、奉黃老之說的很多，儒家的勢力並不大。如當時作為儒者而有名的賈誼，其遺文中，也很混雜了些道家的說法。皇后竇氏，是特別熱心的黃老信奉者，通過其後的景帝一代，都很有勢力，因此，儒教不能充分地伸其驥足。到武帝即位，名儒董仲舒出，終於壓倒諸子百家，認儒教為國家的正教。 第三節　齊學派 武帝當即位之初（公元前140年），舉賢良文學之士數百人，其中有著董仲舒。董仲舒是廣川（今河北棗強縣）人，早年治《公羊春秋》之學，景帝時，任博士，為學者所尊敬，這個時候，對武帝的策問，作有名的《賢良對策》。《對策》的全文很長，其要旨，盡於下列的一節中。 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慾之謂情，情非制度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漢書》本傳） 由這一段話來看，董仲舒對答武帝的策問：第一，順天令施政；第二，明教化以導民性；第三，製法度以節民欲。他對於第一項，大意說： 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 由此，可以明白，董仲舒相信，王者的政治協天意與否，是可以由災異知道的，天與人是有密切的關係的。 關於第二項，大意說： 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反自貴者始，故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正四方則遠近莫敢不一於正。……今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大學以教國，設庠序以化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義），節民以禮，故其刑罪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 由這一段話來看，董仲舒以為，為了化民性，非立大學不可。 第三，關於正法度，大意說： 春秋大一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以是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由於這一段話，可以知道，董仲舒以為，為了正法度，應黜異端之說，明儒家之道，獎勵六藝之研究。 董仲舒的這些建議，武帝嘉納了，以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置五經博士，到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黃老的崇奉者竇太后死，武安侯田蚡任丞相，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招致文學的儒者數百人；由此，可以知道，董仲舒的意見，是全般地實行了。《漢書》的作者，讚美武帝說： 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疇咨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興大學，修郊祀……號令文章，煥焉可述。 由於這句話，可以知道，當時設立了大學。這個時候，大學的課業是《五經》，五經博士掌之。大學教化的制度記於《禮記》的《學記》中，大學教化的目的記於《禮記》的《大學》篇中。《學記》篇與《大學》篇，在《禮記》中，是各自獨立的篇章；但清儒陳澧，比較兩者的內容，指出有不能分離的關係。平心靜氣地把這兩篇對照了來看，我以為，陳氏的話是很對的。《學記》篇的製作年代，不明，在學者間有許多說法，我以為，清代陸奎勛說的武帝時代的作品的話，是對的。關於《大學》篇，把它看作很早的作品的人，有孔氏的遺書、曾子的著作這些說法，我以為，清儒俞正燮認為是漢代的作品的看法，是對的。因為《學記》篇是記述武帝時設立的大學的制度，《大學》篇是記述其教育精神的。《學記》篇中說： 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群，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 這是說明大學的課程。《大學》篇，論列大學教育的目的： ，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又詳論順序階梯：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這以下，稱引許多《詩》《書》上的話，說明上文的意義。後世的學者，稱「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為大學的三綱領，稱「平天下」「治國」「齊家」「修身」「正心」「誠意」「致知」「格物」為其八項目；大學的精神，盡於這三綱領與八項目中。 由於這些話來看，大學教化的目的，在主觀上來講，在於明自己的明德，在客觀上來講，是使天下之民相親，其實踐，在於至於至善，達到這個目的，先要致知、正物，其次，非進展到誠意、正心乃至平天下不可。這八個項目中，開頭的四個項目，是《孟子·離婁》篇中已經記述過的，「誠意」是《中庸》後半所力說的；在「修身」與「誠意」之間，加上「正心」一項，這恐怕是本諸上述的董仲舒的話的吧。《大學》中，又說「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又說「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論列本末終始，這也與上述的董仲舒說的春秋，視大始而欲正本相類似。 把上列的幾點，綜合了來看，可以想像：《大學》篇，是承受思孟派的思想，並參酌了董仲舒的意見的。董仲舒所奉的《公羊春秋》之學，似是淵源於孟子的。《大學》篇與思孟派的主張相一致，前加上了董仲舒的意見，這正是暗示《大學》篇是出諸淵源於思孟派的董仲舒一派的學者之手的。由於《大學》篇，可以窺知武帝時代大學的教育精神。 武帝時立於學官的五經博士，是楊何的《易》、歐陽氏的《尚書》、轅固生的齊《詩》、後倉的禮學及胡毋生與董仲舒的《公羊春秋》的五經，降而至於宣帝時代（公元前74—前49年），為了大夏侯《尚書》、小夏侯《尚書》、大戴《禮》、小戴《禮》、施氏《易》、孟氏《易》、梁丘《易》及穀梁《春秋》，增置博士官；後來，在元帝時代（公元前49—前33年），增置京氏《易》博士，立了十四博士；其中，除了穀梁《春秋》，其餘的十三家，都有相同的傾向，在學派上相互間有著密切的關係。試將這些學派的系統，立表如後： 以上，只是舉其大要。通覽上表，傳《公羊春秋》的公孫弘，同時兼學齊《詩》；《公羊》的大家董仲舒，在《詩》的方面，據說與申公、韓嬰的意見不同，恐怕也是治齊《詩》的人吧。由此，可以知道，在《公羊春秋》與齊《詩》之間，是有連絡的。又，傳齊《詩》的夏侯始昌，同時受伏生的《尚書》的傳授，而伏生的子孫伏理等，列於齊《詩》的系統中，由這兩點來看，齊《詩》與伏生的尚書學，也似有密接的關係；因此，可以想像，淵源於伏生的歐陽《尚書》，與齊《詩》也有不能分離的關係。其次，傳齊《詩》的後倉，同時從孟卿治《禮》，孟卿又從嬴公學《公羊春秋》，由此，可知孟卿及後倉以後的禮學，也與《公羊春秋》及齊《詩》，發生了關係。傳田何之《易》的服生，與傳《尚書》的伏生，是同音相通的姓，而且同是濟南人，或者不一定沒有姻戚的關係；又，稱為田王孫的弟子的孟喜，是孟卿的兒子。綜合這九點看來，《易》，也許與《公羊春秋》及伏生《尚書》有聯絡也未可知。 因而，田何的《易》與伏生的《尚書》與轅固生的齊《詩》與胡毋生、董仲舒的《公羊春秋》與孟卿、後倉的禮學，都是相互地有密接的關係的，《易》之祖田何、《尚書》之祖伏生、齊《詩》之祖轅固生、《公羊》之祖胡毋生，都是齊人；可以知道，這些都是齊人傳授的經學。因而，武帝以後的經學，大體上是齊人之學，與武帝以前的經學，都出於魯人申公的，是全然不相同的一個系統。因此，武帝以前的經學總稱為魯學，武帝以後的經學，可稱為齊學。魯學是淵源於荀子的；齊學的中心《公羊春秋》是出於孟子的，這也是很有趣的對照。 我在前面說過，由於董仲舒的《對策》及《禮記》的《大學》篇，想像武帝時代大學教育的精神，在於「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的三綱領；這同時可以想像，是齊學的主張。但在齊學中，還有一個主要的特徵，這便是，借董仲舒的話來講，強調「天人相與的關係」。如前所述，《易》原本是卜筮之書，卜筮是企圖了解人類所做的事情合天意與否的，所以，這是有著天人相與的思想的；齊學，不只《易》，在其他的經書中，也力說這種關係。例如，在伏生的《尚書大傳》中，最費了力氣的，是《洪範》的五行說；繼承伏生學的夏侯勝，以說述五行災異而著名。又，董仲舒的《對策》，如上所述，借《春秋》以力說天人相與之際，說國家政治的善惡，天顯示災異以警告人主。齊《詩》的名家翼奉，也引用其師說，大意說： 天地設位，懸日月，布星辰，分陰陽，定四時，列五行，以視聖人，名之曰道。聖人見道，然後知王治之象，故畫州土，建君臣，立律歷，陳成敗，以視賢者，名之曰經。賢者見經，然後知人道之務，則《詩》《書》《易》《春秋》《禮》《樂》是也。《易》有陰陽，《詩》有五際，《春秋》有災異，皆列終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見《漢書·翼奉傳》） 這便是說，五經都是說天人相關之理的。翼奉之師，是禮學也精通的後倉，淵源於後倉的二戴的《禮記》，有明堂陰陽說，這是站在禮學的立場上，說述天人相關之理的吧。 總之，董仲舒所說的觀天人相與之際，翼奉所說的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這是齊學經說的一大特色。原本，認識天人的關係，以為人道應該隨順天道，這是中國古代民族的根本的信仰，不一定是這一派的特色；但是，先秦的儒家，大多說由於內省人類的本性，可以忖度天意，與這種說法相對；這一派的學者，說鑒於天災地異，可以知道政治的協天意與否，所以，這明顯是齊學經說的特色。這種思想，如其追溯其淵源，似是出諸鄒衍的陰陽五行說的。鄒衍，與孟子約略同時而產生於齊的思想家，他以為宇宙萬物是由木火土金水的五原素（即五行）產生的，他以為一切現象都是為五行消息之理所支配的；鄒衍的這種思想，影響到儒教的，是陰陽災異的思想，這是齊學經說的一大特色。 總之，董仲舒出來以後的前漢的經學者，都相信人類的道德是隨順天命的，當人類的行為違反天命的時候，天便顯示災異來警告，同時，以為人類的本性中有著昭明不昧的德性，發揮這種德性便是人的道。但是，及其末流，後面的那一部分思想，不知道什麼時候消滅了，墮落到單注重占侯以預測將來的京房的易學及注意天災、預告未來的讖緯說之中了。 京房的易學，用力於災異占驗，其淵源在於孟喜。孟喜是齊學《禮》的名家孟卿的兒子，曾從田王孫學《易》，因為得陰陽災異之書，私改師法，所以，齊學與《易》便連接在一起了，後來，經焦延壽至京房，災異說便更盛了。《漢志》中，也載著《孟氏京房災異》六十六篇；這京房說，到後來，便成了讖緯說。所謂「讖」，是「驗」的意思，預言將來而使有徵驗，這是這一派的目的；記載這種預言的文獻，與「經」相對，稱為「緯」，所以，這叫讖緯說。 讖緯的書，在《後漢書》的《樊英傳》注中，舉著三十五部，在同書《張衡傳》的注中，有八十一篇，但現在，僅存其佚文，無法看到其全體了。讖緯家都說，這些書出於孔子，其實，如後漢張衡所說，出於前漢末哀、平的時候。由這些佚文來看，可以知道，讖緯之說，出於以《公羊》為中心的齊學。例如，如清儒張惠言所說，緯書的《易緯·稽覽圖》，是京房《易》，《詩》緯中有五際說，這是翼奉學的餘波。我們由此可以知道，齊學的末路，墮落到了讖緯說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