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七冊） · 第七十三章新文化運動的創始人、教育家、哲學家蔡元培

孫中山所創建的舊民主主義共和國，因袁世凱的叛變而失敗，中國形成了軍閥割據、四分五裂的局面。各地區的軍閥和他們所依靠的帝國主義勢力互相勾結，使中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越陷越深;但中國人民的革命，正如黃河、長江的水，是不會倒流的，歷史的車輪是不會逆轉的。緊跟著舊民主主義革命的失敗，又一次更深刻的革命到來了，那就是新文化運動。為這次革命開闢道路、創造條件的領導人是教育家、哲學家蔡元培。 蔡元培（1868年一1940年），浙江省紹興縣人，字鶴卿，號孑民。1892年中進士，為翰林院庶吉士；1894年，任翰林院編修；1898年出京，任紹興中西學堂總理；1901年，任南洋公學（今交通大學）特班教習；1902年，任愛國學社及愛國女學校總理；1906年，任北京譯學館教習；1907年，到德國柏林；1908年，到萊比錫，進大學聽講；1911年，革命軍起，歸國；1912年，中華民國政府在南京成立，任教育總長；政府移北京，仍任教育總長;7月辭職,9月復到德國萊比錫；1913年4月回國，9月赴法國；1916年回國，次年初任北京大學校長。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任大學院院長、中央研究院院長。著有《中學修身教科書》、《中國倫理學史》、《哲學大綱》、《簡易哲學綱要》、《石頭記索隱》等書，以及各種"專集"。近人高平叔編輯有《蔡元培全集》，由中華書局出版。又，北京大學學生所設新潮社印有《蔡孑民先生言行錄》（根據《自書簡歷》）。 第一節新文化運動的歷史意義 新文化運動是中國現代革命發展的一個重要環節。孫中山說："自北京大學學生發生五四運動以來，一般愛國青年，無不以革新思想為將來革新事業之預備。於是蓬蓬勃勃，發抒言論。國內各界輿論，一致同倡。各種新出版物，為熱心青年所舉辦者，紛紛應時而出。揚葩吐艷，各極其致，社會遂蒙絕大之影響。雖以頑劣之偽政府，猶且不敢攖其鋒。此種新文化運動，在我國今日，誠思想界空前之大變動。推原其始，不過由於出版界之一二覺悟者從事提倡，遂至輿論放大異彩，學潮瀰漫全國，人皆激發天良，誓死為愛國之運動；倘能繼長增高，其將來收效之偉大且久遠者，可無疑也。吾黨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賴于思想之變化，兵法'攻心'，語曰'革心'，皆此之故。故此種新文化運動，實為最有價值之事。"（《孫中山選集》上卷，四二九頁）毛澤東說："二十年前的五四運動，表現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經發展到了一個新階段。五四運動的成為文化革新運動，不過是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一種表現形式。由於那個時期新的社會力量的生長和發展，使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出現一個壯大了的陣營，這就是中國的工人階級、學生群眾和新興的民族資產階級所組成的陣營。而在'五四'時期，英勇地出現於運動先頭的則有數十萬的學生。這是五四運動比較辛亥革命進了一步的地方。"（《五四運動》，《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五二二頁）這是現代革命時期兩大革命的領袖對於新文化運動的評價。孫中山著重於新文化運動的內容，用"攻心"、"革心"兩個詞彙說明新文化運動的作用。毛澤東從階級鬥爭的觀點，用反帝反封兩個概念說明新文化運動的作用。這兩方面聯合起來，就是新文化運動的全面的歷史意義。 本書第六冊巳經指出，第一次鴉片戰爭以後，當時的進步人物都承認必須"以夷為師"。"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就是說，要向西方學習，學習西方的長處，以抵制西方。但是，什麼是西方的長處，各個時期的人有深淺程度不同的認識。首先有人認為，要學習西方的兵器；其次有人認為，要學習西方的宗教（太平天國）；再有人認為，要學習西方的工業(洋務派）；也有人認為，要學習西方的政治（戊戌維新派）。舊民主主義革命家提出要進行更全面的革命，更全面地向西方學習，但沒有成功。新文化運動提出西方的長處是文化，要廢除中國傳統的舊文化，代之以西方的新文化，這就比以前的認識更深刻，革命更徹底了。 所謂"文化"是很廣泛的，有物質、精神兩方面，包括一個社會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一般地用起來，這個名詞偏重於精神方面，偏重於一個社會的上層建築，如意識形態、風俗習慣、思想學術、生活方式、宗教信仰等方面，所以孫中山稱這方面的革命為"攻心"、"革心"。 新文化運動把新文化的要點歸結為兩件事：民主與科學。民主，並不是專指一種社會制度，而是一種人生態度和人與人的關係；科學，並不是指一種學問，而是一種思想方法。新文化運動講到這裡，可以說是把西方的長處認識透了，把向西方學習說到家了。它所要求的實際上是一種比較徹底的思想改造，要求人們把封建主義世界觀和人生觀改變為資產階級的世界觀和人生觀，這就是所謂"攻心"與"革心"的真實葛、3^.o蔡元培所以能成為新文化運動的創始人，是因為他巳經對於這種轉變有了相當充分的認識。 第二節蔡元培論世界觀與人生觀 蔡元培早在1912年在德國留學的時候，就寫了一篇文章，題為《世界觀與人生觀》。這篇文章的內容，不是泛論世界觀與人生觀，而是專講一種世界觀與人生觀,這就是他自己的世界觀與人生觀，至少也是他所認為正確的世界觀與人生觀。 文章開頭說："世界無涯涘也，而吾人乃於其中占有數尺之地位；世界無終始也，而吾人乃於其中占有數十年之壽命；世界之遷流，如是其繁變也，而吾人乃於其中占有少許之歷史。以吾人之一生較之世界，其大小久暫之相去，既不可以數量計；而吾人一生，又決不能有幾微遁出於世界以外。"（《世界觀與人生觀》，《蔡元培全集》第二卷，二八八頁。以下簡稱《全集》)蔡元培所說的世界就是宇宙。宇宙是一切事物的總體，它是無限的，無始無終的，包羅萬象的。和宇宙比起來，人是渺小不足道的。但人是宇宙的一部分，人和宇宙的關係，是部分和全體的關係。 蔡元培在德國受了叔本華的影響，認為宇宙的本體是意志，意志是宇宙和人生的根本動力，並以這種觀點作為新的人生態度的理論根據。照這個理論，作為宇宙本體的意志，沒有目標，所以稱為"盲瞽的意志"。在這個大意志的推動下，宇宙及其間的事物都不斷地向前發展，這就是進化。蔡元培一下子就轉人了進化史，這是那篇文章的主題。 文章在下文講到由植物、動物進化到人類的過程。講到人類的時候，文章說："及進而為人類，則由家庭而宗族、而社會、而國家、而國際。其互相關係之形式，既日趨於博大，而成績所留，隨舉一端，皆有自閡而通、自別而同之趨勢。例如昔之工藝，自造之而自用之耳。今則一人之所享受，不知經若干人之手而後成。一人之所操作，不知供若千人之利用。昔之知識，取材於鄉土志耳。今則自然界之記錄，無遠弗屆。遠之星體之運行，小之原子之變化，皆為科學所管領。"（同上，二八九頁）蔡元培所舉的工藝之例，正是西方近代經濟由自然經濟轉人商品經濟的過程。在商品經濟中，人與人的關係似乎是比自然經濟中人與人的關係疏遠了，其實是更密切了。從封建主義宗法的觀點看，資本主義中的人"六親不認"；從經濟方面看，人與人的關係卻更密切了，人與人之間更不能不互相依賴。在半工業化的城市中，如果發電廠停電了，人們會感到不方便；在完全工業化的城市中，如果停了電，人簡直就無法生活。 文章引《老子》第八十一章中關於理想社會的說法之後，批評說："此皆以目前之幸福言之也。自進化史考之，則人類精神之趨勢，乃適與相反。人滿之患，雖自昔借為口實，而自昔探險新地者，率生於好奇心，而非為饑寒所迫。南北極苦寒之所，未必於吾儕生活有直接利用之資料，而冒險探極者踵相接。由椎輪而大輅，由桴槎而方舟，足以濟不通矣；乃必進而為汽車、汽船及自動車之屬。近則飛艇、飛機，更為競爭之的。其構造之初，必有若干之試驗者供其犧牲，而初不以及身之不及利用而生悔。文學家、美術家最高尚之著作，被崇拜者或在死後，而初不以及身之不得信用而輟業。用以知：為將來犧牲現在者，又人類之通性也。"接著又歷舉近代科學、技術的進步，並預測"循是以往，必有菽粟如水火之一日，使人類不復為口腹所累，而得專致力於精神之修養"，並得出結論："進化史所以詔吾人者：人類之義務，為群倫不為小己，為將來不為現在，為精神之愉快而非為體魄之享受，固巳彰明而較著矣。"(同上，二九〇頁）這個結論所說的正是一種新的人生態度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蔡元培在文章之末批評了"世之誤讀進化史者"。自從嚴復把赫胥黎的《天演論》引人中國以後，"天演競爭，優勝劣敗"，弱肉強食，適者生存，成為人們的常識，稱為天演公例。很有些人把這些"公例"應用於社會。赫胥黎本來也有這種傾向。照這樣的說法，在國際社會中，強國侵略弱國，帝國主義掠奪殖民地，就是合乎天演公例的。照這樣講，達爾文主義就成為社會達爾文主義了。蔡元培在這篇文章中所說的"種姓"問題，就是這個問題。所謂"種姓"，就是民族。帝國主義就是為了擴張自己的民族而侵略，甚至滅亡弱小民族的。蔡元培含蓄地批判了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弱肉強食"的理論。他指出，照進化史的趨勢看起來，人類的前途是合作，不是競爭："是猶同舟共濟，非合力不足以達彼岸，乃強有力者以進行為多事，而劫他人所持之掉楫以為己有，豈非顛倒之尤者乎"。（同上，二九一頁）蔡元培在這篇文章里以進化為主題，但他只講進化史，不講進化論，更不講達爾文主義，這也可能是因為達爾文主義可以引申為社會達爾文主義，但還有更深一點的道理。進化史是客觀的事實，達爾文主義是一家的學說。科學的研究只能以客觀的事實為根據，不可以某一學派的一家之言為根據，這是科學的基本精神，也是科學的思想方法。 第三節蔡元培與新文化運動 蔡元培於1917年到北京大學擔任校長。一到任，他就本著上面所說的那篇文章的精神，施行了一系列的措施。這些措施實際上是為新文化運動創造條件，開闢道路。那一篇文章的精神，可以說是新文化運動的思想基礎。當時的北京大學是全國的最高學府，對於全國的思想界、知識界、教育界，有無形的領導權威，這是新文化運動的政治基礎。蔡元培當北大校長，可以說"有其德"又"有其位"。他在北大就職後，首先聘任陳獨秀為文科學長，把當時有名望的思想家聚集在北大，以北大為他們的講學基地，以北大的講堂為他們宣傳的講壇。蔡元培在這樣的思想基礎和政治基礎上，著手改造北京大學，同時也創始了新文化運動。 北京大學的前身是戊戌變法時期的京師大學堂。戊戌變法失敗，"新政"多被撤銷，京師大學堂倖免。辛亥革命後，民國的臨時政府成立，蔡元培任教育總長。南北統一，臨時政府遷到北京，他繼續任教育總長。在總長任內，他改組京師大學堂為北京大學，並任命嚴復為校長。改組之事，當是他和嚴復共同商定的。 京師大學堂的組織還是半封建性質的，其中設有經科，每一儒家的經典，都獨立為一門（一系），如：易經門、詩經門等等。改組後的北京大學廢除經科，把懦家的經典分配人文、史、哲等門。 蔡元培於1917年1月到北大就任校長時，發表了一篇就職演說，向學生提出了三點要求，即"三事"。其中二事比較重要。 他說："一曰抱定宗旨……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敗，以求學於此者，皆有做官發財思想，故畢業預科者，多人法科，人文科者甚少，人理科者尤少，蓋以法科為干祿之終南捷徑也。因做官心熱，對於教員，則不問其學問之淺深，唯問其官階之大小。官階大者，特別歡迎，蓋為將來畢業有人提攜也。"（《就任北京大學校長演說》，《全集》第三卷，五頁）當時科舉雖廢，但社會上的人們仍以看待"科舉"的眼光看待新設的學校。科舉本來是封建統治者選拔官僚的考試制度，考試取得的資格，稱為功名；全國最髙考試及格所取得的功名，稱為"進士"。當時的人們認為京師大學堂既然是全國最高學校，它的畢業生應該相當於"進士"了；在京師大學堂上學的學生自然都是待中的"進士"，候補的官僚；京師大學堂就是一個官僚養成所。京師大學堂雖然改組為北京大學，但學生們的這種思想並沒有改變。蔡元培的演說所說第一事，就是要改變這種思想。 學生們既自命為候補的官僚，也就預先要過當時官僚的腐敗生活；他們雖尚未成為官僚，但已學會了腐敗官僚的生活方式。蔡元培演說中所說的第二事，就是要改變這一點。 蔡元培的演說強調："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就是說，大學並不是官僚養成所，也不像各種專門學校那樣教人以某種謀生技能；大學不講升官發財之道，而講知識，是研究或傳授高深學問的地方。在這個地方，學問是主體。有沒有學問，是衡量一切價值的最高標準。大學的教授，應該是某一門高深學問的權威，他們應該領導大學。本著這個意思，蔡元培在北大推行了一系列的措施，當時人稱之為"學術第一"、"教授治校"、"講學自由"、"兼容並包"，其中尤以"兼容並包"為當時人們所注意。所謂"兼容並包"，就是聘請教授只問其學術上的成就，不管其政見如何。"兼容並包"為的是"講學自由"；離開"講學自由"，"兼容並包"就沒有意義了。在一個歷史過渡時期，"兼容並包"可能是為舊的東西保留地盤，也可能是為新的東西開闢道路。蔡元培的"兼容並包"是後者，不是前者。這一點，學生們在看見他發布陳獨秀為文科學長的布告時，就完全明白了，社會上的人也全明白了。 後來胡適發表《中國古代哲學史大綱》，蔡元培為其寫了一篇長序，向社會推薦。新文化運動提倡白話文，桐城派文學家林紓表示反對，蔡元培發表致林紓的公開信，為白話文辯護，這就更表明了他本人的立場。. 在蔡元培的領導和鼓舞下，北大的學風大變，各方面都動起來了，尤以出版刊物為活躍。教師們出版了《新青年》，學生們出版了《新潮》，師生之間，並駕齊驅，互相支援。蔡元培的號召好比一聲春雷，起到驚蟄的作用。隨之而來的就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局面。 蔡元培在幾個月之內，就把一個死氣沉沉的官僚養成所，改造成為一個生龍活虎般的近代大學。學生還是那些學生，可是他們都好像變成了新人。清朝詩人龔自珍有一首詩說："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材。"（《己亥雜詩》第一二五首）其實，無論何時何地，人才都是不少的，要看教育他們的人怎樣培養他們，指導他們。從這個意義上說，蔡元培是一個大教育家。他沒有專門著作講他的教育思想，但是他在北大的一切措施，就是他的教育思想的實踐。他的思想，不僅改造了北大，而且開創了新文化運動。 當時正是軍閥混戰、全國黑暗的時候，蔡元培所領導的新北大的出現，好像一座燈塔，使全國的人們看見了光明，認識了前途，看清了道路，獲得了希望。全國風起雲湧，互相呼應，這就是震撼全社會、移風易俗的新文化運動。它不僅範圍廣大，而且發展迅猛，一兩年之間就達到了高潮，那就是1919年的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是一個總名，五四運動是它的高潮。現在，這兩個名稱常被互用，而實際上是有區別的。 胡適曾經轉述美國哲學家杜威的話說："拿世界各國的大學校長來比較一下，牛津、劍橋、巴黎、柏林、哈佛、哥倫比亞等等，這些校長中，在某些學科上有卓越貢獻的，固不乏其人；但是，以一個校長身份，而能領導那所大學對一個民族、一個時代起到轉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個。"（據高平叔《蔡元培改革北京大學》，見1987年第二期《群言》雜誌）杜威的論斷是中肯的。我還要附加一句：豈但在並世大學校長中沒有第二個，在全中國歷代的教育家中也沒有第二個。 由這個意義說，蔡元培不是一個普通的教育家，而是一個大教育家。 第四節蔡元培的哲學觀 蔡元培的《簡易哲學綱要》是德國哲學家文德爾班的《哲學人門》的意譯本。但據該書的《凡例》說，其自序和結論是蔡元培自己的見解。自序說："哲學是人類思想的產物，思想起於懷疑，因懷疑而求解答，所以有種種假定的學說。普通人都有懷疑的時候，但往往聽到一種說明，就深信不疑，算是已經解決了。一經哲學家考察，覺得普通人所認為業經解決的，其中還大有疑點；於是提出種種問題來，再求解答。要是這些哲學家有了各種解答了，他們的信徒認為不成問題了，然而又有些哲學家看出其中又大有疑點，又提出種種問題來，又求解答。有從前以為不成問題而後來成為問題的；有從前以為是簡單問題，而後來成為複雜問題的。初以為解答愈多，問題愈少，哪知道問題反隨解答而增加。幾千年來，這樣的遞推下來，所以有今日哲學界的狀況。從令以後，又照樣的遞推下去，又不知道要發展到怎樣？這一半是要歸功於文化漸進的成效;一半要歸功於大哲學家的天才。"（《全集》第四卷，三八九頁）蔡元培用這一段話說明了哲學的性質。哲學只能對於宇宙人生各方面發生疑問，提出問題。哲學天才並不能解釋疑問，解決問題；而只能引出新疑問，提出新問題。一部哲學史就是一大堆疑問和問題。疑問和問題不是越來越少，而是越來越多。這樣的哲學有什麼用處呢？對於這個問題，王國維有一個回答，蔡元培同意這個回答。 蔡元培有《五十年來中國之哲學》一文，這篇論文實際上是一篇中國現代哲學史。他指出，中國現代哲學的主要部分是西方哲學的引人。引人英國經驗學派的主要哲學家是嚴復，引人歐洲大陸理性學派的主要哲學家是王國維。《中國哲學史新編》第六冊也正是這樣說的。因為本冊中有蔡元培的專章，所以第六冊中沒有提蔡元培。蔡元培也是引入歐洲大陸理性學派的一個主要哲學家。在引人中，蔡元培和王國維一樣，也是著重於康德和叔本華，也是著重於他們的美學思想，並且以之為基礎，建立自己的美學學說。他對於王國維的美學思想的評價是很高的。他說："王氏介紹叔本華與尼采的學說，固然很能扼要；他對於哲學的觀察，也不是同時人所能及的。彼作《論哲學家與美術家之天職》一篇，說：'天下有最神聖最尊貴而無與於當世之用者，哲學與美術是已。天下之人，囂然謂之曰"無用"，無損於哲學美術之價值也。至為此學者，自忘其神聖之位置，而求以合當世之用，於是二者之價值失。……且夫世之所謂有用者，孰有過於政治家實業家者乎？世人喜言功用，吾姑以功用言之。夫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豈不以其有純粹之知識，與微妙之感情哉？至於生活之欲，人與禽獸無以或異。後者，政治家及實業家之所供給。前者之慰藉滿足，非求諸哲學及美術不可。就其所貢獻於人之事業言之，其性質之貴賤，固以殊矣。至於其功效之所及言之，則哲學家與美術家之事業，雖千載以下，四海以外，苟其所發明之真理(哲學）與其所表之記號（美術）之尚存，則人類之知識感情，由此而得其滿足慰藉者，曾無以異於昔。而政治家及實業家之事業，其及於五世、十世者希矣。此久暫之別也。然則人而無所貢獻於哲學、美術，斯亦已耳。苟為真正之哲學家、美術家，又何慊乎政治家哉？'"（同上，三五九頁）王國維指出人類所以異於禽獸者，在其能有"純粹之知識"和"微妙之感情"。前者表現為哲學，後者表現為美術。蔡元培摘錄了王國維這一段話，表示他們二人的見解是相同的。 王國維又作《教育偶感》四則，其中有《大學及優級師範學校之削除哲學科》一則，說明哲學的性質及意義。蔡元培在《五十年來中國之哲學》一文中，也作了摘錄。據他的摘錄，王國維說："抑吾閱叔本華之言曰：'大學之哲學，真理之敵也，真正之哲學，不存於大學。哲學惟恃獨立之研究，始得發達耳。'……且宇宙人生之事實，隨處可觀，而其思索，以自己為貴。"哲學並不需要什麼特別資料，它不過是對於"隨處可觀"的宇宙人生之事實的體會和了解，也就是說，是對於生活的體會和了解。這種體會和了解是哲學家所親自得到的，並不是從道聽途說中得來的。大學中的哲學課，都是講別人的體會和了解，所以是"真理之敵也"。蔡元培在文中摘錄了王國維這些話，表示他的見解和王國維是一致的。 在《簡易哲學綱要》的結論中，蔡元培對比了哲學和宗教，他說："哲學自疑人，而宗教自信人。哲學主進化，而宗教主保守。哲學主自動，而宗教主受動。哲學上的信仰，是研究的結果，而又永留有批評的機會;宗教上的信仰，是不許有研究與批評的態度，所以哲學與宗教是不相容的。世人或以哲學為偏於求真方面，因而疑情意方面，不能不借宗教的補充；實則哲學本統有知情意三方面，自成系統，不假外求的。"（同上，四六二頁）在哲學與宗教的對比中，蔡元培簡明扼要地肯定了哲學，批判了宗教。 第五節蔡元培的美學思想 在哲學的各部門中，蔡元培貢獻最大的是美學。他指出：在美學中有兩個主要的主義，一個是自然主義，一個是理想主義。"理想主義，是要求藝術超過實體的。"怎樣超過呢？蔡元培說："與自然派最相反對的，是理想派。在理想派哲學上，本來有一種假定，就是萬物的後面，還有一種超官能的實在；就是這個世界不是全從現象構成，還有一種理性的實體。美學家用這個假定作為美學的立足點，就從美與舒適的差別上進行。在美感的經歷上，一定有一種對象與一個感受這對象的'我'，在官覺上相接觸而後起一種快感。但是這種經歷，是一切快感所同具的。我們叫做美的，一定於這種從官能上傳遞而發生愉快的關係以外，還有一點特別的；而這個一定也是對象所映照的狀況。所以美術的意義，並不是摹擬一個實物；而實在把很深的實在，貢獻在官能上；而美的意義，是把'絕對'現成可以觀照的形式，把'無窮'現在'有窮'上，把理想現在有界的影相上。普通經驗上的物象，對於他所根據的理想，只能為不完全的表示；而美術是把實在完全呈露出來。這一派學說上所說的理想，實在不外乎一種客觀的普通的概念，但是把這個概念返在觀照上而後見得是美。他的概念，不是思想的抽象，而是理想所本有的。"(《美學的趨向》，《全集》第四卷，一〇八頁）譬如一幅畫馬的畫，人們可以評價說："這幅畫的馬，真像一匹自然的馬。"其實真正大藝術家所畫的馬，不是真像一匹自然的馬，而是比自然的馬更像馬，其所以如此，是因為"美術的意義，並不是摹擬一個實物；而實在把很深的實在，貢獻於官能上"。大畫家在畫馬的時候，當然要根據於自然的馬；但是畫出來的馬比自然的馬更像馬。這就是所謂"出於自然、高於自然"。 一件藝術作品所表現的總是一個形象，不是一個公式；是具體的，不是抽象的；它的來源是直觀，不是推理。一個大畫家所畫的馬，總要表現馬的特點，這些特點是畫家的直觀所得，並不是用歸納法推論出來的。歸納法的推論可能得出一個科學的公式，不可能得出一個藝術的形象。公式化或抽象化是藝術的大忌。任何藝術作品一有了這些，便不成其為藝術了。蔡元培用"觀照"二字表示直觀的意義。一面鏡子反映一個事物，只是如實地反映出它的形象，不雜一點概念或公式。這個問題就是王國維的《人間詞話》所討論的"隔"與"不隔"的問題。一個詩人憑其直觀所得，當下即脫口而出，便成名句，這就是"不隔"；如果加工為概念或公式，那就是"隔"了。（參看本書第六冊第六十九章）蔡元培對於自然主義有所肯定，也有所批評，對於理想主義則作了大段的扼要中肯的發揮，可見他的美學思想也是理想主義的，他自己也是一個理想派。他在敘述自己的世界觀與人生觀時說："科學者，所以祛現象世界之障礙，而引致於光明。美術者，所以寫本體世界之現象，而提醒其覺性。"（《世界觀與人生觀》，《全集》第二卷，二九〇頁）可以證明此點。 蔡元培也作了一個藝術與宗教的對比，他本來說宗教的根據是信仰，每一種宗教都認為它這一教的信仰是絕對真理，其他宗教信仰都是不可容許的異端邪說。每一種宗教都企圖把人類社會統一於它的教義之下，其結果是在人類社會中製造分裂，以致引起戰爭，自相殘殺。藝術就不是這樣。蔡元培說："鑒激刺感情之弊，而專尚陶養感情之術，則莫如舍宗教而易以純粹之美育。純粹之美育，所以陶養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純潔之習慣，而使人我之見、利己損人之思念，以漸消沮者也。蓋以美為普遍性，決無人我差別之見能參人其中。食物之人我口者，不能兼果他人之腹；衣服之在我身者，不能兼供他人之溫，以其非普遍性也。美則不然。即如北京左近之西山，我游之，人亦游之；我無損於人，人亦無損於我也。隔千里兮共明月，我與人均不得而私之。中央公園之花石，農事實驗場之水木，人人得而賞之。……美以普遍性之故，不復有人我之關係，遂亦不能有利害之關係。馬牛，人之所利用者，而戴嵩所畫之牛，韓干所畫之馬，決無對之而作服乘之想者。獅虎，人之所畏也，而盧溝橋之石獅，神虎橋之石虎，決無對之而生搏噬之恐者。植物之花，所以成實也，而吾人賞花，決非作果實可食之想。善歌之鳥，恆非食品。燦爛之蛇，多含毒液。而以審美之觀念對之，其價值自若。……蓋美之超絕實際也如是。……要之，美學之中，其大別為都麗之美，崇閎之美（日本人譯言優美、壯美）。而附麗於崇閎之悲劇、附麗於都麗之滑稽，皆足以破人我之見，去利害得失之計較，則其所以陶養性靈，使之日進於高尚者，固已足矣。又何取乎侈言陰騭，攻擊異派之宗教，以刺激人心，而使之漸喪其純粹之美感為耶？"（《以美育代宗教說》，《全集》第三卷，三十三一三十四頁）一個真正能審美的人，于欣賞一個大藝術家的作品時，會深人其境，一切人我之分，利害之見，都消滅了，覺得天地萬物都是渾然一體，人們稱這種經驗為神秘經驗。這是一種最高的精神境界。一般的人固然不能得到這種經驗，達到這種境界，但也可以於審美之中陶冶感情，"使有高尚純潔之習慣"，這是藝術的社會作用。所以，蔡元培主張"以美育代宗教"，這是他的美學思想的一個重要原則。 這個主張是蔡元培在當時一個學術團體演說中提出來的。這篇演說詞的文本刊登在《新青年》第三卷第八號，也被采人"新潮社"出版的《蔡孑民先生言行錄》，可見這篇文章的重要性。 蔡元培認為，每一種文化的精神文明都有四個主要成分：宗教、科學、哲學、藝術。隨著人類知識的進步，宗教的影響越來越小，藝術的影響越來越大。一些不明社會進步真相的人，見西方在中世紀時宗教統治一切，誤以為中國也要建立宗教。他們不知西方的現代化是在反對宗教的鬥爭中產生出來的。中國要現代化，不是要建立宗教，而是要提倡藝術，就是要以美育代宗教。這是蔡元培為新文化運動指出的一條正確的道路，也是蔡元培為中國建設新文化提出的重要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