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哲學史補 · 為什麼中國沒有科學[1]

——對中國哲學的歷史及其後果的一種解釋 去年杜威教授在《新共和》雜誌發表的一篇文章中說： 我想問，他（訪問者）能夠為別的對中國感興趣的人作出的最有啟發意義的事，莫非是和他們分享他的發現。他的發現是只有通過中國本身，通過早先的歐洲歷史，才能了解中國。可是他還得要反覆地說：中國正在急劇變化；若還是用舊時帝制的中國那一套來思索中國，就和用西方概念的鴿籠子把中國的事實分格塞進去來解釋中國，同樣地愚蠢。從政治上、經濟上說，中國是另一個世界，一個又大又悠久的世界，一個無人知道到底向何處去的世界。（《新共和》，XXV卷，1920年，紐約版，188頁） 這確實是一個發現。我們若把中國的歷史和若干世紀前歐洲的歷史加以比較，比方說，和文藝復興以前比較，就看出，它們雖然不同類，然而是在一個水平上。但是現在，中國仍然是舊的，而西方各國已經是新的。是什麼使中國落後了？這自然是一個問題。 墨翟作為「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泛愛兼利而非斗。……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未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可以為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能獨任，奈天下何！（《莊子·天下》） 的確，天下對墨家體系的反感，墨家是無可奈何的。儘管墨子本人極端熱情，人格偉大，一旦故去，人們也就拋棄了墨家。 但是前已指出，此時另有一人，雖與墨子不同，卻也努力發展了中國思想中的人為路線。他就是荀子（298B. C.?—238B. C.?），他本人自認為是儒家真正的傳人。他宣稱，人性絕對地惡，君與師的責任就是改善人性。他責備莊子： 蔽於天而不知人。（《荀子·解蔽》） 依荀子的理想，他要用征服自然，來代替復歸自然： 大天而思之，孰與物畜而制之！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論》） 這近似培根關於人力的觀點。但是不幸的是，他的後學沒有沿著這條路線發展他的思想。他們只實行了老師的政治哲學，而且走得太遠了。在公元前3世紀，秦始皇帝統一了六國，荀子的學生李斯任丞相。李斯輔佐始皇帝從各方面統一了帝國，把政府的權威推進到極點。廢除了原有的封建制，從而在政治上絕對地統一了帝國之後，他又進一步採取行動來統一人民的思想。他焚書坑儒，命令人民以吏為師。於是皇帝成了極端殘暴之君，人民就造反了。荀子的學說，和秦王朝一起，很快地而且永遠地消亡了。 五、 秦朝之後，中國思想的「人為」路線幾乎再也沒有出現了。不久來了佛教，又是屬於極端「自然」型的哲學。在很長時間內，中國人的心靈徘徊於儒、釋、道之間。直到公元10世紀，一批新的天才人物相繼地將儒、釋、道三者合一，成為新的教義，輸入中華民族的心靈，至於今日。 因為這種新的教義始於宋朝，所以名為「宋學」。這些哲學家自己聲稱，他們的教義是真正的儒家。如果非說是儒家不可的話，那也只能說是新的儒家。它的代表人物起初大都信仰佛老，後來才回到儒家。這時他們從《禮記》選出兩篇作為他們的教科書，以前的學者對這兩篇幾乎沒有人予以注意。喚起人們對這兩篇的注意，實在是他們的功勞。這兩篇是《大學》和《中庸》，很系統地體現著孔孟之道。我不禁要引一些《大學》上的話，這些話直到目前中國人民還當作人生的唯一目的。這些話如下：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寥寥數語，將儒家的生活目的和方法，論列無遺，令人讚嘆。新儒家的哲學家選出這些章節，在理解時不自覺地羼入了佛老思想。他們不同於原來的儒家，就在於提出了他們所謂的「天理」，以反對「人慾」，這些概念實際上是受了佛家的「法」和「無明」等觀念的啟示，在此之前一直無人多加談論。真正的儒家，如前面所說，是認為人性雖善，其善則不過是個萌芽，或用孟子的話說，是個「端」，還要大力培養、發展、完成它。可是按新儒家所說，天理早已是、永遠是完全的，雖為人慾所蔽，只要清除了這些人慾，真正的心靈就會如鑽石一般自放光芒。這很像老子所說的「損」。不過新儒家還是與佛老根本不同，而且掊擊佛老，極其激烈。它認為，為了「損」去人慾，恢復天理，人並不需要保持一種完全否定生活的狀態。他所需要的是按照天理來生活，而且只有在生活中天理才能夠充分實現。 於是這些哲學家著手進行前面引文中的「格物」，立即碰到一個問題：什麼是「物」？由此產生兩個類型的新儒家。一個說，「物」是一切外界的物和事。可是人要一下子格盡一切物，決不可能，也沒有人將這種解釋付諸實踐，就連作這種解釋的朱熹本人也沒有這樣做。另一個說，「物」是指我們心中的現象。這種解釋，實行起來比較成功。雙方都有許多精妙而服人的辯論，都對於人生的理論和方法作出了一些大貢獻。 中國哲學史的這個時期，與歐洲史上現代科學發展的這個時期，幾乎完全類似，類似之處在於，其成果越來越是技術的，具有經驗的基礎和應用的方面。唯一的，但是重要的不同之處是，歐洲技術發展是認識和控制物質，而中國技術發展是認識和控制心靈。對於後者的技術，印度也作出了大貢獻。不過印度的技術只能在人生的否定中實行，中國的技術則只有在人生之內實行。理想不同，方法隨之也不同。 但是就本文目的而言，這些不同都無關緊要。在此與我們有關的是指導中國心靈的理想，不是實現這些理想的方法。就理想或目的來說，我們可以說，各種類型的新儒家全都一樣，其理想都是去人慾以存天理，如此而已。 六、 何謂善，中國的觀念就是如此。在人類歷史上，中世紀歐洲在基督教統治下力求在天上找到善和幸福，而希臘則力求，現代歐洲正在力求，在人間找到它們。聖·奧古斯丁希望實現他的「上帝城」，弗朗西士·培根希望實現他的「人國」。但是中國，自從她的民族思想中「人為」路線消亡之後，就以全部精神力量致力於另一條路線，這就是，直接地在人心之內尋求善和幸福。換言之，中世紀基督教的歐洲力求認識上帝，為得到他的幫助而祈禱；希臘則力求，現代歐洲正在力求，認識自然，征服自然，控制自然；但是中國力求認識在我們自己內部的東西，在心內尋求永久的和平。 什麼是科學的用處呢？現代歐洲兩位哲學之父提出了兩種答案。笛卡兒說是確實性，培根說是力量。讓我們先跟隨笛卡兒，以為科學之用在確實。我們立刻看出，如果是對付自己的心，首先就無須確實。柏格森在《心力》中說，歐洲發現了科學方法，是因為現代歐洲科學從物出發。正是從物的科學，歐洲才養成精確，嚴密，苦求證明，區分哪是只有可能的，哪是確實存在的，這樣的習慣。 所以科學如果應用的第一個實例就是心，就很可能也不確實，含含糊糊，不論它取得多大的進展也是如此；或許它就永遠不能分清哪些只是似乎不錯的，哪些是一定要明確地接受的。（柏格森：《心力》，H. W. 卡爾英譯本，紐約1920年版，102頁） 可見中國所以未曾發現科學方法，是因為中國思想從心出發，從各人自己的心出發。譬如我餓了，我難道還有必要用迂迴的、抽象的科學方法向我自己證明我想吃飯嗎？ 此外，中國哲學家還把哲學看作極其嚴肅的東西。它不只是知識，它是要做到的。新儒家的哲學家朱熹說，聖人並不說出道德是什麼樣子，僅只要求你實踐它；就像他不說出糖怎樣甜，只要你嘗它。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中國哲學家愛的是知覺的確實，不是概念的確實，因此他們不想也沒有把他們具體的所見翻成科學的形式。總之一句話，中國沒有科學，是因為在一切哲學中，中國哲學是最講人倫日用的。西方哲學家以其清楚的思想，科學的知識，自豪的時候，中國哲學家會和馬卡斯·奧理略一起說： 多謝多謝，儘管我對哲學也有熱情，我可沒有落在教授手裡，沒有端坐凝神地攻讀論文與三段論法，沒有浸沉在科學思辨之中。（馬卡斯·奧理略·安東尼：《致他自己》，G. H. 任達爾英譯，倫敦1910年版，Ⅰ，17，9頁） 疲勞地轉來轉去偵察一件事，針探（如平達所說）「地球的深度」，猜測、打聽鄰人靈魂深處的陰私：再也沒有比幹這些事更無聊缺德的了。須知只與內心的神單獨交往，全心全意、誠心誠意地事奉他……人生如此足矣。（馬卡斯·奧理略·安東尼：《致他自己》，G. H. 任達爾英譯，倫敦1910年版，Ⅱ，13，15頁） 但是，與西方相比，中國雖然缺少清楚的思想，然而得到的補償，卻是有較多的理性的幸福。博特蘭德·羅素在《民族》（倫敦）中說，中國人似乎是富於理性的快樂主義者，與歐洲人不同，不同之處在於，他們舍力量而取享受［卷ⅩⅩⅧ（1921），505頁］。正因為中國的理想是取享受而舍力量，所以中國不需要科學，即使依培根所說，科學出力量。我剛才說過，中國哲學家不需要科學的確實性，因為他們希望知道的只是他們自己；同樣地，他們不需要科學的力量，因為他們希望征服的只是他們自己。在他們看來，智慧的內容不是理智的知識，智慧的功能不是增加物質財富。在道家看來，物質財富只能帶來人心的混亂。在儒家看來，它雖然不像道家說的那麼壞，可是也絕不是人類幸福中最本質的東西。那麼，科學還有什麼用呢？ 依我看來，如果中國人遵循墨子的善即有用的思想，或是遵循荀子的制天而不頌天的思想，那就很可能早就產生了科學。這當然只是猜測。但是這個猜測有事實為證，那就是我們在《墨子》、《荀子》中的確看到了科學的萌芽。中國思想中這條「人為」路線，不幸被它的對手戰勝了，也或許是一件幸事。如果善的觀念，並不包括理智的確實性和征服外界的力量，科學有什麼用呢？ 或可問：為什麼歐洲能夠將注意力由天上轉到人間，而中國卻沒有在同時由向內轉到向外呢？對這個問題我的回答是：無論歐洲人是向天上還是在人間尋求善和幸福，他們的一切哲學全都屬於我所說的「人為」路線。在基督教創立之前，斯多噶主義依我看就是歐洲思想的「自然」路線，它教人事奉他心內的神。但是後來基督教，卻教人事奉外在的上帝。人不再是一個自足的存在，卻是一個罪人。由此歐洲的心靈，就用上帝存在的證明，把自己占據了。哲學家們用亞力士多德的邏輯，用自然現象的研究，來證明上帝存在。依經院學派絕大多數哲學家，甚至羅吉士·培根的看法，哲學和科學都必須解釋基督教《聖經》的內容。現代歐洲繼承了這種認識外界和證實外界的精神，不過把上帝換成「自然」，把創世換成機械，如此而已。這裡只有歷史的繼續，而沒有中世紀與現代歐洲之間的明顯界限。二者都力求認識外在的世界。他們首先力求認識它，對它熟悉了以後，就力求征服它。所以他們註定了要有科學，既為了確實性，又為了力量。他們註定了要有科學，因為他們都假定人性本身不完善。人都是愚、弱、無助的。為了變得完善、堅強、聰明，就需要人為地加上一些東西。他們需要知識和力量。他們需要社會、國家、法律、道德。此外他們還需要一個人格化的上帝的幫助。但是我稱為思想上的「自然」路線又是如何呢？如果萬善永恆地皆備於我，又何必向外在世界尋求幸福呢？那豈不是像佛家說的端著金碗討飯嗎？科學的確實性和力量有什麼用呢？ 用抽象的、一般的言語談論事物，總是有危險的。但是在這裡我不禁還是要說，西方是外向的，東方是內向的；西方強調我們有什麼，東方強調我們是什麼。如何調和這二者，使人類身心都能幸福，這個問題目前難以解答。無論如何，中國的人生觀也許錯了，但是中國的經驗不會是一種失敗。如果人類將來日益聰明，想到他們需要內心的和平和幸福，他們就會轉過來注意中國的智慧，而且必有所得。如果他們將來並不這樣想，中國人四千年的心力也不會白費。這種失敗的本身會警告我們的子孫不要在人心的荒原上再尋求什麼了。這也是中國對人類的貢獻之一吧。 馮友蘭 哥倫比亞大學 重印自《國際倫理學雜誌》第32卷，第3號，1922年4月。 （塗又光1983年4月譯） [1]本文於1921年曾在哥倫比亞大學哲學系「系會」上宣讀，藉此發表的機會，感謝哥倫比亞大學哲學系執事諸公的鼓勵與幫助。「科學」一詞，我是指關於自然現象及其關係的系統知識。因此它是「自然科學」的簡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