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治思想史 · 附錄

春秋戰國之學術思想 春秋、戰國，是中國學術思想，開始發達的時代。這時代的學術分為許多派，互相辯論，各有特色，在中國的學術史上，實在是很有價值的。近來的人，都說春秋戰國，是我國學術思想，最為發達的時代，後世都比不上他，這話也未必然。春秋戰國時代的學術，固然有各專一門，各極高深的長處；也有偏執己見，不了解他人的立場的毛病。譬如墨子的主張節儉，自因為當時貴族奢侈，人民窮困之故。社會窮困之時，應得節儉，是從古以來如此的，看下文便可知道。莊子卻說他的道理太苦了，人不能堪，然則坐視著凍餓的人凍餓，你還是奢侈你的，撫心自問，能堪不能堪呢？荀子又說有好政治，窮是不足為患的。墨子何嘗說窮是最後的憂患？天然的憂患？不過在當時困窮的情形之下，節儉就是最好的政治罷了。這不過舉其一端，其餘這一類的地方還很多。總而言之：當時學術的能彀分爭角立，互相辯論，固然有其好處；然亦因其在初興之時，彼此的立場，未能互相了解之故。到後世，沒有這種激烈的辯爭了；固然由於思想的停滯；然亦因其在社會上通行得久了，各種學問的所長所短，大家都已瞭然，所以用不著甚麼激烈的辯論。我們試看：《史記》的末一篇《自序》載他父親司馬談論陰陽、名、法、儒、墨、道六家的話，以及《漢書·藝文志》論各家的話，大都有褒有貶。其所褒貶，大致可說是得當的，就可以明白這個道理。所以，我只說春秋戰國是中國學術發達，有光采的時代，不說他是最好的時代。我們現在，要研究這時代的學術思想，自然得先研究這時代學術思想發達的原因。 春秋、戰國時代學術思想發達的原因，在哪裡呢？我以為左列兩端，是其很重要的。 （1）封建政體破壞了，貴族變為平民，向來官僚的學術，變為私家的學術。 （2）社會變動劇烈，人民也困苦了，國家也危險了，仁人君子目擊心傷，都想設法挽救，於是不得不研究學術。 學術是歸納若干事物所得到的原理、原則。前漢末年，劉向、劉歆父子二人，替漢朝的王室，整理書籍，編纂目錄，因而推論古代學術的源流派別，著成一部書目，名為《七略》。《七略》中《輯略》是自述編輯之意的，不是書目。此外《六藝略》是經書，實在就是諸子中儒家的書。《諸子略》《兵書略》《數術略》《方技略》，都是當時各種專門之學。《詩賦略》是文學書。《七略》這部書，現在已沒有了，可是《漢書·藝文志》，大概是根據他的。這是中國最古的書目，也是中國人最早統論學術源流派別之作。據他所推論，春秋、戰國時的學術，其根源，都出於一種「官守」。這話雖無證據，卻也有相當理由。因為古代學術，為貴族所專有；而做一種官，就有一種經驗。其初不過粗引其端，後來世變日亟，根據舊有的學識，以觀察世間的事物，因舊有的見解不同，所注重觀察的方面，也自然不同。注重觀察的方面不同，其所成就，自更因之而異了。這是春秋、戰國時代，學術所以發生派別的原因。 然則當時的學術派別，是怎樣的呢？一一列舉，未免太煩。我們現在，且舉出幾家重要的來說說。 其（1）是儒家。儒家是出於司徒之官的。司徒是主教化的，所以儒家在政治上，也重德化而輕刑罰，而尤注重於人倫及道德。 其（2）是道家。道家是主張放任主義的。所以他在政治上，主張無為而民自化。他覺得後世的社會，人與人間的關係，衝突得太利害了，遠不如上古時代，渾渾噩噩的好，所以慨想到「小國寡民」之世。他又以為一切事總是循環的。恃強的人，終必吃虧。所以他在應付的手段上，主張「知白守黑，知雄守雌」。 其（3）是墨家。古代社會，離共產之世未遠，人民的貧富，本來相差不甚利害。享用的多少，也當合全社會而通籌。譬如到荒年，就大家的吃用，都要減省，雖天子亦是如此。譬如《禮記·王制》說：三年要儲蓄一年的糧食。到三十年，就有十年的儲蓄，雖然荒年，百姓也不怕飢餓了，到這時候，天子才好天天殺牲，作樂的吃飯。古代各種禮節，到荒年時候，大抵另有減省的辦法。如《禮記·曲禮》篇所說：荒年，君就不能吃動物的肺，大夫就不能吃粱（粱和肺，是當時以為美食的），就是一個例子。到春秋、戰國時代，就大不然了。貴族的奢侈愈甚，則其對於人民的剝削也愈甚。還要爭城爭地，打個不已。人民就無所措手足了。墨子是「背周道用夏政」的，所取法的，是較古的治法，所以主張節用和非攻。 其（4）是法家。當競爭劇烈之世，必須用整齊嚴肅的法度，以訓練其人民。而在戰國以前，特權階級是貴族。貴族各顧其私，其利益，就上不與國合，下不與民同，更須有一種法子去駕馭他。法家就是應於這兩種需要而發生的。他訓練人民的法子，謂之「法」，督察貴族的手段謂之「術」。見《韓非子·定法》篇。 以上四家，是和社會政治，關係最大的。此外，研究哲學、論理學的，則有名家。根據天文、曆法，以推求宇宙的原理的，則有陰陽家。講求用兵的法子的有兵家。講求外交的策略的有縱橫家。講求種植之法的有農家。講求醫學的，有醫經、經方等家。醫經是醫學，經方是藥物學。總而言之，從古相傳的學術思想，到這時代，分途並進，各自發揚其光輝。所以這個時代，可以說是我國學術思想，很有光采的時代。 春秋、戰國時代的學術對於社會，有怎樣的影響呢？這個又可分三方面說。 （1）政治上。儒家的崇尚德化，道家的清靜無為，法家的整齊嚴肅，對於後世的政治，都有很大的影響。就是墨家的非攻、節用，也不能說沒有影響的。歷代開創之初，國用常取節儉主義。就守成的賢君，也是如此。中國歷代，都不喜歡侵掠他國，用兵總是自守時多，有時攻擊他國，亦是怕他養成氣力，將為大患之故，還是攻勢的守御。間有以一兩個人的野心，而從事於侵略的，總要大受輿論的非難。這都可以說是受墨子的影響。 （2）哲學上。我們最古的哲學思想，是對於宇宙萬物，為一種玄學的說明的。陰陽、五行等說，很可以代表這時代的思想。這種思想，到後來，不甚受人家的重視。只有少數的數術家，根據著此等說法，以研究哲理罷了。中國人的哲學思想，是切於人事的。其最為深入於國民心坎的，則為儒家的「易」和「中庸」兩種思想，道家的尊重自然的思想。中國人所以最不固執；最容易改革；凡事不走極端；不主張強為。可說都是深受古代學術思想的影響的。 （3）社會上。春秋戰國的學術，對於社會影響最深的，可以說是孔子的人倫日用之教。人人都覺得人與人之間，應當互相幫助，互相親愛；而日用尋常之間，亦必事事求其合理。做好人正不必好高騖遠，就目前的境地，人人可以做得的。都是受此種思想的影響。次之則道家的委心任運，與世無爭，似乎對於社會的心理，影響也很大。 以上不過舉其最大的，其餘較小的影響，自然是列舉之而不能盡。總而言之，一種學術思想，既經盛行一時，到後來雖若成為過去，其實早已深入人人心中，成為構成他人格的一部分了。這是歷代的學術思想，都是如此的。春秋、戰國的學術思想，其年代較早，其影響於國民的性格，和社會上的事實，自然更深，所以這時代的學術思想，實在是中國文化很重要的一個淵源。 （選自《呂思勉文集·呂著中小學教科書五種·初中標準教本本國史》第八章） 鴉片戰爭前之國內情形 中國既遭遇曠古未有之變局，是時之情形如何，自應加以檢討，今分社會及政治兩方面述之。 社會方面：（1）中國人對外之觀念，本屬寬大。《尚書大傳》述越裳氏來朝，周公謂政教不加，君子不受其貢贄，此為古代之見解。降及漢代，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蕭望之不欲其受臣禮，猶沿此等見解之舊。自五胡亂華，中國人頗受其壓迫，對外之觀念稍變。遼、金侵入，漢人之受壓迫彌深，見解之變亦彌甚，遂有所謂尊王攘夷之說。尊王攘夷之觀念，發生於北宋之世，實晚唐時裂冠毀冕之反響，亦沙陀、契丹等侵入，有以激之使然也，至南宋而此觀念益形發達。胡安國之《春秋傳》，可以為其代表。對外之觀念，寖流於偏狹。（2）且民族主義，須有智識以行之。民族主義，推至極端，實有弊害，惟有能受理性之支配，方可收其利而不受其害。而宋學末流入於空疏，加以科舉之流毒，空疏更甚，遂至於外情茫無所知，而一味盲目排斥，幾與愚民無異。（A）且如古代交通不便，各地方之風俗亦不同，以君主一人之野心，勞民傷財，妄事開拓，實無益而有損，故以勤遠略為戒。然後世（甲）防禦，（乙）防禦性質之攻戰及要點之據守，則迥非其倫矣。乃至清代，西人東來後，有以講究邊防，研求外情之說進者，迂儒猶以為勤遠略而反對之。（B）又如古代工業，墨守成規，而其時社會，嚴禁奢侈，故有作奇技淫巧以疑眾者殺之說。歐西機械，或益民用，或資國防，迥非其倫，乃亦以為奇技淫巧而妄加反對。此等錮蔽之見解，深入其心，加以（子）外力之壓迫，（丑）宗教之畏惡，動於感情，劫於群眾，其見解之牢不可破也遂彌甚。士人如此，愚民受其誘導，其盲目自更不待言矣，遂至新機之啟辟甚難，仇外之風潮屢起。 政治方面，則以概沿閉關時代之舊，於競爭極不適宜。其最甚者，（1）行政機關組織之不善，蓋自貴族階級崩潰以後，官僚代之而居治者之位置，凡階級之性質，恆欲剝削他階級以自利，君主之責任，則在調和兩者之間，而求其平衡，故為治最要之義，在能監督官吏，不使虐民太甚，政治遂偏向此路發達。治官之官日多，治民之官日少，夫無治民之官，則無治事之官，而百事皆廢矣。況於真正辦事者，尚非官吏，而實為人民自己。近代親民之官，必稱州縣，州指散州言。實即古代之國君，僅能指揮監督，而不能真辦事，何者？勢有不及，力亦不給也。真辦事者，實惟縣以下之自治職，而（a）官吏每向此等人壓迫，以圖自利。（b）又平民生活，極為痛苦，其狡猾者，乃與官僚階級相結托，以魚肉平民。於是地方自治之職，本古士大夫之流，日受壓迫，淪於廝養，自治之權，漸入土豪劣紳之手，凡有興作，無不詒害於民，言治者遂以清靜不擾為惟一之方術，寖至百事皆廢，其或迫於時勢，必須有所舉辦，亦皆有名無實，所謂紙面上有，實際則無也。（A）政治組織機關之壞，至清代而達於極點，因①督撫，②藩臬，③自藩臬分出之道，④府直隸州廳，⑤縣及散州廳，實際乃有五級，抑壓甚而展布難，親民之官，即使按法奉事上司，已覺不給，況乎非法之伺應而婪索多耶？（B）又清代政治偏於安靜，不肯擢用奇才異能及年少有為之士，而專以例督責其下。此由鑒於明代之弊而然。例非吏不能悉，遂至大權操於胥吏之手，而欲有所興作益難。（2）至於為官吏之人，則以正途為尚。（甲）明清兩代，所謂正途者，率由科舉出身，科舉本屬良法，惟在唐宋時代，已不能盡切於實用，至明清又將前此之分科，悉並為一，事實上科舉已非普通人所能應，乃不得不放棄一切，而只看幾篇四書文，而其所謂四書文者，又別成為一種奇異而不合理之體制。即四書亦不必真通，而其體制，卻頗足消磨精力，士人遂至一物不知。（乙）清代又因籌款屢次開捐，末年更裁減其價，以廣招徠，於是仕途之流品益雜。其知識及道德水準，較之正途出身者，更形低下，末年官方之大壞，職此之由。（3）以兵力論，則（A）中國承平時代，只可謂之無兵，何者？凡事必有用，人乃能聚精會神以赴之。若其為用渺不可知其在何時，未有不以怠玩出之，而寖至於腐敗者也。此為心理作用，受時勢之支配，無可如何之事。歷代注重軍政，若宋、明之世者，其兵力雖雲腐敗，兵額尚能勉強維持。清代則文恬武嬉，兵額多缺，而為武員侵蝕其餉。存者亦不操練，一以武員之怠荒，一以兵餉太薄，為兵者不得不兼營他業以自治，更無操練之餘暇也。（B）近代火器發明，實非人力所能敵，亦為兵事上一大變。（4）兵事如此，（甲）邊防自更廢弛，（乙）對於藩屬之控制，亦自更粗疏矣。（五）又中國近代，富力與西洋各國相差太遠，社會經濟落伍，賦稅之瘠薄隨之。清代經常收入，恆不過四千數百萬，即其末造，亦不過七八千萬，尚安能有所舉措耶？ 在此情勢之下，不能不遭一時之困難也決矣。 （選自《呂思勉文集·中國近代史八種·中國近百年史概說》第三章） 中國政治與中國社會 世界上的民族國家，為什麼會有盛衰興亡之事？ 人必有其所處之境，與其所處之境適宜則興盛，不適宜則衰亡，這是很容易明白的。然則人與環境，為什麼有適宜不適宜之分呢？我們知道：動物適應環境的力量，是很小的，它所謂適應，無非是改變自己，以求與所處之境相合，如此，則非待諸遺傳上的改變不可，這是何等艱難的事？人則不然，不但能改變自己，還能改變環境，使與自己適合。所以人類不但能適應環境，還能控制環境。人類控制環境的行為，為之文化。人類，很難說有無文化的，即在最古的時代，亦是如此。人類的進化，純粹是文化進化。我們現在的社會，和漢唐時代，已經大不相同了，而我們的身體，則和地底下掘出來的幾十萬年以前的人，並無不同。歐洲考古學家證明古埃及人的體格和現代並無不同。不論如何野蠻社會裡的人，倘使移而置之文明社會之中，都可以全學會文明社會中人之所能，而無愧色，就是一個確切的證據。所以民族國家的盛衰興亡，全是判之於其文化的優劣。 文化為什麼會有優劣呢？文化本是控制環境的工具，不同的環境，自然需要不同的控制方法，就會造成不同的文化。文化既經造成以後，就又成為人們最親切的環境，人們在不同的文化中進化，其結果，自然更其差異了。文化是無所謂優劣的，各種不同的文化，各適宜於對付各種不同的環境。但是環境不能無變遷，而人們控制環境的方法，卻變遷得沒有這麼快。人們控制環境的方法，為什麼變遷得不會有環境這麼快呢？那是由於，（1）大多數人，總只會蹈常習故。審察環境的變遷，而知道控制的方法不可不隨之而變遷的，總只有少數人。（2）而我們現在社會的組織，沒有能劃出一部分人，且揀出一部分最適宜的人來，使之研究環境變遷的情形，制定人類控制的方法，而大家遵而行之，而只是蹈常習故。古希臘人有一種理想，以為君主宜以最大的哲學家為之，中國古代亦系如此。《公羊》隱公元年《何注》，說「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之義道：「《春秋》以元之氣，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即位，以諸侯之即位，正境內之治。諸侯不上奉王之政，則不得即位，故先言正月而後言即位，政不由王出，則不得為政，故先言王而後言正月也。王者不承天以制號令則無法，故先言春而後言王，天不深正其元，則不能成其化，故先言元而後言春，王者同日並見，相須成體，乃天人之大本，不可不察也。」此謂王者應根據最高的原理，制為定法，以治天下，其說原無誤繆。但在小國寡民之世，事務簡單，庸或能事事措置妥帖。在廣土眾民之世，就斷無法悉知悉見了。悉知尚且不能，何況加以研究，而制定適當的處置方法？所以古人希望有一個聖人出來，對於一切事情無不明白，因而能指示眾人以適當處置的方法，事實上是不可能的。但一人之智不及此，合眾人而共同研究，則不能謂其智不及此。我們的誤繆在於，（一）迷信世界上有一個萬古不變之道，此道昔人業已發現，我們只要遵而行之，遂不復從事於研究。（二）處事之時，亦不肯注重於研究。即或迫於事勢，不得不加以研究，而研究的人數，既苦於不足，其人選又不適宜。所以社會科學的道理，迄今多黯然不明。現代科學的研究，不合理想的地方還很多，因其規模比較大，研究的人數比較多，人選亦比較適宜，其成績就非前此所可同日而語了。所以治世的方法，並非不可發現的，不過人們現在的所為，不足以語於此。於是環境變遷了，人還是茫然不覺。（3）雖然沒有能夠推出一部分人來，使之從事於研究環境的情形，以定眾人行為的方針，然事實上總有處於領導地位的人。這種人，往往頭腦頑固，而且其利益往往和大眾及全體衝突，以全體的利益論，在某時代，適宜於改行新制度，制度二字，舊時多就政治方面言，此處所用，兼該社會的規則。所謂環境，實有兩方面：一為自然，一即社會，可謂人類的自身。制度即人類所以控制自己的。而這種人的私利，都是藉舊制度為護符的。因為和其私利衝突，新制度，即適宜於控制環境的方法，往往為此等人所反對。甚至知識為利慾所蔽，連此等新制度的適宜，他也不知道了，而真以舊制度為適宜，遂至盡力以反對新制度，保存舊制度。因為此等人在社會上是有力分子，人們要改變控制環境的方法，就成為非常艱難的事，因為先要對付反對改變的人。如此，人們改變控制環境的方法，就往往要成為革命行為，這是何等艱難的事？ 文化的興起，本是所以應付自然的。在最初的一剎那間，所謂環境，其中本只包含自然的成分。此系就理論上言，勿泥。但是到文化興起以後，文化就成為環境中的一個因素了。而且較諸自然的因素，更為重要。因為自然的變遷，是緩慢的。在短期內，不會使人們有大變其控制方法的必要。人為的因素則不然。其變遷往往甚劇，迫令人們非改變其方法不可。能改變則更臻興盛，不能改變則日就衰亡，大概都是這種因素。文化是有傳播性質的，即甲社會控制環境的方法，可以為乙社會所仿效，乙社會之方法，可為甲社會所仿效亦然。此其相互之間，較優的社會，往往欣然願意指導較劣的社會，而較劣的社會，亦恆欣然樂於接受。此等現象的由來，我們除掉說：人是生而有仁智之心的，別無解釋的方法。人心之不可改變，等於人體之不可改變。心理是根於生理的，其實二者原系一事。要使人不愛人，人不求善，正和不許人直立而使之倒懸一樣的難。如此，世界上各地方各種不同的文化，就應當迅速的互相傳播，各地方很快的風同道一；而全人類的文化，也因之日進無疆了。然而不能不為前述的原因所阻礙。因此，各民族國家的文化，就不能無適宜與不適宜之分，因而生出盛衰興亡之事。 當盛衰興亡迫於眉睫，非大改變其文化不能控制環境，以謀興盛而避衰亡之時，其能否改變，改變之速度能否與環境的變遷相應，所謂能否改變，其實就是速度能否相應的問題。若不為環境所迫而至於衰亡，時間盡著延長，是沒有什麼民族，能斷言其不會改變的。仍看其本來文化的高低。 因為自然的環境不會急變，急變的總是人造出來的環境，所以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環境的劇變，恆在與一個向不交通的區域交通之時。這所謂交通，非普通所謂往來之義。世界上無論如何隔絕的區域，和別一區域直接或間接的往來，怕總是有的，但是此等偶爾的往來，並不能使該區域中的文化，發生需要改變的情形，便非我在此地所說的交通。我在此地所說的交通，乃指因兩造的往來，使其中的兩造或一造所處的環境，為之改變，達於非改變控制方法不可的程度而言。不達於此程度，雖日日往來，亦不相干。准此以談，則中國的文化，可以劃分為三大時期：即 （1）中國文化獨立發展時期。 （2）中國文化受印度影響時期。 （3）中國文化受歐洲影響時期。 第一時期的界限，截至新室滅亡以前，尋常都以秦的統一，為古今的大界，其實這是表面上的事情，若從根本上講，則社會組織的關係，實遠較政治組織為大。中國在古代，本有一種部族公產的組織，其部族的內部，及其相互之間，都極為安和，此種文化，因交通範圍的擴大，各部族的互相合併而破壞了。但其和親康樂的情形，永為後世所追慕，而想要恢復他，因為昔人不明於社會組織的原理，所走的是一條錯誤的路，因此，自東周至前漢之末，此種運動，垂六七百年，此不過約略之辭，實際上，此等運動，或更早於此，亦未可知。不過在兩周以前，史料缺乏，無可徵信罷了。而終於無成。自新室的革命失敗以後，我們遂認現社會的組織是天經地義而不可變。不以為社會的組織，能影響於人心，反以為人心的觀念，實造成社會的組織，遂專向人的觀念上去求改良。在這種情形之下，印度的哲學思想，是頗為精深的；其宗教感情，亦極濃厚；適合我們此時的脾胃，遂先後輸入，與中國固有的哲學宗教，合同而化，而成為中國的所謂佛教。發達到後來，離現實太遠了，於是有宋朝的理學，欲起而矯其弊。然其第一時期以觀念為根本，第二時期承認現社會的組織為天經地義，還是一樣的。所以理學代佛學，在社會上，並不起什麼變化。近幾百年來，歐洲人因為生產的方法改變了，使經濟的情形大局改變。其結果，連社會的組織，亦受其影響，而引起大改革的動機。其影響亦及於中國。中國在受印度影響的時代，因其影響專於學術思想方面，和民族國家的盛衰興亡，沒有什麼直接的緊迫的關係。到現在，就大不相同了。交通是無法可以阻止的，最小的部族為什麼要進為較大的大國？較大的國家為什麼要進為統一的大國？統一以後，為什麼還要與域外之國相往來，都是受這一個原理的支配。既和異國異族相交通，決沒有法子使環境不改變，環境既改變，非改變控制的方法，斷無以求興盛而避衰亡。所以在所謂近世期中，我們實有改變其文化的必要。而我國在受著此新影響之後，亦時時在改變之中，迄於今而猶未已。 轉變，偉大的轉變！ 要講中國的近世史，必先知道入近世期以前中國的情形，現在從政治、社會兩方面，說其大略。 中國的政治，是取放任主義的。從前的政治家，有一句老話，說「治天下不如安天下，安天下不如與天下安」。只這一句話，便表明了中國政治的消極性。中國的政治，為什麼取這種消極主義呢？原來政治總是隨階級而興起的。既有階級，彼此的利害，決不能相同。中國政治上的治者階級，是什麼呢？在封建時代，為世襲的貴族。封建既廢，則代之以官僚。所謂官僚，是合（1）官；（2）士，即官的預備軍；（3）輔助官的人，又分為（甲）幕友，（乙）吏胥，（丙）差役；（4）與官相結托的人，亦分為（子）紳士，（丑）豪民。此等人，其利害都和被治者相反，都是要剝削被治者以自利的。固然，官僚階級中，未嘗無好人，視被治階級的利害，即為自己的利害。然而總只是少數。這是因為生物學上的公例，好的和壞的，都是反常的現象，只有中庸是常態。中庸之人，是不會以他人之利為己利，亦不會以他人之害為己害的，總是以自己的利益為本位。社會的組織，使其利害與某一部分人共同，他就是個利他者。使其利害和某一部分人相對立，就不免要損人以自利了。所以官僚階級，決不能廢督責。督責二字，為先秦時代法家所用的術語。其義與現在所謂監察有些相似，似乎還要積極些。然中國地大人眾，政治上的等級，不得不多，等級多則監督難。任辦何事，官僚階級都可藉此機會，以剝民而自利。既監督之不勝其監督，倒不如少辦事，不辦事，來得穩妥些。在中國歷史上，行放任政策，總還可以苟安，行干涉政策，就不免弊余於利，就是為此。因此，造成了中國政治的消極性。 試看政治上的制度：中國是世界上最古的大國，皇帝的尊嚴，可謂並時無二，然其與臣下的隔絕亦特甚。現在世界上，固有版圖更大於中國的國家，然合最古和最大兩條件言之，則中國實為世界第一。康有為《歐洲十一國遊記》曾說：中國人所見外國有君主，往往臆想，以為亦和中國的皇帝一樣，其實全不是這麼一回事。歐洲小國的君主，時常步行出宮，人民見之，脫帽鞠躬，他亦含笑答禮，較之中國州縣官，出有儀衛的，還覺得平易近人得多呢。中國君主的尊嚴，乃由其地大人眾，而政治上的等級，不得不多，等級多，則不得不隔絕，隔絕得厲害，自然覺得其尊嚴了。再加歷史上的制度和事實，都是向這一方面進行的。所以歷時愈久，尊嚴愈甚，而其隔絕亦愈甚。秦漢時的宰相，是有相當的權力，而其地位亦頗尊嚴的。然自武帝以後，其權已漸移於尚書。曹魏以後，又移於中書，劉宋以後，又參以門下。至唐代，遂以此三省長官為相職，而中書、門下，尤為機要。後來兩省長官，不復除人，但就他官加一同平章事等名目，即為宰相。其事務，則合議於政事堂。政事堂初在門下省，後移於中書省。宋元之世，遂以中書省為相職。中書、門下等官，其初起，雖是天子的私人，至此其權力又漸大，地位又漸尊了。明世，乃又廢之而代以殿閣學士。清代，內閣之權，又漸移於軍機處。總而言之，政治上正式的機關，其權桓日削，而皇帝的秘書和清客一類的人，其權恆日張。內閣至清代，已成為政治上正式的機關。軍機處則不過是一個差事，和末年的練兵處、學務處一樣。外官：秦漢時的縣，實為古代的一國，此乃自然發達而成的一個政治單位。五等之封，在經學上，今古文立說不同。今文之說，見於《孟子·萬章下》篇和《禮記·王制》，大國百里，次國七十里，小國五十里，此乃自然的趨勢所發達而成的政治單位。《漢書·百官公卿表》說：漢承秦制，縣大率方百里，即是將此等政治區域，改建而成的。古文之說，見《周官·職方氏》，公之地方五百里，侯、伯、子、男，遞減百里，乃根據東周以來的事實立說的。如《孟子·告子下》篇說：今魯，方百里者五，就是《周官》所說的公國了。此等國中，實包含許多政治單位，而其自身並非一個政治單位。更大的國，如晉、楚、齊、秦等，就更不必說了。大率方百里為一政治單位，實從春秋以後，直到現在，未曾有根本變更。因為縣這一個區域，從來沒變動過。郡本是設在邊陲之地，以御外侮的，與縣各自獨立，不相統屬。後來大約因其兵備充足，縣須仰賴其保護，乃使之隸屬於郡，然仍只是邊陲之地。戰國時，楚之巫、黔中，燕之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趙之雲中、雁門、代郡等，均在沿邊之地。秦始皇滅六國，因其民未心服，覺得到處有用兵力鎮壓的必要，乃分天下為三十六郡，而以郡統縣，始成為普遍的制度。此時距封建之世近，郡守的威權，又怕其太大，乃設監察御史，漢朝則遣刺史監察之。漢朝的刺史，一年一任，沒有一定的駐所；其人的資格和官位，都遠較太守為低。所察以詔書所列舉的六條為限，不外乎太守的（1）失職，（2）濫用威權，（3）依附豪強，其他概非所問，真是一個純粹的監察官。唐宋以後的監司官，就不能如此了。然即使把它算作行政官，也還只有三級。至元代，乃又於其上設一中書行省。明雖廢之而改設布政、按察兩司，其區域則仍元行省之舊。至清代，督撫又成為常設的官，而布政司的參政、參議，分守各道，按察使的副使、僉事，分巡各道的，又漸失其原來的性質，而儼若在司府之間，自成一級。於是合（1）督撫，（2）司，（3）道，（4）府、直隸州廳，（5）縣、散州廳，秦並天下，立郡縣二級之制。漢時刺史，本非行政官。每一刺史所分察的區域，政治上並無名稱，當時言語，則稱之為州。後來改刺史為州牧，即沿用其稱謂。州字至此，始成為行政區劃之名。東晉以後，疆域縮小，而僑置的州郡日多。州之疆域，寖至與郡無異，隋時乃並為一級。自此州郡二字，異名同實，都系秦漢時的所謂郡。其監司官所管的區域，則唐稱為道，宋稱為路。元時於路之上又置行中書省。明雖廢省設監司，其區域則仍元之舊，其名稱遂亦相沿不變。府之稱，唐時唯長安、洛陽為然。後梁州以為德宗所巡幸，亦升為興元府。宋代大州多升為府。於是秦漢時所謂郡的一級，或稱為府，或稱為州。此為明代府與直隸州並立的由來。其直隸廳，則系清代同知、通判另有駐地，而直隸於布政司者之稱。又元時因省冗官，令知州兼理附郭縣事，明初遂並縣入州，所以凡直隸州都無附郭縣，其不領縣的，稱為散州，就與縣無異了。散廳則是同知、通判有駐地而仍屬於府的。總之，近代的地方制度，頗為錯雜不整。幾乎成為五級了。等級愈多，則下級受壓制愈甚，而不能有所作為；上級的威權愈大，而馴致尾大不掉。清中葉以後，此等弊害，是十分顯著的。縣既是古代的一國，縣令即等於國君，是不能直接辦事的，只能指揮監督其下。真正周詳纖悉的民政，是要靠鄉鎮以下的自治機關舉行的。此等機關，實即周時比長、閭胥、族師、黨正、州長、鄉大夫等職；漢世的三老、嗇夫、游徼，尚有相當的權力，而位置亦頗高。魏晉以後，自治廢弛，此等鄉職，非為官吏所誅求壓迫，等於廝役，即為土豪劣紳所盤踞，藉以虐民，民政乃無不廢弛。總而言之，中國政治上的制度，是務集威權於一人，但求其便於統馭，而事務因之廢弛，則置諸不問，這是歷代政治進化一貫的趨勢，所以愈到後世，治官的官愈多，治民的官愈少，這是怪不得什麼一個人的。政治的進化，自有一個隱然的趨勢在前領導著，在這趨勢未變以前，是沒有法子違逆它的。即使有一兩個人要硬把它拗轉來，亦不旋踵而即復其舊，其而至於加甚其程度。 因為政治上有這但求防弊的趨勢，就造成了一種官僚的習氣。官僚政治的情態是（1）不辦事，（2）但求免於督責，（3）督責所不及，便要作弊。不辦事的方法，是（甲）推諉，（乙）延宕。推諉是乾脆不辦。延宕是姑且緩辦，希冀其事或者自行消滅，或可留給別人辦。官場的辦事，所以遲緩，就是為此。但求免於督責，則最好用俗話所謂「說官話」的手段。表面上絲毫無可指摘，實際上卻全不是這麼一回事。官場的辦事，所以有名無實，即由於此。作弊乃所以求自利，求自利，是一切階級本來的性質，與其階級同生，亦必隨其階級而後能同滅的。官僚既成為一階級，自亦不能違此公例。所以官僚階級的營私舞弊，侵削國與民以自利，是只能隨監督力量的強弱而深淺其程度的，性質則不能改變，這是古今中外所同然的。作事的但求卸責，及監督不及，便要作弊，外國的官僚政治，亦和中國相同，但其官制受過資本主義的洗禮，組織要靈活些，監督也要嚴密些，所以作弊要難些，辦事也要敏捷些，然其本質則無異。 以上所說的是立法，至於用人，則向來視為拔取人材之途的，是學校與科舉。學校在官辦的情形下，自然不會認真。倒不如科舉，還有一日之短長可憑。科舉遂成積重之勢，流俗看重它，朝廷亦特優其出身。然科舉則所學非所用。從前的科舉，取中之後，是要給他官做的，實在是一種文官考試。然其所考的，則唐朝為詩賦和帖經、墨義，宋朝則廢帖經而改墨義為大義，帖經、墨義之式，見於《文獻通考·選舉考》。帖經是責人默寫經文，墨義則責人背誦注語，和現在學校中舊式考試，專重記憶的一般。此乃受當時治學方法的影響。因為當時人的治經，本是以記憶為貴的。都是和做官無乾的。自宋以前，詩賦及經義，迄分為兩科，元以後複合為一。元、明時首場試四書、五經義，次場試古賦、詔、誥、表等，均繫辭章性質。清朝雖去之，將四書五經義於頭二場分試，然頭場試詩一首，仍須懂得辭章。其事實非普通人所能為。明、清以來，遂專注重於幾篇四書義，而其餘都不過敷衍了事。而四書義的格式，又經明太祖和劉基制定，是要代聖賢立言的。因此，遂生出不許用後世事的條件。明清兩代，科場所試的經義，體制相同。以其本為明太祖所制定，所以稱為制義，又稱為制藝，其體制頗為特別。中國的對偶文字，是句與句相對，此則段與段相對。其嚴整的格式：除起處先以兩句總括題旨，謂之破題；又以數語續加申說，謂之承題；再以一段總括題義，謂之起講外，以下的文字，須分作八段。第一段與第二段，第三段與第四段，第五段與第六段，第七段與第八段相對。除起講之後，有數單語，謂之入手；每兩段之後，可以有數單語，謂之出落；結筆又可用數單語，謂之落下外，其餘都須兩兩相對。後來雖有變通，大體相去總不甚遠。此種文體，本已特別，非專門學習不可。後來出題目的，又務求其難，如其所謂虛小題。虛題，有專取兩個虛字，以為題目的。如以《孟子·告子下》篇「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之「必先」二字為題。小題中的截上，將上文截去；截下則將下文截去；截搭則上一句系截上，下一句系截下，此等題目，本非連上下文不可解，而文字的表面上，卻不許涉及上下文，謂之犯上，犯下。截搭題則做六股，前兩股說上句，其中須隱藏下句的意義，或硬嵌入其字面，謂之釣。後二股做下句，對於上句亦然，謂之挽。中聞兩股，則從上句說到下句，謂之渡。大題有出至十餘章的，根本不是一句話，而文中不許各章分說，硬要想出一個法子來，把它聯成一片，謂之串做。諸如此類，都是非法之法，單明白事理的人，不會就懂得的，所以非專門學習不可。此等非法之法，是很多的。以上所舉，不過大略。所以學之頗費時間。天資中等的人，就可以窮老盡氣了。以上所說的，系屬後來的流弊。其（1）段與段相對，（2）不准自己說話，而要代書中的人立言，則初立法時已然，此二者可謂八股文的特色，為此種文體所由成，即此已與普通事理不合，非專門學習，不會懂得了。應科舉的人，本來是不講學問，只求會做應試文字的。應試文字，當其立法之初，雖亦想藉此以覘所試的人的學識，然其結果，往往另成為一種文字。無學識的人，經過一定的學習，亦可以寫得出來，有學識的人，沒有學習，亦覺無從下手，應舉文字至此，遂全與學識無干。而況加以這一種限制，使其更便於空疏呢？近世學子之所以一物不知，和科舉制度，不能不說有很大的關係。人的氣質，是多少和其所從事的職業，有些關係的。唐朝的進士試詩賦，其性質多近於浮華。明、清的科舉重四書義，四書注則採用朱注，所以其士子的性質，多近於迂腐。空疏則不知官吏的職責，迂腐則成為改革的阻力。清朝後來所以政治上絕無可用之才，而所謂紳士，多成為頑固守舊之魁，即由於此。但此等人，究竟還有些方正的性質，總還有所不為，雖不懂得世務，還有些空泛的忠君愛民，顧惜名節等觀念。而清朝從中葉以後，又大開其實官捐，出了錢的人，都可以買官做。於是官場的流品益雜，其人的道德觀念和智識程度，又在科舉中人之下。而仕途的擁擠，又逼著他無所不為，官方之壞，就不可收拾了。就一般國民之中，拔擢出一部分人來，算他有做官的資格，謂之取士。就已有做官資格的人，授之以官缺，謂之銓選。銓選有兩法：一種是畀用人之人以選擇之權的，是為注重衡鑑。一種則專守成法，不許以意出入，是為注意資格。以人批評人，固然很難得當，較之全不問其好壞，總要好些。所以就理論言，注重衡鑑之法，實較專憑資格為合理。但這是以操銓選之權者大公無私為限。若其不然，則勢必衡鑑其名，徇私舞弊其實，還不如資格用人，可以較為安靜了。從注重衡鑑，變為專守資格，亦是從前政治進化自然的趨勢。政治主義不變，是無法可以遏止的。但在非常之時，亦必有非常之法，以濟其窮。清朝卻始終沒有，一切又是循資按格。所以始終不能擢用有才有志的人，以振作士氣，鼓舞民心，洊升至大僚的人，大都年已六七十，衰遲不振，惟利是圖。這是清朝的政治所以絕無生氣的原因。 在朝的政治，既無生氣，所希望的，就是在野的人。在野的人，就是所謂士。不在其位的士大夫，都慷慨喜言政治，有時亦可影響於朝局。而且在野的人，喜談政治，則留心政治的人必多，其中自多可用之才。苟得嚴明的君主以用之，自易有振敝起衰之望。黨禍的根源，就政治上言之，實由上無嚴明之主，歷代的黨禍，其中的首領，也總有幾個公忠體國的人，但大多數附和的人，則均係為名為利。加以懲治，適足使其名愈高，名高而利即隨之，彼正私心得計，所以黨爭必不可以力勝。只要有嚴明的政治，持之以久，而不為其所搖動，久則是非自見，彼將無所藉以鼓動群眾，其技即將窮而自止，而黨禍也就消滅了。清朝承明代黨爭之後，防止立社結黨甚嚴。又清以異族入主中原，對於漢人，較之前朝猜忌尤甚。所以士大夫都不敢談政治，而萃其心力於辭章考據。清儒的學問，亦自有其特色，然就政治方面論，則大都是無用的。又承宋明理學盛極而衰之會，只致力博聞而不講究做人的道理。所以其人的立身行己，多無足觀。既無以自足於內，則必將浮慕乎外，而嗜利卻不重名節，遂成為士大夫階級一般的風氣。 凡百政事，總是有了錢，才能夠舉辦的。所以財政實為庶政的命脈。要想積極地整頓政治，理財之法，是不能不講的。中國的政治，既是放任主義，所以其財政亦極窳敝。全國最重要的賦稅是地丁。地即田稅，丁乃身稅，本指力役而言。責民應役，其弊甚多，乃改為折納錢而免其役。而所謂折納錢者，又不是真向應役的人徵收，而是將全縣丁額，設法攤派於有田之家，謂之丁隨糧行。名為丁稅，其實還是田稅。清朝所謂編審，就是將丁稅之額，設法改派一番，和清查戶口，了不相干。所以各縣丁稅，略有定額，並不會隨人口而增加。清聖祖明知其然，乃於康熙五十一年下詔：令後此滋生人丁，永不加賦。新生人丁，概不出賦，而舊有丁賦之額，仍要維持，就不得不將丁銀攤入地糧了。至此，地丁兩稅，乃正式合併為一。所以昔時租稅的基本部分，全為農民所負擔，其伸縮之力極小。財政困難時，加賦往往召亂。但不加賦，又無以應付事情，這亦是從前政治難於措置的一端。 國家最重要的職務，是維持國內的秩序，抵禦外來的侵略。為達到這兩項目的起見，於是乎有兵刑。中國從前的情勢，在承平時代，是無所謂兵的，所謂兵，只是有一種人名為兵而吃餉，其實並無戰鬥力。這是由於承平時代，並無對立的外敵，亦無必須預防的內亂。處此情形之下，當兵的人和帶兵的人，自然不會預期著要打仗，而軍政就因之腐敗了。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無備，私天下的人，何嘗不想維持強大的軍隊，以保守一己的產業？然有強兵而無目標，其兵鋒往往會轉而內向，這亦是私天下者之所懼，因此不敢十分加以整頓。而且在政治腐敗之時，亦不知道要整頓，即使想整頓，亦復不能整頓。所以在歷史上，往往內亂猝起，外患猝至，國家竟無一兵可用。要經過相當時間，新的可用的軍隊，才能從一面打仗、一面訓練中，發生成長起來。這亦是為政情所規定，而無可如何的。 至於刑法，則向來維持秩序的，是習慣而非法律。換言之，即是社會制裁，而非法律制裁。其所由然：（1）因政治取放任主義而軟弱無力。（2）因疆域廣大，各地方風俗不同，實不能適用同一的法律。於是法律之為用微，而習慣之為用廣。（3）因社會上的惡勢力，並沒有能夠根本剷除。如家法處置等事，到現在還有存留於社會的。（4）因官僚階級中人，以剝削平民為衣食飯碗，訴訟事件，正是一個剝削的好機會。此項弊竇，既為官僚階級的本質，則雖良吏亦無如之何。不得已，乃惟有勸民息訟。以國家所設的官，本以聽訟為職的，而至於勸民息訟，細想起來，真堪失笑。然在事實上，卻亦不得不然。五口通商以後，西人藉口於我國司法的黑暗，而推行其領事裁判權，固不免心存侵略，然在我，亦不能說是沒有召侮的原因。 中國的人民，百分之八十是農民，農民的知識，大概是從經驗得來的。其種植的方法，頗有足稱。但各地方的情形，亦不一律，如李兆洛做《鳳台縣誌》，說當地的人，一人種田16畝，窮苦異常。有一個人，喚做鄭念祖，雇一兗州人種園。兩畝大面積，要雇一個人幫忙。所用的肥料，要2000個銅錢。而鳳台本地人，卻種10畝地，只用1000個銅錢的肥料。其結果，兗州人所種園地，大獲其利，而鳳台當地人，則往往不夠本。於此，可見鳳台人耕作之法，遠不如兗州。李兆洛是常州人。常州是江南之地，江南的耕作法，是號稱全國最精的，李氏因而主張，雇江南的農師，到鳳台去教耕，兼教之以各種副業。他說：如此，一人16畝之地，必可溫飽而有餘。舉此一例，可見各地方的農民，其智識的高低，並不一律。這是因地利之不同，歷史之有異，如遭兵荒而技術因之退步等。所以其情形如此。但以大體論，中國的農民是困苦的。這因（1）水利的不修，森林的濫伐，時而不免於天災。（2）因田主及高利貸的剝削，商人的操縱。（3）沃土的人口，易於增加。所種的田，因分析而面積變小。所以農民的生活，大多數在困苦之中。設遇天災人禍，即遭流離死亡之慘，亦或成為亂源。工業：大抵是手工。有極精巧的，然真正全國聞名的工業品並不多。即使有，其銷場實亦仍限於一區域中。流行全國的，數實有限。如湖筆、徽墨，其實並未推行全國，各處都有製造筆墨的人。此因製造的規模不大，產量不多，又運輸費貴，受購買力的限制之故。普通用品，大抵各有行銷的區域。工人無甚智識，一切都照老樣子做，所以改良進步頗遲；而各地方的出品，形式亦不一律。商人在閉關時代，可謂最活躍的階級，這因為社會的經濟，既進於分工合作，即非交換不能生存。而生產者要找消費者，消費者要找生產者極難，商人居其間，卻盡可找有利的條件買進，又可盡找有利的條件賣出。他買進的條件，是只要生產者肯忍痛賣。賣出的條件，是只要消費者能勉力買，所以他給與生產者的，在原則上，只有最低限度。取諸消費者的，在原則上，卻達於最高限度。又且他們手中，握有較多的流動資本。所以商人與非商人的交易，商人總是處於有利地位的。在他們之中，專以流通資本為業的，是錢莊和票號，亦占有相當勢力。當鋪則是專與貧民做交易的，這可說是放債者的組織。中國的商業，雖有相當的發達，但受交通及貨幣、度量衡等制度發達不甚完美的影響，所以國內商業，還饒有發展的餘地。商人經營的天才，亦有足稱。但欲以之與現代資本雄厚、組織精密的外國商人為敵，自然是不夠的。加以他們（1）向來是習於國內商業的，對於國外商業的經營，不甚習熟。（2）資本又不夠雄厚。（3）外國機器製品輸入，在中國饒有展拓之地，即居間亦有厚利可圖。所以海通以來，遂發達而成為買辦階級。 農工商三種人，都是直接生利的，士則否。士人：（1）最得意的，自然是做官去了。（2）次之則游幕，亦是與官相輔而行的。（3）因做官的人生活寬裕，往往可以支持數代又讀書，從前算做高尚的職業，所以農工商中，生活寬裕的，以及無一定職業，而生活寬裕的，亦或以讀書為業。此等讀書人，純粹成為有閒階級。（4）大多數無產的，則以教館為生，握有全國文字教育之權。從前的讀書人，知識大體是淺陋的。這因（1）中國人的讀書，一部分系受科舉制度的獎勵。（2）又一部分，則因實際應用的需要，如寫信、記賬等。志在科舉而讀書的，自然專以應舉為目的。從前人讀書，所以入手即讀四書，即因考試專重四書文之故。讀到相當程度，即教以作應舉之文，應舉之文，如前述，是可以窮老盡氣的。教者既除此之外，一無所知，學者的天資，在中等以下的，自亦限於此而不能自拔。所以一部分生計較裕、願望較大的人，讀了書，往往成為淺陋頑固之士。至於其讀書，係為識得幾個字，以便應用的，則教之之人，亦更為淺陋。大抵鄉間的蒙館，做老師的人，亦多數是不通科舉之學的，他們本亦只能教人識幾個字，寫寫信，記記賬。在古代此等識字之書，編成韻語，使人且識字且誦讀的。如《急就篇》等是。但在近代，此等書久未編纂，於是改而教人識方字。既已認識方字，此等編成韻語的書本可不讀，因為方字便是其代用品。然此等閭里書師，四字見《漢書·藝文志》，可見現在村館蒙師，歷代都有。是只知道相沿的事實，而不知其原理的。既識方字之後，乃教之以《三字經》《千字文》《百家姓》《千家詩》等。再進一步，就惟有仍教之以四書了，其結果，於此等人的生活，全不適切，應用的技能，亦所得有限。士人本有領守他階級的責任，中國士人最能盡此責任的，要算理學昌明時代，因為理學家以天下為己任，而他們所謂治天下，並不是專做政治上的事情，改良社會，在他們看得是很要緊的。他們在鄉里之間，往往能提倡興修水利、舉辦社倉等公益事業。又或能改良冠婚喪祭之禮，行之於家，以為民模範。做官的，亦多能留意於此等教養之政。他們所提倡的，為非為是，姑置勿論，要之不是與社會絕緣的。入清代以後，理學衰落，全國高才的人，集中其心力的是考據。考據之學，是與社會無關係的。次之，則有少數真通古典主義文學的人，其為數較多的，則有略知文字，會做幾篇文章、幾首詩，寫幾個字，畫幾筆畫的人。其和社會無關係，亦與科舉之士相等。總而言之，近代的讀書人，是不甚留意於政治和社會的事務的。所以海通以來，處從古未有的變局，而這一個階級反應的力量並不大，若在宋明之世，士子慷慨好言天下事之時，則處土橫議，早已風起雲湧了。 士子而外，還有一種不事生產的人。此等人，在鄉里則稱為無賴，稱為地痞，稱為棍徒，出外則稱為江湖上人，即現在上海所謂白相人，亦即古代所謂豪傑、惡少年等。此等人大抵不事生產，其生活卻較一般平民為優裕。其進款的來源，則全靠其一種結合，因而成為一種勢力。於是（1）或者遇事生風，向人敲詐。（2）則做犯法的事，如販賣私鹽等等。（3）或且為盜為賊。此等人和吏役大抵有勾結，吏役又有些怕他，所以在政治上，很難盡法懲治。在秩序安定之時，不過是一種游食之人，在秩序不安定之時，即可起而為亂，小之則盤踞山澤，大之則就要攻劫州縣，成為叛徒了。歷代的亂事，其擴大，往往由於多數農民的加入，其初起，往往是由此等人發動的。中國的平民是無組織的，此等人卻有組織，所以英雄豪傑，有志舉事的，亦往往想利用他們，尤其是在異族入據之世。但此等人的組織，根本是為解決自己的生活問題的。其組織雖亦有相當的精嚴，乃所謂盜亦有道。盜雖有道，其道究只可以為盜，真要靠他舉行革命事業是不夠的。 一般的風氣，家族主義頗為發達。人類在較早的時代，其團結大概是依據血統的，當這時代，治理之權，和相生相養之道，都由血緣團體來擔負，是為氏族時代。後來交通漸廣，交易日繁，一團體的自給自足，不如廣大的分工合作來得有利，於是氏族破壞，家族代興。中國的家族，大體以「一夫上父母下妻子」為範圍，較諸西洋的小家庭，多出上父母一代，間有超過於此的，如兄弟幾房同居等，其為數實不多。此等組織，觀念論者多以為其原因在倫理上，說中國人的團結，勝於歐美人。其實不然，其原因仍在經濟上。（1）因有些財產，不能分析，如兄弟數人，有一所大屋子，因而不能分居是。（2）而其最重要的原因，則小家庭中，人口太少，在經濟上不足自立。譬如一夫一妻，有一個害了病，一個要看護他，其餘事情就都沒人做了。若在較大的家庭中，則多少可借些旁人的力，須知在平民的家庭中，老年的父母，亦不是坐食的，多少幫著照顧孩子，做些輕易的事情。（3）慕累世同居等美名以為倫理上的美談，因而不肯分析的，容或有之，怕究居少數，但亦未必能持久。凡人總有一件盡力經營的事情，對於它總是十分愛護的。中國人從前對於國家的關係，本不甚密切，社會雖互相聯結，然自分配變為交易，明明互相倚賴之事，必以互相剝削之道行之，於是除財產共同的團體以內的人，大率處於半敵對的地位。個人所恃以為保障的，只有家族，普通人的精力，自然聚集於此了。因此，家族自私之惰，亦特別發達。（1）為要保持血統的純潔，則排斥螟蛉子，重視婦女的貞操。（2）為要維持家族，使之不絕，則人人以無後為大戚。因而獎勵早婚，獎勵多丁，致經濟上的負擔加重，教養都不能達到相當的程度。（3）公益事情，有一部分亦以家族為範圍，如族內的義田、義學等是。（4）因此而有害於更大的公益。如官吏的貪污，社會上經手公共事業的人的不清白，均系剝削廣大的社會，以利其家族。（5）一部分人，被家族主義所吞噬，失其獨立，而人格不能發展。尤其是婦女，如說女子無才便是德。因而不施以教育，反加以抑壓錮蔽之類。總而言之，家族制度和交換制度，是現代社會的兩根支柱，把這兩根支柱拉倒了，而代以他種支柱，社會的情形就大變了。 鄉土觀念亦是習慣所重的。（1）因交通不便，各地方的風俗，不能齊一，尤其言語不能盡通。（2）而家族主義，亦本來重視鄉土的。因為家族的根據，總在一定的地方，而習俗重視墳墓，尤屬難於遷移之故。因此離開本鄉，輒有淒涼之念，雖在外數十年，立有事業，仍抱著「樹高千丈，葉落歸根」的思想，總想要歸老故鄉，而屍棺在千里之外，亦要運歸埋葬。此於遠適異域，建立功業，從事拓殖，頗有些阻礙。羈旅之人，遇見同鄉，亦覺得特別親近，只看各地會館的林立，便可知道，此於國族的大團結，亦頗有妨礙。後來旅外的華僑，雖在異國，仍因鄉貫分幫，即其一證。 中國人是現實主義的，不甚迷信宗教。其故：因自漢以後，儒教盛行，儒教的宗旨，系將已往的時代，分為三階段。（1）在部族公產之世，社會內部，絕無矛盾，對外亦無爭鬥，謂之大同。（2）及封建時代，此等美妙的文化，業經過去了，然大同時代的規制，仍有存留。社會內部的矛盾，還不甚深刻，是為小康。大同、小康之名，見於《禮記·禮運》。（3）其第三個時期，沒有提及，我們只得借《春秋》中的名詞，稱之為亂世了。《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分為三世：（1）據亂而作，（2）進於昇平，（3）再進於太平，明是要把世運逆挽至小康，再挽之大同的。太平大同的意義，後世已無人能解，小康之義，儒書傳者較詳，後人都奉為治化的極則。其實儒家的高義，並不止此。其說法，還是注重於社會組織的。想把事務件件處置得妥帖，使人養生送死無憾。儒教盛行，大家所希望的，都在現世，都可以人力致之。所以別種宗教，所希望的未來世界，或別一世界，靠他力致之的，在中國不能甚占勢力。雖然如此，人對現世的觖望，總是不能無有的，於是有道、佛二教，以彌補其空隙。（1）儒教的善惡報應，是限於現世的，延長之則及於子孫，這往往沒有應驗，不能使求報的人滿足。佛教乃延長其時間而說輪迴，另闢一空間而說淨土，使人不致失望。（2）高深的哲學，在中國是不能發達的，佛教則極為發達，可以滿足一部分人的求知慾。（3）其隨時隨地，各有一神以臨之，或則系屬善性，而可以使人祈求；或則系屬惡性，而可以使人畏怖；則自古以來，此等迷信的對象本甚多，即後來亦有因事而發生的，都併入於道教之中。前者如各地方的土地、山川之神；後者如後世貨幣用弘，則發生財神，天痘傳染，則發生痘神等是。中國宗教，發達至此，已完全具足，所以再有新宗教輸入，便不易盛行。 以上所說，系就通常情形立論。若在社會秩序特別不安定之時，亦有借宗教以資煽惑的，則其宗教，迷信的色彩，必較濃厚，而其性質，亦不如平時的宗教的平和，歷代喪亂時所謂邪教者都是。 以上是中國政治和社會的輪廓。總而言之： （1）當時中國的政治，是消極性的，在閉關時代，可以苟安，以應付近世列國並立的局面則不足。 （2）當時中國的人民和國家的關係是疏闊的，社會的規則都靠相沿的習慣維持，所以中國人民無其愛國觀念，要到真有外族侵入時，才能奮起而與國家一致。 （3）中國社會的風俗習慣，都是中國社會的生活情形所規定的，入近世期以後，生活情形變，風俗習慣亦不得不變。但中國疆域廣大，各地方的生活，所受新的影響不一致，所以其變的遲速，亦不能一致，而積習既深，變起來自然也有相當的困難。 （選自《呂思勉文集·中國近代史八種·中國近世史前編》第一、二章） 自述學習歷史之經過 [1] 一　少時得益於父母師友 《堡壘》的編者，囑我撰文一篇，略述自己學習歷史的經過，以資今日青年的借鑑。我的史學，本無足道；加以現在治史的方法，和從前不同，即使把我學習的經過，都說出來，亦未必於現在的青年有益。所以我將此題分為兩橛，先略述我學習的經過，再略談現在學習的方法。 我和史學發生關係，還遠在八歲的時候。我自能讀書頗早，這一年，先母程夫人，始取《綱鑑正史約編》，為我講解，先母無暇時，先姊頌宜（諱永萱），亦曾為我講解過。約講至楚漢之際。我說：我自己會看了，於是日讀數頁。約讀至唐初，而從同邑魏少泉先生（景徵）讀書。先生命我點讀《綱鑑易知錄》,《約編》就沒有再看下去。《易知錄》是點讀完畢的。十四歲，值戊戌變法之年，此時我已能作應舉文字。八股既廢，先師族兄少木先生（諱景柵）命我點讀《通鑑輯覽》，約半年而畢。當中日戰時，我已讀過徐繼畬的《瀛環志略》，並翻閱過魏默深的《海國圖志》，該兩書中均無德意志之名，所以竟不知德國之所在，由今思之，真覺得可笑了。是年，始得鄒沅帆的《五洲列國圖》，讀日本岡本監輔的《萬國史記》，蔡爾康所譯的《泰西新史攬要》，及王韜的《普法戰紀》。黃公度的《日本國志》，則讀而未完，是為我略知世界史之始。明年，出應小試，徼幸入學。先考譽千府君對我說：你以後要多讀些書，不該兢兢於文字之末了。我於是又讀《通鑑》和畢沅的《續通鑑》，陳克家的《明紀》，此時我讀書最勤，讀此三書時，一日能盡十四卷，當時茫無所知，不過讀過一遍而已。曾以此質諸先輩，先輩說：「初讀書時，總是如此，讀書是要自己讀出門徑來的，你讀過兩三千卷書，自然自己覺得有把握，有門徑。初讀書時，你須記得《曾文正公家書》里的話：『讀書如略地，但求其速，勿求其精。'」我謹受其教，讀書不求甚解，亦不求其記得，不過讀過就算而已。十七歲，始與表兄管達如（聯第）相見，達如為吾邑名宿謝鍾英先生之弟子，因此得交先生之子利恆（觀），間接得聞先生之緒論。先生以考證著名，尤長於地理，然我間接得先生之益的，卻不在其考證，而在其論事之深刻。我後來讀史，頗能將當世之事，與歷史上之事實互勘，而不為表面的記載所囿，其根基實植於此時。至於後來，則讀章太炎、嚴幾道兩先生的譯著，受其啟發亦非淺。當世之所以稱嚴先生者為譯述，稱章先生為經學，為小學，為文學，以吾觀之，均不若其議論能力求覈實之可貴。 蘇常一帶讀書人家，本有一教子弟讀書之法，繫於其初能讀書時，使其閱《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一過，使其知天下（當時之所謂天下）共有學問若干種？每種的源流派別如何？重要的書，共有幾部？實不啻於讀書之前，使其汎濫一部學術史，於治學頗有裨益。此項功夫，我在十六七歲時亦做過，經、史、子三部都讀完，惟集部僅讀一半。我的學問，所以不至十分固陋，於此亦頗有關係。（此項功夫，現在的學生，亦仍可做，隨意瀏覽，一暑假中可畢。） 十七歲這一年，又始識同邑丁桂徵先生（同紹）。先生之妻，為予母之從姊。先生為經學名家，於小學尤精熟，問以一字，隨手檢出《說文》和《說文》以後的字書，比我們查字典還要快。是時吾鄉有一龍城書院，分課古經，輿地，天算，詞章。我有一天，做了一篇經學上的考據文字，拿去請教先生，先生指出我對於經學許多外行之處，因為我略講經學門徑，每勸我讀《說文》及《注》《疏》。我聽了先生的話，乃把《段注說文》閱讀一過，又把《十三經註疏》亦閱讀一過，後來治古史略知運用材料之法，植基於此。 二　我學習歷史的經過 我少時所得於父母師友的，略如上述。然只在技術方面；至於學問宗旨，則反以受莫不相識的康南海先生的影響為最深，而梁任公先生次之。這大約是性情相近之故罷！我的感情是強烈的，而我的見解，亦尚通達，所以於兩先生的議論，最為投契。我的希望，是世界大同，而我亦確信世界大同之可致，這種見解，實植根於髫年讀康先生的著作時，至今未變。至於論事，則極服膺梁先生，而康先生的上書記，（康先生上書，共有七次。第一至第四書，合刻一本，第五、第七各刻一本，惟第六書未曾刊行。）我亦受其影響甚深。當時的風氣，是沒有現在分門別類的科學的，一切政治上社會上的問題，讀書的人，都該曉得一個大概，這即是當時的所謂「經濟之學」。我的性質，亦是喜歡走這一路的，時時翻閱《經世文編》一類的書，苦於掌故源流不甚明白。十八歲，我的姨丈管凌雲先生（諱元善），即達如君之父，和湯蟄仙先生同事，得其書《三通考輯要》，勸我閱讀。我讀過一兩卷，大喜，因又求得《通考》原本，和《輯要》對讀，以《輯要》為未足，乃舍《輯要》而讀原本。後來又把《通典》和《通考》對讀，並讀過通志的二十略。此於我的史學，亦極有關係。人家都說我治史喜歡講考據，其實我是喜歡講政治和社會各問題的，不過現在各種社會科學，都極精深，我都是外行，不敢亂談，所以只好講講考據罷了。 年二十一歲，同邑屠敬山先生（寄）在讀書閱報社講元史，我亦曾往聽，先生為元史專家，考據極精細，我後來頗好談民族問題，導源於此。 我讀正史，始於十五歲時，初取《史記》照舊方評點，用五色筆照錄一次，後又向丁桂徵先生借得前後《漢書》評本，照錄一過。《三國志》則未得評本，僅自己點讀一過，都是當作文章讀的，於史學無甚裨益。我此時並讀《古文辭類纂》和王先謙的《續古文辭類纂》，對於圈點，相契甚深。我於古文，雖未致力，然亦略知門徑，其根基實植於十五歲、十六歲兩年讀此數書時。所以我覺得要治古典文學的人，對於前人良好的圈點，是極需頗殷的。古文評本頗多，然十之八九，大率俗陋，都是從前做八股文字的眼光，天分平常的人，一入其中，即終身不能自拔。如得良好的圈點，用心研究，自可把此等俗見，祛除淨盡，這是枝節，現且不談。四史讀過之後，我又讀《晉書》《南史》《北史》《新唐書》《新五代史》，亦如其讀正續《通鑑》及《明紀》然，僅過目一次而已。聽屠先生講後，始讀遼、金、元史，並得其餘諸史補讀。第一次讀遍，系在二十三歲時，正史是最零碎的，匆匆讀過，並不能有所得，後來用到時，又不能不重讀。人家說我正史讀過遍數很多，其實不然，我於四史，《史記》《漢書》《三國志》，讀得最多，都曾讀過四遍。《後漢書》《新唐書》《遼史》《金史》《元史》三遍，其餘都只兩遍而已。 我治史的好講考據，受《日知錄》《廿二史劄記》兩部書，和梁任公先生在雜誌中發表的論文，影響最深。章太炎先生的文字，於我亦有相當影響；親炙而受其益的，則為丁桂徵、屠敬山兩先生。考據並不甚難，當你相當的看過前人之作，而自己讀史又要去推求某一事件的真相時，只要你肯下功夫去搜集材料，材料搜集齊全時，排比起來，自然可得一個結論。但是對於群書的源流和體例，須有常識。又什麼事件其中是有問題的，值得考據，需要考據，則是由於你的眼光而決定。涉獵的書多了，自然讀一種書時，容易覺得有問題，所以講學問，根基總要相當的廣闊，而考據成績的好壞，並不在於考據的本身。最要不得的，是現在學校中普通做論文的方法，隨意找一個題目，甚而至於是人家所出的題目。自己對於這個題目，本無興趣，自亦不知其意義，材料究在何處，亦茫然不知，於是乎請教先生，而先生亦或是一知半解的，好的還會舉出幾部書名來，壞的則不過以類書或近人的著作塞責而已。（以類書為線索，原未始不可，若徑據類書撰述，就是笑話了。）不該不備，既無特見，亦無體例，聚集鈔撮，不過做一次高等的鈔胥工作。做出來的論文，既不成其為一物，而做過一次，於研究方法，亦毫無所得，小之則浪費筆墨，大之則誤以為所謂學問，所謂著述，就是如此而已，則其貽害之巨，有不忍言者已。此亦是枝節，擱過不談。（此等弊病，非但中國如此，即外國亦然。抗戰前上海《大公報》載有周太玄先生的通信，曾極言之。） 三　社會科學是史學的根基 我學習歷史的經過，大略如此，現在的人，自無從再走這一條路。史學是說明社會之所以然的，即說明現在的社會為什麼成為這個樣子。對於現在社會的成因，既然明白，據以推測未來，自然可有幾分用處了。社會的方面很多，從事於觀察的，便是各種社會科學。前人的記載，只是一大堆材料。我們必先知觀察之法，然後對於其事，乃覺有意義，所以各種社會科學，實在是史學的根基，而尤其是社會學。因為社會是整個的，所以分為各種社會科學，不過因一人的能力有限，分從各方面觀察，並非其事各不相干，所以不可不有一個綜合的觀察。綜合的觀察，就是社會學了。我嘗覺得中學以下的講授歷史，並無多大用處。歷史的可貴，並不在於其記得許多事實，而在其能據此事實，以說明社會進化的真相。根據於事實，以說明社會進化的真相，非中學生所能；若其結論系由教師授與，則與不授歷史何異？所以我頗主張中學以下的歷史，改授社會學，而以歷史為其註腳，到大學以上，再行講授歷史。此意在戰前，曾在《江蘇教育》上發表過，未能引起人們的注意。然我總覺得略知社會學的匡廓，該在治史之先。至於各種社會科學，雖非整個的，不足以攬其全，亦不可以忽視。為什麼呢？大凡一個讀書的人，對於現社會，總是覺得不滿足的，尤其是社會科學家，他必先對於現狀，覺得不滿，然後要求改革；要求改革，然後要想法子；要想法子，然後要研究學問。若其對於現狀，本不知其為好為壞，因而沒有改革的思想；又或明知其不好，而只想在現狀之下，求個苟安，或者撈摸些好處，因而沒有改革的志願，那還講學問做什麼？所以對於現狀的不滿，乃是治學問者尤其是社會科學者真正的動機。此等願望，誠然是社會進步的根原；然欲遂行改革，非徒有熱情，便可濟事，必須有適當的手段，而這適當的手段，就是從社會科學裡來的。社會的體段太大了，不像一件簡單的物事，顯豁呈露的擺在我們面前，其中深曲隱蔽之處很多，非經現代的科學家，用科學方法，仔細搜羅，我們根本還不知道有這回事，即使覺得有某項問題，亦不會知其癥結之所在。因而我們想出來的對治的方法，總像斯賓塞在《群學肄言》里所說的：看見一個銅盤，正面凹了，就想在反面凸出處打擊一下，自以為對症發藥，而不知其結果更壞。發行一種貨幣，沒有人肯使用，就想用武力壓迫，就是這種見解最淺顯的一個例子。其餘類此之事還很多，不勝枚舉，而亦不必枚舉。然則沒有科學上的常識，讀了歷史上一大堆事實的記載，又有何意義呢？不又像我從前讀書，只是讀過一遍，毫無心得了麼？所以治史而又能以社會科學為根柢，至少可以比我少花兩三年功夫，而早得一些門徑。這是現在治史學的第一要義，不可目為迂腐而忽之。 對於社會科學，既有門徑，即可進而讀史，第一步，宜就近人所著之書，揀幾種略讀，除本國史外，世界各國的歷史，亦須有一個相當的認識；因為現代的歷史，真正是世界史了，任何一國的事實，都不能撇開他國而說明。既然要以彼國之事，來說明此國之事，則對於彼國既往的情形，亦非知道大概不可。況且人類社會的狀態，總是大同小異的：其異，乃由於環境之殊，比如夏葛而冬裘，正因其事實之異，而彌見其原理之同。治社會科學者，最怕的是嚴幾道所說的「國拘」，視自己社會的風俗制度為天經地義，以為只得如此，至少以為如此最好。此正是現在治各種學問的人所應當打破的成見，而廣知各國的歷史，則正是所以打破此等成見的，何況各國的歷史，還可以互相比較呢？ 四　職業青年的治學環境 專治外國史，現在的中國，似乎還無此環境。如欲精治中國史，則單看近人的著述，還嫌不夠，因為近人的著述，還很少能使人完全滿意的，況且讀史原宜多覓原料，不過學問的觀點，隨時而異，昔人所欲知的，未必是今人所欲知，今人所欲知的，自亦未必是昔人所欲知。因此昔人著述中所提出的，或於我們為無益，而我所欲知的，昔人或又未嘗提及。居於今日而言歷史，其嚴格的意義，自當用現代的眼光，供給人以現代的知識，否則雖卷帙浩繁，亦只可稱為史料而已。中國人每喜以史籍豐富自誇，其實以今日之眼光衡之，亦只可稱為史料豐富。史料豐富，自然能給專門的史學家以用武之地，若用來當歷史讀，未免有些不經濟，而且覺得不適合。但是現在還只有此等書，那也叫沒法，我們初讀的時候，就不得不多費些功夫。於此，昔人所謂門徑是自己讀出來的；讀書之初，不求精詳，只求捷速；讀書如略地，非如攻城……仍有相當的價值。閱讀之初，仍宜以編年史為首務，就《通鑑》一類的書中，任擇一種，用走馬看花之法，匆匆閱讀一遍。此但所以求知各時代的大勢，不必過求精細。做這一步功夫時，最好於歷史地理，能夠知道一個大概。這一門學問，現在亦尚無適當的書，可取《方輿紀要》，讀其全書的總論和各省各府的總論。讀時須取一種歷史地圖翻看。這一步功夫既做過，宜取《三通考》，讀其田賦、錢幣、戶口、職役、征榷、市糴、土貢、國用、選舉、學校、職官、兵、刑十三門。歷史的根柢是社會，單知道攻戰相殺的事是不夠的，即政治制度，亦系表面的設施。政令的起原（即何以有此政令），及其結果（即其行與不行，行之為好為壞），其原因總還在於社會，非了解社會情形，對於一切史事，可說都不能真實了解的。從前的史籍，對於社會情形的紀述，大覺闕乏。雖然我們今日，仍可從各方面去搜剔出來，然而這是專門研究的事。在研究之初，不能不略知大概。這在舊時的史籍中，惟有敘述典章制度時，透露得最多。所以這一步工夫，於治史亦殊切要。此兩步工夫都已做過，自己必已有些把握，其餘一切史書，可以隨意擇讀了。正史材料，太覺零碎，非已有主見的人，讀之實不易得益，所以不必早讀。但在既有把握之後讀之，則其中可資取材之處正多。正史之所以流傳至今，始終被認為正史者，即由其所包者廣，他書不能替代之故。但我們之於史事，總只能注意若干門，必不能無所不包。讀正史時，若能就我們所願研究的事情，留意採取，其餘則只當走馬看花，隨讀隨放過，自不慮其茫無津涯了。 考據的方法，前文業經略說，此中惟古史最難。因為和經子都有關涉，須略知古書門徑，此須別為專篇乃能詳論，非此處所能具陳。 學問的門徑，所能指出的，不過是第一步。過此以往，就各有各的宗旨，各有各的路徑了。我是一個專門讀書的人，讀書的工夫，或替比一般人多些，然因未得門徑，繞掉的圈兒，亦屬不少。現在講門徑的書多了，又有各種新興的科學為輔助，較諸從前，自可事半功倍。況且學問在空間，不在紙上，讀書是要知道宇宙間的現象，就是書上所說的事情；書上所說的事情，也要把他轉化成眼前所見的事情。如此，則書本的記載，和閱歷所得，合同而化，才是真正的學問。昔人所謂「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其中確有至理。知此理，則閱歷所及，隨處可與所治的學問相發明，正不必兢兢於故紙堆申討生活了。所以職業的青年，治學的環境，未必較專門讀書的青年為壞，此義尤今日所不可不知。 * * * [1]. 本文選自《蒿廬問學記》。收入時有編者按：呂思勉先生一九四一年應上海《中美日報》《堡壘》副刊編者之請，在該刊的《自學講座》內，接連發表了四篇文章，詳細記述早年受教育經過。現將全文載後。《自述學習歷史之經過》這個標題是編者加的，四個小題是原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