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治思想史 · 增訂版弁言

蕭公權先生的《中國政治思想史》初成於1940年的夏天，五年後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三十餘年來，中外學子讀之，引之，莫不奉為經典巨著。美國漢學家牟復禮（Frederick Mote）教授窮十餘年之力移譯此書，上卷已於去年由普林斯頓大學印行，都七七八頁。書出未久已為彼邦學者購買一空，純學術性著作銷售如此，洵不多見，同時也可知此書的歷久不衰，經得起時間的考驗。 蕭先生在英譯本前言中提到，「原書是在很不利的情況下完成的」。所謂「不利情況」指的是抗戰時期，當時先生「飄泊西南」，「餬口四校」，在敵機轟炸的情況下完成著述的。這可說是蕭先生的「抗戰精神」——在極艱困的環境裡完成「任務」。 但此書的成功不能只靠「抗戰精神」，在抗戰之前，蕭先生早已具備著述的優異條件。我們讀此書，但覺脈絡通貫，內容豐富，行文潔美，議論公允，很難想像作者經營之苦心孤詣。中國政治思想史一題為西洋體裁，不見於傳統的著作之林，故作者必須自辟蹊徑。然若要開出康莊坦道，不入歧途，則必須於西洋政治思想史著作有所涉獵，以及於政治思想一概念有明確的認識。蕭先生早年留美，先後在密蘇里大學與康奈爾大學獲得碩士和博士學位，都以政治哲學為專業，且從名師游。當時密蘇里大學哲學教授賽賓 (1) （George H. Sabine）雖尚無赫赫之名，但後來於1937年完成《西洋政治思想史》（A History of Political Theory ）一書，名噪一時，而三年之後蕭先生也完成《中國政治思想史》，師弟東西輝映，而二書皆成經典之作，可稱美談。蕭先生在康奈爾的博士論文則是討論近代西洋政治思潮的專著，題目是《政治多元論》（Political Pluralism : A Study in Contemporary Political Theory ），於1927年在倫敦出版，並列入「當代心理學哲學以及科學方法叢書」，復又經牛津大學指定為「近代名著」（Modern Greats），當代政治學大師拉斯基（Harold J. Laski）推譽此書之「學力與魔力均極雄渾，為政治學界五年來所僅見」。蕭先生以中國學者精研西方政治思潮，獲得西方第一流學者之敬重，可知他對這一門學問造詣之深。 蕭先生以此一深邃的造詣，回國教授西洋政治思想史。同時以所學來整理中國政治思想史，並開課授徒。具備治學的觀點與方法之後，整理工作的重點主要是資料的搜集與選擇。但搜集與選擇的工作並不容易。在搜集工作方面，資料雖多，但散在群籍，非有明銳的觀察力與極大的耐心與勞力，難獲全豹。有些中國政治思想史著作之所以掛一漏萬，即因此故。至於在選擇工作方面，有二重困難：一為甄別政治思想史料，不與其他思想史料相混，此有賴於對「政治思想」這一概念能確實地掌握，譬如鋪軌駛車，才有所準則。二為有些作者排列史料，上下幾千年，無論政治、社會、經濟、文化、各種文獻，少加分辨，於是猶如迷航，不知所至。而蕭先生於戰前在清華授課時，已將中國政治思想史資料作系統的整理，充分地搜集，嚴格地選擇，曾輯有《中國政治思想史參考資料》，線裝六冊，作為授課的講義，同時亦奠定了撰寫《中國政治思想史》的基礎。在這一基礎上，蕭先生運用他的政治學觀點，歷史的方法，在艱苦的後方——成都——完成此一七十餘萬字的巨著。 三十餘年來，此巨著之嘉惠學子毋庸贅言。以此書中某些章節為基礎撰成專著者，亦大有人在。今後必有更多的學子因讀此書而得益，謹略舉書中精彩之處，以供讀者參考。 （一）全書於政治思想的範疇內，上自文獻可征之晚周，下迄辛亥革命，作極有系統的敘述與分析。二千五百餘年中，凡可述之政治思想靡有遺留，而所述論的詳略則視創穫性與影響力之大小而定，故通篇完備而勻稱。讀者讀畢此書，可於我國傳統政治思想的發展及其演變，有一通貫全局之認識。 （二）全書論及古來學者六十餘人，皆就原作取精用宏，就政治學觀點分類徵引，並加以綜合與分析，不僅使作者之政論「暢所欲言」，而且使其意義更加明晰。蕭先生夾敘夾議，何者為古人所說，何者為近人之說，何者為蕭先生之評論皆交代得十分清楚，讀者一目了然。再者，各章之後（現改為腳註——編者）注釋詳明，或考訂正偽，或另加解說，或標明出處，尤便於有心者作進一步的研究。 （三）全書既采歷史的方法，故對思想的時代背景特為留意。思想雖有其永久性，但政治思想必有時間性。所謂時間性乃指思想在某一時間裡的出現或實施。政治思想除理論一面外，尤有其實踐的一面，故不知歷史背景不能了解政治思想。從整體看，全書是在一演進的歷史間架上發展，自「創造」而「因襲」，由「因襲」而「轉變」，再由「轉變」而「成熟」。即從各個時期去了解政治思想的史之發展。再從某一時期看，因環境稍變，思想亦略有異同。例如孔孟主張略同而途徑有異，即因歷史時代之故。蕭先生說：「二子之異，殆亦時代使然。蓋晚周養士尊賢，肇於魏之西河而盛於齊之稷下，二者孔子皆不及見，而孔子德位兼全之理想君子既無由實現，孟子乃承戰國之風，發為以德抗位之說，亦極自然之事也。」又如論墨學之衰滅亦極精闢：「墨家衰亡之最大原因，似在乎環境之改變，而墨徒不能修改師說以適應之。嬴氏統一封建易為郡縣。諸侯盡滅，皇帝獨尊。銷天下兵器以為鍾 金人。如是則尚同非攻之說無所用矣……墨家政治思想本針對晚周之歷史背景而產生，其不能昌明於一統之專制天下，誠勢所必至。至於思想內容之優劣，乃另一問題。」其他佳例尚多，自不必一一列舉。 （四）全書之中對臆說的批駁以及新見的提出也甚可觀。自晚清以來，國人每喜作比附之談，如以孟子具近代民主思想，以墨家有民選制度，以秦政為法制。此書莫不一一據實據理駁之，以正視聽。蕭先生平生治學素以平實謹嚴為尚，一邊於捕風捉影之厥詞痛加撻伐，一邊律己甚嚴，無確切的事實與理由不立新說，但每立一新說常是難移之定論。例如，從孔、墨的比較以顯示二者實有相似之處。蕭先生說：「述古學以自辟宗風，立治道以拯時弊。遊行諸國，終無所售，乃廣授門徒，冀其能行道而傳學。凡此皆孔墨之所同也。其相異者一仕一不仕，一由少賤而自躋於士大夫，一則終身以賤人自處……吾人以為就大體言之，墨子乃一平民化之孔子，墨學乃平民化之孔學。」修正了孔墨不同道的舊說。又如對兩宋功利思想的發揮，亦為前人所不及。蕭先生說：「宋代政治思想之重心，不在理學，而在與理學相反抗之功利思想。」然功利思想與理學同為「儒家思想之巨變」，亦時勢所致然。兩宋功利思想以王安石為中堅，安石自是儒家的有為者，而不能以法家目之，本書的第十四章論之甚詳。晚近淺學之徒復有以安石為法家者，未久不攻自破，而蕭氏之說終不可移。 本書初由上海商務出版，因時局動盪，未嘗簽有任何契約。1949年蕭先生移講台灣大學，曾允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重印，但也未訂版權契約，此後先生遷居美國，未再加以過問，而此書在台二十餘年來一再重印，字體已模糊難認。今由蕭公權先生交予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用五號字體重新排印，並參閱英譯本上卷校對，另增印「中國政治思想史參考資料緒論」為附錄。附錄之後增編「引用書目」，以便讀者。本書完成四十年之後，以新面目與讀者見面，並列為蕭公權先生全集的第四冊。 弟子　汪榮祖敬撰 1980年5月 * * * (1) 現通譯為「薩拜因」。——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