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韻文史 · 第一章　詞曲與音樂之關係

「詞」「曲」二體，原皆樂府之支流；特並因聲度詞，審調節唱，舉凡句度長短之數，聲韻平上之差，莫不依已成之曲調爲準；復因所依之曲調，隨音樂關係之轉移，而「詞」與「曲」各自分支，別開疆界。 宋翔鳳云：「宋元之間，詞與曲一也；以文寫之則爲詞，以聲度之則爲曲。」（《樂府餘論》）「詞」「曲」皆有「曲度」，故謂之「填詞」，又稱「倚聲」，並先有「聲」而後有「詞」；非若古樂府之始或「徒歌」，終由知音者爲之作曲，被諸管弦也。 中國音樂，自漢魏以迄隋唐，爲一大轉變。所謂《房中》舊曲，九代遺聲，與夫「西曲」「吳聲」，並漸銷歇於陳隋之際。宋王灼云：「蓋隋以來，今之所謂『曲子』者漸興，至唐稍盛；今則繁聲淫奏，殆不可數。古歌變爲古樂府，古樂府變爲今曲子，其本一也。」（《碧鷄漫志》）此所謂「今曲子」，即「詞」所依之聲；其法原出龜茲人蘇祗婆。自周武帝時，傳入中國（詳《隋書·音樂志》）；至隋唐間而西域樂大盛，且漸普遍於民間；所謂「自開元已來，歌者雜用胡夷里巷之曲」（《舊唐書·音樂志》）是也。 據崔令欽《教坊記》所載開元以來「燕樂雜曲」，至三百餘曲之多；唐宋人填詞，即多用其中「曲調」。《宋史·樂志》亦云：「燕樂自周以來用之。唐貞觀增隋九部爲十部，以張文收所製歌名燕樂而被之管弦。厥後至坐伎部琵琶曲盛流於時，匪直漢氏上林樂府縵樂，不應經法而已。宋初置教坊，得江南樂，已汰其坐部不用。自後因舊曲創新聲，轉加流麗。」燕樂以琵琶爲主，而張炎言協音之法，亦取正於啞篳篥（詳《詞源》下）；篳篥亦出胡中，而爲燕樂中之主要樂器；故謂「詞」爲依「燕樂雜曲」之聲而成，可無疑也。 西域樂流行既久，漸染華風，所謂「因舊曲創新聲」，不免流於靡曼。金元崛興沙塞，所用純粹胡樂，嘈雜緩急之間，舊詞至不能按；乃更造新聲，而北曲大備（參用吳梅説）；所謂「以吹笳鳴角之雄風，汰金粉靡麗之末俗」（《詞餘講義》）是也。明王驥德敘南北曲之淵源流變云：「入宋而詞始大振，署曰『詩餘』，於今曲益近，周待制、柳屯田其最也；而單詞雙韻，歌止一闋，又不盡其變；而金章宗時，漸更爲北詞；如世所傳董解元《西廂記》者，其聲猶未純也。入元而益漫衍，其制櫛調比聲，『北曲』遂擅盛一代；顧未免滯於弦索，且多染胡語，其聲近噍以殺，南人不習也。迨季世入我明，又變而爲『南曲』，婉麗嫵媚，一唱三嘆；於是美善兼至，極聲調之致。始猶南北畫地相角，邇年以來，燕趙之歌童舞女，咸棄其捍撥，盡效南聲，而北詞幾廢。至北之濫，流而爲《粉紅蓮》、《銀紐絲》、《打棗竿》；南之濫，流而爲吳之《山歌》、越之《採茶》諸小曲，不啻『鄭聲』，而各有其致。」（《曲律》）據王氏所言，南北曲之不得不隨音樂關係爲轉變，又可知矣。 「詞」爲文人娛賓遣興之資，以「清謳」爲主，不與舞蹈同用；歐陽炯所謂「綺筵公子，綉幌佳人，遞葉葉之花箋，文抽麗錦；舉纖纖之玉指，拍按香檀」（《花間集序》）者，可想見其意趣。南北曲之「小令」、「套數」，其應用亦與「詞」同；「套數」之曲，元人謂之「樂府」；作「小令」與五七言絶句同法，要醖藉，要無襯字，要言簡而趣味無窮（並見《曲律》）；實與唐五代之「令詞」相仿；特「曲調」變易耳。今故以「詞」「曲」同篇，借見演化之跡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