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鄉村 · 序
本書研究19世紀清王朝在中國鄉村的基層統治體系，包括理論基礎、措施和效果。由於可用的相關資料有限，而筆者又想在一定的時間內完成研究，故不打算探究關於這個主題的所有面向，或就某個問題的各個面向做完整的敘述。實際上，有些省略是十分明顯的，比如，居住在帝國某些地方的少數民族以及那些邊遠地區的鄉村居民，本書就未涉及。儘管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缺陷，但是筆者仍然希望本書能夠較清楚地呈現出19世紀清帝國鄉村統治體系的一般狀況。
這個研究可以滿足幾個有用的目的。中華帝國是一個農業大國，鄉村居民在其總人口中占壓倒性的多數。如果不考慮政府對鄉村億萬居民的影響，以及人民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不同的環境下所表現出來的態度和行為，就不能充分理解中國歷史和社會。19世紀是一個王朝崩潰和政治轉向的時期，特別引人注目。研究這個時期的中國鄉村，不但會弄清一些造成中華帝國統治體系衰敗的力量和因素，或許還能提供一些解釋後續歷史發展的有用線索。
有關19世紀中國鄉村生活的描述和議論其實不少，但大多不是經過認真而仔細的調查的結果。很少有人對其觀察到的現象下功夫分析，有些描述還存在著各種各樣的錯誤概念和錯誤解釋。這些著作中充斥著大量懸而未決的歧異，常常讓讀者迷惑不解。因此，現階段很有必要對中國鄉村進行較系統的處理和研究——這也是本書嘗試要達到的目的之一。其次，雖然有關帝國一般行政體系的論述已經有很多，對於最低層行政體系——或者說基層統治體系——的結構和功能，相關的中文或西文著作都相當少。因此，帝國統治體系中非常重要的一個面向就被忽略了。本書嘗試去做，並極力想弄清楚的是：帝國政府是怎樣控制鄉村居民的？鄉村居民對這種控制的反應如何？自然和歷史環境又是如何影響到基層統治體系的運轉，以及在該統治體系之下鄉村居民的行為舉止如何？弄清了這些問題，筆者就可以設法對中國鄉村問題提出適當的觀點，同時消除在某些領域非常流行的一些錯誤觀念。
為了達到這一目的，筆者在描述時儘量做到具體、準確；甚至不惜讓讀者面對令人厭煩的細節。筆者相信，只有這樣，才能描繪出相當清晰的畫面，從而給讀者留下準確的印象。這樣的研究取徑，讓筆者對這個問題只能採用歷史研究而非理論研究的方法。換句話說，筆者所關心的是展現特定時期內相關情境和進程中的歷史事實，而不是普遍適用的一般觀念或範圍廣泛的系統性組合。只要資料允許，筆者儘可能地從不同角度查閱、研究每組事實，也儘可能地將每組事實放在各種各樣的背景下進行研究。因為任何制度或任何體系的完整意義，必須放在歷史與社會的脈絡里，才能夠充分掌握。因此，筆者常常感到很有必要研究那些超越本書主題的現象，也不得不去觸及超出本研究所設定時期之外的某些狀況和情況。
史料來源
使用的史料必須仔細甄別。有關19世紀中國和關於中國問題的記敘和資料雖然很容易搜集，但是，同現階段的調查研究直接相關的材料並不很多，也不是每一條都可信。如何處理這樣的材料，這是一個方法論的問題。
中華帝國的鄉村農民絕大多數目不識丁。他們的日常生活和所作所為通常不會引起那些能讀能寫的知識分子的注意，因而大部分未被記錄下來。一些官吏和知識分子經常提到的「民間疾苦」，可能只是重述一般性的看法，而不是展示鄉村生活的真實情況。此外，筆者從形形色色的中文史料中收集到的相關材料，對本研究也不是全然或直接有用。研究原始經濟生活的歷史學家往往滿足於古人留下來的隻言片語，即使留下這些記載的古人對我們今天所感興趣的問題一無所知。研究距離今天相對較近的一段中國歷史，可以比較利用的材料數量很多，因而比起那些研究原始經濟生活的歷史學家來說，筆者算是幸運的。不過，筆者還是情不自禁地希望過去記載中國歷史的作者早已預料到今天所要解決的一些問題和面臨的需要。19世紀的作者雖然經常把引人入勝的一份份材料遺留下來，但卻點到為止，因而稍後時代的讀者讀起來，往往茫然不解。或者，在其他例子中，可以在某個特定的史料中找到關於此時此地的有用資料，卻找不到彼時彼地可資比較的資料。
由於可以利用的資料本就缺乏，同時筆者所能找到的記錄也很有限，因而本研究所用的資料也同樣缺乏，同樣有限。由此產生的問題是，筆者對中國鄉村的研究，看起來像是一段段史料的拼湊，在一些地方描述得較好、較完全，而在另一些地方卻出現空白，或者使人迷惑不解。為了彌補這一缺陷，並防止誤解，筆者有時採取了下列權宜之計：只要有可能，對每份史料所涉及的地方和時期都要說明，這樣，讀者就不但能評價筆者所引證的各段史料，而且還能評價筆者根據所引史料所作出的結論是否正確；在一些情況下，筆者會借用少量19世紀之前或之後的相關的資料，來填補一些不可避免的空白。
容許所引史料有可能出現的偏見或不正確性，產生了另一個問題。筆者在研究中引用了大量官方資料，而這種資料幾乎毫無例外的是根據官方立場記載的。此外，如果方便，或者有必要，帝制時代的官吏總是喜歡言過其實、隱藏問題、粉飾太平。他們總是把那些由他們處理的報告看成一項令人生厭的例行工作，因此在匆匆了結之前並未了解報告是否屬實。對於那種涉及嚴重後果的文件，筆者做了比較細緻的處理，但目的並不是要保證它的正確性或真實性，而是要確認涉及的官員沒有被牽連或承擔超過他們應該承擔的責任。
地方志的客觀性或真實性比官方文獻要高一些，這為本書提供了相當多的必不可少的資料。在對當地環境、事件和人口的記載中，有些修纂者比另一些更為認真盡力或遊刃有餘，但還是有相當多的地方志因修纂者有失偏頗、弄虛作假或粗心大意而失去價值；主持修纂的地方紳士以及某些情況下的地方官吏，實際決定內容及修撰方針，他們常常無法免於自私的偏見；任何一本地方志的修纂者，都由許多人組成，他們的學識水平參差不齊，執行任務時常常合作得很糟糕，管理也不理想。[1]因此，即使沒有刻意的錯誤陳述，出現無心差錯和省略也是有可能的。一位聲名卓著的中國歷史學家甚至說，大多數地方志屬於那種瞎編亂抄的東西，完全不可相信。[2]大多數地方志都把地理及相關問題作為其中的一部分，即使在這部分，資料也常常不適當、不準確。在很多情況下，晚近重修的版本照抄十年前或百年前的版本，並未做出必要的修訂，因而從中看不出其間到底發生了什麼變化。有時，在小地方或偏遠地區，由於缺乏可靠材料，即使是最為認真的修纂者也無力修出令人滿意的方誌來。[3]
私家著述的問題也不少。這些著述的作者，屬於知識階層，由於其中大多數是紳士，他們的觀點和態度與官方文獻擬定者、地方志修纂者的相類似。他們以私人身份著述，因而比起官方文獻的作者來說，在描述其所看到的事實、表達他們的信念等方面，或許享有更多的自由。但是也不能因此就可以確信他們不會有什麼偏見，或在著述中不會出錯。
以上所述表明，在取捨材料上必須謹慎。對於那些可靠性很值得懷疑的著述，筆者避免引用。但在一些情況下，筆者不得不在值得懷疑的資料和根本沒有材料可以利用之間，做出兩害相權取其輕的選擇。亦即是說，利用這樣的材料時，要根據已知的歷史背景來加以檢驗，如果可能的話也參照西方作者的著述，並對已知存在偏見或失真的地方給予適當的保留，以減少發生錯誤的空間。
西方作者，特別是那些在19世紀中國耳聞目睹帝國歷史演變和社會變遷的西方作者，為我們提供了許多有用的資料。這些人來自許多文化傳統不同的地方，擁有某些中國作者不具備的優勢。他們沒有中國作者那種特有的偏見，因此能夠以某種超然的眼光來觀察事態的發展。此外，他們來到陌生的土地上，對身邊日常發生的事，都會加以思索，因此，那些容易為中國本土撰述者遺忘而又有意義的事件，就很有可能為這些外國作者所察覺。例如，在一些西方著述中有關鄉村景象和鄉村活動的生動描寫，在中國著述者看來，就覺得再普通不過，根本不值得記述。但這並不等於說西方作者就沒有其不足。他們經常喜歡按照自己的社會背景來詮釋中國社會和制度，他們幾乎都受到所謂「文化統覺」（culture apperception）的扭曲影響；而且，出於個人特有風格、偏愛或純粹的無知，其中一些西方作者的敘述容易引起誤解或混亂。[4]因此，筆者認為，引用國外著述同引用本國材料一樣，都必須小心、謹慎。
在兩種情況下，筆者會引用描述19世紀以後的相關資料——筆者認為一項資料可以清楚地顯示19世紀的情況，以及在寫作時缺乏有關19世紀確切而又直接的資料可以利用。顯然，引用這種資料要冒風險。但是，在19世紀和20世紀初的幾十年里，鄉村生活看起來並沒有發生廣泛而根本的變化。因此，從有關19世紀後中國社會情況的資料來推論稍早的情況可能出現的差錯，不會影響筆者對19世紀中國社會的準確描繪。[5]還應該指出的是，筆者引用這種資料很謹慎，而且僅限於少數事例。
志謝
筆者對華盛頓大學遠東及俄羅斯研究所的同事表達誠摯的謝意。他們在不同的時間裡參加了中國近代歷史項目的研究。特別是張仲禮（Chungli Chang）、梅谷（Franz Michael）、施友忠（Vincent Y.C.Shih）、戴德華（George E.Taylor）、衛德明（Hellmut Wilhelm）諸先生。筆者開始研究中國鄉村時猶豫不決，是他們打消了筆者的疑慮，鼓勵筆者勇敢地面對挑戰。正是在他們的幫助下，筆者才有機會進入一個此前淺嘗輒止的研究領域。在撰寫本書的各個階段，他們又不斷鼓勵，提出各種各樣的建議。筆者受益頗多，備受鼓舞。即使筆者有時在某個問題上認為自己不能接受他們的觀點，也總是為他們那犀利的評論所折服，而對那個問題重新加以檢視，從而以更恰當的言語來展示證據，或者以更謹嚴的方式來作出結論。當然，對於那些仍然存在的不足，當由筆者獨力承擔。
筆者要特別感謝戴德華先生。他幾次從頭到尾認真閱讀了筆者那冗長的草稿，提出很有價值的改進意見。筆者也要特別感謝格拉迪斯·格林伍德（Gladys Greenwood）女士。她以令人欽佩的審慎和耐心細緻的精神對草稿進行了編輯。筆者還要特別感謝默西迪斯·麥克唐納（Mercedes Macdonald），他承擔了檢查參考文獻、出處、注釋和徵引書目等繁重的工作，並為印刷廠準備好了稿件。對於他們無私、慷慨的幫助，筆者真是感激不盡！
蕭公權
1957年10月10日於華盛頓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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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晟，《嘉應州志》（1898），29/68a，引舊志中黃釗所作序。〔譯者按：溫仲和《嘉應州志》（1898）29/68a載：文晟《嘉應州志增補考略》，黃釗序：「郡邑有志，皆官書也，書不必官自為之，官董之，同郡邑人成之。成之者非一手，故訛舛罣漏，可指摘者多。」此段應為正文所本，原注偶誤。〕
[2] 恩錫引毛奇齡（1623—1716）的話，參見《徐州府志》（1874）序。
[3] 賀長齡（1785—1848）《遵義府志》序，《耐庵文存》，6/12a-b。
[4] 例如，George W.Cooke，China：Being 「The Times」 Special Correspondence from China in the Years 1857-1858（1858），pp.391-392，提醒人們要注意那些「在中國待上20年、說中國話的人」（twenty-years-in-the-country-and-speak-the-language men）所作的混亂詮釋。Ernest F.Borst-Smith，Mandarin and Missionary in Cathay：the Story of Twelve Years』 Strenuous Missionary Work during Stir ring Times，Mainly Spent in Yenanfu（1917），p.75，也提醒說，要注意「環球旅行家」（globe-trotters）在關於遠東的書中所作的所謂「權威敘述」。
[5] Henry S.Maine，Village-Communities in the East and West（3rd ed.；1876），pp.6-7，這樣論證說：「我們熟知當代社會發生的事情、存在著的觀念和習慣，我們可以從這些事件、觀念和習慣來推論過去的情況。即是說，我們不僅可以從有關過去情況的歷史記錄中來推理過去，而且可以從在當今世界上已消失卻仍然能找到的痕跡中去推論過去……因此，直接觀察幫助了歷史調查，歷史調查反過來有助於直接觀察。」筆者並不採取「直接觀察」的方法。同Maine先生相比，筆者對從「直接觀察」中推論歷史的前景並不樂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