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哲學史 · 第二章 舊民主主義革命的最大理論家和最高領導人孫中山

從康有為所領導的變法運動失敗以後，中國的歷史就由維新時期進入了革命時期，就是現代革命時期。這個時期分為兩個階段：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和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這兩種革命在時間上是有交叉的，但以革命的性質說，這兩種革命是截然不同的。舊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家和領導者是孫中山。 孫中山（1866～1925），廣東香山縣（今中山市）人，名文，字德明，號日新，後改號逸仙，中山是在日本所用的化名。幼年入私塾，1878年到美國檀香山居住，次年入小學，1886年在廣州博濟醫院附設的南華醫學校學醫，次年又轉入香港雅麗醫院附設的由維新派何啟創辦的西醫書院學醫。1894年，他到檀香山組織興中會。1905年他在日本東京組織中國革命同盟會，這是中國現代的第一個革命政黨。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中華民國成立，他被選為臨時大總統，不久即辭職，但仍以維護中國的共和政體為己任，直到1925年在北京逝世。他的重要著作和言論，人民出版社編為《孫中山選集》（本章以下簡稱《選集》）。 第一節 孫中山的思想和政治活動的發展 在中國近代和現代的思想和政治上的領導人物中，孫中山的優點是，他的思想和政治活動是隨著歷史潮流的變動而變動的。在這一點上，他和康有為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康有為說過，他的學術和政治思想在三十歲以前就完全定了，以後不能改變，也不求改變。所以，他從早年的先進人物變成晚年的頑固派。人們覺得奇怪，康有為為什麼變了呢？其實康有為並沒有變，而是時代變了。 章炳麟也多少有類似的情況。他早年在日本東京主持《民報》，宣傳革命，也是一時的先進人物。晚年退居蘇州，傳授傳統的國學，對於當時的政治和社會學術思想的問題失去了發言權，大概他也不想發言了。人們覺得奇怪，章炳麟怎麼變了呢？其實他並沒有變，而是時代變了。 孫中山不是這樣，他早年是維新派的追隨者，其思想是半封建的；中年是資產階級革命的領導人，其思想是全資產階級；晚年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同路人，其思想是半無產階級的。其所以有這些轉變，是因為他對於中國的問題的認識越來越深刻，他解決問題的對策越來越革命化。他的認識是從他的革命實踐中總結出來的，不是道聽途說、人云亦云，所以他的轉變也不是看風使舵、隨波逐流。他的政治遺囑說明了這一點。 《遺囑》說：「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現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務須依照余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繼續努力，以求貫徹。最近主張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尤須於最短時間，促其實現。是所至囑。」（《選集》下卷，第921頁） 這篇遺囑，雖只有一百多字，但是一篇大文。它概括了孫中山一生革命鬥爭的過去，指示了國民黨同志們未來鬥爭的方向。他首先指出，國民革命的目標是爭取中國的自由平等。怎樣爭取呢？他從四十年的經驗中「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這兩句話說明他的「深知」是從他四十年的革命經驗中總結出來的。只有從實踐中得來的知識才是深知。他積累了四十年的經驗才得出這個「深知」，這不僅說明他現在有了新的認識，也含蓄地承認了他過去的錯誤。他過去第一個錯誤是沒有喚起民眾，只聯合地主階級不當權派，以推翻滿族皇帝的統治。推翻以後，就自以為是革命成功了。等到袁世凱背叛了聯盟，恢復帝制，孫中山沒有民眾的支持就沒有辦法了。第二個錯誤是對於資本主義國家，甚至帝國主義抱有幻想，錯誤地認為它們是支持中國革命的。其實它們就是使中國變為殖民地的殖民主義者，要向它們要求中國的自由平等，豈不是與虎謀皮，它們就是不「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中國的國民革命是要「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孫中山遺囑中的這幾句話概括說明了國共合作後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 《遺囑》接著說：「現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務須依照余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繼續努力，以求貫徹。」在所舉四項文件中，前兩項是孫中山在國共合作以前寫的，是全資產階級思想；後兩項是他在國共合作以後寫的，是半無產階級思想。 《遺囑》最後說：「最近主張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尤須於最短時間，促其實現。是所至囑。」當時，北京政府的當權者段祺瑞邀請孫中山來北京共商國是。《遺囑》中所說的兩項主張，是孫中山準備向段祺瑞提出的。可是他一到北京就病了，終於不起。正如大詩人杜甫吊諸葛亮兩句詩所說的：「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第二節 孫中山追隨維新派時期的半封建思想 孫中山1892年到澳門行醫，他自敘說：「予在澳門，始知有一種政治運動，此種運動大可視為少年中國政黨之形成。其黨有見於中國之政體，不合於時勢之所需，故欲以和平手段，漸進方法，請願於朝廷，俾倡行新政。其最要者，則在改行立憲政體，以代專制及腐敗的政治。予當時深表同情，即投身為黨員，自信固為國利民福計耳。」（《倫敦被難記》，《選集》上卷，第22頁）在這一段話里，孫中山不僅說明了他的政治活動的開始，也概括地說明了維新派思想的要點。 1894年，孫中山向李鴻章上書，指出當時民族的危機和挽救的方法。他指出：「歐洲富強之本，不盡在於船堅炮利，壘固兵強，而在於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此四事者，富強之大經，治國之大本也。我國家欲恢擴宏圖，勤求遠略，仿行西法以籌自強，而不急於此四者，徒惟堅船利炮之是務，是舍本而圖末也。」（《上李鴻章書》，《選集》上卷，第7～8頁） 孫中山指出，追求「堅船利炮」是「舍本而圖末」。這是正確的。但他所提出的「四事」，也還不是「本」。他所謂「人盡其才」，主要是在教育制度和官僚任用制度上作一些資產階級性的改革。他所謂「地盡其利」，主要是採用當時所有的科學技術，改良農業生產。他所謂「物盡其用」，主要是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科學和技術，興辦工業。他所謂「貨暢其流」，主要是發展交通和保護商業。 這次上書的總的精神是發展農業、工業，以使中國獨立富強。他希望依靠清朝統治者的勢力，從上而下地進行改革。 孫中山的上書沒有得到清朝官僚的重視。他到了檀香山，在華僑裡面得到了同情。當時，國外的華僑有一大部分是從小生產者和商人發展起來的資產階級。這種人在國內還很少。上邊說過，這樣的資產階級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是革命派的社會基礎。孫中山首先在檀香山的華僑中找到了這個基礎。 他在1894年，在檀香山組織了興中會。在宣言中，他開始對於清朝的封建統治展開了攻擊。這表示他放棄了維新派依靠清朝政府推行改革的企圖，開始從下做起，「集會眾以興中，協賢豪而共濟」（《興中會宣言》，《選集》上卷，第19頁）。同時，孫中山又在入會會員的誓詞中明確提出了「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這一革命口號。 1895年，在中日甲午戰爭的刺激下，他回到香港，組織了興中會總會機關，並開始和當時主張「反清復明」的會黨聯繫，確立了民族革命的信心和主張。但是在政治革命方面，目的還是不很明確。 1895年，他會合當時的會黨分子在廣東舉行武裝起義。失敗以後，他於1897年在倫敦發表論文，明確地提出了政治革命的主張。他說：「不完全打倒目前極其腐敗的統治而建立一個賢良政府，由道地的中國人（一開始用歐洲人作顧問，並在幾年內取得歐洲人行政上的援助），來建立起純潔的政治，那麼，實現任何改進就是完全不可能的。」（《中國的現在和未來》，《中國哲學史資料選集》近代之部，第600頁）這裡所說的「道地的中國人」指漢族。在這裡孫中山指出，沒有漢族的種族革命和政治革命，就不可能有任何改革。孫中山一步一步地同維新派決裂，把中國歷史的發展由近代維新推進為現代革命。 第三節 孫中山領導民主主義革命的全資產階級思想——建國方略 1905年，孫中山在東京組織成立了同盟會，舉起了革命的大旗。它所發出的宣言在形式上和實際上都是一個革命軍或革命政府的布告，開頭說：「中華國民軍都督奉軍政府命，以軍政府之宗旨及條理，布告國民。」（《同盟會宣言》，《選集》上卷，第68頁）布告提出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的綱領，也提出了「自由、平等、博愛」和「民有、民治、民享」的口號。 孫中山在《〈民報〉發刊詞》中正式提出了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的名稱，並進一步地闡述其內容。他說：「羅馬之亡，民族主義興，而歐洲各國以獨立。洎自帝其國，威行專制，在下者不堪其苦，則民權主義起。十八世紀之末，十九世紀之初，專制仆而立憲政體殖焉。世界開化，人智益蒸，物質發舒，百年銳於千載，經濟問題繼政治問題之後，則民生主義躍躍然動。二十世紀不得不為民生主義之擅場時代也。是三大主義皆基本於民，遞嬗變易，而歐美之人種胥冶化焉。」（《選集》上卷，第71頁）照這裡所說的，民族主義並不限於滿漢之爭，而是中國民族怎樣可以獨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問題。世界各地都有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社會革命。孫中山自以為他的三民主義是要把這三種革命聯繫起來，畢其功於一役，這一「役」成功了，中國就可以長治久安了。 孫中山的這些闡述都是原則性的，究竟怎麼樣實施，還沒有具體地說。新文化運動給他一個新推動力。新文化運動是中國從舊民主主義革命轉入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一個關鍵性轉折點，孫中山在這個時候提出了實施三民主義的具體方案。當時有一部分人認為三民主義只是一些空談，也有人認為，孫中山的革命只能破壞，不能建設，所以孫中山發表這些具體的方案，以說明他所進行的革命，不但是破壞，也是建設。 《建國方略》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心理建設》。孫中山認為，這是他的思想的中心，所以也稱為「孫文學說」。其具體的主張是行先知後，行易知難。儒家的經典中，有「知之非艱、行之惟艱」的說法，王守仁有「知行合一」的說法，孫中山批評了這些說法，提出他自己的主張：行先知後，行易知難，不知亦能行，有知必有行。知行問題是中國哲學中的一個傳統問題，孫中山自以為他的主張是關於這個問題的全新的說法，正確解決了這個問題。他的這個主張的政治含義是：對於中國革命，他的三民主義是「知」，既然有知了，就不怕不能行。他企望中國人民都有這個信念，以這個信念作為建國的心理建設。 這個政治含義是重大的，但作為解決中國傳統哲學中的知行問題，並不是針鋒相對的。中國儒家經典所說的「知之非艱、行之惟艱」，王守仁所講的「知行合一」，都是就個人的修養說的。孫中山所舉的「行易知難」的例，都是就社會發展說的，這兩者並不是一回事。用後者批評前者是文不對題。 以《心理建設》作為《建國方略》的第一部分，這是有理由的。但如果從哲學觀點看，他的主張未必可以成立。 《建國方略》的第二部分是《物質建設》。第三部分是《社會建設》，在這一部分中，人們期望孫中山提出關於民權主義的具體實施方案，可是，他只提出了一個《民權初步》。這是他根據西人沙德的著作編譯而成的。其內容是一般會議的形式和會議進行的程序。人們不免覺得孫中山是大題小作，空言搪塞，其實不然。《民權初步》所講的固然是一些小節，但是，表現了一個大義，那就是民主與集中的問題。孫中山在《民權初步》的序文中說：「中華民族，世界之至大者也，亦世界之至優者也。中華土地，世界之至廣者也，亦世界之至富者也。然而以此至大至優之民族，據此至廣至富之土地，會此世運進化之時，人文發達之際，猶未能先我東鄰而改造一富強之國家者，其故何也？人心渙散，民力不凝結也。」（《選集》上卷，第339頁）這裡所說的「凝結」就是集中的問題。序文的大意是說，人民要行使民權，必須首先把自己組織起來，成為有組織的團體。這個團體如果要對某一事採取行動，它必須召開會議，對於這一事做充分的討論。開會必有一定的形式，討論必有一定的程序。這些形式和程序，並不就是民權，只是行使民權的必要條件，所以稱為「民權初步」。 會議的程序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是討論，第二是提案，第三是表決。會議開會後，先就本次會議所要討論的問題展開討論。參加會議的每個人都可以發表自己的獨立見解，暢所欲言，這是會議程序的第一階段。這個階段以後，每一個參加會議的人都可以把上階段的討論集中起來，加上他自己的意見，成為一個擬議的議決案，稱為提案。有了提案，參加會議的人再對於提案進行討論，可以補充，也可以修正，這是會議程序的第二階段。提案只是擬議中的表決案，還要加以投票表決。如果得到了多數的贊成，它就成為正式的議決案。經過表決的程序，這個議決案就成為這個團體的公共意見，這個團體就可以採取行動了。這個程序的主要精神是如《民權初步》的《結論》中所說的「一社會中，其會員人人有言論表決權於大小各事，則知識能力必日加，而結合日固，其發達進步，實不可限量也」（《選集》上卷，第418～419頁）。 近年以來，一般的議論認為，社會主義的民主是民主集中制，而資產階級的民主則沒有集中。其實，任何民主都不能沒有集中。如果沒有集中，那個社會就要四分五裂，不能存在了。問題是怎樣集中，由誰來集中。照《民權初步》所說的，社會上的事，尤其是政治上的事，人人可以討論，人人可以提案，人人可以表決，這樣，民主與集中就不是對立的，而是統一的了。 孫中山關於民權的具體措施見於《建國大綱》《五權憲法》。他的這些思想，如果真能實現，中國就成為有中國特色的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國家。但是他有一個沒有解決的問題，那就是有什麼力量可以使他的這些理想成為現實。政治上的事情靠政權，政權靠一種力量。在封建社會中，這種力量是軍隊。在民主主義的社會中，這種力量是選票。這兩種力量孫中山都沒有，所以他雖有一套完整的資產階級的政治理想，但總是停留在宣傳的階段上，不能前進。 第四節 孫中山在國共合作中的半社會主義思想 改組國民黨的黨員代表大會發表了《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以下簡稱《宣言》）。《宣言》第一段說：「海禁既開，列強之帝國主義，如怒潮驟至，武力的掠奪與經濟的壓迫，使中國喪失獨立，陷於半殖民地之地位。滿洲政府既無力以御外侮，而鉗制家奴之政策，且行之益厲，適足以側媚列強。」（《選集》下卷，第520頁）在這段話中，《宣言》提出了三點對於當時形勢的認識：第一點是所謂西方列強的性質是帝國主義，第二點是中國處於半殖民地地位，第三點是帝國主義和封建統治者之間存在互相勾結、互相利用的關係。 這三點認識，現在已經成為中國人民的常識。但在當時，卻只有少數先進人物才知道有帝國主義和殖民地這些名詞，並了解其意義。帝國主義和殖民地是一個共同體的兩個對立面。帝國主義對於殖民地實行武力掠奪和經濟壓迫，殖民地是受掠奪和被壓迫者。殖民地原有的封建統治者利用帝國主義以維持其地位，帝國主義者利用殖民地原有的封建勢力以推行其侵略。當時，歐洲的帝國主義者瓜分非洲，在中國曾引起一陣驚慌，後來他們沒有來瓜分。《宣言》指出，這是易瓜分為共管，在共管下的殖民地就是半殖民地。 維新派和舊民主主義者都認為，所謂西方列強，特別是英美，都同情和支持中國的革新和革命。他們從個人經歷中獲得了這樣的例證。他們不知康有為在香港受到保護，是英國政府推行他們保護政治犯的傳統政策。孫中山在倫敦中國使館被囚禁，英國政府出面干預，是維護他們的主權。因此，維新派和舊民主主義者都反封而不反帝。新民主主義的先進人物才認識到反封也要反帝，反封必須反帝。反封和反帝是中國革命兩方面的任務。 孫中山看見蘇聯十月革命成功後自動廢除帝俄對中國的不平等條約，這才知道世界上不平等條約是可以廢除的，世界上真有「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他又看見蘇維埃政權，這才知道，革命必須依靠農、工。他又受到蘇聯在軍事上的幫助，在廣州訓練他自己的軍隊。他又看見中國共產黨是真正的革命者。這些情況使他大開眼界，這些新認識使他能夠改組國民黨，制定「聯俄、聯共和扶助農工」三大政策，也使他重新解釋了三民主義，成為新三民主義。在《宣言》中也提到了新解釋的一些要點。其全面的解釋見他在廣州所作的演講中。 關於民族主義，《宣言》解釋說：「國民黨之民族主義，有兩方面之意義：一則中國民族自求解放；二則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選集》下卷，第525頁）在這個解釋中，孫中山已完全放棄了「排滿」的思想，而代之以「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他在《臨時大總統就職宣言》中說：「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如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是曰民族之統一。」（《選集》上卷，第82頁）此即宣布五族共和。關於民族主義的另一方面，孫中山在《演講》中又有進一步的發揮，他說：「民族主義就是國族主義。中國人最崇拜的是家族主義和宗族主義。所以中國只有家族主義和宗族主義，沒有國族主義。外國旁觀的人說中國人是一片散沙，這個原因是在什麼地方呢？就是因為一般人民只有家族主義和宗族主義，沒有國族主義。」（《三民主義》，《選集》下卷，第590頁）孫中山所說的「國族」，在西方的意義是民族國家。在西方歷史中，羅馬帝國崩潰以後，它原來所統治的各民族各自獨立，成為民族的國家。民族國家的出現是歐洲現代化的一件大事。各民族國家互相競賽，互相競爭，在精神和物質方面都有前所未有的很大、很快的進步，使歐洲成為一時世界上最先進的地區，但也使歐洲陷於分裂，至今還聯合不起來。孫中山在辛亥革命成功後，立時改排滿為聯滿，宣布漢、滿、蒙、回、藏一律平等，建立中華民國，稱為五族共和。他又以國族思想把五族融合起來，稱為中華民族。「中華」兩字從此成為中國這個國族的名稱。振興中華至今成為中國人民奮鬥的目標。 關於民權主義，《宣言》解釋說：「國民黨之民權主義，於間接民權之外，復行直接民權，即為國民者，不但有選舉權，且兼有創製、複決、罷官諸權也。」（《選集》下卷，第526頁）孫中山在《三民主義》中又深入說：「歐美對於民權問題的研究，還沒有徹底。因為不徹底，所以人民和政府，日日相衝突。因為民權是新力量，政府是舊機器。我們現在要解決民權問題，便要另造一台新機器，造成這種新機器的原理，要分開權和能。人民是要有權的，機器是要有能的。」（《選集》下卷，第751頁）他舉例說，比如一個工廠，工廠的「總辦是專門家，就是有能的人，股東就是有權的人，工廠內的事只有總辦能夠講話，股東不過監督總辦罷了。現在民國的人民，便是股東，民國的總統便是總辦。我們人民對於政府的態度，應該把他們當作專門家看。如果有了這種態度，股東便能夠利用總辦，整頓工廠，用很少的成本，出很多的貨物，可以令那個公司發大財」（《三民主義》，《選集》下卷，第739頁）。 孫中山所說的「新機器」就是他理想中的五權憲法，這種憲法用五權分立代替西方國家所行的三權分立。其中的考試權和監察權是中國傳統政治體制中所原有的，所以孫中山認為他所理想的五權憲法是融合東西最完備的政治體制，也是他的民權主義的最具體的實施方案。 關於民生主義，《宣言》解釋說：「國民黨之民生主義，其最重要之原則不外二者：一曰平均地權；二曰節制資本。」（《選集》下卷，第526頁）《三民主義》又發揮說：「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會的生存。國民的生計，群眾的生命。」（《選集》下卷，第765頁）孫中山指出，近代世界的最大變動是用機器替代人工，用機器的生產「一個人可以替代一千人，用一點鐘可以替代一日」。因此在用機器的地方，很多的工人都要失業，這「便發生社會問題」。「這個社會問題，就是今天所講的民生主義。」西方新興起的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都是以解決這個社會問題為其宗旨的。 孫中山接著說：「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就是社會主義。所以我們對於共產主義，不但不能說是和民生主義相衝突，並且是一個好朋友，主張民生主義的人，應該要細心去研究的。」（《選集》下卷，第797頁） 孫中山又說：「我們講到民生主義，雖然很崇拜馬克思的學問，但是不能用馬克思的辦法到中國來實行。這個理由很容易明白，就是俄國實行馬克思的辦法，革命以後，行到今日，對於經濟問題還是要改用新經濟政策……在中國實業尚未發達的時候，馬克思的階級戰爭和無產專制便用不著。所以我們今日師馬克思之意則可，用馬克思之法則不可。我們主張解決民生問題的方法，不是先提出一種毫不合時用的劇烈辦法，再等到實業發達以求適用。」（《選集》下卷，第802～803頁）他的辦法就是「平均地權」「節制資本」。 孫中山認為，當時的社會問題，就是貧富不均，他的民生主義就是要解決這個問題。平均地權是解決中國原有的封建社會中的社會問題，節制資本就是預防中國即將到來的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社會問題。平均地權是用贖買政策限制地主階級的封建權力，節制資本是用國家資本限制資本家的壟斷。孫中山舉俄國革命為例，說明「用革命手段不能完全解決經濟問題」。馬克思的唯物史觀證明，一個社會的經濟基礎決定這個社會的上層建築，上層建築不能改變經濟基礎。孫中山的論斷也蘊含這個道理。50年代，刮共產風的失敗證明了這個道理。 以上說明孫中山的民生主義和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的不同。除此之外，還有一個更深刻、更根本的不同，那就是階級鬥爭的問題。孫中山早在《孫文學說》中就說：「夫進化者，時間之作用也，故自達爾文氏發明物種進化之理，而學者多稱為時間之大發明，與牛頓氏之攝力，為空間之大發明相媲美。而作者則以為進化之時期有三：其一為物質進化之時期，其二為物種進化之時期，其三則為人類進化之時期。」（《選集》上卷，第141頁）孫中山說到人類的進化時期指出：「此期之進化原則，則與物種之進化原則不同，物種以競爭為原則，人類則以互助為原則。社會國家者，互助之體也，道德仁義者，互助之用也；人類順此原則則昌，不順此原則則亡。此原則行之於人類當已數十萬年矣，然而人類今日猶未能盡守此原則者，則以人類本從物種而來，其入於第三期之進化，為時尚淺，而一切物種遺傳之性，尚未能悉行化除也。然而人類自入文明之後，則天性所趨已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致，向於互助之原則，以求達人類進化之目的矣。人類進化之目的為何？即孔子所謂『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集》上卷，第141～142頁）這段話的言外之意是說，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是錯誤地把物種進化時期的鬥爭原則應用到人類社會，也可以說是人類在未有社會組織以前的鬥爭即「天競」的遺留。這個意思他在《三民主義》這篇演講中明確地說了出來，他說：「階級鬥爭不是社會進化的原因，階級鬥爭是社會當進化的時候，所發生的一種病症。這種病症的原因，是人類不能生存。因為人類不能生存，所以這種病症的結果，便日起戰爭。馬克思研究社會問題所有的心得，只見到社會進化的毛病，沒有見到社會進化的原理。所以馬克思只可說是一個『社會病理家』不能說是一個『社會生理家』。」（《選集》下卷，第779頁）他把民生主義看成是社會生理學，把馬克思主義看成是社會病理學。就是說，民生主義所講的是社會的正常現象，是社會發展的常規，馬克思所講的是社會變態。 但是，孫中山在《三民主義》講演中又說：「我們不能說共產主義與民生主義不同。我們三民主義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這個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就是國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照這樣的說法，人民對於國家，不只是共產，什麼事都是可以共的。人民對於國家要什麼事都是可以共，才是真正達到民生主義的目的，這就是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選集》下卷，第805頁） 這就是孫中山重新解釋的三民主義，稱為新三民主義。關於孫中山的新三民主義和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的異同，毛澤東評論說：「我們共產黨人承認『三民主義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治基礎』，承認『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需，本黨願為其徹底實現而奮鬥』，承認共產主義的最低綱領和三民主義的政治原則基本上相同。」（《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橫排大字本，第650頁）這就是國共合作的政治基礎和理論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