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史 · 第一節：《升官圖》等戲劇作品

國統區進步的戲劇運動和戲劇創作在抗日戰爭前期有了很大的發展，有力地配合了當時的現實鬥爭。「皖南事變」以後，國民黨頑固派對進步的戲劇運動和戲劇創作，由歧視、限制轉向摧殘和鎮壓。此後直到解放戰爭時期，國民黨實行了一系列反動政策和措施，從經濟箝制到政治迫害，從審查扼殺劇本、提高演出捐稅、把持演出場地到解散進步劇團、逮捕進步戲劇家，無所不用其極，妄圖禁絕一切進步戲劇。國統區成千成萬的進步戲劇工作者不但普遍地遭到失業的威脅和生活的重壓，而且人身自由也失去了保障。儘管如此，進步的戲劇運動在政治、經濟重重壓迫下仍然曲折地向前發展。 在黨的領導和影響下，在周恩來同志直接關懷下，國統區進步戲劇工作者團結一致同國民黨反動派進行了堅韌不拔的鬥爭。繼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二年在重慶等地掀起的上演借古證今的歷史劇的高潮之後，一九四四年二月，田漢、歐陽予倩等著名戲劇家在廣西桂林組織了有八個省區三十幾個演劇團隊參加的「西南戲劇展覽」，上演口國話劇十多部，外國名劇、京劇及地方劇數十齣，歷時三個月，「是一次在國統區抗日進步演劇的空前大檢閱」(註：茅盾：《在田漢同志追悼大會上的悼詞》，《劇本》1979年5月號)。在白色恐怖下，許多進步戲劇社團衝破重重困難堅持演出。如中國藝術劇社在重慶演出《清明前後》、《歲寒圖》，中國青年劇社在重慶演出《雞鳴早看天》，中華劇藝社、上海劇藝社先後在重慶、上海演出《升官圖》，上海實驗劇社在上海演出《捉鬼傳》、《嫦娥奔月》，演劇九隊在無錫、上海演出《麗人行》，新中國劇社抗戰時期在桂林及西南各省巡迴演出，抗戰勝利後到江蘇、台灣各地演出，在當時都產生了較大的影響。隨著人民解放戰爭的發展，國民黨在日暮途窮中加強了對民主運動的鎮壓，進步的戲劇活動後來全被禁止。曾經活躍在抗戰後方的著名劇團如中國藝術劇社、中華劇藝社、新中國劇社等都先後被迫解散，各演劇宣傳隊也相繼停止活動。進步戲劇工作者或撤退到解放區，或轉移到電影部門，或化整為零輔導群眾性的戲劇活動，秘密地演出秧歌劇、活報劇，用各種實際行動迎接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和新中國的誕生。 抗日戰爭後期和解放戰爭時期，進步戲劇創作數量上、戲劇活動普及上雖不及抗戰前期，但劇作家生活基礎較紮實深厚，創作思想藝術水平一般有所提高，劇中人物形象更加鮮明。除前面已講述的郭沫若、陽翰笙的歷史劇和夏衍、於伶等劇作家的作品外，這個時期較有代表性的戲劇作品有：茅盾的《清明前後》，田漢的《麗人行》，陳白塵的《歲寒圖》、《升官圖》，袁俊的《萬世師表》，宋之的的《祖國在呼喚》，洪深的《雞鳴早看天》，吳祖光的《捉鬼傳》、《嫦娥奔月》，瞿白音的《南下列車》，以及著名戲劇家集體創作的《戲劇春秋》、《清流萬里》等等。許多戲劇家不僅創作話劇而且積極編寫電影文學劇本，如史東山編導的《八千里路雲和月》，蔡楚生、鄭君里編導的《一江春水向東流》，田漢編劇的《麗人行》、《憶江南》，陽翰笙、沈浮編劇的《萬家燈火》，陳白塵編劇的《幸福狂想曲》，洪深編劇的《雞鳴早看天》，沈浮、鄭君里編劇的《烏鴉與麻雀》等等，拍成影片上映後，在廣大觀眾中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抗日戰爭後期，在國統區出版和演出的多幕劇數十齣，歷史題材的劇作中郭沫若的《孔雀膽》、《虎符》影響較大，現實題材的劇作中宋之的編劇的《祖國在呼喚》，夏衍、宋之的、於伶合寫的《戲劇春秋》，袁俊創作的《萬世師表》等，在當時都受到觀眾歡迎。這三部話劇從不同的生活側面，歌頌中國正直的知識分子在風雨飄搖的社會環境裡、在不同的職業崗位上為祖國為人民艱苦奮鬥。 五幕劇《祖國在呼喚》，寫作和演出於一九四三年春季。劇作家宋之的抗戰期間曾赴香港，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返重慶。《祖在呼喚》是以作者在香港期間的生活體驗為基礎的。劇本的背景放在日本侵略者占領時期的香港上層社會，通過知識婦女夏宛輝和她的丈夫、外科名醫陸原放在革命者教育幫助下離開敵占區的過程，描寫了各種不同面貌的人物，從側面反映了革命者在香港同敵偽的鬥爭。革命者韋克恭是夏宛輝以前的愛人。劇本把這種愛情關係的抒寫同敵我鬥爭的線索揉合在一起，用韋克恭的重傷和犧牲把戲劇推向高潮，呈現出濃郁的浪漫主義色采。劇本熱烈歌頌為社國流盡最後一滴血的革命者，也讚頌了響應祖國呼喚的醫學工作者，具有一定的感人力量。但作者對夏宛輝與韋克恭的愛情關係在感情上作了過多的渲染，對劇本主題有所沖淡。儘管如此，《祖國在呼喚》仍然是宋之的繼寫作《霧重慶》之生又一部思想藝術水平較高的作品。在那時抗日題材的戲劇大為減少的情況下，這部寫了抗日鬥爭的劇作，在重慶演出後很受觀眾歡迎。 五幕劇《戲劇春秋》寫作於一九四三年秋季，隨後在重慶上演。劇本由宋之的倡議，與夏衍、於伶合作寫成，起初是「打算獻給一個人的」，在構思過程中「不能不改變計劃而成為獻給一群人了」(註：《戲劇春秋·後記》)。劇作者在談到此劇創作過程時說：「最初是鼎坐雜談，追憶一些二十年來的雜事，幾次之後，我們三個要寫戲的人終於被『被寫的』那些人物和故事所俘虜了。這一切：那些可笑的，可悲的，可憤怒的，可驕矜的一切，不都是我們親身經歷過的事嗎？」(註：《戲劇春秋·後記》)正是生活的熟悉和對這類題材浸透著很深的感情，保證了劇作藝術表現上的成功。劇本力圖通過舞台形象展現「五四」以來進步戲劇運動經歷的艱苦曲折道路。劇中主要人物有「五四」時期就從事戲劇運動的老一輩戲劇工作者，也有後來陸續投入戲劇運動的年青戲劇工作者。他們經歷過無數艱辛，受盡各種煎熬，有的倒下了，有的掙扎和支撐著。他們敢於面對黑暗的現實，又富有理想，正如劇中人物伍覺群所說：「要有現代化的戲劇，要一切都合現代化標準，先要有一個現代化的國家，我們吃苦，就為促進中國的現代化。」劇本以社會上黑暗勢力對進步戲劇運動的壓迫作為主線，也描寫了戲劇工作者之間由於思想性格的差異而形成的衝突，最後以「八·一三」炮聲一響大家共同走上民族解放鬥爭的前線作結束。劇中有不少感人的場面，如老一輩戲劇家陸憲揆主詩演出《上海之一角》，由於台詞中有「東北是我們的」這句話而遭禁演時，劇團人員毫無懼色，堅信「愛國不是犯罪」、「我們的話劇運動，是永遠禁不絕的」，他們得到了觀眾熱烈的支持，台上台下響起一片「東北是我們的」聲音。這個場面既有事實依據，又是對國民黨推行法西斯文化專制主義的抗議和抨擊。劇本的故事情節雖然是虛構的，但反映的生活卻是真實的，正如劇作者所說：「這一群人中間，我們是計劃著包容了我們大家的成功，失敗，光榮，恥辱，長處，和弱點的。」(註：《戲劇春秋·後記》)劇作者通過劇中人物江涵總結了一條經驗：「我們戲劇界有一個值得驕傲的傳統，就是精誠團結，沒有這種團結，話劇運動就不會有今天。」儘管劇本有人物刻劃落筆較分散、對黑暗勢力的暴露和抨擊不夠深刻有力等缺點，但通過戲劇描繪戲劇運動，戲中有戲，不失為一部親切感人、別開生面之作。 在舊中國，教育工作者同戲劇工作者一樣走過艱辛曲折的道路。完成於一九四四年秋季的四幕劇《萬世師表》，熱情地歌頌在黑暗動盪的社會環境中堅貞自守的教育工作者。劇本以五四運動和抗日戰爭兩個不同的時代為背景，力圖在「五四」以來的時代風雲中刻劃人物，在這方面與《戲劇春秋》相似；但和《戲劇春秋》描寫「一群人」的創作構思不同，《萬世師表》集中筆墨塑造了大學教授林桐的形象。「五四」時期林桐是走上教育崗位不久的青年教師，淳樸、單純、正直，學有專長而又富有政治熱情，勇敢地投身到「五四」的時代狂飈中去，曾被反動派逮捕監禁。德高望重的老教授方義逵發現這棵新苗，熱情地加以愛護和培養，看作自己事業的繼承人。他的獨生女方爾柔成為林桐的伴侶和助手。劇本頭兩幕寫得富有時代色彩和生活氣息。第三幕、第四幕是抗日戰爭時期，林桐已經是大學生所敬愛的教授，「鬢角上留下了不少花白的頭髮」、「他是沉著多了，深厚多了，也更堅強了」(註：袁俊：《萬世師表》1946年版第139頁)。學校由北平遷長沙又遷昆明，林桐承擔了艱巨繁重的遷校工作。在長沙，日本侵略者的炸彈毀去了他家一切衣物；在跋涉昆明途中，病魔奪去了他唯一的兒子；在昆明，物價昂貴，生活貧困，妻子重病無錢醫治。儘管現實如此殘酷無情，但他依然堅守教育崗位，拒絕了棄教從商、另謀出路的建議。劇本中沒有曲折的故事和轟轟烈烈的場面，而是通過感人的日常生活細節，表現林桐為教育事業堅貞不喻的精神。除林桐的形象外，劇本還刻劃了老一輩的方義逵和年青一代的管聲洪以及林桐的妻子方爾柔的形象，對林桐形象起烘托作用；而用鄭楚雄、婁國棟、施遠嘉這類以教育為跳板意在升官發財的教授，對忠誠教育事業的林桐起反襯作用。劇本最後以學生們為林桐舉行教學二十五周年紀念會的熱鬧場面作結束。儘管劇本在思想藝術上有某些不足之處，如對林桐的精神世界缺乏深入的刻劃，林桐的形象也並不能作為名符其實的「萬世師表」，但劇作者從實際生活出發，比較真實地概括了「五四」至抗日戰爭期間許多正直的知識分子所走過的道路。在鬼魅橫行、污穢遍地的國統區，象林桐這樣堅苦自守的知識分子值得人們尊敬，因而劇本中塑造林桐的形象是在積極意義的。除了《萬世師表》外，袁俊在此以前和以後還創作了多幕劇《小城故事》、《邊城故事》、《山城故事》和《美國總統號》，戲劇藝術技巧比較熟練，對話俏皮生動，戲劇衝突緊張激烈，但反映生活不深，主題思想比較模糊，有些人物不夠真實，其成就和影響都不及《萬世師表》。 茅盾的五幕劇《清明前後》是抗日戰爭勝利後較早出現的戲劇作品，寫作和演出於一九四五年秋季。那年「清明」前後，重慶報刊報道了「鬨動了山城的上中下社會的」「黃金案」。黃金提價的消息走漏了，國民黨政府為了保護「大人物」，撤職查辦了幾個「小人物」，當時群眾稱之為「縱容老虎，專打蒼蠅」(註：《新華日報》1945年4月23日第3版《讀者來信》)。這一事件充分暴露了國民黨政府的反動性和腐朽性，正如重慶《新華日報》發表時評所說「又一次暴露了我們不民主的中國，官僚機構的腐敗……。」(註：《新華日報》1945年4月17日第2版)《清明前後》這個劇本所寫的，「就是這一事件中幾位『可敬的人』以及二三可憐的人，他們的喜怒哀樂」(註：茅盾：《清明前後》(初版本)第1頁)。作者對民族工商業者和城市小公務員的生活異常熟悉，在小說創作中塑造這類人物形象已經取得重大的成就，寫作劇本時仍然以他所熟悉的生活為基礎，從報上「揀取一小小插曲來作為題材」，把劇本寫成官僚資本家摧殘民族資本家、「神通廣大」的強者欺凌「安分守己」的弱者的令人既悲且憤的社會圖景。作者激憤地寫道：「我不相信有史以來，有過第二個地方充滿了這樣的矛盾，無恥，卑鄙與罪惡；我們字典上還沒有足量的詛咒的字彙可以供我們使用。」(註：《清明前後·後記》)劇中的主要人物是更新機器廠廠主林永清和他的捷子趙自芳。林永清精明強幹，自信自負，但在困難面前容易彷徨動搖，游移苦悶；趙自芳則剛強而又果斷，但不冷靜，常常動感情。林永清在妻子協助下把工廠從上海遷來重慶，在極艱難的條件下使工廠有所發展，但好景不長，「統制管制，就是腳鐐手銬，糧食飛漲，原料飛漲，就是壓在背上的千斤重閘」，工廠越來越進入困境。林永清在金融市場投機致富誘惑下，幻想從買賣黃金找出路，但「羊肉沒吃先惹一身騷」，黃金美夢很快就破滅。而金融資本家加緊了壓榨和箝制，使林永清的工廠面臨崩潰的邊緣。趙自芳鼓勵丈夫從整頓工廠、改進技術、降低成本找出路，在當時也只是一種幻想。他們終於看到「政治不民主，工業就沒有出路」、「要打斷那把工業拖得半死不活的腳鐐手銬」。劇本以林永清、趙自芳為中心，描寫了與之相聯繫的形形色色的人物，有學會了「七十二般變化」、「矮方巾而兼流氓的」投機家余為民，有「乘抗戰風雲而騰達」、』能『慷慨』，也能狠毒」的官、商、紳一體的金澹閹，有「以能做『八面美人』作為終身事業的」權術家嚴干臣，還有「看見大菩薩拜一拜，看見小菩薩踢一腳」的小政客方英才。這些人物名字都帶有諷刺意味。劇作者懷著深切的同情描寫了兩個「可憐的人」，即趙自芳的女友唐文君及其丈夫李維勤。他們生活艱辛，結婚快一年還沒有房子住在一起。在嚴干臣誘惑下，小公務員李維勤挪用公款買黃金，事發後嚴干臣安然無恙，李維勤卻被捕入獄，成為「黃金案」可憐的犧牲品。唐文君則神經失常。劇本通過唐文君似瘋實醒的語言強烈地控訴了「到處全是血腥氣」的舊社會。由於作者對劇本寫作方法研究較少，《清明前後》在戲劇藝術上缺點較明顯：劇情比較沉悶，對話過於冗長，人物形象不夠鮮明。但劇本及時地反映了當時社會上的重大事件，提出了抗戰勝利後民族資產階級出路這個重大問題，思想內容上同《子夜》、《林家鋪子》等優秀作品是一脈相承的。那時重慶《新華日報》發表不少文章為民族工業呼籲，代表民族資產階級利益的各民主黨派積極展開爭民主的活動，《清明前後》的出版和演出具有很大的現實意義。《清明前後》演出後，進步文藝界曾展開熱烈的討論。《新華日報》發表了討論座談紀要。邵荃麟、何其芳等評論家都撰文讚揚《清明前後》的成就並指出劇本藝術上的缺點。 抗日戰爭勝利後較早寫作和演出的話劇作品，除《清明前後》和前面已講述的《芳草天涯》等劇作外，還有洪深編寫的三幕鬧劇《雞鳴早看天》。這個劇本以四川北部公路邊一家旅店為背景，通過店主人一家及住店的形形色色的旅客不同思想性格形成的戲劇衝突，展現出抗戰勝利後依然漆黑一團的社會面貌，借劇中人物之口發出了爭民主爭自由的呼聲。劇本的結構完整嚴謹，戲劇效果強烈，但反映社會現實深度不夠，思想性較弱，改編成電影後有所提高。 從成就和影響說，國統區抗戰後期和解放戰爭時期有代表性的劇本可以舉出陳白塵的作品。他在這個時期創作的悲劇《歲寒圖》，特別是諷刺喜劇《升官圖》，能夠反映出當時話劇創作思想藝術上所達到的成就。 四幕劇《歲寒圖》出版於一九四五年初，隨《清明前後》、《芳草天涯》等劇目之後在重慶上演。同《萬世師表》相似，《歲寒圖》也以高級知識分子的生活為題材，讚頌了主人公在嚴寒如冬的社會環境中堅貞自守，但劇中所表現的主題思想則更深刻，人物的精神面貌更鮮明。劇本以抗戰時期後方某城市私立醫學院附設的醫院為背景，塑造了忠於職守、克己為人的醫師黎竹蓀的形象。劇中的黎竹蓀是醫學院教授嫌任附設醫院肺病科主任，他「把結核菌當作他的敵人，和它作戰了二十年了！如果有結核菌在他面前，他怎麼也不會讓它逃去的！」(註：《歲寒圖》，群益出版社1945年2月版，第31頁)劇本通過病人求醫，黎竹蓀廢寢忘食為病人診治的一連串感人細節，對黎竹蓀全心全意為病人服務的美好心靈作了細膩的刻劃。黎竹蓀看到那時每年全國有四百萬人死於肺病的驚人事實，起草了一個防癆計劃，「打算三年之內使肺結核菌在這個城市裡完全絕跡！十年之內，消滅掉全國的肺結核菌！」(註：《歲寒圖》，群益出版社1945年2月版，第37頁)但是，在反動統治下這個美好的理想不可能變為現實。黎竹蓀多次上報的防癆計劃都沒有被批准。在投機發財之風侵襲下，「醫生卻在一天天的減少」，「醫生去了，丟下了病人」，連他最信任的助手也為了生活另謀出路。他用精湛的醫學知識親手治好了不少肺病病人，用自己微薄的薪水或者當賣衣物為窮苦病人交納醫藥費，但是肺病患者並未減少，甚至他心愛的女兒也營養不良染上肺病。黎竹蓀終於認識到「這是一個整個社會問題，整個社會問題沒解決，我的計劃從哪從去實現呢？」(註：《歲寒圖》第191頁、197頁)劇本還用進步文化工作者沈庸同黎竹蓀的形象相襯托。黎竹蓀用自己的鮮血搶救過沈庸，沈庸在黎竹蓀悲觀失望時給以精神鼓舞。「『歲寒知松柏』！只要大地上有松柏存在，便說明了冬天並不能永遠占領著大地！」(註：《歲寒圖》第191頁、197頁)劇作者通過劇中人物沈庸的話點明這部戲劇作品的主題。劇本熱情地歌頌了挺拔如松柏的科學文化工作者，也猛烈地抨擊了寒冷如嚴冬的舊社會。儘管劇本結尾仍然無力，但整個作品給人許多有益的啟發和教育。何其芳在描述《歲寒圖》演出效果時說：「最近上演的《歲寒圖》獲得了普遍的好評。我去看它的那個晚上，在我附近的一個觀眾就幾次地擦著眼淚。我自己，在走出了戲院以後，也仍然帶著沉重的心情。後來碰到過的人我就探問，儘管各人的著眼點並不完全相同，都一致地稱讚這是重慶市上演的好戲之一。」(註：何其芳：《評〈歲寒圖〉》，《關於現實主義》第293頁) 《升官圖》完稿於一九四五年十月，一九四六年先後在重慶、上海及各地上演，曾轟動一時。那時正是舊政治協商會議召開之後，寫在絕上的協議國民黨並不執行，反而加緊實行法西斯獨裁統治，以種種卑劣的手段鎮壓民主運動。進步戲劇工作者不得不採用迂迴曲折的鬥爭方式，除了再度掀起創作和上演歷史劇的高潮外，還積極寫作多種多樣的諷刺劇。同政治諷刺詩湧現的情形相似，在國統區也一度形成了創作和演出諷刺劇的熱朝。《升官圖》就是適應當時現實鬥爭需要產生的諷刺劇的優秀代表作品，對於反動統治集團是有力的打擊，對於廣大群眾是很好的政治教育和喜劇藝術享受。劇作者在《為〈升官圖〉演出作》中寫道：「我知道《升官圖》這劇本將要刺痛某一小部分人，但它是一個普遍存在的現實，誰得否認它，那是諱疾忌醫。誰要承認它的真實，誰才有勇氣去改進它。」(註：《升官圖》，群益出版社1946年6月版，第1頁) 《升官圖》作者為了避免影劇檢查官的刁難，把劇中時間向前推移到軍閥當道的「民國初年」，但觀眾和讀者卻能透過過去的年代看到活生生的現實。全劇除序幕、尾聲外，共分三幕，通過兩個流氓強盜的夢境，對國民黨統治時代的官場作了淋漓盡致的暴露與諷刺。在「一個淒風苦雨之夜」，一個流氓強盜及其同夥為了逃避追捕，闖入「一所古老的住宅」。在「窗外風雨悽厲」、「遠處慘叫之聲不絕」的陰沉沉的氣氛中，兩個闖入者進入睡鄉做了一場升官發財的美夢。夢中兩個強盜在一次群眾暴動後，乘知縣受傷、秘書長喪命的機會，混水摸魚，冒充為知縣和秘書長。而縣衙門利慾薰心的官僚們和知縣太太，為了分得髒款，及時承認兩個冒牌貨，真知縣被賣去當壯丁。除了冒名頂替的知縣和秘書長外，這個衙門還有「身材奇短，但總愛耀武揚威地全副武裝」、只管六名警察但揚言要「把全城人都殺光」的警察局長，「面圓耳肥，一副發福的樣子」、「縣裡第一等紅人」的財政局長，「暮氣沉沉，呵欠連天」但「一口氣可打二十圈麻將」的教育局長，「一身筆挺的西裝，油頭粉面」、「外號是摩登賈寶玉，又叫洋裝西門慶」的工務局長，還有「妖艷異常」、「跟財政局艾局長在一道」的知縣太太，為了「一個五克拉的鑽石戒指，一部小汽車，一座洋房」的高價而賣身的馬不姐。在「燈火輝煌」、「富麗堂皇」的背景前，展現出了衙門裡一件件卑鄙齷齪的勾當。這一伙人面妖魔，既抱成一團，又相互爭奪，貪得無厭，無惡不作，把縣城鬧得烏煙瘴氣。忽然傳來了省長到這個縣視察的消息，群魔又開始了新的自我表演。笨拙的知縣死背「肅清貪官污吏，建立廉潔政府」的歡迎詞；警察局長大抓乞丐充實警察隊伍；工務局長向每戶居民收十萬元粉刷牆壁，「表示廉潔坦白」；秘書長挖空心思，弄虛作假，把縣城偽裝成「建設第一」。「儀表非凡」、大講「廉潔」、「簡樸」的省長來到這個縣，搜刮貪髒手腕遠遠高於諸局長。他「頭痛」要用金條熏煙做「藥」，「左邊頭痛，一根金條就夠；右邊痛，要兩根；前腦痛，三根；後腦痛，四根；最厲害的是左右前後都痛，那要五根才行」，而且「要五十兩一根足赤金子」，「第二次如果再痛起來可要換新的才行」(註：《升官圖》，群益出版社1946年版，第100頁)。省長收到了足夠的金條，又免費得到一個太太，於是宣布視察完畢，一切太平，槍斃了從壯丁中逃回來的真知縣，提拔假知縣為道尹，財政局長升為知縣，升官的升官，發財的發財，皆大歡喜。但在省長、知縣合併舉行婚禮時，怒吼的群眾把他們一個個抓走。兩個強盜從夢中驚醒。劇中的升官圖，表演的是夢境，但表現的卻是現實，情節近於荒誕，反映的卻是真實，可以說是夢境和現實、荒誕和真實的統一，構成了國民黨統治時期的「官場現形記」。劇作者通過這個戲告訴人們，在反動統治下官即是匪，匪即是官，官僚統治者的夢不管多麼美妙，但終究不可能長久。劇本在喜劇藝術上達到了很高的成就，從俄國作家果戈理的《欽差大臣》和中國傳統戲曲中的丑角戲吸取了經驗，大膽而又合理地運用誇張這一藝術手段，在波瀾起伏的情節發展中，展現反面人物腐朽的靈魂，達到「假中有真」的戲劇效果，把「五四」以來的諷刺喜劇推進到一個新的水平，提高了話劇在廣大觀眾中的威望。 繼陳白塵的《升官圖》之後，吳祖光的《捉鬼傳》、《嫦娥奔月》(演出時改為《嫦娥》)又在劇壇上出現，以新穎的構思和獨特的風格吸引了觀眾和讀者。《升官圖》一劇把現實轉化為夢境，《捉鬼傳》、《嫦娥奔月》則借用傳說、神話中的鬼和神的世界來影射現實。三幕諷刺喜劇《捉鬼傳》，利用民間傳說中鍾馗捉鬼的故事，滲入現實內容，借劇中虛構人物的言行，揭露和諷刺國民黨統治下舉目可見的醜惡現實，既趣味盎然，又發人深思。鍾馗原是一千多年前唐代「終南山一個秀士」，中了頭名狀元後皇帝召見，但皇帝嫌他相貌醜陋不錄用。鍾馗氣憤異常，「大鬧金殿」，「頭撞金柱而亡」。他會見閻王表明決心，「要斬魔捉鬼，掃蕩乾坤，落一個清白世界」。被封為「捉鬼大神」，「遍行天下以斬妖邪」。於是，他帶領隨從到人間捉了牛魔王等鬼怪，以為大功告成，痛飲後醉倒成為化石。一千多年後鍾馗被鬼鬧醒，發現遍地是鬼，捉不勝捉，只好敗退。劇中對國民黨勾結美帝欺壓中國人民，抓壯丁，打內戰，以及貪污受賄、營私舞弊等種種倒行逆施，無情地加以揭露和諷刺。例如，劇中有鍾馗與京兆尹、牛魔王、易根毛的對話： 鍾(對京兆尹)你不是那被紗帽壓死的京兆尹麼？ 尹是的，好在如今作官不要紗帽了。 鍾要什麼呢？ 尹要條子，要洋房，要汽車。 …… 鍾(對牛魔王)你不是那良心喪盡的牛魔王麼？ 牛是我。 鍾良心還在嗎？ 牛有良心的都失蹤的失蹤，落水的落水，作炮灰的作炮灰，(大吼)我要良心作什麼？我要良心作什麼？ 鍾(對易根毛)你就是那一毛不拔的易根毛麼？ 易我現在是易總長，主管財政。 鍾還那麼一毛不拔麼？ 易作風略改。 鍾如何改法？ 易主管財政，無非是弄幾個錢。如今發明了用鈔票，只要印鈔機轉幾轉，不是要多少錢就有多少錢麼？(註：《捉鬼傳》，開明書店1947年版，第144—145頁) 這段對話很簡練，但概括的現實內容卻是很豐富的，勾畫出反動官僚集團的窮凶極惡和貪得無厭。劇中為非作歹的「鬼」正是現實中那些殘害人民的「人」。作者說：「我該感謝的是我這個寶貝國家，這個社會，和我們的可憎惡的生活。不有那樣的長官，那樣的將軍，那樣的霸者，哪裡會產生出我的《捉鬼傳》中的眾家英雄？」(註：《捉鬼傳·跋》)劇本寫到鍾馗並沒有把鬼捉盡，受欺凌的窮鬼、店小二、店老闆依然沒有揚眉吐氣，既符合當時的現實，又含有劇作者的深意，希望被壓迫的人們「加倍的反抗才有生路」(註：《捉鬼傳·跋》)。 三幕神話劇《嫦娥奔月》，採用嫦娥奔月的神話，賦以現實鬥爭的內容。作者說：「『射日』是抗暴的象徵，而『奔月』是爭自由的象徵；這其中的經過，又是多麼適當地足以代表進步與反動的鬥爭，一部世界史沒有超逾這個範圍。」(註：《嫦娥奔月·序》)劇中寫到后羿射日為人民除了害，但他登上皇帝寶座後轉變為大獨裁者，強娶民間女子嫦娥為皇后。嫦娥不滿於被幽禁的生活，偷吃仙草飛進月宮。逢蒙和吳剛各自代表進步力量和反動力量，嫦娥的父母及三個姊姊，以及受災與飢餓的人們「代表千載以還，善良的，無辜的，能忍耐亦終能反抗的廣大的人民。」(註：《嫦娥奔月·序》)劇本結尾是逢蒙帶領武裝的人民推翻了后羿的獨裁統治。劇作者把樸素美麗的神話同人民反抗強暴的壯麗鬥爭揉合在一起，反映人民追求自由解放的願望，富有浪漫主義色彩。這兩部戲劇都從魯迅的《故事新編》吸取了經驗。《嫦娥奔月》的第二幕直接採用了《故事新編》中《奔月》的一部分，把嫦娥厭吃「烏鴉肉的炸醬麵」的生動描寫搬上了舞台。除《捉鬼傳》和《嫦娥奔月》外，吳祖光這個時期還寫了神話劇《牛郎織女》、話劇《少年游》，現實意義不及以上兩劇，但戲劇效果都較好，演出時受觀從歡迎。 一九四七年，國民黨在「剿匪」、「戡亂」軍事上連遭失敗之後，變本加厲地強化了法西斯的政治統治和文化專制，因而國統區進步戲劇活動走入低潮。在劇壇趨於沉寂的日子裡，田漢創作的話劇《麗人行》先後在無錫、上海、北平、天津、長沙、武漢等地上演，猶如一聲春雷，又一次震動了當時的劇壇，充分顯示進步戲劇工作者威武不屈的鬥爭意志。 《麗人行》劇本完成於一九四七年春季。作者巧妙地用抗日的題材主題表現革命的思想內容。劇本以抗日戰爭勝利前處於日本帝國主義魔爪蹂躪下的上海為背景，表現三個不同階層的青年婦女所經歷的曲折生活道路。樸實善良的紗廠女工劉金妹是掙扎在社會底層的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女性。她受過日寇凌辱，全家又生活在極度貧困之中，丈夫受流氓殘害瞎了眼睛，生活的重擔靠她一人挑起。在一切生路斷絕後她被迫出賣肉體，但並不能改變悲慘的生活處境。她在絕望中走向黃浦江邊，終於經革命者救助而得到新生。女知識青年梁若英有正義感和愛國心，抗戰前同革命者章玉良結了婚，生了女孩貝貝。抗戰爆發後丈夫離家從事抗日工作，多年沒有音訊。梁若英由於生活的重壓，又經不起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誘惑，同有金錢而無氣節的文化漢奸王仲原同居。幾年之後，章玉良由於地下工作需要被調回上海，經組織的協助同梁若英見了面。在這次會面中兩人一起被日寇逮捕。章玉良在獄中受盡折磨，堅貞不屈。梁若英在章玉良精神鼓舞下也經受住嚴刑拷打。兩人出獄後，章玉良繼續從事地下工作，女兒貝貝回到生父一邊，梁若英思想感情極度矛盾，由於留戀舒適的剝削階級生活，仍然回到了王仲原身邊，但王仲原另有新歡，拋棄了梁若英。在絕望中梁若英企圖自盡，同劉金妹一樣得到黨組織的挽救和指引而走上新的道路。女青年李新群是留在敵後堅持鬥爭的地下工作者，同她的丈夫孟南一起，日夜艱辛地為革命而工作，滿懷信心地迎接勝利。她熱情救助劉金妹，為章玉良、梁若英出獄而奔走，最後幫助劉金妹、梁若英走上革命大道。劇作者懷著深摯的感情塑造了這三個青年婦女的形象，也刻劃了革命者章玉良、孟南及黨組織領導人劉大哥的形象，譜成了一曲黨的地下工作者的頌歌，這在當時國統區的戲劇創作以及其他文學作品中都是少見的。劇本打破了話劇通常分幕的結構形式，吸取中國戲曲的經驗，根據劇情需要，將全劇分為長短不一的二十一場次，穿插交錯地展現了三個青年女性截然不同的生活場面，又以黨領導下的抗日鬥爭為主線把它們連貫在一起，因而全劇場次雖多，但渾然一體，有條不紊。儘管三個女性形象的塑造仍存在一些缺點，但在田漢的大量戲劇作品中，《麗人行》的思想藝術成就是較高的。《麗人行》的演出正是美帝國主義官兵在北平強姦中國女學生激起全國學生抗議運動之後，這部戲劇起到明批敵偽、實揭美蔣的戰鬥作用，受到廣大觀眾的熱烈讚揚，也引起國民黨特務的注意。據陽翰笙回憶，演劇二隊在平津演出《麗人行》時，特務們一再下令停演，並且說只要加上「造成這種種罪惡的現象都是『共匪』的叛亂」這句話戲就可以演下去。「但二隊的同志們寧可冒逮捕監禁的危險，誓死也不把這句話加上去。」(註：陽翰笙：《國統區進步的戲劇電影運動》，《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紀念文集》第263頁)這充分說明了《麗人行》這個劇本的政治效果和進步戲劇工作者的戰鬥決心。 田漢在解放戰爭時期除創作《麗人行》外，還組織劇本《清流萬里》(即《文化春秋》)的創作。這部歌頌艱苦奮鬥的中國文化工作者的話劇，由於伶、吳天、徐昌霖、陽翰笙、潘孑農、顧仲彝執筆，田漢負責「總讀」和「統一調整」，出版於一九四七年十月。全劇分三幕六場，從抗戰勝利前夕寫到勝利後復員到上海。劇中以德高望重的老教授江孟群和為民主教育嘔心瀝血的教育家邢益知為中心，描繪了一幅進步文化工作者在苦難的歷程中團結奮鬥的畫面，有一些寓意深刻、感情色采濃烈的場面。但全劇劇情比較平淡而拖沓，戲劇效果較弱。 隨著人民解放戰爭的發展，特別是一九四八年以後，國民黨反動統治日益接近總崩潰，國統區內進步戲劇的出版和演出都被禁止，進步戲劇作品只能在解放區或香港發表。宋之的進入解放區以後寫作的獨幕劇《群猴》和瞿白音在香港發表的獨幕劇《南下列車》，是這期間鞭撻國民黨反動統治的戲劇代表作。《群猴》寫作於一九四八年，以國民黨的偽「國大」選舉為背景，把國民黨各派系的代表人物集中到某城市一個鎮長家裡，讓他們在舞台上作耍猴式的自我表演。這一夥「書記長」、「主任」、「女國大代表」之流，為了拉選票，戲法耍盡，醜態百出。從「我的媽是她姑母的表姐」、「孔院長的舅父的外阻父的堂房妹子是我姨媽的表姐的姑母」，這樣拉親攀戚到按奇妙邏輯鑑定自己是蔣介石公婆的「小舅子」、「親兒子」、「親女兒」，爭得臉紅耳赤。正當「主任」忽出奇想，高喊「美國人是我的爸爸」而居壓倒優勢時，下賭注的妙法又出來，從十萬元抬到二百萬，從支票、法幣到黃金、美鈔，吵得不亦樂乎。然後是互相揭發、謾罵以至扭作一團，打得鼻青眼腫。最後警察出來干預，大家裝成耍猴戲。劇本的現實性很強，雖然尚欠深刻，但對國民黨官僚政治的腐敗、「民主憲法」的虛假，以及各派系之間的爭奪，作了辛辣的諷刺，在喜劇藝術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南下列車》寫作於一九四八年初。那時中國人民解放軍已直逼長江，蔣介石偽裝下野，國民黨官員倉皇南逃。劇本以由武昌開廣州的一列南行列車的餐車為背景，對國民黨「達官貴人」的醜惡嘴臉和靈魂作了逼真的描繪。登揚人物有自稱「國家的一切法律，都得由我來立」的「立法委員」，有為蔣家王朝「公忠體國，苦心孤詣」的「和平販子」，有偽國防部宣布「壯烈犧牲」的「國民黨集團軍副總司令」，還有「被誤為左派人士的地主」等等。在南下列車上，他們仍然以高貴人物自居，飽食痛飲之後在一起議論時局，除「副總司令」稍明大局、退休回家外，都幻想恢復他們的開堂。但他們也明知，無論是「百萬雄師」，還是高喊「和平」、「革新」，都挽救不了蔣家王朝的覆滅。於是，他們想「搭線」，搖身變為「左派」。由於投機心切，「立法委員」把一個反動透頂的地主誤認為「左派」而加以奉承，喜劇在這裡達到了高潮。這個劇本通過一列車廂里的人和事，反映了國民黨統治集團的一片混亂景象，從側面歌頌了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在第一次全國文代大會期間演出，受到代表們的歡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