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史 · 第一節：蔣光赤和早期提倡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作家

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倡導，迫切地要求大革命失敗後處身於白色恐怖環境中的作家振作精神，鼓起鬥志，從創作實踐方面做出努力，及時反映工人農民的生活，反映革命人民的英勇鬥爭。適應著這種要求，太陽社、後期創造社等的刊物上相繼出現了一批新的作者和作品。這些作者大多從實際鬥爭戰線上撤退下來，程度不同地受過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風暴的洗禮。借用蔣光赤《現代中國文學與社會生活》一文里的話，他們是「在革命的浪潮里湧現出來」的，「富有革命情緒」(註：載《太陽月刊》1928年1月號)，創作上也呈現出一些新的特色。在這些作者中，寫作最早、用力最勤、影響較大的，正是《現代中國文學與社會生活》的作者自己。 蔣光赤(1901—1931)又名光慈，出身於小商人家庭，五四運動時在蕪湖參加學生運動，一九二一年赴蘇聯學習，一九二四年回國。早在這個時期就開始寫作新詩。他在自己的第一個詩集《新夢》的自序中說：「我生值革命怒潮浩蕩之時，一點心靈早燃燒著無涯際的紅火。我願勉力為東亞革命的歌者！」集中的作品，有抒寫詩人為探求革命真理而出國的情懷，有歌唱自己在新的生活中種種歡欣的感受，也有向「痛苦的勞動兄弟」傾訴激情的篇什。《新夢》是我國現代文學中第一部為十月革命和社會主義新生活放聲歌唱的詩集。作者歌頌紅軍；歌頌蘇聯少年兒童；為列寧的逝世而感到最大的哀痛。在《臨列寧墓》中，他讚美列寧「如經天的紅日」，說列寧安臥「在克里母宮的城下」，「遠觀世界革命的浪潮，近聽赤城中的風雨」。在《莫斯科吟》中，他為十月革命熱情歌唱： 十月革命， 又如通天火柱一般， 後面燃燒著過去的殘物， 前面照耀著將來的新途徑。 哎！十月革命， 我將我的心靈貢獻給你吧， 人類因你出世而重生。 作者意氣風發、情緒高昂，詩歌格調宏朗奔放，即使懷念「沉淪」的祖國，也仍然號召以鬥爭奪取勝利。《新夢》出版於「五卅」前夜，對當時的知識青年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 蔣光赤回國後，來到「黑暗萃聚的上海」，於一九二四至一九二六年寫成詩集《哀中國》。帝國主義、軍閥蹂躪下人民的苦難和現實的黑暗，使他深感痛苦，而亭子間生活與群眾革命鬥爭的一定程度的脫節，則使他不免在一些詩中流露出惆悵憂傷的情緒。「海上秋風起了，……滿眼都是悲景呵，」「江河只流著很鳴咽的悲音，山嶽的顏色更慘澹而寥落！」(註：分別見《海上秋風歌》和《哀中國》兩詩)但詩人並未被這些壓倒，面對著正在高漲的群眾運動，逐漸地轉為興奮，轉為頑強。在「五卅」慘案周年紀念日，他寫出了充滿憤怒情緒的詩章，要求以新的方式與敵人展開鬥爭： 頂好敵人以機關槍打來，我們也以機關槍打去！ 我們的自由，解放，正義，在與敵人鬥爭里。 倘若我們還講什麼和平，守什麼秩序， 可憐的弱者啊，我們將永遠地——永遠地做奴隸！ ——《血祭》 而在稍後的《寄友》一詩里，他更意味深長地寫道：「朋友，我覺悟了，我們要把槍柄拿到自己的手裡！」這些質樸無華的詩句，反映了詩人對必須堅持武裝鬥爭這一顛撲不破的真理的認識。《哀中國》總的說來比《新夢》深沉，有著更為踏實的現實的基礎。 一九二五年以後，蔣光赤以較多的精力從事小說創作。中篇《少年飄泊者》，作者自稱是在「花呀，月呀」聲中「粗暴的叫喊」。它寫農村佃戶少年汪中，因父母被地主所害，流浪異鄉，經歷各種遭際，最後走向革命，犧牲在戰場上，通過汪中的流浪歷程，小說展現了「五四」到「五卅」這一時期的社會矛盾和鬥爭，洋溢著分明的愛憎，有較強烈的浪漫主義色采，在青年中產生了廣泛的影響。但作品也在一定程度上流露了不健康的思想感情。一九二六年所作短篇集《鴨綠江上》，共收小說八篇，借不同社會生活的描寫，反映了民族、階級之間的不平，革命傾向相當鮮明，但有些部分(尤其是寫愛情故事的部分)也具有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情調。其中《鴨綠江上》、《弟兄夜話》等篇較有特色。 一九二七年四月初，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後不到半月，蔣光赤完成了中篇小說《短褲黨》，及時地反映了黨領導下的工人運動。作品主要描寫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裝起義的經過和失敗，最後勾勒出第三次起義成功後的勝利圖景。寫到的方面較廣，包括黨內活動、工人群眾會議、武裝鬥爭、帝國主義和軍閥的屠殺罪行等，這一切又都圍繞著起義鬥爭的發展而進行，比較真實地反映了這一歷史事件的面貌和當時的社會氣氛。作品著力描寫鬥爭的領導者楊直夫、史兆炎的堅定、忘我的光輝品質。他們較早就指出國民黨右派的陰謀。楊直夫出於對革命事業的責任感，身患重病而堅持工作，寫得頗為感人。作品還寫出了工人李金貴、邢翠英等勇往直前，不畏犧牲的英勇氣概，歌頌了無產階級的革命堅定性。描寫這樣重大的題材，描寫共產黨員和革命者的形象，這在當時文學創作中是難得的嘗試。作者寫作時為「熱情所鼓動著，幾乎忘記了自己是在做小說」，立意要使《短褲黨》成為「中國革命史上的一個證據」(註：《短褲黨·寫在本書的前面》)，這裡也表現了一個革命作家可貴的責任感。作品還存在一些缺點，例如個別人物身上表現了個人英雄主義色彩，肯定暗殺復仇的行動；由於作者寫作時間過於匆促，而又企圖較全面地反映起義鬥爭，來不及熔鑄和精細琢磨，因此缺少比較完整豐滿、性格鮮明的人物形象。作者這時的一些小說具有共同的缺點：常常以熱情的敘述代替對現實生活和人物性格的細緻而具體的描畫，結構不夠謹嚴，語言也缺少錘鍊。 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作者輾轉滬漢，較多地看到了現實生活中蛻化或沒落的方面，對於工農群眾力量估計不足，心情悲憤而又低沉，給他的創作帶來了消極影響。《野祭》中的青年有的在革命的浪潮中退卻，有的在繼續鬥爭中犧牲；《菊芬》中的人物的鬥爭失敗後以暗殺作為反抗現實的手段；《最後的微笑》也只能以自殺來結束鬥爭。這些作品，雖然仍表現了作者對敵人的強烈憎恨，但氣氛比較沉重；早先作品如《少年飄泊者》、《鴨綠江上》中還不算顯著的所謂「革命與戀愛」的表現，此時也有了發展。作者思想上的消極傾向在《麗莎的哀怨》中表現得最為突出。這個作品描寫一個白俄貴族婦女在十月革命後流浪到上海，最後淪為妓女的故事。小說過多地渲染了麗莎昔日的榮華富貴和眼前生活的淪落，它所採取的自敘形式，使人物的哀怨顯得深切，作者對此又缺少必要的批判。因此，作品給予讀者的並不是對於俄國貴族的厭棄和憎恨，反而是對於他們的憐惜。小說受到革命文藝界的批評。 作者這時對於革命發展雖懷有疑慮，但又始終關注著它，並不曾放棄自己的革命要求。即使如《野祭》、《菊芬》等作品，故事背景也仍是當時動盪的革命現實；同時期寫的長詩《哭訴》(即《寫給母親》)，感情雖嫌憂傷孤寂，但對反動派表示了極大的憤怒。作者這樣剖露自己：「我的一顆心，……只是燒呀，……任冰山也不能將它冷透！」在序文里更為明確地表示了自己雖受創傷而決不屈服的心情：「我始終是在希望的路上走著。」正是這種堅定的革命感情保證了作者此後在思想上和創作上的新的發展。 這段時期內，作者實現了在一九二四年組成「春雷社」時就提出的以辦刊物來「振作中國的文學界」的願望(註：見通信集《紀念碑》(1924年11月3日信)，亞東圖書館1927年11月出版)，與錢杏村、孟超等人組織太陽社，主編《太陽月刊》，提倡革命文學，做著「建設無產階級文學的基礎的工作」(註：《停刊宣言》，《太陽月刊》停刊號，1928年7月)。《太陽月刊》停刊後。蔣光赤又先後主編《新流月報》、《拓荒者》等，明確地「想對目前的如火如荼的新時代文藝運動，加上一點推進的力量」(註：《編後》，《新流月報》第1期，1929年3月)。蔣光赤的這些活動，為早期無產階級革命文學作出了重要貢獻。 一九二九年夏，作者去日本，寫出長篇小說《衝出雲圍的月亮》，反映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後青年知識分子的分化，並企圖指出他們應走的道路。女學生王曼英在大革命時期受革命潮流的潮盪，離家參加革命隊伍，不久，反動政變開始，她陷入絕望與痛苦中，選擇了一條企圖「破毀這世界」、實際卻只能使自己墮落和毀滅的道路。最後，她在革命者李尚志幫助下拋棄這種生活，參加了工人運動。作品在表現這個人物方面較多幻想色彩，缺少生活基礎，也未能很好地回答這一類青年轉變道路的問題。李尚志、李士毅等堅定樂觀，始終與群眾接近，這類人物的出現，標誌著作者有意識地尋找並表現革命力量。作品中羼雜著某些狂熱的描寫，但也顯示了作者對於革命的積極態度。 作者在日本時所寫的日記(《異邦與故國》)及詩歌(《我應當歸去》)，表現出他的思想正在進展中。他對革命前途作了新的探索，消除了曾經有過的疑慮；他遙念祖國及苦鬥中的群眾和朋友，渴望參加他們的行列，要「在群眾痛苦和反抗的聲中」找到「偉大的東西」。與此同時，作者閱讀了較多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書籍和優秀的文藝著作，翻譯了一些蘇聯作品，並與日本無產階級作家接近，藝術創作見解(如政治與藝術的關係、藝術的作用等)有所進展，這些都為更好地創作作了必要的準備。 《咆哮了的土地》是蔣光赤開始趨於成熟的一部作品，它比較完整地反映了大革命前後廣大農村中劇烈的階級矛盾和鬥爭，反映了黨領導下早期農民武裝革命運動的面貌。作品開頭描寫大革命風暴行將到來時農村的氣氛：經過漫長的沉悶的日子，階級仇恨逐漸在苦難的土地上升騰，「減租」、「革命」等口號鼓舞了人們的鬥志，他們渴望著、等待著那已經預感到而還不很理解的生活變革。革命工人張進德和革命知識分子李傑來到了家鄉，散播了反抗的火種，受苦人的心裡開始明白，土地咆哮了。他們組織了農會，動搖了地主豪紳的權威，建立起新的生活準則。在這巨大的動盪中，農民的思想起了變化，善於思考的王貴才、較多束縛於舊傳統的王榮發老漢、愁苦沉默的吳長興等人，都在實際鬥爭中開始覺醒。不久，「馬日事變」的消息從省城傳來，逃出鄉村的地主跟隨反動武裝回鄉，企圖解散農會，使舊的枷鎖重又架在農民的脖子上。但覺醒的農民在張進德等人的領導下進行了武裝反抗，最後衝出包圍，奔向百里以外聚集著工農隊伍的「金剛山」。工人和知識分子原是作者描寫較多的對象，但對張進德和李傑的塑繪，超過了他過去創作中的同類形象。過去出現在作者筆下的工人，很多都是在不願離開鬥爭又不知何鬥爭的處境中以盲動和犧牲為結局，知識分子往往是開始嚮往革命、參加革命、但當革命受挫折時即頹喪幻滅，而最後又突然轉變，在工人群眾運動中出現。這樣的描寫(在當時被稱為「革命的浪漫蒂克」)正反映了作者對現實生活理解不深，並存在著小資產階級的革命幻想。張進德和李傑則切實地投入了激烈的農村鬥爭生活中。張進德耿直勇敢，同時冷靜機智，他從工人運動的崗位轉到農村，講究革命策略，善於聯繫群眾、啟發群眾，顯示了比較優異的領導才能。李傑曾參加黃埔軍官學校，捲入革命洪流中，不久，他看到了「所謂『革命軍』的，未必真能革命」，但他並不灰心，回到家鄉來繼續做實際工作。作品雖然較多地強調了知識分子在農民覺醒過程中的作用，但也接觸到剝消階級出身的青年參加群眾鬥爭的自我改造問題。李傑在同地主家庭展開鬥爭前所經歷的激烈的內心矛盾，寫得相當深刻，具有感染力量。作者過去作品中的小資產階級思想情調，在《咆哮了的土地》中已大為減少。這種改變，反映作者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對革命的認識也有了提高。《咆哮了的土地》的嶄新的題材和人物，在進步創作界普遍關心農村鬥爭生活的當時，具有開創的意義。作品在藝術上也有很大進展，宣洩式的叫喊已減少，更多是客觀細緻的描寫，故事發展、人物出現較有層次，能從人物行動的描繪中體現出思想感情，生活實感較強，因而能相當有力地表現出當時農民革命運動日益深入發展的趨勢。《咆哮了的土地》最初在《拓荒者》第一卷第三期及第四、五期合刊上發表了前十三章，因為反動派的迫害和禁止，在作者生前未能出版單行本，直到一九三二年才易名《田野的風》出版。 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另一位積極倡導者郭沫若，這時也寫了一些富有革命內容和戰鬥色彩的作品。除了前已提到的詩集《恢復》外，童話體小說《一隻手》也有過較大影響。和作家過去好些著重描寫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飄零淪落的小說不同，這裡正面地反映了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鬥爭；雖然政治和藝術還不能和諧地有機地統一起來，作品卻顯示出作家思想上發展的趨勢。 一九二八年前後出現的革命作家中，較多的是太陽社、創造社成員或在太陽社、創造社所編刊物上發表創作的青年。他們的創作都與蔣光赤的作品有著近似的特點。他們描寫勞動人民的痛苦，宣傳階級鬥爭，表現出革命的熱情，但作品也比較普遍地存在著一些缺點：缺少生活實感，主觀臆想色彩較濃，高昂的革命呼喚未能得到相應的藝術體現，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感情較為明顯。陽翰笙(華漢)有中篇小說《女囚》、短篇集《十姑的悲愁》等，較重要的作品是長篇小說《地泉》，包括《深入》(即單行本《暗夜》)、《轉換》、《復興》三部曲，反映農村革命的「深入」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轉換」，工人運動的「復興」。作品描寫了較廣闊的社會生活面，並企圖表現革命的出路，卻因生活的不足和藝術表現上的弱點，給人以概念化的感覺。革命作家曾借該書再版的機會，撰寫序文總結過這方面的經驗教訓。錢杏村(1900—1977)除從事文學批評工作外，有《義冢》、《革命的故事》、《瑪露莎》、《餓人與飢鷹》等短篇集、詩集。最早的作品以反映知識分子窮苦潦倒的生活為主，一九二七年後多揭露、調刺革命浪潮中的投機分子，以後又描寫了革命者的故事。戴平萬有《出路》、《都市之夜》、《陸阿六》等短篇集，寫社會各個角落慘苦現象、革命者的流浪生活，特別是農民的受壓迫和覺醒。較後的《陸阿六》等正面表現革命者，生活實感不足，錢杏村後來認為其中人物似「『譬玉無瑕』的天生的英雄」(註：《〈地泉〉序》)。樓建南(適夷)有《掙扎》、《病與夢》等短篇集，描寫面較廣，作者自稱「表現的對象」「跟著時代的轉換」而「轉換了新的方向」(註：《〈病與夢〉後記》)。稍後的作品接近現實鬥爭《鹽場》描寫一場「風波」給鹽民帶來的苦難，內容紮實，頗有生活氣息，曾經發生過一定的影響。馮憲章(？—1931)有《夢後》等詩集及若干短篇，大多描寫並鼓動勞苦工農鬥爭。出現在這一時期的作品還有李守章的短篇集《跋涉的人們》和劉一夢的短篇集《失業以後》，大都描寫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的苦難和反抗，被魯迅認為「總還是優秀之作」(註：《二心集·我們要批評家》)。 蔣光赤和這些作家的創作、理論和組織活動，都為我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作了初步的拓荒工作。他們旗幟鮮明地為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事業服務，政治立場明確，革命色彩強烈。他們的作品以主要篇幅反映工農群眾的生活，描繪革命者的抗爭。這些，都給新文學帶來了新的內容和新的特色。但是，由於思想認識上的限制和實踐經驗的不足，在他們的文學創作中也存在著明顯的缺點。比如對於作家的非無產階級思想感情的改造，作品表現生活的深度，藝術描繪等方面都重視不夠。有些作品，在革命形勢的估計、革命活動的描寫以及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鬥爭的處理上，還不同程度地顯露出「左」傾思潮的影響。這些成敗和得失，共同地顯示出革命文學在前進過程中留下的足跡，給隨後的革命作家提供了經驗和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