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史 · 第六章　元末南戲

第一節　南戲的興起 南戲是南曲戲文的簡稱，它最初流行於浙東沿海一帶，稱溫州雜劇或永嘉雜劇。明祝允明《猥談》說："南戲出於宣和之後，南渡之際，謂之溫州雜劇。予見舊牒，其時有趙閎夫榜禁，頗述名目，如《趙貞女蔡二郎》等，亦不甚多。"徐渭《南詞敘錄》說："南戲始於宋光宗朝，永嘉人所作《趙貞女》、《王魁》二種實首之。......或雲宣和間已濫觴，其盛行則自南渡，號曰永嘉雜劇。"祝允明就南戲的來源溫州雜劇說，在"宣和之後，南渡之際"(1119-1127)就已經存在。但由溫州雜劇發展成為南戲，需要具備一定的條件與過程；徐渭說"南戲始於宋光宗朝"(1190-1194)，是比較接近實際的。溫州從隋唐以來就以"尚歌舞"而"敬鬼樂祠"著稱(見《永嘉縣誌》卷六《風土誌·民風》)，唐顧況詩"何處樂神聲，夷歌出煙島"，就是形容永嘉的風俗的。這種祀神的樂曲大約同楚詞的《九歌》，南朝樂府的《神弦曲》類似。隨著唐宋時期各種表演藝術的發展，它也逐漸吸收了各種民間詞調演唱故事，這就是最初在浙東沿海流行的溫州雜劇或永嘉雜劇。到南宋建都杭州以後，溫州成為後方重要經濟中心和對外貿易港口。由於交通的發達、都市經濟的繁榮，使溫州雜劇有可能吸收其他地方的歌曲，如〈福清歌〉、〈福州歌〉、〈台州歌〉等來豐富自己的歌腔，並有了象"九山書會"那樣的專業組織，不斷適應城市觀眾的需要，提高劇本的創作水平。到了《趙貞女》、《王魁》等戲文流傳到杭州以後，就以其具有反封建思想傾向的新鮮內容受到群眾的歡迎，奠定了南戲發展的基礎。尤其是《趙貞女》戲文的出現，在我國戲曲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隋書·地理志》記載當時豫章、永嘉、建安、遂安等包括現在江西、浙東、閩北等許多地方的風俗說："衣冠之人多有數婦，暴面市廛，競分銖以給其夫。及舉孝廉，更娶富者。前妻雖有積年之勤，子女盈室，猶見放逐，以避後人。"這裡所說的"衣冠之人"，當然是封建地主，他們的妻子不僅是家庭里的奴隸，還要憑自己的勞動收入養活丈夫，一旦丈夫舉孝廉，就不管她的積年勤勞，子女滿前，一腳踢開。可是這種不合理的現象，從漢魏以來，一直被看作地方習俗，相沿不改。到了南宋時期，由於南方封建經濟文化的發展，科舉名額的擴大，這問題就更突出了。《趙貞女》戲文是我國文學史上首先把這個東南地區長期以來普遍存在的社會問題通過舞台藝術形象反映出來的，它的受到東南地區廣大觀眾的歡迎，同時為統治者所禁止，就毫不足怪了。 《南詞敘錄》說南曲的曲調是"宋人詞而益以里巷歌謠，不協宮調"，它是運用當時民間流行的詞調以及一些新起的民間小曲如〈吳小四〉、〈趙皮鞋〉、〈麻婆子〉等來演唱的。由於它在南方流傳，唱時也用南方方音。它分平上去入四聲，不象北曲的以入聲派入平上去三聲。在用韻上也和北曲有所不同，如"居魚"、"支時"有時合用，"車遮"、"家麻"不分。曲調比較輕柔婉轉，不象北曲的高亢。伴奏以管樂為主，而北曲則以弦樂為主。劇中各個角色可以分唱或合唱，不象雜劇的一本戲只能由一個主角唱。題材偏於愛情故事及家庭糾紛，演唱歷史英雄故事或農民起義戰爭的戲比較少。劇情一般較雜劇為曲折、豐富，一本戲往往要演幾十齣，因此情節就不如雜劇集中。 早期南戲除《趙貞女》、《王魁》外，還有《樂昌分鏡》、《王煥》等戲文，這些戲文的舞台影響很深遠，但劇本都沒有流傳。這主要由於南宋的封建文化比較發達，程朱理學思想逐漸取得統治地位。象朱熹、陳淳等理學家不但直接禁止地方戲曲的演出(註：《漳州府志》卷三十八記朱熹於紹熙元年(1190)知漳州州事，曾經禁止當地演戲。又明何喬遠《閩書》卷一百五十三記陳淳(朱熹的學生)曾上書傅寺丞論禁演戲。)；在他們的思想影響之下，也使許多封建文人鄙視甚至敵視民間戲曲。由於憎恨永嘉雜劇的流傳，他們甚至把南宋亡國的帳也記在它身上，說"若見永嘉人作相，國當亡"(見葉子奇《草木子》)。正是在這種社會風氣之下，當關漢卿、白樸、王實甫等在北方寫出大量優秀的雜劇劇本時，南方的學者文人在歷史、哲學以及詩文方面雖也寫出不少有價值的著作，卻始終很少人注意到南曲戲文的加工與創作。《南詞敘錄》說南戲"語多塵下，不若北之有名人題詠"，這是許多南曲戲文沒有流傳下來的重要原因之一。 現傳宋元南戲據近人搜輯，有傳本的十五本，有零星曲子流傳的百十九本。其中出於《永樂大典戲文三種》的《張協狀元》是比較可靠的早期南戲劇本。《張協狀元》開場時念的〈滿庭芳〉詞： 暫息喧譁，略停笑語，試看別樣門庭。教坊格範，緋綠可同聲。酬酢詞源諢砌，聽談論四座皆驚。渾不比乍生後學，謾自逞虛名。狀元張協傳，前回曾演，汝輩搬成。這番書會，要奪魁名。占斷東甌盛事，諸宮調唱出來因。廝羅響，賢們雅靜，仔細說教聽。 東甌是溫州的舊名，緋綠社是南宋時杭州雜劇演出的組織。作者以"占斷東甌盛事"、"教坊格範，緋綠可同聲"自誇，在唱完這段諸宮調以後，又在〈燭影搖紅〉詞里說："九山書會，近日翻騰，別是風味。"而九山又是永嘉西城的地名，是南宋以來熱鬧的市區。根據這些情況推斷，可以認為它是南宋時期溫州雜劇的底本。 《張協狀元》寫書生張協在五雞山落難時與貧女結婚，富貴後忘恩負義，同《趙貞女》、《王魁》是同類的題材。但在貧女經宰相王德用收養為義女之後又同張協重圓，已表現了階級調和的傾向。全本都用南方流行的詞調和民間小曲演唱，開場時由說唱諸宮調引入，以後是主角到了哪裡，戲也跟到哪裡，而且有許多同劇情不大相干的插科打諢，這些都表現了初期南戲的特徵。 《永樂大典戲文三種》里的《宦門子弟錯立身》，寫金國河南府同知的兒子完顏壽馬和走江湖的戲班女藝人王金榜的愛情故事，題材和石君寶的《紫雲亭》相似，從內容到形式都看得出雜劇的影響。另一種《小孫屠》里出現的南北合套曲，說明南戲已注意吸收雜劇的樂曲來豐富自己。 在元滅宋以後，雜劇在隨著北方的政治、軍事的勢力傳入南方時，以其新鮮的內容和精煉的形式蓋過南戲，使南戲一度趨於衰落。虞集《中原音韻序》說："自是北樂府出，一洗東南習俗之陋。"徐渭《南詞敘錄》說："元初，北方雜劇流入南徼，一時靡然向風，南詞遂絕，而南戲亦衰。"都說明了這情況。到了元末，南戲既在同雜劇的接觸過程中汲取它的部分成就，逐漸顯出它的優越性；而隨著南方農民大起義而來的新的政治形勢也有利於南戲的流行。這樣，南戲才重新趨向興盛，產生了高明、施惠等優秀作家，《琵琶記》、《拜月亭》等著名劇本，並為明清以來的傳奇戲奠定了基礎。 南戲的形式在元末明初逐步定型下來。一般先由副末開場，報告演唱宗旨和全劇大意。從第二出起，生旦等重要角色相繼出場，逐步展開情節，並經過種種悲歡離合，以生旦團圓終場。南戲稱一場為一出，每出例有下場詩，重要人物上場時先唱引子，繼以一段自我介紹的長白，叫作定場白。曲詞的組織，一般有引子、過曲和尾聲。這是從元末明初到清中葉戲曲創作的主要形式，也就是後人用以區別於雜劇的傳奇戲。 第二節　高明的琵琶記 高明的《琵琶記》是元末成就較高影響也較大的作品。高明(1305?-1359)，字則誠(註：清陸時化《吳越所見書畫錄》卷一收有高明的題陸游《晨起》詩卷，末署"至正十三年夏五月壬辰永嘉高明謹志於龍方"。同卷還收有永嘉余堯臣的題跋，說"越六年而高公亦以不屈權勢病卒四明"。據此推算，高明應卒於至正十九年，即公元一三五九年。)，溫州瑞安人，早年鄉居讀書，至正五年(1345)中進士後，在浙江處州、杭州等地做過幾任小官。方國珍在浙東起義時他被任命為"平亂"統帥府都事，因與統帥意見不合，"避不治文書"。此後主要是過著隱居著書的生活。他所作戲曲除《琵琶記》外，尚有《閔子騫單衣記》，已亡佚。詩文經近人收輯，尚存五十多篇。 《琵琶記》是高明在元末避亂隱居寧波城東櫟社時根據長期在民間流傳的南戲《趙貞女》改編的。《趙貞女》寫蔡伯喈上京應舉，貪戀富貴功名，長期不歸，趙五娘獨力支持門戶，在蔡家父母死後到京師尋訪伯喈，伯喈不認，最後以馬踩趙五娘，雷轟蔡伯喈結束。陸游《小舟游近村，舍舟步歸》詩："斜陽古柳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身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可能這故事在搬上舞台之前，已在民間流傳。戲中情節並不符歷史人物蔡伯喈的真實，然而戲劇的矛盾是尖銳的，傾向是鮮明的。它通過蔡伯喈的背親棄婦，反映了封建文人一旦飛黃騰達就要棄妻再娶的現實，從而深刻揭露了封建統治階級的罪惡。高明把譴責蔡伯喈背親棄婦的《趙貞女》改為歌頌蔡伯喈全忠全孝的《琵琶記》，他的主觀意圖是藉此宣揚封建道德。他在全戲開場時說："少甚佳人才子，也有神仙幽怪，瑣碎不堪觀。正是不關風化體，縱好也徒然。"又說："休論插科打諢，也不尋宮數調，只看子孝共妻賢。"都表明了他的創作意圖。在這種創作意圖指導之下，故事內容改變很大。蔡伯喈原來是個孝子，同趙五娘結婚後夫婦感情也很好。他本來不想去應考，他父親蔡公不從。他考中狀元後，牛府招他入贅，他辭婚，牛丞相不從。他辭官，朝廷又不從。這"三不從"是高明把蔡伯喈寫成全忠全孝的主要關目。蔡伯喈入京之後，他故鄉陳留遇到嚴重的災荒，趙五娘獨力維持一家生活，蔡公、蔡婆先後在飢餓中死去。趙五娘一路彈唱琵琶詞行乞，到京師尋覓蔡伯喈。由於牛氏的賢惠和牛丞相的回心轉意，她終於和蔡伯喈團圓，並且得到了朝廷的旌表。由於作家主觀上企圖通過"有貞有烈趙貞女，全忠全孝蔡伯喈"來宣揚封建道德，作品中的人物都被塗上了封建說教的色彩，連趙五娘也不例外。甚至在她乞丐尋夫時，還聲明自己"只怕公婆絕後"，不是為"尋夫遠遊"。蔡伯喈口裡幾乎無時無刻不思念父母和趙五娘，給人一個孝子義夫的假象。牛氏除少數場合外，就成為作者主觀安排的宣傳封建教條的傳聲筒。 然而《琵琶記》的思想內容是比較複雜的，除了上面指出的嚴重缺點外，它確還有不少現實主義的描寫。這是由於作者世界觀的複雜性所決定的。首先，作者一面通過蔡公、張廣才等勸蔡伯喈入京應舉，認為這是"顯親揚名"，是"大孝"；一面又讓蔡伯喈中舉後，陷入了實際上背親棄婦的境地：父母雙雙餓死，妻子歷盡艱辛。以致蔡公臨終時對他十分怨恨，張廣才罵他"三不孝逆天罪大"，這就在肯定蔡伯喈"全忠全孝"的同時，表現了一定程度的批判。其次，作者對當時的黑暗現實也有所不滿，因此在宣揚封建道德的同時，還通過不少情節暴露了封建社會的黑暗。如蔡伯喈考取狀元後由於牛丞相的專橫，給蔡伯喈一家帶來種種痛苦；陳留發生災荒後，由於地方官吏的貪污，加深了人民的災難等。第三，作者一方面要宣揚封建道德教條，一方面又想把戲寫得"動人"，這就必須把人物放在特定環境裡通過種種生動的情節來打動讀者和觀眾。作者生長農村，經過元末農民大起義，目擊當時在暴政和災荒之下掙扎的農村人民的痛苦，並對他們懷有一定的同情。因此在描寫趙五娘和蔡公、蔡婆這一家的痛苦遭遇時，他世界觀里的進步因素起了作用，有可能在南戲《趙貞女》的原有基礎上進行加工，寫出一些真實動人的情節。如《糟糠自厭》、《代嘗湯藥》、《描容上路》等以趙五娘為中心的許多出戲確是寫得動人的。然而作者把趙五娘這一家的遭遇寫得這樣悲慘，目的並不在揭露封建社會的罪惡，要人反對它；恰恰是為了說明蔡伯喈、趙五娘等在這人所難以忍受的逆境裡也能"逆來順受"，屈從封建道德，因此他們雖然在長時間裡經受種種苦難，最後卻落得"一門旌表"的大團圓。正因為這樣，作者不但把蔡伯喈寫成"畏牛如虎"的軟骨蟲，就是趙五娘也缺乏一個受迫害婦女所應有的反抗性。她的痛苦遭遇雖然感動人，但她對待這種遭遇的態度卻始終不能鼓舞人。這是《琵琶記》在人物塑造上一個致命的弱點。 高明生長在南戲的發源地溫州，熟悉南戲的舞台藝術，對傳統歷史文化有深厚的修養，《琵琶記》又是他精心結撰的作品，因此藝術上的成就更為顯著。高明在改編《趙貞女》的時候，不是簡單地改變了原著的結局，而是從主題思想出發重新安排全部劇情和人物。因此劇本里雖遺留下一些無法彌補的漏洞，如蔡伯喈中了狀元，他又是個孝子，卻讓父母雙雙餓死，就十分不合情理。然而從全部劇情看，它貫穿了作家的創作意圖，也體現了作品的主題思想，基本上是完整的。從關目安排看，作者把趙五娘一家的悽苦場景和蔡伯喈在牛府的豪華生活交叉演出。一邊是趙五娘臨妝感嘆，一邊是蔡伯喈杏園春宴；一邊是趙五娘背著公婆吃糟糠，一邊是蔡伯喈和牛氏賞月飲酒。它突出了戲劇衝突，也加深了悲劇氣氛。作品中以趙五娘為主的一線戲，曲詞本色而悽愴動人，保留了較多的民間戲曲的優點，特別表現在《糟糠自厭》、《代嘗湯藥》、《乞丐尋夫》等出里。象下面這兩支趙五娘吃糟糠時唱的曲子就是歷來傳誦的名作： 〈孝順歌〉嘔得我肝腸痛，珠淚垂，喉嚨尚兀自牢嗄住。糠啊，你遭礱被舂杵，篩你簸揚你，吃盡控持，好似奴家身狼狽，千辛萬苦皆經歷。苦人吃著苦味，兩苦相逢，可知道欲吞不去。 〈前腔〉糠和米本是相依倚，被簸揚作兩處飛，一賤與一貴，好似奴家與夫婿，終無見期。丈夫，你便是米呵，米在他方沒處尋；奴家恰便似糠呵，怎的把糠來救得人飢餒；好似兒夫出去，怎的教奴供膳得公婆甘旨。 至於描寫蔡伯喈在牛府里的情景，曲辭就較為高華優雅，也和人物的性格環境相稱。向來《琵琶記》被推為"南戲之祖"，固然和統治階級的推崇有關，但更大程度上決定於它在思想和藝術上取得的成就。然而必須指出，長期在民間流行的《趙貞女》曾以其揭露封建社會的深刻性遭到禁止。高明的《琵琶記》保存了南戲《趙貞女》的部分動人的情節，又改變了它的悲劇結局，這樣，《琵琶記》就開始在民間流行，而原來的《趙貞女》卻慢慢被淹沒了。 《琵琶記》由於它強調戲曲的風化作用，相傳在明初就得到明太祖的賞識，以之與《四書》、《五經》並提。後來《五倫全備記》、《易鞋記》等作者都在第一出開宗明義，有的說："若於倫理無關係，縱是新奇不足傳。"有的說："事有關名教，風化不尋常。"表明他們是繼承了高明的創作傾向的。與此相關聯，《琵琶記》里部分關目，如以子女向父母祝壽開場，以一夫二婦和好團圓結局等，也為明初以來許多戲曲家所襲用。然而《琵琶記》中部分現實主義的描繪，以及排場、曲白等多方面的藝術成就，也為後來戲曲家所借鑑，起了有益的作用。自從《琵琶記》在民間流行之後，還先後出現題材類似而傾向不同的作品，如明代弋陽腔的《珍珠記》，清代花部的《賽琵琶》，有的懲辦了竊威弄權的溫太師，有的處斬了忘恩負義的陳駙馬，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琵琶記》的思想影響。明代中葉以來，《琵琶記》還一直成為劇壇上爭論最多的作品之一，這也說明它內容的複雜和影響的深遠。 第三節　拜月亭及其他 元末明初流行的《拜月亭》、《破窯記》等，繼承南戲的傳統，並吸收雜劇的成就，成為當時戲曲演出的主流。《拜月亭》的成就更高，影響也更大。 《拜月亭》相傳為元人施惠作，它根據關漢卿的同名雜劇改編，在長期演出過程中又得到不斷加工和提高，現傳《幽閨記》是它的較好的寫定本。 《拜月亭》寫"番兵"侵入金國的中都(今北京)時，金主聽信主和派大臣聶賈列的話，殺了主戰派大臣陀滿海牙。海牙子興福在逃亡中和書生蔣世隆結為兄弟。"番兵"入侵後，金主遷都汴梁，世隆和妹瑞蓮、尚書王鎮的妻子和女兒瑞蘭都在兵亂中失散。瑞蘭遇見世隆，在患難中結為夫婦。瑞蓮也為王夫人收養為義女。後王鎮出使回來，在旅舍中遇見瑞蘭，為了不肯把女兒嫁給窮秀才，硬把她逼走。在兩國議和、"番兵"退去之後，王鎮一家在汴京團聚，瑞蘭在拜月亭前對月禱告，透露了她對蔣世隆的心事，為瑞蓮所竊聽，並得到她的同情和支持。後來朝廷開科取士，世隆、興福分別考取文武狀元，王鎮奉旨為二女招親，全劇便以夫婦兄妹的大團聚結束。 《拜月亭》的全部情節在一次重大的歷史事變中展開。在這次事變中，上自朝廷大臣，下至招商店的店主人、店小二，作者都按照他們不同的社會地位和生活道路，描繪了他們的精神面貌。這一連串生動的場景既揭示了民族的壓迫和統治階級的昏庸給人民帶來的災難，同時也顯示了人民在患難中的互相護助和關心。作品中在著力描寫蔣世隆和王瑞蘭對愛情的堅貞的同時，有力地鞭撻了王鎮的挾權倚勢、貪富欺貧。《拜月亭》里這些描寫符合於封建社會的實際情況，並有它的典型意義。 《拜月亭》的重要情節幾乎全是通過意外的遭遇展開的。由於這些情節是在一次社會大動亂中發生，沒有引起讀者對它的真實性的懷疑。至於許多細節描繪，特別在《曠野奇逢》、《招商諧偶》、《抱恙離鸞》、《皇華悲遇》、《幽閨拜月》等重要場子裡，就有更多的現實主義描繪，而且關目生動，符合舞台演出的要求。試看下面一段曲白。 老旦(即王夫人)：孩兒歷盡了苦共辛，娘逢人見人尋問。只愁你舉目無親，子父每(們)何處廝認? 旦(即王瑞蘭)：我有一言說不盡...... 老旦：有什麼說話? 旦：向日招商店驀忽地撞著家尊......(哭科) 老旦：孩兒有甚事說與我知道，不要啼哭。 旦：我尋思他眼兮兮人遠天涯近。 老旦：為甚的來那壁千般恨? 外(即王鎮)：(怒科)夫人，你休只管叨叨問。 老旦：相公，有甚事爭差，且息怒嗔，閒言語總休論。 小旦(即蔣瑞蓮)：賤妾不懼責罰，將片言語陳，難得見今朝分...... 旦：甚時除得我心頭悶!甚日除得我心頭恨! 這段短短的曲白把劇中四個人物的內心活動：王瑞蘭的滿懷愁苦，想向母親傾訴而又礙著父親不敢訴；王夫人對瑞蘭的關心與調停態度；王鎮的蠻橫壓制；瑞蓮的企圖從旁排解；都揭示在我們的面前。由於曲詞的本色，它和說白幾乎很難分別。 在關漢卿原作中兩對男女雙線發展的複雜內容和一本四折的雜劇形式之間的矛盾到《拜月亭》里已不復存在，但又出現了一些不必要的過場戲和插科打諢。結局的大團圓不但過於巧合，同時表現了階級調和的傾向。部分關目中還流露了封建迷信的思想，如《綠林寄跡》中的某些描繪。 《破窯記》在王實甫同名雜劇的基礎上繼續有所發展，作者已不可考。它寫劉千金不顧相門的富貴和父母的反對，甘心跟呂蒙正過風雪破窯的生活，並通過呂蒙正的先窮後貴，表現世態的炎涼。《金印記》(註：《曲海總目提要》："金印記，一名合縱記，又名黑貂裘，明蘇復之撰。第一出詞云：'可怪那趨炎惡冷，多少世情人。'"按《南詞敘錄》在"宋元舊篇"中錄有《蘇秦衣錦還鄉》一種。現傳明刊本《重校金印記》在第一出內仍稱《洛陽蘇秦衣錦還鄉記》，並有"閒將六國傳，書會好安排"的自白，而沒有《曲海總目提要》所引的二句詞，因此我們仍把它看作宋元書會才人的舊篇。當然，在流傳過程中是可能經過明人改動的。)通過蘇秦夫婦的遭遇暴露封建家庭的冷酷。《牧羊記》(註：《牧羊記》在《南詞敘錄》里也屬"宋元舊篇"，不知作者姓名。)寫蘇武出使匈奴，被逼在北海邊牧羊，餐氈齧雪，仍堅持民族氣節。這些作品的部分情節如呂蒙正到僧寺趕齋，忍飢回來，又因寒窯外有男女腳印，與妻子爭論起來；蘇秦妻受盡婆婆及伯姆的欺侮，投水自殺，遇救回到母家，仍被迫送回，等等，反映當時社會現實，真實動人；但同時表現了迷戀功名富貴，宣揚忠孝節義、因果報應的思想。劇中正面人物除蘇武外一般缺乏理想的光輝，雖然他們在嚴重封建壓迫下的悲慘命運還有值得同情之處。語言樸素而不夠生動，有時更帶三分腐氣，藝術上的加工一般都顯得不夠。 和《拜月亭》同時流行的《白兔記》、《荊釵記》、《殺狗記》，被合稱為"四大傳奇"，都是在民間長遠流傳的作品。《白兔記》里部分情節已在《劉知遠諸宮調》里形成。它寫劉知遠被逼從軍，入贅岳帥府，享受高官厚祿，其妻李三娘在家中受盡兄嫂折磨，在磨坊中生下一子，送至劉知遠處乳養。十五年後因兒子獵兔見母，方得全家團圓。劇中有關李三娘一線的戲，悽苦動人。曲詞本色樸素，表現民間戲曲的特色。《荊釵記》寫書生王十朋以荊釵作聘，娶錢玉蓮為妻。十朋中狀元後拒絕万俟丞相的逼婚；玉蓮因富豪孫汝權及繼母的迫害，投江自殺遇救，經過種種波折，夫婦終於團圓。《殺狗記》的題材與元人同名雜劇相同，它寫孫華、孫榮兄弟因柳龍卿、鬍子傳的挑撥失和。孫華妻楊月真設計殺狗，假作死屍，用以揭露柳、胡二人的欺騙，使兄弟重歸和好。這些戲都有部分符合人民願望、反映現實的描繪，同時有不少宣揚封建道德和迷信思想的地方。藝術表現上除少數經常上演的場子外，一般比較粗糙。但《白兔記》的成就要高一些。 在元人雜劇與宋元高戲的影響之下，元末明初還出現不少無名氏的作品，如《趙氏孤兒記》、《姜詩躍鯉記》等。它們的舞台影響都很深遠，但思想傾向一般不夠鮮明，藝術上也缺乏自己的特色。有些作品經過明代文人的改動，反增加了封建性的糟粕，如相傳出於姚牧良之手的《岳飛破虜精忠記》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