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史 · 第十二章 唐代通俗文學和民間歌謠
唐代通俗文學和民間歌謠繼承前代樂府民歌、小說、雜賦的傳統，有了新的發展，並為後來話本、說唱文學及戲曲的發展準備了條件。這些作品過去很少流傳，直到六十年前敦煌寫本的發現，才為我們研究唐代民間通俗文學提供了大量資料。敦煌發現的唐代通俗文學有變文、俗賦、話本、詞文等樣式，它們本身的文藝價值並不大，但從中可以窺見當時民間說話、講唱等文藝蘊蓄的豐富。它們既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當時的作家，而且也是我國民間文學從樂府民歌的衰落到話本、說唱文學及戲曲的繁榮的一個轉折點。
第一節 變文
變文是寺院僧侶向聽眾作通俗宣傳的文體，一般是通過講一段唱一段的形式來宣傳佛經中的神變故事。正象佛經中神變故事的圖畫叫作變相，這種文體就叫變文(註：一說是把經文轉變為通俗易懂的文體，因而得名。)。從魏晉到隋唐，佛教的流傳愈廣，僧侶通俗宣傳的花樣也愈多，有轉讀、唱導、俗講等名稱。它們既直接繼承了佛經里以散文敘說以偈語宣贊的形式，同時也接受了我國民間流傳的故事賦、敘事詩的影響，在誦說時運用大量的四言六言句子，而在吟唱時採用五言詩或七言詩的形式。唐時俗講尤其流行(註："俗講"是僧侶對俗家講經的一種形式，它是與僧侶在教門內部講經的"僧講"對稱的。)。韓愈《華山女》詩形容它的盛況是"街東街西講佛經，撞鐘吹螺鬧宮庭。"趙粼《因話錄》記晚唐俗講僧文漵說："愚夫冶婦樂聞其說，聽者填咽寺舍。"又說："教坊效其聲調以為歌曲。"後來在宋金說唱諸宮調里還一直保留了〈文漵子〉這支曲調，可想他對當時教坊歌曲及後來說唱文學的影響。
和佛教俗講流行的同時，民間藝人也採用變文的形式講唱故事。唐王建《觀蠻妓》詩："欲說昭君斂翠蛾，清聲委曲怨於歌。"又五代韋轂選《才調集》載有吉師老《看蜀女轉昭君變詩》："翠眉頻處楚邊月，畫卷開時塞外雲。"可見當時通俗說唱，不但有說有歌有表情，而且有畫幅配合，正象佛教的變文也往往與變相圖配合一樣，它的目的在使"看官們"同時從圖畫裡得到印證。
從北宋以下，繼承唐代通俗文學而發展起來的話本、詞話(註：這裡的詞話是指有歌詞配合的話本小說，它和評論詞創作的詞話不同。)、戲曲等文藝形式愈來愈完善、豐富，唐代流行的變文以及其他通俗文學作品逐漸喪失了現場演出的意義，加以封建統治階級的歧視，這些作品絕大部分沒有流傳。現傳的變文是清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才從甘肅敦煌藏經洞發現的；但其中不少卷子已被英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等盜走，現在保留在北京圖書館裡的只是它的殘餘部分。
一般所說的敦煌變文實際包括宣講佛經的作品和其他通俗講唱文學作品。有些作品後面還有五代和宋初人的題記。作品產生的時間既久，內容也相當複雜。宣講佛經的主要有講經文和變文兩類。前者大都先引一小段經文，然後邊講邊唱，加以敷演，如《妙法蓮花經講經文》、《維摩詰經講經文》。後者直接講唱佛教故事，不引經文，如《降魔變文》、《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這些作品主要是佛教教義的宣傳，充滿了因果報應、地獄輪迴、人生無常等思想，同時還夾雜"居家盡孝，奉國盡忠"(見《降魔變文》)及"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見《太子成道經》)等封建道德觀念。它們規模的巨大和幻想的豐富都在當時其他通俗文學之上。如《降魔變文》寫佛弟子舍利弗與"外道"六師鬥法。六師先後化出"頂侵天漢"的寶山，"瑩角驚天"的水牛，"口吐煙雲"的毒龍等，一一為舍利弗化出的金剛、獅子、鳥王等所破滅，其中有不少想像瑰奇的描繪。如下面的一段：
六師既兩度不如，神情漸加羞而，強將頑皮之面，眾里化出水池。四岸七寶莊嚴，內有金沙布地。浮萍菱草，遍綠水而競生；軟柳芙蓉，匝靈沼而氛氳。舍利(弗)見池奇妙，亦不驚嗟。化出白象之王，身軀廣闊，眼如日月，口有六牙。每牙吐七枝蓮花，花上有七天女，手掐弦管，口奏弦歌，聲雅妙而清新，姿逶迤而姝麗。象乃徐徐動步，直入池中，蹴踏東西，迴旋南北。以鼻吸水，水便乾枯，岸倒塵飛，變成旱地。於時六師失色，四眾驚嗟，合國官僚齊聲嘆異處，若為：
其池七寶而為岸，瑪瑙珊瑚爭燦爛。池中魚躍盡衡冠，龜鱉黿鼉競谷竄。水裡芙蓉光照灼，......
後面這段七言唱詞又把上面散文敘述的內容重複歌詠一番。這樣講一段，唱一段，直到故事結束。變文的基本形式就是如此。
在宣講佛經的變文里還有一種"押座文"，是在講經以前念唱的詩篇，篇幅較短。"押座"即壓座，含有安定四座聽眾情緒的意思。它的作用跟後來話本的"入話"和彈詞的"開篇"有點相近。
比之宣傳佛經的作品，其他通俗說唱文學作品一般較有生活氣息和現實意義。這類變文以講唱歷史故事的為最多。其中《伍子胥變文》講唱楚平王奪子妻為妃，並殺害忠言相諫的伍奢和他的兒子子尚，他的小子子胥歷盡艱苦為父兄報仇，是我國較早也較完整的說唱文學作品。作品除揭露了楚平王的淫亂殘暴，突出了伍子胥的報仇決心外，還寫浣紗女、漁父等不貪富貴，不避誅戮，幫助伍子胥逃亡，表現了人民反抗暴君、同情忠臣義士的思想感情，帶有較多的民間傳說色彩。這類變文里尚有少數講唱民間傳說或當時社會重大事件的。前者如寫孟姜女哭倒長城的《孟姜女變文》，後者如寫唐末沙州愛國將領張義潮等領導人民起義、趕走了吐蕃和回鶻守將的《張義潮變文》、《張淮深變文》。這些作品都已殘缺，但仍表現了人民的愛國思想和反抗暴政的精神。中間偶有片段動人的描寫，如孟姜女在長城下和骷髏對話的一段，深刻地揭露繁重的徭役給人民帶來的災難，設想也較為奇特：
......更有數個髑髏，無人搬運，姜女悲啼，向前供(借)問："如許髑髏，家居何郡?因取夫回，為君傳信。君若有神，兒當接引。"
髑髏既蒙問事意，已得傳言達故里。魂靈答應杞梁妻："我等並是名家子，被秦差充築城卒，辛苦不禁俱役死。鋪屍野外斷知聞，春冬鎮臥黃沙里。為報閨中哀怨人，努力招魂存祭祀。
又如《張淮深變文》寫唐朝使者到了沙州，嘆念敦煌雖"百年阻漢，沒落西戎"，而"人物風華，一同內地"，感動得左右從人無不悽愴，則通過人物和環境的渲染，流露了人民的愛國思想。
前面以散文敘說，後面以詩歌吟嘆的作品在我國文學史上是早就出現的。《楚辭·漁父》和陶淵明的《桃花源記》都是如此。但以一段散文、一段詩歌、邊說邊唱、交互進行的文學樣式，那是到唐代變文流行以後才大量出現。宋元時期的詞話、鼓子詞、諸宮調等說唱文學以及雜劇、南戲等戲曲，基本上是繼承這種樣式繼續發展的。雖然變文里的散文和詩歌部分內容不免重複，不知道根據它們的不同性能有所分工，語言也不夠生動；這些都只有到後來說唱文學和戲曲作家的手裡才得到圓滿的解決。
第二節 俗賦、話本和詞文
被現代學者收在《敦煌變文集》一類書里的其實還有並不屬於變文的作品，其中首先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韓朋賦》、《晏子賦》、《燕子賦》等俗賦。《韓朋賦》寫韓朋夫婦為宋王迫害，終至雙雙殉情，具有較高的思想意義。《韓朋賦》的本事最早見於《搜神記》，全篇文字古樸，又多用古韻，可能是隋唐以前流傳下來的。《晏子賦》寫晏子使梁時，梁王因他短小丑陋，設辭譏笑，反為晏子所諷刺。《燕子賦》寫黃雀強奪燕巢，燕子向鳳凰控訴，被鳳凰判罪。它們是上承魏晉南北朝的雜賦與俳諧文，如偽托宋玉的《諷賦》、曹植的《鷂雀賦》，及見於袁淑《俳諧文》的《雞九錫文》等，下啟後來的《大口賦》、《風魔賦》、《雞鴨論》(註：《大口賦》、《風魔賦》見《輟耕錄》所載金院本名目。《雞鴨論》見關漢卿《五侯宴》雜劇。)等通俗詼諧之作的。此外與俗賦體裁相似的尚有《孔子項托(橐)相問書》和《茶酒論》。前者寫孔子出遊，遇見小兒項托(橐)，提出許多難題問他，他對答如流，最後反難倒了孔子。它同《列子·湯問》里記兩小兒論太陽遠近，使孔子不能回答，都是我國文學史上較早也較好的兒童故事作品。後者敘茶、酒各自誇耀，爭論不決，最後由水出來調停。全文設為主客問答，又都用韻，實際是一篇俗賦。《茶酒論》前題"鄉貢進士王敷撰"，後題"知術(行)院弟子閻海真自手寫記"(註：《茶酒論》末有開寶三年閻海真題記，可能是五代或宋初人作品。)，可見當時有些通俗文學作品出自文人手筆，而且在行院裡演唱的。
其次，從敦煌發現的《廬山遠公話》、《韓擒虎話》、《葉淨能話》(註：《葉淨能話》原題作"葉淨能詩"，"詩"實是"話"字之誤，因為全篇都是散敘，沒有一句詩。)等作品看，顯然，話本小說在唐代就已出現。殘缺的《唐太宗入冥記》也屬於這一類。話本小說以散文敘說故事，很少或沒有詩歌配合。《葉淨能話》寫道士葉淨能的神奇故事，為道教宣傳；但其中葉淨能懲處搶占張令妻子的岳神和魔祟康太清女兒的妖狐，以及他帶領唐明皇游月宮的描寫，仍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人民的願望和幻想。故事曲折動人，語言也在較大程度上擺脫俗賦的駢儷作風，可說是現傳唐人話本里較有代表性的作品。
最後是被稱作詞文的通俗敘事詩，如《季布罵陣詞文》和失題的董永唱詞。它們全用七言詩歌唱，而且一韻到底。《季布罵陣詞文》敘季布在陣上罵退漢王，漢王滅楚後懸重賞搜捕季布，季布幾次蒙難，終於憑仗機智，絕處逢生。全詩故事曲折，鋪敘詳贍，長達三百二十韻，四千四百多字，可以看作是我國唐代以前最長的敘事詩。
包括變文在內的唐代通俗文學，題材、體制既多種多樣，藝術成就也互有高下。一些比較動人的作品大都富於幻想，帶有比較濃厚的浪漫主義色彩，而缺乏對現實生活的細緻描繪。我們不僅從《廬山遠公話》、《葉淨能話》等宗教性故事裡看到山神造寺、潭龍聽經，以及月中水晶宮、娑羅樹的神奇景象；即歷史傳說和民間故事也被塗上了種種神異的色彩，如韓擒虎死作閻羅、唐太宗生魂入冥，以及項托(橐)死後化為森森百尺的竹竿等。這些設想雖離奇不經，或帶有宣揚宗教意味，但也曲折傳達了人民對某種理想境界的憧憬，對某些迫害人民的力量的憎恨。這在孟姜女、韓朋的故事裡尤其明顯。對人物外貌、動作及場面有許多誇張性的渲染，而缺少人物內心的刻劃；有時故事情節雖比較簡單，而結構仍相當宏偉，也是這類作品的藝術特徵。它較多繼承賦家鋪張揚厲的作風，而缺乏後來小說家的傳神之筆。如《伍子胥變文》寫子胥逃亡的一段：
悲歌未了，由(猶)懷慷慨，北背楚關，南登吳會。屬逢天暗，雲陰愛代。失路傍徨，山林摧滯。怪鳥成群，群狼作隊，禽號猩猩，獸名狒狒。忽示(爾)心驚，拔劍即行。匣中光出，遍野精明，中有日月，北斗七星，心雄慘烈，不巨千兵。
這些整齊而有韻的鋪敘文句是上承魏晉南北朝的賦體，又一直影響到宋元以來戲曲里的韻白和說唱里的賦贊的。從語言風格看，一些從隋唐以前流傳的故事傳說，文句都比較整飭，帶有六朝駢儷餘風，而語氣不夠流暢。中晚唐的作品如《葉淨能話》及《張義潮變文》、《張淮深變文》中的散文部分，就較多散行單句，明白流暢，接近口語。可以看出它們是在魏晉南北朝的雜賦、誹諧文和宋元話本小說、說唱文學之間起了橋樑的作用的。
唐代通俗文學不但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當時傳奇小說以及《長恨歌》、《秦婦吟》等長篇敘事詩的創作，對後來文學創作的影響也是相當深遠的。它的影響首先表現在較多從人民利益出發的愛憎態度，以及富於想像、誇張的浪漫主義色彩，它表現了一般民間文學的共同特徵。其次是在題材上為後人提供大量的歷史傳說和民間傳說。這些故事傳說有不少是從隋唐以前流傳的，但大都經過當時民間藝人或文人的加工，在內容上有所豐富。最後是它成為宋元時期一些新的文學樣式，如話本、詞話、彈詞、戲曲等的前驅，使我們清楚地看到這些文學樣式是怎樣在人民群眾的長期哺育和民間藝人及文人的創造性勞動中逐漸成長壯大起來的。
第三節 民間歌謠
從唐人的"行人南北盡歌謠"(《敦煌曲子詞》〈望遠行〉)、"人來人去唱歌行"(劉禹錫《竹枝》)等詩句看，當時在人民口頭傳唱的歌謠不少，而且影響了文人的創作；但由於封建統治階級的歧視，很少流傳。就現存的唐代民間歌謠看，有不少是揭露統治集團的腐朽黑暗，表達人民對他們的憎恨與反抗的。如《王法曹歌》(見《朝野僉載》)：
前得尹佛子，後得王癩獺，判事驢咬瓜，喚人牛嚼沫。見錢滿面喜，無鏹從頭喝。常逢餓夜叉，百姓不可活。
它有力地揭露了封建官僚的貪贓枉法。"驢咬瓜"、"牛嚼沫"的比喻不僅神態逼真，而且表現了人民對他們的鄙視。又如《兩京童謠》(見《廣神異錄》)：
不怕上藍單，唯愁答辯難；無錢求案典，生死任都官。
安史之亂後，一些"投身於胡庭"的"朝士"，受到三司審問。歌謠里嘲笑了他們的下場。
早在高宗永淳年間(682-683)就流行著這樣一首歌謠：
新禾不入箱，新麥不登場。迨及八九月，狗吠空垣牆。
--《新唐書·五行志》
根據歷史記載，當時人民的流離顛沛雖和自然災害有關，但從歌謠中直接表現出來的卻是繁重的租賦給人民帶來的痛苦，以及農村破產、人民逃亡的悽慘景象。它跟李紳《憫農》、聶夷中《傷田家》等詩的意境十分接近，可窺見唐代民間歌謠對新樂府詩人影響的一斑。此外如諷刺雞坊小兒"富貴榮華代不如"的《神雞童謠》(見《東城老父傳》)，諷刺楊家"君看女卻為門楣"的《楊氏謠》(見《長恨歌傳》)，都在唐代極盛的玄宗朝出現，使人們看到這表面還維持著繁榮的唐帝國，核心裡卻正在霉爛。到了黃巢起義的前夕，就出現了"金色蝦蟆爭努眼，翻卻曹州天下反"的歌謠(見《新唐書·五行志》)，直接號召人民起來反抗鬥爭。
由於唐代國勢的強盛，人民精神的振奮，和邊塞詩人出現的同時，在民間歌謠里也流傳著歌頌愛國將領的作品。如《薛仁貴軍中歌》(見《新唐書·薛仁貴傳》)：
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
短短兩句詩，把當時民族英雄薛仁貴和部下壯士在天山擊退九姓突厥勝利歸來時的豪情壯氣渲染得這樣動人，那是前此民歌中所少有的。
此外，被收在《敦煌掇瑣》里的長篇五言詩(見《瑣三》)，很象是當時的通俗勸世文，封建迷信的色彩相當濃厚，但其中有些片段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貧富的對立。如"富饒田舍兒"一段，寫富饒田舍兒是"牛羊共城郭，滿圈養牛子。窖內多埋谷，尋常願米貴"；而貧窮田舍漢雖然和妻子辛勤勞動，但"黃昏到家裡，無米復無柴"，還要為官租私債發愁。又如"男女有亦好"一段：
男女有亦好，無時亦最精。兒在愁他役，又恐點著征。一則無租調，二則絕兵名。閉門無呼喚，耳里至星星。
寫出了繁重的徭役、兵役給人民帶來的痛苦，可以與杜甫《兵車行》、白居易《新豐折臂翁》等詩相印證。又如"工匠莫學巧"一段(見《瑣三一》)：
工匠莫學巧，巧即他人使。身是自來奴，妻亦官人婢。夫鞏(婿)暫時無，曳將仍被恥。未作道與錢，作了擘眼你。
寫出了當時處在官奴婢地位的手工業者不僅本人受到剝削，連妻子也受盡了侮辱，那是唐代其他文學作品裡所少見的。
由於唐代詩風的盛行，下層婦女也多能寫詩。宮人纊衣藏詩及紅葉題詩就是當時的傳說。前者相傳是玄宗時宮人縫在給戰士做的戰袍中的。
沙場征戍客，寒苦若為眠?戰袍經手作，知落阿誰邊?蓄意多添線，含情更著綿。今生已過也，願結後生緣!
後者相傳是宣宗時宮人題在紅葉上的。
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閒。殷勤謝紅葉，好去到人間。
這些詩雖不象勞動人民口頭創作的短小精悍，但也曲折表達了她們久居深宮的幽怨和對合理生活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