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史 · 第八章　古文運動和韓愈、柳宗元的古文

第一節　古文運動 唐以前，在文學上無所謂古文。古文概念的提出，始於韓愈(註：見《師說》、《與馮宿論文書》、《題(歐陽生)哀辭後》、《考功員外盧君墓志銘》等篇。)。他把自己的奇句單行、上繼先秦兩漢文體的散文稱為古文，並使之和"俗下文字"，即六朝以來流行已久的駢文對立。在唐德宗貞元時期，由於韓愈的努力提倡，古文發生了廣泛的影響。許多人向韓愈請教，一時"韓門弟子"甚眾。而李翱、皇甫提等則都是著名的韓愈的追隨者、擁護者。到了唐憲宗元和時期，又得柳宗元的大力支持，古文的業績更著，影響更大。從貞元到元和的二三十年間，古文逐漸壓倒了駢文，成為文壇的主要風尚，這就是文學史上所謂"古文運動"。 但是這個運動，並非突如其來，而是有其發展過程的。散文的駢儷化，原是兩漢以來散文和辭賦發展的結果。六朝時代，士族文人以駢辭儷句掩蓋他們生活內容的空虛，駢文逐漸成為文壇的統治形式。但在駢文鼎盛的當時，也就萌發了對立的復古思想。齊梁時劉勰著《文心雕龍》便提出了文學應該"宗經"、"徵聖"和"明道"的主張。裴子野的《雕蟲論》，也反對駢儷文的"擯落六藝"，"非止乎禮義"。在北朝，西魏宇文泰提倡復古，蘇綽仿《尚書》作《大誥》，成為無生氣的擬古。北齊顏之推，也認為文章應"以古之制裁為本，今之辭調為末"(《顏氏家訓·文章篇》)。隋文帝楊堅統一北中國後，於開皇四年，"普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當時李諤上書，同樣主張復古(《隋書·李諤傳》)。隋唐之際，王通更以排斥異端，復興儒學正統的繼承者自居，他的《中說》，在論文時就非常強調"道"的內容，已初具文以載道的觀念。唐初文風，沿南朝駢儷之習，王勃、楊炯等雖對當時文壇有所不滿，但他們還是以駢文名重一時。陳子昂出來，又大張復古的旗幟。他的功績，固然是在詩的革新方面，但對文風的轉變也起了一些促進的作用。"今觀其集，惟諸表序猶沿俳儷之習，若論事書疏之類，實疏朴近古。"(《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四九)陳子昂以後，"屬詞皆以經典為本，時人欽慕之，文體一變。"(《舊唐書·文苑傳》)但唐玄宗開元時期，蘇廷、張說號稱"大手筆"，他們雖主張"崇雅黜浮"，而駢文的陳腐習氣實際還是很重的。直到天寶以後，蕭穎士、李華、元結、獨孤及、梁肅、柳冕等人繼起，復古的思潮才進一步高漲起來。他們研習經典，以儒家思想為依歸，真正成為韓、柳古文運動的先驅。蕭穎士以為"平生屬文，格不近俗，凡所擬議，必希古文"；"魏晉以還，未嘗留意。"(《贈韋司業書》)李華則認為"文章本乎作者，而哀樂系乎時。本乎作者，六經之志也；系乎時者，樂文武而哀幽厲也"(《贈禮部尚書清河孝公崔沔集序》)。他的文章"大抵以五經為泉源"，"非夫子之旨不書"，是"文章中興"的開啟者(獨孤及《趙郡李公中集序》)。元結則從創作實踐上，力變俳偶為散體，多記敘山木園亭和表現憤世疾俗之作。獨孤及強調"先道德而後文學"；特別推崇兩漢文章，認為"荀、孟朴而少文，屈、宋華而無根，有以取正，其賈生、史遷、班孟堅云爾"(梁肅《毗陵集後序》)。梁肅文論思想受獨孤及的影響，更提出"氣能兼詞"的論點(《李翰前集序》)。柳冕以儒道為根本的文學思想，更系統，惟不善為文，自謂"意雖復古，而不逮古"；"言雖近道，辭則不文"。總之，關於文章必須宗經、載道、取法三代兩漢的思想，在韓柳之前已提得越來越明顯，而且這些主張的基本精神是和韓柳一致的。只是他們在創作實踐中，都還未能徹底擺脫駢文家的積習，卓然有所樹立，從而改變一代的文風。但完全可以肯定，他們在文論上的主張，或創作中的努力，是為韓柳古文運動作好了充分的思想準備的。 古文運動所以在中唐這個特定的歷史時代發生和發展，更重要的原因還在於客觀的現實社會條件。天寶以來，蕭穎士、李華、獨孤及、梁肅等人的復古主義思潮，就和安史之亂的現實有關。安史亂後，大唐帝國陡然走向了衰落的道路。貞元、元和時期，號稱"太平"和"中興"，實際藩鎮割據的嚴重局面，並沒有根本改變。而且佛道二教盛行，僧尼道士已成為一種特殊勢力，他們"不耕而食，不織而衣"(《唐會要》卷四七)，不但和廣大人民有矛盾，而且由於"使農夫士女墮業以避役，故農夫不勸，兵賦日屈"(《唐書·李叔明傳》)，也和唐王朝的利益發生矛盾。但是貞元時期二十年苟安的太平，不僅使搖搖欲墜的唐王朝得到了暫時的穩固，而且在唐王朝的統治區內也恢復並發展了生產，因而也給統治階級帶來了"中興"的希望。以韓愈為代表的復古主義思潮，在貞元時期發展成為一種廣泛的社會思想運動，正是從意識領域內來挽救這個嚴重的危機，促進"中興"局面的出現，從而加強和鞏固唐王朝統一的封建帝國統治。這是一個美好的願望。除軍閥大地主外，它確是反映了廣大階層人民的現實要求的。韓愈打著復古的旗幟，主張恢復孔孟儒家思想的正統地位，反對佛道二教，來整飭社會風尚。他清楚地認識到：人們對儒家所謂"君臣之大義"、"夷夏之大防"發生了動搖，就意味著封建等級制度的破壞，就意味著統一帝國的封建統治走向衰落和崩潰。他所寫的《原道》、《原性》、《原人》等篇，就是他所試圖建立的理論體系的重要論著。在這些論著中，韓愈著重提出並論述了與佛老尖銳對立的儒家之"道"，這個"道"，是歷聖相傳、有其悠久的傳統的，也就是以孔孟儒家為正宗的封建思想體系。 韓愈要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和儒家思想，而六朝以來"飾其辭而遺其意"的駢文，已經成為表達思想內容的桎梏，因而自然地需要開展一個文體革新運動，也就是反對駢文，提倡古文。古文，指漢以前的散體文，不僅語言長短不拘，抒寫自由，便於表達現實生活內容，而且它本來是載道的，因而也便於學習和宣揚儒家之道。所以韓愈提倡古文總是和學習古道聯繫在一起的。他說："愈之所志於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爾"(《答李秀才書》)。又說："愈之為古文，豈獨取其句讀不類於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見，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題(歐陽生)哀辭後》)。顯然韓愈學古文是為了學古道，換句話說，要學古道就必須學古文。道是目的，文是手段；道是內容，文是形式。這就是以韓愈為代表的古文運動的基本內容。這裡應該指出，柳宗元雖也主張文以"明道"，但在"道"的具體內容上，是和韓愈不盡相同的。韓愈所謂"道"，多倫理性質，他的"傳道"文章封建色彩較重。柳宗元雖也談儒道，同樣是為封建地主階級說教，但他的唯物論思想和政治革新的主張卻是很突出的。 韓派古文家和柳宗元關於文體革新的理論，是古文理論的精華。他們的文體改革是建立在散文傳統的繼承和革新的基礎上的。韓愈首先強調作家的修養。他說："根之茂者其實遂"，"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書》)。所謂根或氣，都是指作家的人格修養。對於文學語言，韓愈重視在繼承散文傳統的基礎上有所革新和創造，堅決反對模擬抄襲的不良文風。他主張學古文應"師其意不師其辭"，"唯陳言之務去"，指出"惟古於詞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賊"(《樊紹述墓志銘》)。他還認為運用語言，必須"文從字順"，即合乎自然語氣。而且要從實際出發，"因事陳詞"，使"文章言語，與事相侔"；還必須做到"豐而不餘一言，約而不失一辭，其事信，其理切"(《上襄陽於相公書》)。 韓派古文家李翱在《答朱載言》書里，透闢地發揮了韓愈反對因襲、主張獨創的理論。他認為聖人的《六經》，以及百家之文、屈原之辭，"創意造言，皆不相師"。他以為"義深則意遠，意遠則理辯，理辯則氣直，氣直則辭盛，辭盛則文工"。義是共同的原則，也就是道；而意則是各家表現義的具體思想。因此，意是需要各家自己創造的。他以為文章並沒有一成不變的"尚異"、"好理"、"尚對"、"不尚對"、"愛難"、"愛易"等等標準，主要在是否"能極於工"。"義雖深，理雖當，詞不工者不成文"。那些"自成一家之文"，"獨立於一時，而不泯滅於後代"之文，一定是"文理義""三者兼併"的。因此，文章之詞也必須是獨創的。韓派另一古文家皇甫提也同樣主張從意到言的新創。他說："夫意新則異於常，異於常則怪矣；詞富則出眾，出眾則奇矣。"但他實在已走到了極端，從要求"新富"而竟至要求"奇怪"了。 柳宗元同樣高倡文以明道，反對"貴辭而矜書，粉澤以為工，遒密以為能"的頹靡文風(《報崔黯秀才論為文書》)。他認為對社會生活作"褒貶"或"諷諭"是文章應有的功能(《楊評事文集後序》)；文學批評必須重視作品的思想價值，那些用美麗的辭藻包藏著錯誤內容的作品，對讀者的危害是更大的。他認為真正優美的作品，不僅應該有完美的形式，而且必須有正確而充實的內容，二者不可偏廢(《答吳武陵論非國語》)。他在《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中，對於寫作態度、寫作技巧等有關作家修養的問題，也都有精闢的論述。 第二節　韓愈的散文 韓愈(768-824)，字退之，河陽(今河南孟縣)人。三歲而孤，由嫂鄭氏撫養成人。叔父雲卿、兄韓會都是在李華、蕭穎士的影響之下，傾向復古的人物。由於家庭環境的影響，韓愈早年即以一個復古主義者自命。二十五歲成進士，二十九歲始登上仕途，他在科名和仕途上屢受挫折，就和他的復古思想有關係。先後做過汴州觀察推官、四門博士、監察御史等官。在監察御史任時，他曾因關中旱飢，上疏請免徭役賦稅，指斥朝政，被貶為陽山令。元和十二年，從裴度平淮西吳元濟有功，升為刑部侍郎。後二年，又因諫迎佛骨，觸怒憲宗，幾乎被殺，幸裴度等援救，改貶為潮州刺史。穆宗即位，他奉召回京，為兵部侍郎，又轉吏部侍郎。卒年五十七。 韓愈的政治思想和世界觀是比較複雜的。他政治上反對藩鎮割據，擁護王朝的統一；提倡"仁政"，反對官吏對人民的聚斂橫行，要求朝廷寬免賦稅徭役：這些都表現了他關心國家命運和民生疾苦，是他政治思想中的進步的一面。他猛烈地排斥佛老，熱烈地提倡儒家正統思想，這是和他的政治思想適應的，客觀上也具有一定的進步性。但是，在這裡，韓愈也宣揚了儒家學說中的封建糟粕。他的《原性》繼承董仲舒的性三品說，把封建統治者的人性看作是上品，而把被剝削人民的人性則視為下品，而且認為這種封建等級制以及等級性的人格是天理自然，與生俱來，不可改變的。所以他在《原道》中說："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為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這些理論，顯然都是為維護封建等級制度服務的。韓愈所大聲疾呼的"道"，實際是他對於封建國家的法權、教化、道德等等絕對原則的概括，是飽含封建倫理的意味的。他的世界觀，即他所謂"道"的具體內容，無疑對他的散文創作是有不良影響的。但是又應該看到，韓愈的思想，還有矛盾的一面。他努力維護"道統"，又往往不自覺地破壞了"道統"。譬如他說"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讀墨子》)。更突出的是，他在著名的《送孟東野序》中，提出了"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這一具有現實性和戰鬥性的思想。他不但承認伊、周、孔、孟等等"道統"以內的善鳴人物，而且也承認楊、墨、老、莊等等"道統"以外各種不同流派的善鳴人物。顯然，他認為一切文辭、一切道，都是不同時代不平現實環境的產物。那麼，所謂古文，就不僅是傳道的工具，而且也是鳴不平、反映現實的工具。這一思想對他的散文成就是有重大的影響的。當他從現實社會生活出發來觀察問題，他就自然地突破了陳腐的儒家正統思想的羈絆，因而他的創作和理論也就放射了動人的光輝。從韓愈的散文來看，成就最高的顯然是那些由於自己仕途坎坷不平而對黑暗現實進行了揭露和批判的作品，而不是那些板著面孔為儒道說教的文章。他創造性地運用語言，而不是模擬抄襲古代語言，也是和著眼於現實社會生活有密切的關係的。 韓愈的散文，內容複雜豐富，形式也多種多樣。他的"雜著"或"雜文"，發揮了散文的戰鬥性的功能，不少作品達到了思想藝術完整的統一。《原毀》，通過對當時社會現象的精闢分析，揭露了當時一般士大夫所以要詆毀後進之士的根本原因。他指責當時社會人情的惡薄，自鳴不平，並發出了主張公正用人的呼籲。作品立論鮮明，語言平易，雖多闡述孔子、顏淵、子路、孟子等人的意見，而不引經據典，這是散文創作中的一種新的形式。他不顧流俗的誹謗，大膽地為人師，作《師說》，指出師的作用及相師的重要。他認為"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都可以為師，"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此而已"。這種見解打破了封建傳統的師道觀念，對於我們今天也還有參考價值。文章感情充沛，說服力也很強。他的《雜說四》，以"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比喻賢才難遇知己，"只辱於奴隸人之手"，寄寓了他對自己遭遇的深深不平：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只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見外，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真無馬邪?其真不知馬也! 文章簡短明快，而多轉折變化，十分飽滿地表達了一腔的委屈。《進學解》和《送窮文》用對話形式，以自嘲為自誇，以反語為諷刺，為當時社會的庸俗腐敗，表現了一個有理想的士大夫在黑暗現實中不能妥協的精神。《毛穎傳》學司馬遷傳記文，是所謂"駁雜無實之說"的典型作品，亦即當時流行的一種傳奇小說。它借毛筆始而見用，"以老見疏"的故事，諷刺統治者的"少恩"；同時對那些"老而禿"、"吾嘗謂君中書，君今不中書"的無用老官僚也旁敲側擊，給以譏刺。 韓愈寫了許多應用文，往往借題發揮，感慨議論，或莊或諧，隨事而異，實際也就是"雜文"。《送李願歸盤谷序》借隱士李願的嘴，對得意的"大丈夫"和官場醜惡，作了盡情的刻畫和揭露： 願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於人，名聲昭於時，坐於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俊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閒居，妒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為也。......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為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趑趄，口將言而囁嚅，處穢於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敫幸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為人賢不肖何如也!......" 此文描摹庸俗大官僚和官場醜態，窮形盡相，令人啼笑皆非。敘述用對比法，化駢偶為單行，流暢有氣勢。蘇軾很欣賞它，誇張地認為是唐代的第一篇文章，但它確是韓愈早期散文一篇有聲有色的力作。《藍田縣丞廳壁記》，實際是為"種學績文"的崔立之鳴不平，同時也揭露了腐朽的官僚制度。他還在許多書啟里，為自己或朋友鳴不平，實際也是對封建科舉制度和官僚制度，提出了控訴和抗議。 韓愈的敘事文，有許多文學性較高的名篇。《張中丞傳後敘》記述許遠、張巡、南霽雲等死守睢陽英勇抗敵的事跡，繪聲繪色，可歌可泣。文章前半夾敘夾議，證明許遠"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實不畏死，層層駁詰，筆端帶有感情。後半根據自己所得民間的傳聞，寫張巡、南霽雲事，而特別寫了南霽雲乞師賀蘭的片段情景，突出了生動飽滿的英雄形象。文章只寫張巡等三人死守睢陽的遺聞軼事，敘事和運用語言極曲折變化之能事，足令三人的性格特徵，躍然紙上。這是司馬遷傳記文的一個發展。他的碑誌文向來很有名，雖不免有許多"諛墓"之作，但他往往根據對象的不同特點，在定型的體例之中，作具體的描寫，因而區別於六朝以來的那些"鋪排郡望，藻飾官階"的十足公式化的碑誌文。著名的《柳子厚墓志銘》，有重點地選取事件，通過富於感情的語言，不僅指責了官僚士大夫社會的冷酷無情，敘述了柳宗元一生不幸的政治遭遇，而且也突出了"議論證今古，出入經史百家"的一個古文家的形象。《試大理評事王君墓志銘》，既敘述了"天下奇男子王適"的生平事跡，末了還敘述另一"奇士"侯高當日嫁女王適的滑稽故事： 初，處士(侯高)將嫁其女，懲曰："吾以齟齬窮，一女憐之，必嫁官人，不以與凡子。"君(王適)曰："吾求婦氏久矣，唯此翁可人意，且聞其女賢，不可以失。"即謾謂媒嫗："吾明經及第，且選即官人。侯翁女幸嫁，若能令翁許我，請進百金為嫗謝。"諾許白翁。翁曰："誠官人耶?取文書來。"君計窮吐實。嫗曰："翁大人不疑人欺。我得一卷書，粗若告身者。我袖以往，翁見未必取視，幸而聽，我行其謀。"翁望見文書銜袖，果信不疑，曰："足矣!"以女與王氏。 這個故事，帶有傳奇性，寫在墓誌上，好象有傷碑誌文的嚴肅，但它使"天下奇男子王適"的形象更為突出了。 用散文抒情，韓愈也是很成功的。《祭十二郎文》是前人譽為"祭文中千年絕調"的名篇。文章結合家庭、身世和生活瑣事，反覆抒寫他悼念亡侄的悲痛，感情真實，抒寫委曲，恰如長歌當哭，動人哀感。 韓愈的散文，雄奇奔放，富於曲折變化，而又流暢明快。皇甫提說他的文章"如長江秋清，千里一道，沖飈激浪，瀚流不滯"(《諭業》)。蘇洵也說："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上歐陽內翰書》)。這些話，形象而極為恰當地概括了韓愈散文的風格特色。 韓愈是我國古代運用語言的巨匠之一，他的散文語言有簡練、準確、鮮明、生動的特點。他善於創造性地使用古代詞語，又善於吸收當代口語創造出新的文學語言，因此他的散文詞彙豐富，絕少陳詞濫調，句式的結構也靈活多變。他隨所要表達的內容和語言的自然音節，屈折舒展，文從字順；間亦雜以駢儷句法，硬語生辭，映帶生姿。韓愈新創的許多精煉的語句，有不少已經成為成語，至今還在人們的口頭流傳。如"細大不捐"、"佶屈聱牙"、"動輒得咎"(《進學解》)，"俯首帖耳，搖尾乞憐"(《應科目時與人書》)，"不平則鳴"、"雜亂無章"(《送孟東野序》)，"落阱下石"(《柳子厚墓志銘》)等等。他還善於活用詞性，如"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人其人，火其書 ，廬其居"(《原道》)。又如"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柳州羅池廟碑》)，則是變化句子組織，錯綜成文。他想像豐富，還善於運用多種譬喻使對象突出生動。如說處士石洪善辯論"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為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送石處士序》)，所謂"引物連類，窮情盡變"。韓愈的語言藝術，正如皇甫提所說："茹古涵今，無有端涯，渾渾灝灝，不可窺校。"當然，在韓愈的散文中，也有少數篇章，對於追求新奇或古奧，略有生澀難讀之弊(如《曹成王碑》)，但這並不是他的主要方面。 第三節　柳宗元的散文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河東(今山西永濟縣)人。二十一歲登進士第，三十一歲為監察御史里行。貞元時期，柳宗元在科名和仕途上，是比韓愈為得意的。順宗即位，王叔文等執政，他參加了王叔文的集團，被任命為禮部員外郎。這時他和王叔文、劉禹錫等積極從事政治、經濟、軍事等各方面的革新，如罷宮市、免進奉、擢用忠良、貶謫贓官等，做了不少有利於人民的大事。王叔文執政不到七個月，因為遭到宦官和舊官僚的聯合反攻而失敗。柳宗元被貶為永州司馬。十年後，改為柳州刺史。憲宗元和十四年，死於柳州，年四十七歲。 柳宗元的政治思想基本上是儒家的民本思想。他認為官吏是人民的僕役，關非人民是官吏的奴僕。他指出人民"出其十一"僱傭官吏來為他們服務，而有些官吏卻不僅"受其直怠其事"，甚至還盜取人民的財富。他認為人民對他們所以不敢怒而斥退，只是因勢力不敵而已(《送薛存義序》)。他在《答元饒州論政理書》中已經認識到當時社會中貧與富的對立，而且試圖探求貧富不均的根源。它一方面反映了"兩稅法"實行以來只是剝削方式的改變，並沒有解決任何根本問題；同時，也反映了他基於對人民的同情而產生的土地權利的平均主義的空想。他的《封建論》，對古代社會的分封制度作了細緻的分析，並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見解。他嚴厲地抨擊封建藩鎮的割據局面，以及世族大夫的"世食祿邑"和由此而產生的"不肖居上，賢者居下"的不合理現象。他認為一種社會制度是不依任何個人或少數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在"勢"的支配下，就是"聖人"也無力興廢，而完全取決於"生人之意"，這就從根本上否定了封建帝王"受命於天"的謬說。他以歷史事實說明了郡縣制比封建制相對的優越性，把社會發展由"家天下"走向"公天下"看作是必然之勢，有力地批判了許多封建統治者企圖恢復分封制"與三代比隆"的倒退思想。所有這些，都表現了柳宗元先進的歷史觀。所以蘇軾認為"宗元之論出而諸子之論廢矣，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秦不封建論》)。 柳宗元先進的政治思想是和他的樸素唯物論有密切聯繫的。他在為《天問》而作的著名的《天對》中，探索自然現象，認為宇宙最初"惟元氣存"，一切現象都是自然存在，"無功無作"，"非余之為"，表現了唯物主義的宇宙觀。他的《貞符》斷言"唐家正德受命於生人之意"，並沒有什麼"賞功罰禍"的天意存乎其間；"受命不於天，於其人；休符不於祥，於其仁"。他以這種無神論歷史觀來觀察一切禮樂刑政，對於那些以宗教迷信作掩飾的觀點和作法，都給予嚴厲的批判。在這些批判和鬥爭中，他把自己無神論歷史觀的戰鬥性，在《時令論上》、《斷刑論下》、《非國語》、《天爵論》、《天說》等論文中，作了系統的發揮。但柳宗元的思想也不可免地存在著局限性。比如他有時在解答一些難以解答的問題時，往往表現了偶然論的思想，基本上也並未完全跳出儒家的正統思想。但儘管如此，他在中國思想史上的光輝地位是不可磨滅的。 柳宗元一生的文學創作極其豐富。但貞元時期，他在長安，努力施展政治抱負，而"不以是取名譽"，重要作品不多，成就不大。元和以後，長期的貶謫生活，使他有機會接近下層人民，受到了生動的社會教育。這對他的先進的世界觀的形成和豐富、深刻的文學作品的產生，都是有著直接的作用和影響的。他的詩文，真實地反映了社會生活的許多重要方面，具有強烈的現實主義精神；而且在藝術上所表現的獨創性，也非常突出。 柳宗元貶官永州以後的作品，有些是採取寓言的形式，諷刺當時腐敗的社會和政治。文章短小警策，含意深遠，表現了傑出的諷刺才能。《三戒》是著名的諷刺小品。《臨江之麋》，寫麋得主人的寵愛，"犬畏主人，與之俯仰甚善"，不敢吃它。三年以後，麋離開了主人外出，外犬"見而喜且怒，共殺食之"。它尖銳地諷刺了那些依仗權貴而得意忘形的小人物。《黔之驢》是外強中乾的小人的寫照，嘲諷他們"形之龐也類有德，聲之宏也類有能"，而其實是無德無能。《永某氏之鼠》比喻那些自以為"飽食而無禍"的人作老鼠，指出他們"為態如故"，以"飽食無禍為可恆"，那他們一定會遭到徹底被消滅的慘禍。這三篇寓言，深刻有力地諷刺了封建剝削階級醜惡的人情世態。他的《負版傳》，也以寓言筆調生動地刻劃了那些貪得無饜的人物形象。他這樣描寫負版： 得遇物，輒持取，仰其首負之，背愈重，雖困劇不止也。其背甚澀，物積因不散。卒躓仆不能起。人或憐之，為去其負。苟能行，又持取如故。又好上高，極其力不已，至墜地死。 這是一個具有社會意義的典型事件，短短一百來字，寫得既平常，又深刻。柳宗元的寓言諷刺小品是極其成功的。語言鋒利簡潔，風格嚴峻沉鬱。他善於體情察物，抓住平凡事物的特徵，加以想像和誇張，創造生動的形象。在他以前，如先秦寓言，往往只是某種文章的一部分，而不是以一種獨立的文學形式出現的。柳宗元創造性地繼承前人的成就，大量地創作寓言，使寓言成為一種獨立的、完整的文學作品，在寓言文學發展中是有其一定的地位的。 柳宗元的傳記散文，大都取材於封建社會中那些被侮辱被損害的下層人物，這是《史記》人物傳記之後的一個發展，也標誌著柳宗元的現實主義精神的發展。他的傳記散文，和一般史傳文不同，他往往借題發揮，通過某些下層人物的描寫，反映中唐時代人民的悲參生活，揭露尖銳的階級矛盾，具有深刻的思想意義。在《捕蛇者說》中，柳宗元刻劃了被殘酷剝削的蔣氏的形象，揭露和批判了封建社會剝削的殘酷。蔣氏祖孫三代受毒蛇之害，但因捕蛇可以抵償租稅，仍甘冒生命危險而不願改業。它反映了農村的荒涼景象和悍吏逼租的猙獰面貌。它使我們認識到吃人的封建社會的罪惡，認識到唐代賦稅對人民的摧殘到了什麼程度!柳宗元這種強烈的現實主義精神，是可以和白居易在新樂府中所表現的媲美的。《種樹郭橐駝傳》借郭橐駝養樹"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的道理，諷刺了統治者政令煩苛對人民所造成的無窮干擾和奴役。《童區寄傳》寫一個十一歲的牧童殺死兩個搶劫人口的"豪賊"。作品塑造了勇敢機智的少年區寄的形象。同時也揭露了當時社會人口買賣的罪惡。柳宗元寫了統治階級的少數開明人物的傳記，也反映出真實的歷史面影。如《段太尉逸事狀》，題材近似韓愈的《張中丞傳後敘》，只寫人物的片段故事，而風格不同，直敘事實，不涉抒情議論，語言簡勁有力。他具體描寫了段秀實的沉著機智、不畏強暴、愛護人民的優秀品質和英雄形象，從而揭露了安史之亂以後那些擁兵自重的新軍閥們對人民殘酷的壓迫和剝削。柳宗元象其他許多傑出的現實主義作家一樣，在他的深刻的藝術描寫里，都是大膽而真實地揭露了封建統治階級的腐朽、黑暗和罪惡，滲透著他的憂心如焚和對美好生活的願望。柳宗元的傳記散文，不僅一般具有較強的思想性，而且藝術上也富有創造性。他首先是從暴露現實批判現實的角度選取人物，從而選擇其重要的事件，加以適當的剪裁和必要的具體描寫，這是他寫作傳記散文一個典型化的過程。他的作品往往突出地寫出了人物的重要方面，反映出複雜的豐富的歷史內容。 柳宗元散文更著名的是他的山水遊記。這類作品，往往在景物描寫之中，抒寫了他的不幸遭際和他對於現實的不滿。他描寫山水之樂，一方面藉以得到精神安慰，同時也曲折地表現了他對醜惡的現實的抗議。 柳宗元的山水遊記，文筆清新秀美，富有詩情畫意。《永州八記》是他的代表作品。《鈷母潭記》，作者以生動而簡潔的語言，描繪了鈷母潭的位置和形狀，潭水來源和流動的狀態，以及懸泉的聲音，周圍的景物等等。他敘述了購得這一勝景的由來，同時也反映了"官租私券"對於人民嚴重的剝削，以及他在貶謫生活中不能忘懷"故土"的抑鬱心情。整個作品，把寫景和抒情融合為一。在《鈷母潭西小丘記》里，他把一個普通的小丘，描繪得異常生動。"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為奇狀者，殆不可數，其欽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於溪；其衝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于山"。那些無知的奇石，一經作者這樣的勾畫，仿佛各各都具有了血肉靈魂。他生動地寫出了小丘優美的景色，同時也借"農夫漁父討而陋之"，即小丘的被棄，感嘆自己的不幸遭遇。他對小丘之美的被發現表示欣慰，是寄寓了他的難言之隱的，正如清人何焯所說："茲丘猶有遭，逐客所以羨而賀也，言表殊不自得耳"(《義門讀書記》)。《至小丘西小石潭記》純以寫景取勝： 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佩環。心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洌。全石以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為坻、為嶼、為甚、為岩。青樹翠蔓，蒙絡搖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游無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動；叔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游者相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岸熱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淒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 他寫水、寫樹木、寫岩石、寫游魚，無論寫動態或靜態，都生動細緻，精美異常。而對潭水和游魚的描寫，尤為精彩，使作品更增加了神韻色澤。柳宗元山水遊記的語言，恰如他在《愚溪詩序》所說，"清瑩秀澈，鏘鳴金石"。他描繪山水，能寫出山水的特徵，文筆精練而又生動。他的山水遊記繼承《水經注》的成就，而又有所發展，為遊記散文奠定了穩固的基礎。 柳宗元在永州曾仿屈原《九章》寫了《懲咎賦》，表示自己在政治上雖遭失敗，但志不可屈，決意學習屈原，準備"蹈前烈而不頗"。《閔生賦》也抒發了他滿腔的悲憤，並表示要為實現自己的理想而繼續奮鬥。他的性格、遭遇和創作活動都與屈原有相似之處，所以嚴羽認為："唐人惟柳子厚深得騷學，韓愈、李觀皆所不及。"(《滄浪詩話》) 在中國文學史上，柳宗元是傑出的散文家之一。他從創作實踐上發展了古文運動。在貶謫以前，到他門上求教的就"日或數十人"(《報袁君陳秀才避師名書》)，他也"好以文寵後輩"，後輩因他的教導而知名的"亦為不少"(《答貢士廖有方論文書》)。貶謫以後，"衡湘以南為進士者，皆以子厚為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為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柳子厚墓志銘》)。柳宗元在當時文壇上的影響是很大的。 第四節　古文運動的影響 唐代古文運動的勝利，是我國散文發展的一個轉折點。它打垮了駢文的長期統治，開創了散文的新傳統。韓愈、柳宗元是司馬遷以後最大的散文作家。他們不僅在理論上奠定了散文創作的基礎，更重要的是在創作實踐上作出了典範。他們開創了一種擺脫陳言俗套、隨著語言自然音節、自由抒寫的文風。他們不僅恢復了散文的歷史地位，而且把散文的實用範圍推廣了，使散文在傳統的著書立說之外，在日常生活中找到了表現自己的寫景、抒情、言志的廣闊園地。 韓愈由於不顧流俗的訾議，抗顏而為人師，在當時就發生了廣泛的影響。同時知名古文家如樊宗師、李翱、皇甫提、李漢、沈亞之等，或為朋友，或為受業弟子。而孫樵則為再傳弟子。他們或者趨尚艱澀，或者惟能平易，或者只求奇異，一般成績不大。詩人張籍、元稹、白居易等在文章方面也都直接或間接地受韓愈和古文運動的影響。晚唐皮日體、陸龜蒙、羅隱等人的諷刺小品，文學價值較高，則顯然是在韓柳古文影響下的一個發展。 中唐時代，傳奇小說和古文並興，二者是互為影響的。古文運動解放了文體，使著意好奇的傳奇家，得到更自由的表現形式，因而促進了傳奇小說的發展；傳奇小說的題材和表現方法，也給古文家以借鑑，因而也有利於古文運動的推廣和成功。韓愈、沈亞之都是把二者統一起來的。他們既提倡古文，也寫作傳奇小說。 但是，從晚唐五代到北宋初，古文運動實際趨向衰落，駢文恢復了統治地位。原來古文運動，就形式說，是對駢文的革新運動。但是駢散文之間並無絕對嚴格的分界線。韓柳古文並未廢除駢詞儷句固不必說；在韓愈提倡古文，反對"俗下文字"的當時，裴度就持反對的意見，以為"文之異在氣體之高下，思致之深淺，不在磔裂章句，隳廢聲韻"(《寄李翱書》)，就是說，文章重在思想內容，不在駢散的形式。完全從形式著眼來反對駢文，意義是不大的。裴度還批評韓愈"恃其絕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為戲"(同上)，就是從韓愈古文的內容來批評的。古文運動當時所以發生廣泛的影響，是和韓柳文內容的深廣有密切的關係的。韓柳以後，社會矛盾進一步發展，不僅藩鎮割據的分裂局面無法挽回，而且爆發了農民大起義，道統的宣傳既無補於統治階級的沒落和崩潰，士大夫振作有為和希望，也漸趨破滅，後起的古文家乃不得不把古文引上狹小、瑣細的道路，古文便成為少數隱者之流的抒寫生活情趣的工具。這些古文雖然也反映了一定的社會內容，但畢竟不夠深廣，不足以振奮人心，因而也就自然地不為人所注意了。這樣，形式主義的駢文就輕易地恢復了統治地位。 北宋初期，柳開、王禹稱、姚鉉、穆修等，都標榜韓柳古文，反對晚唐五代的浮靡文風；到了中葉，在新的現實條件下，以歐陽修為首，再一次掀起了古文運動。由於歐、曾、王、蘇諸古文大家在創作上的努力和成功，從此韓柳古文遂成為新的傳統。明代唐順之、歸有光等的古文和清代"桐城派"的古文，都是以韓柳為首的唐宋古文新傳統的直接繼承和發展。這個古文新傳統，支配中國文壇一千多年，直到"五四"新文學運動才被以反帝反封建為內容的語體散文所代替。 古文運動提倡"道"和"道統"，維護封建統治，為歷代統治階級及其文士所利用，這使古文即散文蒙上濃厚的封建說教的色彩，逐漸走上陳陳相因，腐朽僵化的道路。但是韓柳的創作實踐，不僅是為了"傳道"或"明道"，更重要的還是以古文鳴不平，反映一定的現實社會內容，這樣就起了積極的影響。韓柳以後古文有了更廣闊的園地，許多古文家用它來敘事、寫景、抒情和議論，為日常生活所必需，而且也使之成為文學史上源遠流長的一種重要的形式。 古文運動的理論，特別是韓愈所提出的文道合一、氣盛言宜、務去陳言、文從字順等論點，指導了後來無數古文家的寫作，直到今天，仍有借鑑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