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史 · 第八章　魏晉南北朝的文學批評

第一節　曹丕的典論論文和陸機的文賦 建安以前，中國沒有文學批評的專著。但是，先秦的《論語》、《孟子》、《莊子》、《荀子》，兩漢的《史記》、《漢書》、《法言》、《論衡》以及解釋《詩經》、《楚辭》的著作里都散存著一些有關文學的言論，這些言論或提出了一些文學批評的根本原則，或評述古代及當代的文學作品，雖然只是一些片段，對後代的文學批評卻起了很大的開創、啟發、引導的作用。 建安時代，由於政治社會狀況及時代思潮的變化，文學創作非常活躍，文學創作的自覺精神有顯著的提高，再加東漢桓靈之世品評人物的清議風氣的影響，品評文章的風氣也逐漸形成。曹丕的《典論?論文》正是在這種風氣中產生的比較系統的文學批評論著。他還有一篇《與吳質書》也是有關文學批評的名作。 曹丕在《論文》中首先反對自古以來的"文人相輕"的積習。並用"審己以度人"的態度分別指出了建安七子在各體文章創作上的長處和短處。 為什麼這些作家會互有長短呢?曹丕也作了進一步的探索，他認為一方面是因為文體各有特點，一方面是作家的才華性不齊。 在論文體上，他指出："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各種文體所"同"的"本"是什麼，他沒有說明。但是他指出了文體四科互相區別的特點，也就為各體文章的創造和批評找到了一個初步的客觀的標準。而"詩賦欲麗"一點，更顯示了建安文學漸向詞采華麗發展的新風尚。 為什麼作家在文體上會"能之者編"呢?他說："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劉，巧茁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這裡所說的文氣，是一個古人的不確切的詞語，很難下一個準確的定義。但是從他以清濁為形容，以音樂的引氣巧拙為比喻來看，"氣"大致是指作家的才性在文章中的反映。東漢清議論人的品性有清濁之分，所以論文也就"清濁有體"了。才有巧拙，性有清濁，所謂"孔融體氣高妙"，"公斡時有逸氣"(《與吳質書》)，就是指他們的文章中表現了清高、俊逸的才性。他講文藝重視清高、俊逸，和後代批評家所說的"建安風骨"的觀念正是相通的。氣的概念雖然不確切，但是他所探索的問題卻接近我們所說的作家個性和風格的問題。文氣觀點的提出正反映了建安文學向個性化發展的析趨勢。 曹丕在《論文》里還從統治階級立場有意識地提高文學的地位。他不像漢朝的帝王把作家當作"倡優"，把辭賦比為"博弈"，而是把文章看作"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並且鼓勵文人們更積極地創作，希望他們不要"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這是很有遠見的。他這一論點集中而鮮明地表現了建安時代作家的創作自覺精神，對文學的發展也起了一定的促進作用。 曹丕這篇《論文》，標誌著我國古代的文學批評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他不是單純根據個人主觀愛憎來評論文章，而是有意識地去探索並企圖解決文學發展中的一些共同的問題。儘管他對這些問題所作的答案還比較簡單，但是他啟發後來的作家批評家們繼續探索解答這些問題的先驅功績是應該肯定的。後來的陸機、劉勰、鍾嶸正是沿著他所開拓的道路繼續前進的。 從建安到西晉，文學創作有了很大的變化，文學批評也有了進一步的發展。陸機《文賦》論十種文體的風格特徵，顯然比曹丕的文體四科區分更細密，標準也有所不同了。他說："詩緣情而綺靡"，明確地肯定了建安以來詩歌向抒情化發展的方向，比曹丕"詩賦欲麗"的提法更進了一步。"賦體物而瀏亮"，也是離開漢賦典重宏麗的傳統而標舉了魏晉小賦的新風格。"論精微而朗暢"，也反映了太康時代玄學盛行的新風氣。總的來說，陸機論文體比曹丕更重形式的輕巧綺靡，這鮮明地標誌了西晉文風和建安的不同。 陸機《文賦》的序言說："余每觀才士之作，竊有以得其用心。夫放言遣辭，良多變矣。妍蚩好惡，可得而言。每自屬文，尤見其情。恆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蓋非知之難，能之難也。故作文賦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論作文利害之所由。"這一段話清楚地說明他創作《文賦》的動機和目的，主要在於探索才士創作的"用心"，"論作文利害之所由"。 在《文賦》里，陸機生動地描述了作家創作的過程。當作家"遵四時以嘆逝，瞻萬物而思紛"，產生了創作動機以後，就進入了"收視反聽，耽思傍訊。精鶩八極，心游萬仞"的構思的過程程。直到"情曈曨而彌鮮，物昭晰而互進"，沉辭浮藻，聯翩而來，算是作到"意"能"稱物"了，這才進入"選義按部，考辭就班"的階段。"或因枝以振葉，或沿波而討源，或本隱以之顯，或求易而易難"，說明選義考辭工作的複雜和曲折。"理扶質以立干，文垂條而結繁"，又指出立意和選辭之間有先後主從的關係，不能本末倒置。所謂選義考辭，正是為了作到"文"能"逮意"。從這些生動的描述中可以看到陸機的確是窺見了才士們創作上用心的甘苦。這是曹丕所沒有輪到的。可惜他沒有指出決定創作成敗的利害關鍵。 除了上述創作過程的一般描述之外，他又詳細地研究了立意、修辭的問題。他從積極的方面指出了在"文繁理富"情況下"立片言"為"警策"的必要；指出了立意和遣言，應該"謝朝華於已披，啟夕秀於未振"，努力創新，反對"傷廉"、"愆義"的因陳抄襲。從消極方面，他也指出了創作中常見的"唱而靡應"，"應而不和"，"和而不悲"，"悲而不雅"，"雅而不艷"等等的毛病。這些論述中雖不免有瑣碎枝節的地方，但是他的確也總結了自建安(特別是曹植)以來創作中積累的一些新的經驗，這也是曹丕《論文》中沒有涉及的問題，很有積極意義。但是他的立意修辭總的主張是"其會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貴妍"，又說明他恰恰忽視了"建安風骨"這個更寶貴的傳統。應該說明，他所謂的"會意尚巧"，是指如何巧妙地表達內容，而不是追求內容的高尚、深刻、豐富、充實，因為求內容的高尚深刻，絕不是一個巧不巧的問題。 陸機第一個把創作過程、方法、形式、技巧的問題提上文學批評的議程，功績是不可磨滅的，但是他忽略文學的思想內容而片面地談表現的方法技巧，也是不容諱言的。劉勰《文心雕龍?總術篇》說："昔陸氏文賦，號為曲盡，然泛論纖悉，而實體未該。"《序志篇》又說："陸賦巧而碎亂"，都相當中肯地指出了他的缺點。他的觀點在一定程度上助長了當時及後來的文學創作中的形式主義傾向。 西晉末年葛洪《抱朴子?外篇》中論文章的觀點，正是陸機這些觀點的發揮。他努力反對正統文人以文章為末事的輿論。他認為文章以雕飾為上，近代之文優於古代。又讚美陸機的文章"猶玄圃之積玉，無非夜光"。這同樣反映了西晉專重形式華美的文壇風氣。 第二節　劉勰的文心雕龍 從西晉到宋齊，文學創作又經歷了幾次較大的變革，創作的經驗和教訓更加豐富了。在文學批評方面也增加不少的著作，所有這些，都為劉勰《文心雕龍》這部總結性的文學批評巨著打下了更充實的基礎。 劉勰(466?-520?)，字彥和，祖籍東莞莒(今山東莒縣)，世居京口(今江蘇鎮江)。早孤，篤志好學，家貧不能婚娶，依當時著名的和尚僧祐十餘年，博通佛教經論，還參加整理佛經工作。梁以後作過記室、參軍等小官，併兼東宮通事舍人，深得太子蕭統的器重。晚年出家，更名慧地，不久就死了。 《文心雕龍》是劉勰三十幾歲時的作品，創作於齊代。他雖然早年就博通佛教經論，但從這部書來看，他前期的思想基本是儒家，他在《序志》、《諸子》、《程器》等篇中表述自己的人生觀，也是"窮則獨善以垂文，達則奉時以騁績"的儒家觀點。在《序志篇》里他說："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文，六典因之以致用。君臣所以炳煥，軍國所以昭明，詳其本源，莫非經典。而去聖久遠，文體解散，辭人愛奇，言貴浮詭，飾羽尚畫，文繡鞶帨，離本彌甚，將遂訛濫。蓋周書論辭，貴乎體要；尼父陳訓，惡乎異端。辭訓之異，宜體於要。於是搦筆和墨，乃始論文。"這裡，他說明了文章的政治社會作用，也說明了他寫這部書的動機是為了糾正離開了經典本源的南朝的"浮詭"、"訛濫"的文風。他認為魏晉以來曹丕、陸機、摯虞、李充等人的文學批評論著，都是"各照隅隙，鮮觀衢路"，"未能振葉以尋根，觀瀾而溯源"，所以他覺得自己有責任來糾正這個根本性的缺點。但是他並沒有一筆抹煞前人著作，他說："及其品列成文，有同乎舊談者，非雷同也，勢自不可異也。有異乎前論者，非苟異也，理自不可同也。"這正說明他對前人言論的批判吸收的態度。 《文心雕龍》五十篇，包括總論、文體論、創作論、批評論四個主要部分。總論五篇，論"文之樞紐"，是全書理論的基礎。文體論二十篇，每篇分論一種或兩三種文體，對主要文體都作到"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其分體的詳細，論述的系統周密，遠遠超過曹丕和陸機。創作論十九篇，分論創作過程，作家個性風格，文質關係，寫作技巧，文辭聲律等類的問題。其詳密深刻，也遠遠超過陸機。批評論五篇，從不同角度對過去時代的文風，作家的成就提出批評，並對批評方法作了專門探討，也是全書的精采部分。最後一篇《序志》說明自己的創作目的和全書的部署意圖。這部書內容雖然分為四個方面，但理論觀點，首尾一貫，各部分之間又互相照應。正像他《附會篇》說的："眾理雖繁，而無倒置之乖；群言雖多，而無棼絲之亂。"其體大思精，在古代文學批評著作中是空前絕後的。 在總論五篇中，他闡明了全書理論的基礎。《原道篇》根據《易經?繫辭》的天道自然觀念來說明文章"與天地並生"，"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是合乎"自然之道"的。"有心之器"所創作的美麗的文章，是龍鳳、虎豹、雲霞、草木等"郁然有彩"的"無識之物"的合乎自然的反映(在以後的《明詩》、《情采》、《物色》等篇里，他也繼續發揮了這個道理)。但他所說的"道"，就是"形而上者"的"道"，是先天地、日月、山川而生的，主宰一切的客觀唯心主義的神秘的最高觀念。這個"道"，又是只有聖人才能領會的，聖人們"原道心"、"研神理"之後，就為人類寫出了"恆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的經典，這就是所謂"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而明道"。如果說他還有一點可取的話，那就是他還相信天道可以從聖人文章中得到闡明，沒有走到"道"不可知的絕路上去。而且他這部書究竟是以論文為主，不是一部儒家唯心主義的哲學講義。就全書的理論觀點來看，《宗經篇》的意義顯然比《原道篇》更為重要。他之所以強調宗經，有兩重意義：第一，強調五經是後代一切文體的本源，例如賦、頌、歌、贊，都源於詩經。作家如能認識這個本源，就可以"稟經以制式，酌理以富言"。這種以五經為文章本源的觀點雖然錯誤，但在論文體形式流變方面，也有其值得重視的地方。第二，是體會五經文章的精神風貌的特色，從其中引伸出自己的文學批評的原則標準。他說："故文能宗經，體有六義，一則情深而不詭，二則風清而不雜，三則事信而不誕，四則義直而不回，五則體約而不蕪，六則文麗而不淫。"這六義，包括文章從內容到形式的六點要求，每點要求他都指出了合乎經和不合乎經的兩個方面，這就是他貫穿在全書中的對文章肯定和否定的最根本的準則。他認為文章只要符合以上六點要求，就算宗經了，可見他的尺度還是比較靈活寬廣的。從這兩重意義看，他的宗經是要求作家體會經典文章的精神和風格，不是叫他們呆板地模擬經典的形式腔調，更不是簡單地抄襲經典的詞句。所以他《辨騷篇》極力稱讚屈原能"取熔經意，自鑄偉辭"。《封禪篇》主張"樹骨於訓典之區，選言於宏富之路；使意古而不晦於深，文今而不墜於淺"。《通變篇》主張"名理有常，體必資於故實；通變無方，數必酌於新聲"。換句話說，他是用"經"來指導"文"，不是用"經"來代替"文"。當然，從我們今天的觀點來看，《文心雕龍》的價值決不在於他的宗經，而在於他在宗經的神聖外衣下所獨立創造發展的一系列的文學批評的觀點。他的觀點，主要的有以下幾方面： (一)他初步地建立了用歷史眼光來分析、評論文學的觀念。用他的話說，就是"振葉以尋根，觀瀾而溯源"。在《時序篇》里，他首先注意從歷代朝政世風的盛衰來系統地探索文學盛衰變化的歷史根源。例如他論建安文學"雅好慷慨"的風格出於"世積亂離，風衰俗怨"的現實環境。論西晉時代，指出當時作家很多，但因為"運涉季世"，所以"人未盡才"。他最後的結論是"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原始以要終，雖百代可知也"。當然，他對社會歷史發展的解釋不可能不抱著唯心主義的觀點，對文學興衰原因的探索，也過分注意帝王和朝政的因素。但是在文學理論上他強調要從文學以外的歷史現實的變變化中來理解文學的變化，仍然合乎樸素的唯物主義的精神。在《通變篇》里他又系統地論到歷代文風的先後繼承變革的關係。他說："暨楚之騷文，矩式周人；漢之賦頌，影寫楚世；魏之策制，顧慕漢風；晉之辭章，瞻望魏采。摧而論之，則黃唐淳而質，虞夏質而辨，商周麗而雅，楚漢侈而艷，魏晉淺而綺，宋初訛而新。從質及訛，彌近彌淡。何則，競今疏古，風末力衰也。"把《時序》、《通變》兩篇結合起來，可以看出劉勰對文學史的發展過程是具有相當簡要清晰的概念的。就每一種文體來說，他也很重視歷史發展的追索。《明詩篇》對建安、西晉、宋初詩風面貌的變化，概括相當準確。《詮賦篇》對兩漢、魏晉辭賦的盛況，也有相當充分的描繪。這兩篇可以說是他心目中的詩史和賦史的提綱。甚至在《麗辭》、《事類》、《比興》等論語言修辭的專篇中也有文學語言修辭的歷史發展觀念。由於他對歷史事實有廣泛觀察和深入追溯，他對南朝文風的批判也就顯得比較深刻有力，不讓人感到是儒家觀點的片面說教。這是他超過前代批評家的主要成就。 (二)他從不同角度闡發了質先於文、質文並重的文學主張，比較全面地說明文學內容和形式的關係。在《情采篇》中，他指出："夫鉛黛所以飾容，而盻倩生於淑姿；文采所以飾言，而辯麗於情性。故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後緯成，理定而後辭暢，此立文之本源也。"因此，他認為創作應該"為情造文"，反對"為文造情"，並且一針見血地揭露了晉宋以來許多作家"志深軒冕，而泛詠皋壤；心纏幾務，而虛述人外"的虛偽清高的面目。在《風骨篇》里，他更強調文章要有風有骨。所謂風，是指高尚的思想和真摯的感情。所謂骨，是指堅實的事理內容及清晰的結構條理。他說："怊悵述情，必始乎風；沈吟鋪辭，莫先於骨。""若豐藻克贍，風骨不飛，則振采失鮮，負聲無力。"就是反覆地說明必須先有思想然後可以述情，必須先有事義然後可以鋪辭。他還引用了曹丕的文氣說來闡明文章的風骨正是作家個性風格的主要標誌。可見他的風骨論正是曹丕文氣說的進一步的發展。在《定勢篇》里，他指出要"因情立體，即體成勢"，要適應不同的內容來選擇文體形式，並適應不同的文體來確定文章的風格面目。在論風格上，他並不一般地反對華美形式，他說"賦頌歌詩，則羽儀乎清麗"，又說"若愛典而惡華，則靈通之理偏"。在文體論各篇中他還具體指出寫作的時候應該考慮到文章的政治社會作用和客觀效果。例如《檄移篇》指出寫戰爭中的檄文，為了達到"振此威風，暴彼昏亂"的政治目的，就應該寫得"事昭而理辨，氣盛而辭斷"。在《論說篇》他反對陸機"說煒燁而譎誑"的觀點，認為"說"並非對待敵人，就應該講忠信。總之，宗經六義是他對質文關係的基本看法。 (三)他從創作的各個環節，各個方面總結了創作的經驗。在《神思篇》里論創作構思過程，發展了陸機的觀點。他不僅有非常簡練生動的描繪，而且對作家構思過程中主觀的"神"和客觀的"物"之間的關係有比較準確的概括："神居胸臆，志氣統其關鍵；物沿耳目，辭令管其樞機。"同時指出要使"關鍵"、"樞機"活躍疏通，一方面要"虛靜"。另一方面更要注意"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研閱以窮照，馴致以繹辭"，認為這些平時的學識才能修養和生活閱歷的準備，是"馭文之首術，謀篇之大端"。在《熔裁篇》里他對寫作過程指示更明確具體："履端於始，則設情以位體；舉正於中，則酌事以取類；歸餘於終，則撮辭以舉要。"在《附會篇》中他用非常生動的比喻說明了文章體制的有機的完整性："夫才童學文，宜正體制，必以情志為神明，事義為骨鯁，辭採為肌膚，宮商為聲氣。"這些都是針對南朝形式主義文風而有意識發揮的議論。他關於文章風格的論述，也非常精采。他認為形成風格的因素，有才(藝術才能)、氣(性格氣質)、學(學識修養)、習(生活習染)四個基本方面，而典雅、遠奧、精約、顯附、繁縟、壯麗、新奇、輕靡八種風格的不同，正由於作家在才、氣、學、習四個方面存在著差別。這就把人們認為玄虛奧妙的風格問題，作了比較實事求是的說明。在這方面，他也大大地發展了曹丕文氣的理論。在有關形式修辭方面，他也往往針對關鍵問題立論，在《比興篇》里他指出了兩漢以來的作品中存在"日用乎比，月忘乎興"，只講形容，不講寄託的不健康傾向。在《誇飾篇》里指出運用誇飾手法應該準確得當："飾窮其要，則心聲並起；誇過其理，則名實兩乖。"諸如此類的論述至今還有值得借鑑的地方。至於那些講用典、對仗、聲律等方法技巧的言論，對我們欣賞古典作品也有很大的幫助。 (四)他初步建立了文學批評的方法論。在《知音篇》里，他發展了曹丕的觀點，反對了"貴古賤今"、"崇己抑人"、"信偽迷真"等等的錯誤批評態度。他認為正確的批評態度，應該無私於輕重，不偏於憎愛"。他還正面指出批評家應該有深廣的學識修養，"凡操千曲而後曉聲，觀千劍而後識器"。他又提出了六觀的方法："一觀位體，二觀置辭，三觀通變，四觀奇正，五觀事義，六觀宮商。"這六方面雖然更多是從形式上著眼，但是他認為只有"披文"才能"入情"，只有"沿波"才能"討源"，只有全面地觀察形式才能深入內容。最後他還指出任何文章都是可以理解，可以批評的，"豈成篇之足深，患識照之自淺耳"。這裡也可以看到他在文學批評上並沒有什麼神秘的不可知論的觀點。 他在評論作家作品上也有不少獨立的見解。對南朝文人非常推崇的曹植、陸機等作家，他就有一些不大相同的看法。他在肯定曹植、陸機的成就外，還指出他們文章中不少的疵病。 但是，也應該指出，他受儒家觀點的束縛過深，對文學史上那些富於浪漫主義色彩的作家作品評價往往不夠正確。在《辨騷篇》中，他一方面對屈原的成就有很高的評價，另一方面，由於拘守宗經六義的尺度，對屈原作品中利用神話故事、大膽想像的地方又有不正確的批評。《諸子篇》對《莊子》等書中某些大膽想像的寓言故事也斥為"踳駁之類"。他的文體論中，為了求全，甚至把和文學關係很遠的註疏、譜籍、薄錄等文體也收容進來，顯得有些蕪雜瑣碎。相形之下，他對漢魏以來的樂府民歌和小說又幾乎沒有論述，偶爾提到一兩句，也是抱輕視的態度。這些都是比較明顯的缺點。 《文心雕龍》的理論對唐以後的作家批評家有相當大的影響。陳子昂革新詩歌標舉"風骨""興寄"，杜甫、白居易論詩重視"比興"，韓愈論文主張尊儒、復古，論學習古人應該"師其意不師其辭"，都是直接或間接受到他的理論的啟發。清章學誠倡導"戰國文體最備"的著名議論，實質上也是繼承和發展了他《宗經》等篇的看法。至於劉知幾、黃庭堅、胡應麟等著名作家、批評家的一般讚揚，就更難於列舉了。 第三節　鍾嶸詩品及蕭統文選 鍾嶸《詩品》是在劉勰《文心雕龍》以後出現的一部品評詩歌的文學批評名著。這兩部著作相繼出現在齊梁時代不是偶然的，因為它們都是在反對齊梁形式主義文風的鬥爭中的產物。 鍾嶸，字仲偉，潁川長社(今河南長葛)人，生卒年不詳。他在齊梁時代曾作過參軍、記室等小官。他的《詩品》是梁武帝天監十二年(513)以後寫成的。 鍾嶸的時代，詩風的衰落已經相當嚴重。據《詩品序》描寫，當時士族社會已經形成一種以寫詩為時髦的風氣，甚至那些"才能勝衣，甫就小學"的士族子弟也都在忙著寫詩，因而造成了"庸音雜體，人各為容"的詩壇混亂情況。王公搢紳之士談論詩歌，更是"隨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澠並泛，朱紫相奪。喧議並起，準的無依"。所以鍾嶸就仿漢代"九品論人，七略裁士"的著作先例寫成這部品評詩人的著作，想藉此糾正當時詩壇的混亂局面。 《詩品》所論的範圍主要是五言詩。全書共品評了兩漢至梁代的詩人一百二十二人，計上品十一人，中品三十九人，下品七十二人。在《詩品序》里，他談到自己對詩的一般看法："故詩有三義焉，一曰興，二曰比，三曰賦。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宏斯三義，酌而用之，干之以風力，潤之以丹采，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若專用比興，患在意深，意深則詞躓。若但用賦體，患在意浮，意浮則文散，嬉成流移，文無止泊，有蕪漫之累矣。"從這一段話來看，他對詩的看法一是強調賦和比興的相濟為用，一是強調內在的風力與外在的丹采應同等重視。這和劉勰的看法大體接近，僅僅在對比興的解釋和重視程度上略有不同。 鍾嶸論詩還堅決反對用典。他在序里說："若乃經國文符，應資博古；撰德駁奏，宜窮往烈。至乎吟詠情性，亦何貴於用事?"並舉出許多詩歌的名句說明"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他並尖銳地斥責了宋末詩壇受顏延年、謝莊影響而形成的"文章殆同書抄"的風氣。劉勰並不一般地反對用典，在《事類篇》中他只是主張創作應該以"才為盟主，學為輔佐"，典故要用得準確扼要。不過鍾嶸是論詩，劉勰是兼論文筆，包括鍾嶸所說的"經國文符"、"撰德駁奏"各種文體，因此很難說劉鍾兩人在用典上看法有很大的出入。 鍾嶸論詩還堅決反對沈約等人四聲八病的主張。他說："余謂文制，本須諷讀。不可蹇礙。但令清濁通流，口吻調利，斯為足矣。至平上去入，余病未能；蜂腰鶴膝，閭里已具。"沈約等提出的四聲八病的詩律，人為的限制過於嚴格，連他們自己也無法遵守，鍾嶸批評他們"襞積細微，專相陵架。故使文多拘忌，傷其真美"。這是完全正確的。但是，鍾嶸看到這種過分拘忌聲病的害處就籠統地反對講四聲、講格律，就未免有點"因噎廢食"了。劉勰在《聲律篇》里是積極主張文章要講究聲律的，他並且對應用聲律的一些基本原則和難易的關鍵作了扼要的分析。 鍾嶸論詩有一個重大特色，這就是他善於概括詩人獨特的藝術風格。他概括詩歌風格主要是從以下幾方面著眼：一是論賦比興，例如說阮籍的詩"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說左思詩"得諷諭之致"；說張華詩"興托不奇"，都是著眼於比興寄託的。二是論風骨和詞采，例如說曹植詩"骨氣奇高，詞采華茂"；說劉楨詩"真骨凌霜，高風跨俗，但氣過其文，雕潤恨少"；說張協詩"雄於潘岳，靡於太沖"，"詞采蔥倩，音韻鏗鏘"；都是風骨和詞采相提並論。三是重視詩味，在序里他已經說五言詩"是眾作之有滋味者也"，又說詩應該使人"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反對東晉玄言詩的"淡乎寡味"。論詩人的時候，他又說張協詩"使人味之舋舋不倦"；應璩詩"華靡可味"。四是注意摘引和稱道詩中佳句，在序里他曾經摘引"思君如流水"，"高台多悲風"等名句，稱為"勝語"；論謝靈運詩，稱其"名章迥句，處處間起"；論謝朓詩，稱其"奇章秀句，往往警遒"；論曹操詩也說他"甚有悲涼之句"；都是注意奇警秀拔的詩句的例子。除以上四點以外，他還善於運用形容比喻的詞語來描繪詩歌的風格特徵，例如評范雲、丘遲詩說："范詩清便宛轉，如流風回雪；丘詩點綴映媚，如落花依草。"用語非常新鮮貼切。 鍾嶸論詩也有一定的歷史觀念。他的序里對五言詩的產生和發展也有概括的論述，這也可以說是他心目中的詩史的提綱，不過他著重敘述各代詩人的陣容，與劉勰《明詩篇》著重論述各代詩歌的共同風貌及時代背景有所不同。鍾嶸論每個詩人風格，總是指出其"源出"某人，雖然有認流為源的原則錯誤，但前人的影響也不容否認。在這方面，他提出了一些很值得注意的論點。例如他認為陸機、謝靈運"其源出於陳思"，顏延年"其源出於陸機"；認為左思詩出於劉楨，陶潛詩"又協左思風力"等等，不僅抓住了這些詩人在風格上繼承前人的某些比較重要的特點，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啟示了我們劃分詩歌流派的線索。但是，詩人在風格上繼承前代作家，關係是比較錯綜複雜的。鍾嶸卻常常把這個問題簡單化。他說曹植詩出於國風，阮籍詩出於小雅，就是很顯明的例子。他說王粲、曹丕詩出於李陵，嵇康詩出於曹丕，陶潛詩出於應璩，我們幾乎看不出有什麼根據。至於說"仗清剛之氣"的劉琨的詩出於"文秀而質羸"的王粲，更顯然有些自相矛盾。他論詩抹殺兩漢南北朝樂府民歌，更是存在明顯的偏見。他對建安詩人所繼承的傳統缺乏正確判斷，正和這一點有密切關係。 鍾嶸論詩一方面是反對某些形式主義的現象，另一方面也受到南朝形式主義潮流的影響。他品評詩人，往往把詞采放在第一位，很少涉及他們作品的思想成就。所以，他就把"才高詞贍，舉體華美"的陸機稱為"太康之英"，放在左思之上；把"才高詞盛，富艷難蹤"的謝靈運稱為"元嘉之雄"，放在陶潛、鮑照之上。在劃分等級的時候，甚至把開建安詩風的曹操列為下品，把陶潛、鮑照列為中品。這些地方，顯然和他序中所說的風力與丹采並重的觀點並不符合。他摘句論詩的批評方式，雖然反映了當時創作上"爭價一句之奇"的傾向，也開了後代摘句批評的不良風氣。 鍾嶸《詩品》是第一部論詩的著作，對後代詩歌的批評有很大的影響。唐司空圖，宋嚴羽、敖陶孫，明胡應麟，清王士禎、袁枚、洪亮吉等人論詩都在觀點上、方法上、或詞句形式上受到他不同程度的啟發和影響。 魏晉以後，由於文學創作的發展，文人們也開始注意文章總集的編選，這些選家往往通過文體源流和作家作品的論述，通過文章的去取體現他們的文學觀點，因此這些總集同樣具有文學批評著作的價值。現在已經佚失的西晉摯虞的《文章流別集》和東晉初李充的《翰林論》就是魏晉南北朝時代著名的總集。 現存的文章總集，以蕭統的《文選》為最早。這部總集是梁昭明太子蕭統(501-531)在東宮時延集文人們共同編訂的。蕭統在文學上主張文質並重，認為文章應該"麗而不浮，典而不野"(《答湘東王求文集及詩苑英華書》)。他曾經為陶淵明作傳和編集，可見他的觀點和蕭綱等人的形式主義觀點並不一致。他在《文選序》里談到他選文的標準，認為經史諸子等都以立意紀事為本，不屬於詞章之作；只有符合"事出於沈思，義歸乎翰藻"的標準的文章，才能入選，這也就是說只有善用典故成辭，善用形容比喻，辭采精巧華麗的文章，才合乎他的標準。可見他編《文選》正是企圖用南朝文筆之辨的理論來劃分文學與非文學的界限。儘管他立的標準並不符合我們的關於文學的科學概念，但也可以說是一個很有積極意義的嘗試。《文選》中選錄了自先秦到齊梁時期的許多詩文作品，所包括的時代雖然很長，但是由於他選文的標準著重辭采，所以選錄的文章仍然是略古詳近，很重視南朝作品的 。可見蕭統雖然也主張文質並重，但他對文質觀念的理解以及對文章的實際看法，和劉勰不滿南朝文風浮詭、訛濫的觀點是頗有差別的。此外，我們也應該看到，蕭統所選的文章如孔安國《尚書序》、杜預《春秋左氏傳序》及范曄《後漢書》中的一些序論等，也不盡符合他自訂的體例。他分析文體過於繁瑣，也有形式主義的傾向。 蕭統選文時，選入了《飲馬長城窟行》等漢代樂府民歌，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所選的篇章畢竟太少，南北朝樂府民歌更一首也沒有選。有一些優秀的文人作品也有所遺漏，如陶淵明的詩只選錄了八首，這不能不說是缺憾。但是，他選入的多數作品仍然是經過精挑細揀的佳作，因此，他這部書不失為一部代表當時文學觀點的好文學選本。 此書自唐初李善加以注釋後，就得到廣泛的流傳，唐以後的文人們往往把它當作學習文學的教科書。杜甫教育他的兒子要"熟精文選理"(《宗武生日》)，宋人諺語也說："文選爛，秀才半"(陸游《老學庵筆記》)，可以看出它在後代的廣泛影響。後代文人研究《文選》及李善等人的注釋，形成"選學"，也不是偶然的。 徐陵在梁朝編成的《玉台新詠》，是一部現存的較早的詩歌總集。雖然所收的詩只限於"艷歌"，有明顯的局限性，但其中保存了《古詩為焦仲卿妻作》(即《孔雀東南飛》)及其他的一些民歌，還是值得我們重視的。 小結 魏晉南北朝時期文學最有成就的方面是詩歌，五言古詩的發展尤為突出。它從建安時期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再經過阮籍、左思、陶淵明等一系列詩人的努力，不僅作家、作品日益增多，而且藝術表現也不斷提高，並創造出多種多樣的風格，形成了五言古詩興盛的時期。七言詩也在這一時期確立下來。魏曹丕已有完整的七言詩。到了宋鮑照，更採用這種形式多方面反映現實生活，並改變曹丕的連句韻為隔句韻，在藝術上作了多方面的探索，從而確立了它在詩壇的地位，對後來詩歌有廣泛的影響。建安詩人已重視文采，晉宋詩人更發展了對偶，齊梁時沈約等人進一步提出了四聲八病的規格，產生了"永明體"這種新體詩。它是我國律詩的開端，經過庾信等人的努力，便具備了後來各體律詩的雛型。所有這些詩歌上的成就都為唐詩的發展和繁榮準備了充分的條件。 從西晉以來，由於門閥士族壟斷了文化，一般說來，文學離開人民生活較遠，這就特別顯出了南北朝樂府民歌的可貴。它繼承了詩經國風和漢樂府民歌的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傳統，表現了人民自己的思想感情和愛憎。南朝民歌清麗婉轉，更多地反映了人民的純潔真摯的愛情生活，具有反封建禮教的精神。北朝民歌粗獷剛健，廣泛地反映了北方動亂不安的社會現實和人民深重的苦難。《木蘭詩》更是一首傑出的敘事詩。它在創作方法上體現了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的結合。它的出現充分顯示了人民的高度的藝術天才。在詩體方面，南北朝民歌還開創了五、七言絕句體，成為後來唐詩的主要形式之一。 賦在這一時期，雖然數量不少，但已失去了漢賦那樣統治文壇的地位。在眾多抒情詩人的影響下，抒情小賦跟著發展。它擺脫了漢代大賦鋪張堆砌的習氣，以短小的篇幅表現作家的思想感情，大大提高了賦的藝術感染力，在賦的發展上是一個進步。這一時期出現了王粲、鮑照、江鮑等人一些有名的小賦作品。但在駢文不斷發展的情況下，賦逐漸發展為駢賦，已與駢文十分接近。多數的駢賦作品只追求形式美，缺乏思想內容，表現了嚴重的形式主義傾向。 散文是這一時期最不發達的文體。只有魏晉散文，自然通脫，清新雋永，雖然數量不多，卻具有自己的特色，對後代也發生過一定的影響。在六朝形式主義文風的影響下，散文漸為駢文所代替，除小說及歷史、地理等著作外，駢文幾乎統治了整個文壇。駢文雖也有少數篇章具有一定思想意義和較高的藝術水平，但主流卻是形式主義的。直到中唐古文運動興起後，駢文的統治才被打垮。 這個時期出現了大量的志怪小說和記錄人物軼聞瑣事的小說。它們雖然只是隨筆雜記，並非有意識的創作活動，但也有較完整的故事和一些生動的描寫，反映了一定的社會生活。特別是志怪小說中的民間故事，具有更深刻的社會意義，藝術成就也更高。這就使我國小說粗具規模，對後來的小說、戲曲產生很大的影響。 《典論?論文》、《文賦》、《文心雕龍》、《詩品》等專著的出現，體現了這時期文學批評和文學理論的成就。在我國古代文學中，它不僅是空前的，後來也難與媲美。它們由單篇而發展到整部的著作，由一般的文學批評發展到系統的理論的建樹。《文心雕龍》和《詩品》尤其標誌著我國古代文學批評和文學理論發展的高峰。特別是《文心雕龍》，其理論內容不僅對後代作家有深刻影響，而且某些觀點在今天看來也仍有它的正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