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評論 · 讀《從濫用名詞說起》——致梁宗岱先生[1]

宗岱兄： 我必須謝謝你，因為你，古語說得好，你看得起我，你才拿我開刀，回想我去年你那些名貴的話匣片子，再看我冒然於無意中用了「生風尼[2]」字樣，我知道我觸上了你的大拇指尖。你可以輕輕把我彈到溝里的。是的，那個「生風尼」字樣應該如你所云，改成「夜曲」，或者通常些，就用「音樂」好了。但是你那最中肯的話，是那句「至理名言的集句」。隨你說做「至理名言」也罷，但是我自己所感到我的最大的缺陷，卻正是一座橋，或者少用一點比喻，正是幾個接續詞，或者再換一句話，若干詳細的解釋，我這種毛病，在你說到以前，我向朋友正不知說過了多少次。我的簡，我的斷，我的澀，老天爺! 怎樣生在我根上，拔也拔不出來! 你奚落了孟實[3]兄和我一場，但是，你一點不曉得你無意中暗示了我一個深刻的意義，這就是我沒有孟實兄的長處。什麼時候我學會他那樣行雲流水的文章，什麼時候我就有膽子碰碰你這舉例只舉自己，一點也不delicat的大個子! 你那樣會斟酌字句，就欠斟酌一下你和字句加在一起，寫到這裡，我心會心地笑了。看看你，見解多中肯，就是少點兒legoût! 你的欣賞力絕高，但是你看不見自己，把孟實兄推敲過了，把我指教過了，你就應當舉幾個人的例，不用說，例多極了，可是你壓軸子的例不是梵樂希，不是蒙田，不是巴斯喀，而是，你允許我說嗎? 梁宗岱! 你表現的是你自己，可是你不見其就認識自己，這是兩回事，而且甚於認識自己，你充滿了自己，這裡有兩個出口： 一個是你擋住你去認識別人，一個是你只有你去認識別人。君子交友以直，何況來而不往非禮也，我接受你的金石，你也不妨試試我的針灸。讓我來引你一句話： ……那比較空泛的十九世紀初葉或者末葉——都是有它們特殊的含義，代表一定事物，一定品格和性質的。 如若我用了一個「十九世紀的初葉」，你以為「空泛」，何以馬上一個黑線之下，你就接著說它也有「特殊的含義，代表一定的事物，一定的品格和性質」呢? 我這句話： 「而氣質上，卻更其純粹，更是詩的，更其近於十九世紀的初葉」，我承認措辭不當，但是這是程度上的問題，不是濫用的問題，我的意思是說何其芳先生，更其抒情，更其近於浪漫主義所呈現於文學的共同的表征。他依戀於他的童年。故鄉，而有所憾於現實，現世。這種嚮往的心情處處有自我和感傷做根據，你能否認不是十九世紀初葉的特徵嗎? 我覺得語病如若在「十九世紀初葉」(你把何其芳先生的詩看做「英法世紀末作家底影響」這是你的自由，但是我絕不敢輕易使用「影響」兩個字的，因為在詩人沒有說話以前，我們只能推測，所以我用了一個「近於」，初不敢妄加指定，因為我明白還有若干東西把詩人和十九世紀的初葉分開的。如若我的毛病是濫用名詞，你冒然用「影響」兩個字，不將同樣為詩人所笑嗎?) 卻更其在「純粹」和「詩」。你必須饒恕我，因為這需要幾部大書來解說的，而我這外行人，多也不過三言兩語了事，用這兩個名詞的時候，我想到通常對於詩的解說，情緒的，特別是愛倫坡所謂的短詩，而另一方面，我更想到L'abbéBremond的La Poesié pure的宗教的情緒，一個名詞，在我使用的時節，隨我的需要而來，而不是隨你的需要而來，同樣一個名詞，每人有每人特殊的見地;在你沒有完全抓住我的背景的時節，你僅能存疑，而不能說我和廣州商人一樣「衛生」，「衛生」他們的食品，我即或聯想錯誤，問題不在「濫用」，而在我有沒有了解我字句的含義，學部是大家的，只要公說有理，婆說有理，我都加以考慮，所以，我立即欣受你對於「生風尼」的更正，因為「生風尼」是一個學名，而我隨手拾來，要的只是它一般的意義，音樂，交錯的音樂 (我想起來，我用這個名詞的暗示大約是從李廣田先生那首小詩《生風尼》來的)。是的，這是你最不了解我的地方，(記得梵樂希同樣有文章談到名詞的濫用，至少芮恰茲痛加鞭撻過)。甚至於說到「十九世紀的初葉」，我用的也只是他們歸納來的精神上的傾向。而絕不要說何其芳先生模仿某英法詩人。你舉了許多震撼中外的名姓，不是我不曉得，是我有意迴避他們各自過多的個性。 然而你尤其誤會我的，是你那一大段引證。我第一個過失是不應當談象徵主義，第二個過失是不應當談梵樂希，尤其是我沒有引用你的《詩與真》，顯出我的淺陋。但是宗岱，我也愛梵樂希，你許我，是不是? 雖說我往往不懂，我也酷愛象徵主義各家詩人，你許我，是不是? 那麼，原諒我，收我做你一個不及門弟子。 你的好處是精湛，是勤慎，而你的可愛處是直來直往。你不明白什麼「方法」會和「氣質」擺在一起。像你那樣好學深思的人，把「氣質」看做「屬於那被表現的本體」，而不來補起我最大的缺陷，實在是一種遺憾。氣質是左右作者的一個最基本的條件，同時也就是左右作品的氣質的最基本的條件，作者於無形中把他的氣質輸進他的作品，然而這不一定就是他要表現的本體 (你的意思是指自我?)，我說不一定，我說無形中，福樓拜拚命要把自己刪出他的作品，然而他刪出了多少? 他不要表現自己，但是無形中，誰做得主? 但是，在我們意識上，誰用心在表現他的氣質的?我怕沒有一個人。他們在表現自己，不錯; 他們在表現宇宙和自己加在一起的東西，不錯; 然而，表現他的氣質? 我怕沒有一個人。但是，決定一件作品的氣質的，出乎人的意外，正是作者的氣質。現在，宗岱，這就是為什麼我要說「一切臨了都不過是一種方法，或者說得更妥當些，一種氣質」。我的意思是說，象徵主義和古典主義，以及一切其他的主義或者抽象的名詞，都不免有一個生理的心理的根據。我們的氣質是遺傳 (先天) 和環境 (後天) 的混合物。觀察一個名詞的產生，剝脫到底，我們便明白決定他命運的最基本的一個條件，有時不是別的，而是使用者的氣質。你盡可以說我晦澀，否認我的論點，但是你得事先加細想一想，不能隨便說我「濫用」。 同時你奇怪我那句「古典主義告訴我們，下雨就得說做下雨」這句話，「下雨就得說做下雨」，不是杜撰的，而是若干年前念教科書時我就記住了的： 這在拉布瑞耶 (La Bruyère) 的Les Caracters裡面。書不在手頭，但是你一定記得起在那一節。有一個例，我沒有舉，不過你也一定爛熟了，就是莫里哀的Le Bourgeois Gentil-homme的第二幕第六場後半場的對話。你說，「古典主義最講究迂迴的說法」，我完全同意。你勸我讀一下臘辛[4]的喜劇，我一定等一個機會來重讀的，然而這依舊止不住我說： 「古典主義平衍出來。」而且，宗岱，你幫我在證明古典主義和象徵主義沒有絕對的區別，你就沒有看出來嗎? 但是，第三，你說我應當先下一個定義或者界說，再來使用這些名詞，你就那樣憑信我字典式的才學，而且，你也不怕把我熬死，像我這樣病弱的身體? 我不是你那類健康的真理的探討者，沒有使用象徵主義這個名詞，先寫上一兩萬言的偉麗的詮釋。可是當你把詩歌一切的傑作看做象徵主義的時節，你沒有想到我只是拾你的牙慧，妄想打開若干名詞的囚籠? 而且，你多學究! 我不是在下定義，我是在根據我全人的經驗寫出幾句自己要說的是非。我要錯，就全錯; 因為我說什麼，我想什麼。我也許才識淺妄，我也許言不達意，但是你必須追究一下我的來源。有幾個人是自己的? 我們還不都是一個記憶的組合? 幸福的是天才，幸福的是自負，然而我們常人先是一堆打著過去的戳記的肉罷了。你知道我喜歡學著寫戲，有時也就學著分析。讓我做你一個實驗，要不，宗岱，你供我一次犧牲。你注意我的字句，你卻停留在它們的門限。你掃開別人的「交響樂」，卻想到自己的「交響樂」，那不耐寂寞的「『象徵主義』末尾關於波特萊爾的一段文字」。這還罷了，你不知道我「中心思想何在」，雖說你秤一秤第一句話，掂一掂末一句，你不知道「中心思想何在」。我是在寫文章，不是在做綱要。我沒有義務告訴你那一句特別重要，那一句是我的中心觀念。隨你看，看錯了，除非我不會寫文章，否則只是你看錯了。我承認我不會寫文章，然而你沒有看出來，也是真的。假如一定要我指明的話，就是： 哪一句話也不全是，哪一句話也是。假如你說我滑頭，好了，我給你一句，就在你的文章裡面： 「象徵主義和古典主義不獨不是不容，並且也不一定是相對立的。」 三月三日 (載1937年4月2日《大公報·文藝副刊》第318期) * * * [1] 1936年，李健吾先生在《文學集刊》(第1卷第4期) 上發表署名劉西渭的評論文章《畫夢錄》，1937年3月31日梁宗岱先生在《大公報》的《文藝副刊》上發表《從濫用名詞說起》，對《畫夢錄》一文提出了批評。李健吾先生的《讀〈從濫用名詞說起〉》一文即是對梁宗岱先生文章的回答。此後，梁宗岱先生又於1937年4月28日在《大公報》的《文藝副刊》上發表《從〈從濫用名詞說起〉的餘波——致李健吾先生》譯文，上官碧 (沈從文) 先生也於1937年6月30日在《大公報》《文藝副刊》上發表《濫用名詞的商榷》。——編者 [2] 即音譯的「交響樂」。——編者 [3] 朱光潛先生。——編者 [4] 現在的通用譯法是拉辛。——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