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評論 · 方 達 生[1]
曹禺先生的《日出》裡面，有一個人物我一直感興趣，可是難得有一次看到他被演員演成功了。這就是那個可笑而又可敬的方達生。說實話，他在這齣戲只是一個旁觀者，等到他決心不做旁觀者的時候，全劇也就閉幕了。他沒有理由做《日出》這樣一出社會悲劇的主人公，然而和女主人公陳白露一比，他顯然是朝前走的，而且走出了以陳白露為中心的戲，變了一個人。陳白露沒有變，開幕的時候是什麼心情，閉幕的時候還是什麼心情，隨時有服安眠藥片自殺的可能，不一定真要等到山窮水盡的時候才結束她的綺麗的短暫的生涯。這個現代的薄命的女子，由書香小姐而高材生，由高材生而社交明星，於是命運安排她的父親去世，本來不闊，現在更窮了，做電影明星，當紅舞女，或許更壞更曖昧也難說，臨到我們的劇作者寫照的時候，已經是有些「人老珠黃不值錢」，演完了她的劇，對於人生沒有絲毫留戀，僅僅剩下一點點「曾經滄海難為水」的軟弱的同情。軟弱，因為大家都知道，一個人要死的時候，救人的意思也就是一星星意思，不會成為積極的意志，至於行動那原來就不在厭倦的靈魂話下，她能夠嘲諷，因為她看開了; 她能夠興奮，因為她空虛得可怕; 然而她正是詩人卞之琳所詠的那種「魚化石」，經驗給她知識，知識把她化為一塊頑石，說到臨了，她乃是一塊玲瓏透剔的太湖石，美麗然而空洞，空洞然而堅硬。還有比現實堅硬的? 她是現實。讓她吃苦的乃是現實的軀殼之中含有不死的靈性，她的人性的感覺，方達生第一次 (幕就要閉了，可憐蟲!) 說她說對了岔兒，「你這個人太驕傲，太倔強」。
陳白露在《日出》以前變夠了，她懶得再迎人生往前多邁一步。她在《日出》裡面沒有戲，雖然她是它的女主人公。方達生恰好和她相反。他在《日出》以前是一個書呆子，鄉下人，如陳白露所批評，但是我們有理由相信，他在《日出》以後成了一個社會革命者，一個為理想而苦鬥的戰士。第一幕的方達生絕不是第四幕的方達生。演員如若抓不住這一點，自然難於完成任務。
好笑的是方達生以一個救世主的姿態出現，昧於世故，從鄉下跑出來，從他的觀念世界跑出來，而且，老實說，從他的唯我主義高高下來，以為自己在做一件了不起的好事，把一個墮落然而有希望 (把他的希望看做她的希望) 的女人帶往他的清高的蝸居。他真是一位君子人，不吸菸，不跳舞，當然你明白，他厭惡以陳白露為中心的菸酒嫖賭的旅館生涯，在這裡沒有白天，沒有太陽，一夜一夜全在活地獄之中消逝。「這裡的人都是鬼。」方達生說。他的心靈是單純的，對於他的結論是堅定的，他的心裡只有自己，正如一切孤獨的熱烈的浪漫主義者。他懷著一腔救人的熱情，做夢也沒有想到陳白露另有一個存在，以為她會歡天喜地隨他而去，好像一個黑暗世紀的虔誠的聖女。聽聽他的語氣是如何一相情願，差不多如同一個主子吩咐著!
我要你跟我回去。
不，不，我說你回到我那裡，我要你，我要你嫁給我。
他嘴裡的「我」字幾乎和宇宙一樣大小。這樣一個實心眼兒人當然不會理解對方的取笑。陳白露故意擺出「恍然大悟的樣子」，說：
原來是要跟我說媒，要我嫁人啊?
他還是誠誠懇懇，有板有眼地解釋：
我不是跟你說媒，我要你嫁給我。那就是說，我做你的丈夫，你做我的……
曹禺先生形容他的「還是那個彆扭勁兒」。因為他站在陳白露的地位。可是方達生比這個還要一相情願，他在來以前就買好了車票，滿心滿意就只有自己，他會拿起帽子，「急煎煎地」說：
那麼你是答應了，沒有問題了。
對付這種書呆子必須單刀直入，開門見山，迎頭冷水澆下。你有理想，你有夢，你有自私。好，我有現實，我有生活，我有你以外的全部存在。
你有多少錢?
方達生沒有想到這個。天上是不要錢的。但是陳白露活在人間：
不懂? 我問你養得活我嗎?
曹禺先生註解「男人的字典沒有這樣的字」，其實僅僅是方達生這類人沒有想到有這個字罷了，字典原來是有這個字的。
方達生顯然喪失了使命的意義，他開始感到他的理想的脆弱，但是他還不清楚脆弱的原因在什麼地方，——不妨立刻說穿了吧，他的理想是建築在小我的自私上面的。他在第一幕是「捨身為我」，臨到最後，他才變成「捨身為人」。失敗者的氣焰往往是凌人的，他以傳教師和獨裁者的尊嚴來執行他的神聖的任務：
我一定要感化你。
二十四小時內希望你給我一個滿意的答覆。
大家明白，這等於你表示他的感情的存在不足為力，只有仰仗於強橫了。然而強橫也在女人的嬉笑中落了空。他怎麼辦? 曹禺先生的性格大約曾經含有方達生的存在，他簡直毫不容情，把這個偉大的可憐蟲逼進了滑稽戲，
那……那我也許自殺。
聽憑這塊頑石粉碎了。然後峰迴路轉，陳白露開始把另一種教育給他，雖說倔強，終於順從了：
這個地方不像話的事情多得很。這一次，我要請你多瞧瞧，把你這付古板眼睛打破了，多看看就像話了。
陳白露送了他一份厚禮。那是人生的黑暗面。那是現實。戲於是開始了，序幕告終了，開麥啦，開麥啦。
這個救人的人如今得救了。經過了長長的社會教育，他洗掉理想的自私成分，獲得真正的勇敢的理想，那為人類服役的理想。他不回去了。他也不想常來看陳白露，那個過去活在他的憧憬之中的女人了。此刻應該伸手搭救的男男女女正不知道要有多多少少，這個世界大得很，大得很。他居然學會了批評那個嘴硬心腸硬的玩人而被人玩的社交之花：
你這個人太驕傲，太倔強。
他也學會了批評那群旅館寄生蟲。陳白露「應該嫁給一個真正的男人」，不再是他本人了。這個男人「一定很結實，很傻氣，整天地苦幹，像這兩天那些打夯的人一樣」。陳白露不會接受這個歸宿的，她以一個毀滅者的勇氣，安安靜靜，服著她早就準備好的安眠藥片，同時感傷地，多情地，顧影自憐地，她照著鏡子歌頌自己道：
生得不算太難看吧。人不算得太老吧。
多驕傲的一個不肯認輸的女人啊。多好吃懶做的一個有靈性的女人，猶如她的社會，因為不工作，要投機，要偷懶，而自相欺凌，自相毀棄啊。
但是，方達生這個書呆子，這個鄉下人，因為給自己找到了積極的廣大的工作意義，充滿了生存的希望，向未來的鬥爭謳歌：
外面是太陽，是春天。
他從他的書齋投入社會的大浪，他從小勇變成大勇，那些可愛的皮相逐漸退落，露出一付誠懇結實的平凡而英雄的面目。方達生不再是方達生了。
這樣一個人物，我相信，不是不可以完全演好的。而且，說實話，演不好這個正面人物，劇作者一定不會因之而太高興。方達生之難於傳達，一個是由於他的始終的旁觀的立場，一個是由於他的型因著戲的進行而在轉變，我原諒演員演不好，但是這不足以視同藉口說一個演員可以演不好。不把他當「人」看，而把他當「小生」看，這是一個何等荒謬的演劇傳統啊。
六月廿九日
(載1946年7月2日《文匯報·筆會》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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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署名「劉西渭」。——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