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評論 · 現代中國需要的文學批評家

——參閱李辰東先生演詞，見於十二月六日《華北日報》及最近某期的《晨報·學園》 李先生開言就說，「中國現在所需要的批評家，可以分成兩方面，一方面是批評以往的，一方面是批評現在的」，關於後者尤其重要，因為「中國所以沒有好的創作，完全是為了沒有好的批評家來指導」。記得上海有一個短命的雜誌，曾經公開討論為什麼中國現下沒有偉人的傑作，向有好些憂天之士，舉了好些理由，引得兩個權威雜誌( 《文學》與《現代》) 的編者出來加了好些按語。然而如大旱之如望雲霓，傑作依舊如水藏在井底，未曾沛然下降，那些憂天之士唯有抱恨以終了。他們——這一群熱衷而無力的浪費者——做夢也想不到他們的饒舌，並非什麼催生的妙特靈。如今在他們的理由之上，李先生另外蛇添一足，說是因為完全由於好的批評家指導的缺乏。同時貶責中國，以為沒有批評家，所以「現在中國的文學家已經成了一片荒原」。 真的嗎? 第一，先有批評家而後有創作嗎? 同時第二，必須先有好的批評家，而後才有好的創作嗎? 同時第三，創作必須完全接受批評家的指導嗎? 事實勝於理論，我們不妨從事實歸納一個結論。荷馬、希臘三大悲劇家、斐爾吉、但丁、莎士比亞、辣布萊、塞萬提斯、米爾頓、歌德……哪一位大作家，屬於第一個條件? 或者屬於第二?或者第三? 我們沒有列入一位中國大作家，因為依照李先生的說法，中國根本不會產生偉大的作品，因為「以前的批評家……常是令人莫名其妙」。這正好用做不接受文學遺產的一個嶄新的理由。然而屈原不是一個大作家? 司馬遷不是? 李白不是? 杜甫不是? 曹雪芹不是? 可惜當時沒有一位批評家指導他們; 幸喜他們並不因之辜負後人。 我們從另一方面來看。歐西好些批評家，自身就是創作家，依照李先生的說法，他們應該寫出空前的傑作。那麼馬萊爾布 (Mal-herbe) 有什麼特殊的成就? 布娃樓 (Boileau) 有什麼成就? 包普(Pope) 有什麼了不得? 甚至於十九世紀，所謂批評的世紀者，聖佩夫的詩和小說又有什麼奇特? 近一點的亞爾諾德 (Arnold)，同是一個詩人，又有什麼地方超過莎士比亞? 而且各有各自人性的根據，怎樣一個比法? 進一步看，聖佩夫，一個偉大的批評家，有好些偉大的創作家做朋友，然而他賞識過准? 雨果? 巴爾扎克?司湯達? 福祿貝爾? 鮑德萊爾? 自然，他要批評他們，然而幾時他給過他們應得的價值? 同時他們誰又聽從他的指導? 他們與其聽從他的指導，反而不如回到各自的人性，聽從自己性情的指示。所以有人談到聖佩夫，引為遺憾，說他留下了兩個缺點： 第一，未曾賞納同代第一流的作家; 第二，推許的多是二三流文人。於是又有人譏笑批評家，說是專為二三流者預備的。這話誠然有些過分。然而哪一個天才，自來看得起批評家? 不錯，有的是人。布娃樓就很神氣，可以大吹法螺，說他教拉辛 (Racine) 寫詩，幫莫里哀寫戲，然而如若他真這樣忘形，應該立刻記住： 沒有布娃樓，拉辛依然會寫悲劇，莫里哀依然會寫喜劇。他們不能因為沒有批評家做朋友就不寫，唯其他們非寫不可，好像命里註定，便是長了一身爛瘡也要寫 (例如司喀隆Scarron)，便是下了獄也要寫 (例如王爾德)，便是禍在眉睫也要寫 (例如十世紀俄國的各大作家)，但是，餘一與餘七[1]，你們不必聽了歡喜，以為我們幫《文學季刊》說話。一點不是。因為我們會立即回身，還布娃樓一個價值。布娃樓的價值，還在於他相信自己。所以福祿貝爾那樣深惡痛絕於批評家 (因為批評本身不能存在，成為一個獨立而完備的藝術： 這就是說，沒有創作，他吃哪家子飯? 同時第二，同代的批評家很少能夠一眼認清作品絕對的存在，差不多偉大的作品往往超出批評家的可能，例如《包法利夫人》《惡之華》，等等; 同時第三，一部傑作的仇敵，往往不是讀眾，倒是同代的批評家，絕口恭維一代宗匠的布娃樓。他說布娃樓好像一條小河，窄而深，清而澄，任誰都可以過去洗洗腳。但是重要的更在他為一般人著想，立下一個文學之所以為文學的最低限度的要求。這最低限度，為人人而設，並非專為某人而設，應該是一部著作最低的水準。這就是我們今日所謂的什麼修辭學、文字學、音韻學等等知識的綜合。但是布娃樓究竟強似馬萊爾布，不像他老先生那樣方巾氣。 便是學究，如同馬萊爾布那樣認真的精神，自有其時代的意義。在他那樣一個紛亂的創造的時代，需要他這樣刻板的學者，字斟句酌，從細推敲。他的功績與其說是在文學上 (形成所謂新古典主義)，不如說在語言文字的洗鍊與豐穎上。然而這，在我們今日這樣一個不成文的時代，未嘗不是一種借鑑。我們的批評家，不唯具有書本的知識，羨賞的能力，了解的透澈，更要具有語言文字的知識。他要以身作則，文筆必須說的過去。所以有時我們談笑，以為我們今日理想的批評家，在他自身和一切以外，應該合有魯迅或者豈明的文筆，趙元任的語言，黎錦熙的文法，然後才真說得上什麼批評，或者如李先生所謂，才真夠得上指導。 既然說到中國，說到現時，我們不妨請教幾位作家，是否受過任何批評家的指導。李先生否認中國現在有好的創作，但是在別的文章同時把茅盾比做托爾斯泰，臧克家譽做大詩人。李先生反對吹毛求疵，以為批評家的任務在鼓勵。那麼，漫無標準地推崇和比喻，如若是鼓勵，難道也是批評? 對於一個大作家，一個大藝術家，批評家與其說在指導，不如說在解釋! 倒真正顯得客氣些。所以聰明人，承認任何人絕對的存在，只把自己的見解看做印象，極力避免學究的氣息。他們——例如勒麥屯 (Lemaitre)、法朗士——不是沒有學問，是不敢或者不願賣弄學問，絕不是李先生所謂「不肯硬著頭皮去讀書」，因為真正不讀書的人，才會淺嘗而止，看了一出《梅羅香》，一個沒有什麼稀奇的社會問題劇本，就隨口夸好。夸好未嘗不可，但是絕不如此簡單，因為便是好，也有若干層次。印象派的批評家自有其取禍之道，然而隨口夸好，才是等而下之的印象批評。 回到我們的原題。那麼中國作家，《阿Q正傳》的魯迅，《倪煥之》的葉紹鈞，《子夜》的茅盾，《家》的巴金，《邊城》的沈從文，《莫須有先生》的廢名……都肯接受李先生的意見，先有批評家而後有創作嗎? 他們這幾部作品說不上偉大，至少也該算作一個好，那麼，這好的創作，全由於好的批評家嗎? 人人知道，結論是一個干而脆的否定，何況李先生自己說，中國新文學運動注意到批評一方面，只是近幾年來的事。他們都是各自作品的建築師、工人以及一切，並不是另外有一個神明預先幫他們擬好草稿。所以李先生用建築新房屋來比喻建設新文學，其實屬於最壞的想像。批評家和設計師是兩件事，因為設計師的圖樣，工人必須遵循，批評家卻是批評已有的成績，或者用已有的成績做標準，審度目前的趨止。批評家從已實現的作品，推敲一種理想的完美：他希望能夠達到這種企求，然而不一定達到。設計師卻是憑空開始一個新理想的企圖。批評家可以看出別人看不出的東西，道破甚至於作家道不破的真諦，雖說人人不見得和他同意。除非是一個馬萊爾布，建設新文學，先從語言文字著眼，結局他造詣匪淺，然而獨來獨往的大作家依舊不聽他的指揮。 所以一生氣，我們真以為中國現時需要的文學批評家，不是什麼這個派，那個派，倒是一個切實而厲害的馬萊爾布，因為我們的時代和他的時代幾乎然相似。你這一句話對嗎? 說的美麗嗎?從前這樣用過? 如今這樣說著? 我們現在缺乏的正是這樣一個迂闊的學究。他從來不管你寫些什麼，只要你寫的屬於人性以內。他能夠攔阻一個大作家產生嗎? 不能夠。他可以幫忙一個傑作出世嗎? 可以。這就是我們今日需要的文學批評家。[2] (載1934年12月15日《大公報·文藝副刊》第128期) * * * [1] 指巴金先生與靳以先生，《李健吾批評文集》，1998年珠海版。——編者 [2] 李先生以為中國現在需要美學批評家，我們這裡和他的意思有些相同，實際不相同。我們的理想並不高邈，很切實，很有用，不一定想「用作品來證原理」，雖然完美的自身就是一個原理，雖然原理已經涵在裡面。對於作品，我們以為需要很深的了解，不一定要「有很深的涵養」; 我們可以說了解一部作品，但是也能夠涵養一部作品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