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簡史 · 第十八章批評文學的發端

孔子的文學觀——漢代諸作家的文學觀——曹丕《典論·論文》——文學批評的產生——陸機的《文賦》——摯虞的《文章流別志論》——齊梁的偉大的時代——反切法的輸入——四聲八病說——其反動——鍾嶸《詩品》——劉勰《文心雕龍》——為藝術的藝術論之絕叫——其反對者 一 在建安以前，我們可以說，沒有文學批評。孔子對於文學，一方面只是抱著欣賞的態度，像「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論語·泰伯》）一方面卻抱的是功利主義的文學觀，故屢屢地說道：「不學《詩》，無以言」（《論語·季氏》），「《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論語·陽貨》）。這可以說是，最徹底的詩的應用論了。卻也還夠不上說是「人生的藝術觀」。他又有「思無邪」之說，但其意義卻是不甚明了的。總之，孔子的詩論，只是側重在應用的一方面的。這也難怪，我們看，那個時代的外交上的辭令，幾乎都是稱「詩」以為證的，便可知「詩」的應用，在實際上已是很廣大的了。 漢代是詩思消歇的時代，文學批評也不發達。專門的辭賦家，像司馬相如，只是說，賦是天才的產品，其奧妙是不可知的。揚雄則倡讀千賦則能為賦之說。那都不過是隨意的漫談。《漢書·藝文志·詩賦略》的序是比較得很有系統的批評，其見解卻也不脫教訓主義的色彩。後漢時代最有懷疑精神的王充，在《論衡》里曾有很重要的發現，那便是「藝增」一類的倡論；但與其說是屬於批評的，還不如說是屬於修辭的。 真實的批評的自覺期，當開始於建安時代。當時曹丕、曹植兄弟，恣其直覺的意見，大膽無忌地評騭著當代的諸家。像曹丕《典論》里的《論文》，及《與吳質書》里，都把文章的價值抬得很高。他也許是最早的一個人，感得「文章」具有獨立生命與不朽的。他道：「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典論》）他一方面又批評孔融、王粲、徐幹等七人的得失；這有些近於作家的批評了。同時還要探討文體的分類與特質。「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典論》）這裡把「文」分為奏議、書論、銘誄、詩賦四類。大約是最早的一種文體論的嘗試了。他又說：「文以氣為主。」這乃開創了後人論文的一條大路。曹植在《與楊德祖書》里也評論著王粲、陳琳、徐幹諸人。唯他卻薄辭賦為小道，而欲以「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為急。假如不是有激而云然，則其批評見解是遠不若他哥哥的高超了。 陸機在晉初寫了一篇《文賦》，那是以賦體來論文的一篇偉大的東西。對於著作的甘苦，他是頗能闡發之的。在文體論一方面，他雖分為詩、賦、碑、誄、銘、箴、頌、論、奏、說等類，比曹丕多出若干，其大體卻仍是就曹氏之論而放大了的。關於文章做法的一邊，那是他自己的特色。但也偏重於修辭、謀篇的部分。他主張，言辭與理意是應該並重的，而其本卻還為理意。「謝朝華於已披，啟夕秀於未振」，他是那樣的具有開拓一個宗派的雄心。 與陸機同時的有摯虞，他編集了號為第一部總集（該說除《詩經》《楚辭》外）的《文章流別集》（本傳說，三十卷，《隋志》雲，四十一卷），專選詩賦。又有《文章流別志論》，有遺文見存。其主張也是說：以情義為本，以辭藻為佐；和陸機差不了多少。東晉時，有李充作《翰林論》，宋時，有王微作《鴻寶》，顏延之作《論文》，他們的遺文都已不見隻字，故這裡不能說及（顏氏《庭誥》中有論文語，當非即所謂《論文》也）。 范曄的《獄中與諸甥侄書》，也是一篇論文章得失的大作，其主張仍是：「嘗謂情志所託，故當以意為主，以文傳意。以意為主，則其旨必見，以文傳意，則其詞不流。」 二 齊、梁在文學批評史上是一個大時代。出現了好幾部偉大的批評的著作，產生了許多不同的批評見解。我們的批評史，從沒有那樣的熱鬧過。第一是沈約、陸厥們的關於音韻的辯論。這是一場極大的文學論戰。一方主張著韻律的定格的必要，一方則主張著自然的韻律論。易言之，也便是受了印度文學洗禮過的文人和本土的守舊的文人間的爭鬥。原來，隨了譯經而同來的，便是梵文的拼音字母的輸入。這把中國古來的「聲音」「讀若某」的不大確切的「諧」音法，根本打倒了。代之而起的，是擬仿著拼音文字而得的反切法（始於魏、孫炎）。後沈約更取之，而倡為四聲八病之論。同時謝朓、王融、周顒等皆相與應和。陸厥雖極力地反對，其聲音卻若落在曠野中去了。 第二是鍾嶸《詩品》的創作。也許是受有《漢書古今人表》的若干影響吧，故他把五言人們分別為上中下三品而討論之。雖有人對於他的三品之分，表示不滿意。但像他那樣的統括著五言詩諸大家於一書而恣意批評之的氣魄，卻是空前的。他在序里闡發著，詩以性情為主，及「但令清濁通流，口吻調利，斯為足矣」的主張，是很足注意的。為了反對過度的格律的定式，故他對於「平上去入」「蜂腰鶴膝」之說也表示不滿。 第三是劉勰《文心雕龍》的出現。勰字彥和，東莞莒人，梁時，為步兵校尉兼舍人。後來出家，改名慧地。他的《文心雕龍》也是空前的偉作，共有五十篇（其中《隱秀》一篇是偽作），可分為三個部分。《原道》《徵聖》《宗經》《正緯》及《序志》是文學通論。《辯騷》《明詩》《樂府》，以至《諸子》《奏啟》《書記》等二十一篇是文體論。《神思》《體性》《風骨》，以至《知音》《程器》等二十四篇是修辭的原理和方法論。其主幹的見解是「因文而明道」，和陸機所論相同；而其大體，也不出《文賦》的範圍以外。然而，從《文賦》到《文心》，是如何的一種進步呢！ 第四是「為藝術的藝術觀」的絕叫。文藝久成了功利主義的俘虜，但這時，則被解脫了。蕭統的《文選》，首先排斥經書、史籍及諸子於文學的領土之外。徐陵的《玉台新詠》更嚴「純文學」的門閥。蕭子顯的自序道： 風動春期，月明秋夜，早雁初鶯，開花落葉，有來斯應，每不能已也。蕭繹也道： 文者，惟須綺縠紛披，宮征靡曼，唇吻道會，情靈搖盪。 ——《金樓子》 這是古所未有的大膽的主張。雖裴子野嘗作《雕蟲論》以糾之，北朝也屢有反抗的運動；然運會所趨，終莫能挽。能給純文學以最高的估值與賞識者，在我們文學史上，恐怕也只有這一個時代了。 參考書目 一、《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清嚴可均輯，有黃岡王氏刊本，有醫學書局石印本。 二、《文心雕龍》《詩品》《文選》《玉台新詠》諸書，傳本皆甚易得。 三、《中國古代文藝論史》日本鈴木虎雄著，孫俍工譯，北新書局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