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簡史 · 第九章 漢代的歷史家與哲學家
司馬遷和他的《史記》——一部宏偉的百科全書體的史書——《史記》在文學上的影響——《淮南子》——董仲舒、公孫弘——徐樂、嚴安等——劉向、劉歆父子——他們的整理工作的重要——班固與荀悅——理性的復活時代——王充的《論衡》——王符、仲長統等。
一
這個時代，兩司馬並稱，然司馬遷的重要，實遠過於司馬相如。司馬相如以虛誇無實之辭，寫荒誕不真的內容，他以烏有先生、亡是公為其所創作的人物，其作品的內容，也不過是「烏有」「亡是」之流而已。司馬遷的著作卻是另一個方面的，他的成就也是另一個方面的。他不誇耀他絕代的才華，他低首在那裡工作。他排比，他整理古代的一切雜亂無章的史料，而使之就範於他的一個囊括一切前代知識及文化的一個創作的定型中。而他又能運之以舒捲自如，豐澤精刻的文筆。他的空前的大著《太史公書》（即《史記》）不僅僅是一部整理古代文化的學術的要籍，歷史的巨作，而且成了文學的名著。中國古代的史書都是未成形的原始的作品，《太史公書》才是第一部正式的史書，且竟是這樣驚人的偉作。司馬遷於史著上的雄心大略，真是不亞於劉徹之在政治上。遷（司馬遷見《漢書》卷五十六，又《史記》卷一百三十，自序生平甚詳）字子長，左馮翊夏陽人，生於公元前145年（景帝中五年丙申），其卒年不可考，大約在公元前86年（即漢昭帝始元元年乙未）以前。父談為太史令。遷「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厄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初為郎中，後繼談為太史令。史記石室金匱之書。後五年（太初元年）始著手作其大著作《史記》。後李陵降匈奴，遷為之辯護，受腐刑。後又為中書令，尊究任。遷之作《史記》（《史記》有通行《二十四史》本），實殫其畢生之精力。自遷以前，史籍之體裁，簡樸而散漫，像《國語》《國策》《春秋》《世本》之類，都是未經剪裁的史料。於是遷乃采經摭傳，纂述諸家之作，合而為一書。其取材有根據於古書者，有記敘他自己的見聞，他友人的告語，以及旅遊中所得者。其敘述始於黃帝（公元前2697年），迄於漢武帝。「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自序》）分本紀十二，年表十，書八，世家三十，列傳七十。本紀為全書的骨幹。年表、書、世家、列傳，則分敘各時代的世序，諸國諸人的事跡，以及禮儀學術的沿革。將古代繁雜無序的書料，編組成這樣完美的第一部大史書，其工作至艱，其能力也至可驚異。自此書出，所謂中國的「正史」的體裁以立。作史者受其影響者至二千年。此書不僅為政治史，且包含學術史、文學史以及人物傳的性質。其八書—《禮書》《樂書》《律書》《曆書》《天官書》《封禪書》《河渠書》《平準書》—自天文學以至地理學、法律、經濟學無不包括在內。其列傳則不唯包羅政治家，且包羅及於哲學家、文學家、商人、日者，以至於民間的遊俠。在文字一方面亦無一處不顯其特創的精神。他串集了無數的不同時代，不同著者的史書，陶融冶鑄之為一，正如合諸種雜鐵於一爐而燒冶成了一段極純正的鋼鐵一樣，使我們毫不能見其湊集的縫跡。此亦為一大可驚異之事。且遷之採用諸書，並不拘拘於採用原文。有古文不可通於今者，則改之。在後來文學史上，《史記》之影響也極大。古文家往往喜擬仿他的敘寫的方法。實際上，《史記》的敘寫，雖簡樸卻能活躍動人，能以很少的文句，活躍躍地寫出其人物的性格，且筆端常帶有情感。像下面《刺客列傳》（卷八十六）的一段，便是好例：
荊軻者，衛人也...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築，荊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乃裝為遣荊卿...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築，荊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為羽聲慷慨，士皆瞋目，發盡上指冠。於是荊軻上車而去，終已不顧。遂至秦...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時惶急，劍堅故不得立拔。荊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群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惶急不知所為。左右乃曰：「王負劍。」負劍，遂拔以擊荊軻，斷其左股。荊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擲秦王，不中，中銅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倨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
《史記》一百三十篇，曾缺十篇，褚少孫補之。其他文字間，亦常有後人補寫之跡。但這並無害於《史記》全體的完整與美麗。
《太史公書》以外的散文著作，以《淮南子》為最著。《淮南子》為劉安（劉安見《前漢書》卷四十四）集合門下賓客們所著的書。安為漢之宗室，封淮南王，好學喜士，為當時的文學者的東道主之一。後以謀反為武帝所殺。他曾招致天下諸儒方士，講論道德，總說仁義，著書二十一篇，號日《鴻烈》，即《淮南子》（《淮南子集解》，劉文典編，商務印書館出版）。尚有外篇，今不傳。此書亦囊括古代及當時的一切哲學思想以及許多形而上的見解，頗有許多重要的材料在內。文辭亦奇奧豐腴，有戰國諸子之風。
同時的儒學作家，如董仲舒（董仲舒見《史記》卷一百二十一，《漢書》卷五十六）、公孫弘（公孫弘見《史記》卷一百十二，《漢書》卷五十八）等皆有所作。董仲舒作《春秋繁露》。但他們的文字大都庸凡無奇，在散文上是無可述的。仲舒又有《士不遇賦》，也不過是憂窮愁苦的許多詠「士不遇」的作品的一篇而已。
幾個策士，如徐樂、嚴安、主父偃（徐樂、嚴安、主父偃等均見《漢書》卷六十四）、吾丘壽王他們，其文辭都是很犀利的，內容也是很動人的審情度勢的切實議論。戰國說士之風似一時復活起來了，但偉大的漢武時代一過去，他們便也都銷聲匿跡了。
此後無甚偉大的散文著作。劉向、劉歆（劉向、劉歆見《漢書》卷三十六）父子在西漢末葉的出現，又把散文帶到另一方面去。
自漢興百數十年到劉向的時候，操於儒生之手的文藝復興，直不曾有過什麼成績，除了爭立博土，招收弟子之外。他們不過做實了「抱殘守缺」四字而已。為了利祿之故，死守著一先生之言，不敢修正，更不必望其整理或編纂什麼了。所以這百數十年來的文藝復興的時間，我們與其說是「復興」，不如說是在「典守」（司馬遷說：「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班固說：「於是建藏書之第，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劉散《七略》說：「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有延閣、廣內秘室之府。」此皆漢代收藏古籍之情形。）而有了這百數十年來的搜集保守，便給予一個偉大的整理者劉向，以一個絕好的整理編纂的機會。
劉向字子政，為漢之宗室。他曾時時上書論世事，為當時的大政治家之一。又善於辭賦，作《九嘆》，見於《楚辭》中。而他的一生精力則全用於他的整理與編纂古典文籍上面。向與其子歆所撰的《七錄》，今已亡佚，然班固的《漢書·藝文志》卻是完全抄襲他的。所以《七錄》雖亡而實未亡。《漢書·藝文志》將古典文籍分為七大部分，即所謂「七略」者是。「七略」者，一、《輯略》，敘述諸書之總要；二、《六藝略》，記錄《六經》的注釋；三、《諸子略》，登記九流十家之書；四、《詩賦略》，登記純文藝的著作；五、《兵書略》，登記行兵布陣以及軍法軍紀之書；六、《數術略》，登記關於陰陽五行，星卜占卦諸數術的書；七、《方技略》，登記醫術神仙之書。「大凡書六略——輯略在外——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這個浩瀚的大文庫，其中每一部書都是經過向及其合作者（任宏、尹咸及李柱國）的校閱的。「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像這樣偉大的一個工作，這樣清晰的一副頭腦，即以《太史公書》之牢籠百家較之，似也有所不及。經生們不配去整理古籍，他們也不能去整理。只有像向、歆那樣清晰前代思想制度、文學技術的變遷，而又有了博大「容忍」的心胸的，方才有整理的資格與能力。
向除了整理古典文籍之外，又加之以編纂。但他只是編纂，並不著述。他所編纂的書，今存者尚有：（一）《戰國策》,（二）《列女傳》,（三）《說苑》,（四）《新序》。此外如《新國語》等等皆已亡佚。《戰國策》在向之前，是傳本不同，異名極多的一部書，經了他的重加編纂之後，方才成了一部完整的書。《說苑》《新序》《烈女傳》則皆搜集故說舊聞，由他加以排比歸類的。和漢文帝時燕人韓嬰所作的《韓詩外傳》體例略同。《列女傳》專敘古代婦女的言行，以許多的故事，歸之於《母儀》《賢明》《仁智》《貞順》《節義》《辯通》《孽嬖》等幾個總目之下，每傳並附以頌一首。此書有一部分為後人所補入者。後來的人以附有頌者定為劉向原文，無頌者定為後人所補。在此三書中，有許多故事是很可感人的。又有《孝子傳》，相傳亦為向撰。
劉向子歆亦為當時一個極重要的學者。他繼續了他父親的遺志，完成了絕代的大著作《七略》；他又極力與當時以利祿為目的，門戶之見極重的經生們奮鬥，欲爭立《古文尚書》《左傳》《毛詩》於學官。他的《讓太常博士書》，暴露了當時經生們的偏私與無聊。他對於古學的熱忱直是充分的表白出來！他又極力表彰了一部絕代的理想政治的模式的《周禮》。後人每以《左傳》《周禮》為他的偽作。但那實是不近情理的一個偏見。
三
後漢的散文，也以歷史及論文為主。歷史名著之重要者有二，皆為模擬古代名著之作。一為《漢書》，班固著，系模擬司馬遷的《史記》的；一為《漢紀》，荀悅著，系模擬左丘明的《左傳》的。
《漢書》（《漢書》有通行《二十四史）本，又《四史》本）的體例幾乎完全仿之於《史記》。《漢書》凡一百篇，計帝紀十二，表八，志十，列傳七十。這些帝紀、表、志、列傳，皆為《史記》所已有的體例。其與《史記》不同之點：一、《漢書》是斷代的，其敘述起於漢之興起，止於王莽之時代，而《史記》則為古今通史；二、《史記》有「世家」，而《漢書》則無之；三、《史記》的「書」，《漢書》則改名為「志」。《漢書》的文字，武帝以前事，大抵直抄《史記》文字，很少更動；武帝以後，則根據其父彪所續前史之文而加以補述增潤。固寫此作，很費匠心，自永平中始受詔作史，潛精積思二十餘年，至建初中乃成。當世甚重其書，學者莫不諷誦。然當他死時，其中《八表》及《天文志》尚未告成，乃由其妹昭補成之。《漢書》原為斷代之史，僅記西漢二百二十九年間之事，然間有體例混淆者，如《古今人表》上及古代人物，《藝文志》也網羅古今著作。劉知幾的《史通》曾致不滿於班氏之書，鄭樵對於《漢書》尤力加詆毀，責備得她體無完膚。但這部歷史雖不是什麼創作，卻也頗有些很活躍的敘述，使我們不得埋沒了她。班固還著有《白虎通》，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學術著作。桓寬的《鹽鐵論》乃是漢代有關經濟史的極有權威的辯論集。
荀悅（荀悅見《後漢書》卷九十二），字仲豫，潁川潁陰人（148—209）。好著述。初在曹操府中，後遷黃門侍郎。當時獻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乃令悅依《左氏傳》體，以為《漢紀》（《漢紀》有明黃省曾刊本，《四部叢刊》本）三十篇。在沒有發展到「紀事本末」的一個體裁之前，其由「百科全書」體的歷史而重複回到比較簡樸，比較原始的編年體裁的《左傳》式，乃是必然的一個趨勢。論者謂其書「辭約事詳」頗為可觀。《左傳》式的史書，其較《史》《漢》容易使人醒目處，也便在於他的「辭約事詳」。荀悅又作《申鑒》（《申鑒》有明黃省曾注本，《漢魏叢書》本）五篇，凡《政體》《時事》《俗嫌》各一篇，《雜言》二篇，也頗有些切中時弊的箴誡。然當時的形勢，已到了非漢室「瓦解」另換了一個新的局面不能急轉直下的傾向，所以悅的這些空論，全是無補於實際的政治的。
但在後漢的時候，學者思想已不復囿於儒家的專制之下。因了劉向父子的努力，古籍漸為學者所易見。於是加以研究，加以探討，加以比較之後，便到處發現其中的誇誕與矛盾之處，或有許多，是不順適於後代文明社會的見解與觀點的。於是一二個勇敢的學者便捉住了這些所在，加以直覺的理性的評判。每一次繼於古籍的整理之後，必有這樣的一次理性運動發生。而在劉向父子之後，也便來了一位大懷疑者王充（王充見《後漢書》卷七十九）。他開闢了後來的劉知幾、崔述等人的先路。他字仲任，會稽上虞人。曾師事班彪，仕郡為功曹，以數諫爭不合去。充卒於公元90年間（漢和帝永元中）。他常閉門潛思，絕慶弔之禮，戶牖牆壁各置刀筆，遂成《論衡》（《論衡》有明通津草堂刊本，《漢魏叢書》本，《四部叢刊》本，《百子全書》本）八十五篇。《論衡》實為漢代最有獨創之見的哲學著作。當時儒教已為思想的統治者，而充則毅然能與之問難。他在《問孔篇》上說：
世儒學者，好信師而是古，以為賢聖所言皆無非，專精講習，不知難問。夫聖賢下筆造文，用意詳審，尚未可謂盡得實，況倉卒吐言，安能皆是。不能皆是，時人不知難；或是而意沉難見，時人不知問。案聖賢之官，上下多相違，其文前後多相伐者，世之學者不能知也。
又在《物勢篇》上說：
儒者論曰：「天地故生人。」此言妄也。夫天地合氣，人偶自生也；猶夫婦合氣，子則自生也。夫婦合氣，非當時欲得生子；情慾動而合，合而生子矣。且夫婦不故生子，以知天地不故生人也。
這些話都說得很勇敢。但充的文辭，殊覺笨重，不能暢達其意，這是很可惜的。略後於允者有王符。
符字節信，安帝時人。志意蘊憤，隱居著書，以譏當時之得失，不欲彰顯其名，故曰《潛夫論》（《潛夫論》有《漢魏叢書》本；湖海樓本，此本有汪繼培箋），凡三十六篇，但其言論卻無甚新意。
此後，至獻帝時，又有兩個論文家出現。一為仲長統（仲長統見《後漢書》卷七十九，《三國志》卷二十一）。統字公理，山陽高平人（179—219）。性倜儻，不矜小節，默語無常，時人或謂之狂生。曾參曹操軍事。每論說古今及時俗行事，恆發憤嘆息，因著論名曰《昌言》，凡三十四篇。一為徐幹（徐幹見《三國志》卷二十一）。干字偉長，北海人（171—218），著《中論》 （《中論》有《漢魏叢書》本）二十餘篇。曹操曾屢辟之，俱不應。此數人的思想俱不脫儒家的範圍，遠沒有王充的大膽與成就。
參考書目
一、《全上古秦漢三國六朝文》七百四十六卷 清嚴可均編，黃岡王氏刊本，版存廣雅書局，又醫學書局石印本。
二、《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明張溥編，有原刊本，長沙刊本。
三、《文選》梁蕭統編，有胡克家刊本，《四部叢刊》本。
四、《古文苑》有《平津館叢書》本；有坊刊本。
五、《百子全書》有湖北書局刊本。
六、《漢魏叢書》有明程榮刻本（三十八種）；何允中刻本（七十六種）；清王謨刻本（八十六種，後又增到九十四種）。